又到一年讨薪时

2010年12月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人社部年终工作会议上发飙“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我希望今年不要在出现这个问题”;

2011年1月1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称,人社部11日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国资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督查组,分赴江苏、河南等地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专项督促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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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边,仅仅在我生活的城市昆明:

2011年1月17日,近200名农民工高举着“回家过年”的标语试图冲进昆明江东地产销售中心,与保安发生肢体冲突,包工头廖氏夫妇在冲突中受轻伤。据称因江东地产拖欠施工款,工程队工人被拖欠工资每人至少有7、8000元,而江东地产是因开发昆明北市区而显赫一时的本地大地产公司;

1月20日,昆明拓东路拓东大厦遭民工包围,民工称是来向拓东大厦11楼的大地地产公司讨薪,据称欠款约为600万。大地公司在云南石屏、大理有多个住宅及旅游地产项目;

而相关的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工会等部门近期除了应付节前送礼的单位,其主要工作便是接待节前讨薪的职工,据称,已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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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诧异,最多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发生在最暴利的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

中国地产行业的暴利并不来源于产品的独特价值和经营的高效(同样利润很高,苹果可是被顶礼膜拜的榜样),而主要依靠土地供应垄断及强力行政审批带来的非市场化环境,进入地产行业的门槛不在于经营能力,甚至不是资金,至关重要的是“关系”。这就造成在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行业依靠自有资金进行开发的企业却寥寥,除了众所周知的银行贷款和预售款之外,拖欠工程款、以房抵款都是行业的常态。再加上在行业利润分配上,土地>开发商>工程施工(其中总包商>分包商),到了具体的施工企业,面对的就是低下的利润和往往被拖欠的收入。没有真正的市场化环境和由此产生行业运作方式的调整,加大追查欠薪的力度,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追查,只能是讨薪暴力的继续升级。

我并不诧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尹部长只批评拖欠工资的企业无德,而不直斥他们违法,尽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劳动合同法》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过一场儿戏。如果说95年《劳动法》开启了劳动用工由计划方式向市场化方式的过渡,并提供了恰当的规则,是一部好法,到了《劳动合同法》不仅没有继续改革的方向,反而为了应付黑砖窑事件匆忙出台,处处开倒车,忽略的恰恰是大部分中国企业早不是生产、社会一把抓的旧国企了。

曾掀起轩然大波的华为事件,后来印证不过是华为的反应过激,从08年到现在,有多少企业因欠薪被强制执行(更多是漫长的调解)?又有多少企业因不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被处罚?政府逃避责任,把员工就业、社会保障的责任简单的推给企业,而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更合理地规范政府、企业、员工的权利、利益与义务,这不但造成了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而且由于利益失衡,但政府严查企业的违法或越界的行为,或许就将逼的企业家破人亡,而这个烂摊子最终也要政府来收场。

我并不诧异,追查欠薪年年进行,民工讨薪却年年发生

已成为社会问题的大范围、日常化的欠薪其实不仅仅是企业有良心与否、违法与否甚至法律好坏与否的问题,其根本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却没有合理的渠道让民间分享,扩大内需的关键不是去挤压老百姓的钱袋子,而是如何让民间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总理讨薪固然让人感动,但总理的本职似乎更应关注宏观经济的调整、关注税制的改革,关注国进民退给创业和小企业发展带来的困境,真正去履行多年来一直在说的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的承诺。

这世上最可怜的就是中国的农民,交着繁重的杂费、种着便宜的粮食、享受着一片空白的社会保障、还时时存在着失地的风险;进城打工的备受歧视,工资微薄条件险恶,回家过年还得忍受春运的痛苦,能挤上火车的兄弟还算幸运,那些还在讨薪的哥们姐们,你们几时才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