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书

这几天最热门的话题是打拐和救助乞讨儿童,不管批评的声音有多理性,在媒体、网络的推波助澜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似乎已经开始了。和这些年反日、仇美、围攻家乐福这些群情激昂的群众运动一样,冲锋在前态度最激愤的大抵都属于被亲切称为“不明真相的”那部分群众,而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幕后推手,“那一小撮”,其实不言自明。

天朝政府实在是无所不能,如梁文道所说“你所想得出来的一切事情,无不在政府的规划之下”。但中国的问题恰恰也出在政府管的太多,改革开放30年,如果说政府做对了什么,那一定是放权让利、国退民进,尽管领域极小、出让也极少。而国家退不退、退多少、怎么退一直以来也是事关中国改革的最核心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间与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博弈也是成就这30年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0年出了一本畅销的好书,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关注的一直是个人、市场与国家的博弈,而熊培云指出了在国家、市场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广泛的存在——社会。而在我们这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或许有主义,但在国家的强力压制之下,社会则早就苟延残喘、若有若无了。

但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社会高度成熟的时候,熊培云说“梦里回到宋朝”,今天的中国仍然没有走出农业社会,而在宋朝,不仅GDP占了全球的一半,更令人惊讶的是,北宋时期的工商业税收已达财政收入的70%,这意味着中国在宋朝曾经一度进入了工商业社会。同时宋诗词、宋散文、书法、绘画,文化的繁荣恐怕不亚唐朝,而中国历史上一大半的科技发明也出现在宋朝,而宋朝却是秦以来皇权较弱的一个朝代,政府力量的弱化,使得社会得到了充分的空间,也造就了空前的繁荣。

社会与现代的国家观念其实并不是矛盾的。用熊培云的话说,“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已”。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至少在我们这个国家,“国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少数人的统治工具,爱国主义对少数人而言是爱自己,对多数人其实也就是草民乃奴才、皇上万万岁而已。重新发现社会,也就是重新认识国家,真正解放自己。

熊培云的讨论并不只限于国家—社会,还包括人。熊培云提出,有人的地方未必有社会,只有有了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才真正是建立了一个社会。而中国真正让人痛心疾首的,还不是国家的强权,而是源于价值观念的社会崩溃。

这里要翻出另一本书,2009年出版的不畅销的好书,孙立平先生的《重建社会》。这本书的书名起的其实并准确,因为这本书几乎就是一幅中国社会溃败的全景图。

从权利失控造成的不可遏制的腐败,到暗箱操作、潜规则的明规则化;从政治生态的恶化,到民间道德的沦丧;从中产的失势到底层的沦陷,当社会资源越来越往少部分人和利益集团手里面集中,道德、共同价值的流失、社会底线的失守其实不能仅仅责怪某一个具体的人,无论他是腐败的官员,还是自身也吃不上好饭的黑砖窑主。听听周云蓬的《中国孩子》吧,这个看不见光的人,比我们每一个看得见这世界的人,都更深刻的写出了这个社会的沦丧。

面对社会转型产生的问题,天朝的办法是维稳,而孙立平先生认为,社会的溃败和社会的动荡不是一回事情,社会的溃败对应的是社会健康,社会的动荡对应的是社会的稳定。尽管当下有着很多的社会矛盾,但真正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机会却不大,对中国威胁最大的还是社会的溃败。而现在的维稳体制,夸大了不稳定因素,造成财力、物力、人力的极大浪费,一味的“堵”,不仅会造成矛盾的积累,也将加速社会的溃败。

这两本书都是真正的好书,一本理清了观念、一本讲出了症结,在一片喧嚣中已不啻于“盛世危言”,但现实往往比书本要残酷,“如何做”,这才是最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