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局——读野夫《水生风起》

关于《水生风起》,野夫先生自己说到“解剖一个乡村关于水的故事,骨子里是要借以揭示基层政权究竟是怎样维稳的。管中窥豹,足以看见这个体制面对诸如此类事故时的惯例动作”。

野夫选取的切片在地属四川都江堰灌溉区的安家镇长堤村六组,这个地方尽管属于岷江流域,却没有一条河经过,属于较缺水的地区。五十年代为扩大都江堰灌溉范围而由家家派工修的人民渠也仅从村边缘经过,而队里唯一的堰塘已经承包给了外来人养鱼。到每年5月插秧季节,如果雨水不盛,村民唯一的指望就是都江堰了。

不过由于都江堰灌溉的范围太大,如果一起开闸,水也是不够用的,因此水利局制订了一个时间表,各个县镇轮流开闸取水,但长提村六组在下游边缘地区,每年轮到他们取水提灌的时候,要么农时稍过,要么水量已经不足,再加上49年以后的一个新政策是每户都要按亩计算按年缴纳水费,这项在农业税废除之后仍然存在的税费尽管不高,却依然让村民产生了积怨——水不解燃眉,钱不少一分。

按中国人一贯的处事习惯,就算遇到很大的委屈,多数时候也是抱怨几句便吞到肚子里面了事。但这怨愤一旦爆发,就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由点而面,小问题往往引发一连串无解的问题(本文中我称为死局),最终变成触及根本的大事件,《水生风起》记述的发生在六组的张老汉抗水费便是这样一件事。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天干无水,张老汉心急如焚。但水未到,村组长却已经来收当年的水费,尽管张老汉只要为家里的5亩地交约200多元的水费,但一时火起,他决定不交,他还对组长说“水是岷山上流下来的,凭什么要农民出钱?”、“更何况这个人民渠还是我们自己以前挖的,那时也没给我们一分钱工资啊。再说都江堰也不是共产党修的,凭什么几千年都不收钱,现在反而还要我们人民来缴费呢?”

这句让组长无以作答、只能尴尬离开的话却牵出了一个死局——水费征收的合法性问题。用宪政的观点当然可以从委托代理关系、授权程序等诸多方面找出水费的破绽,但在中国,合法性的问题远远不止在水费,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现有体制下无解的问题。让这件事真正显得荒谬的是,向来视为压在农民头上大山的封建帝王,也从来没有从农民手里拿走过一毛水费,这是新社会的新政策。

不过曾经在村里做过会计的张老汉是个聪明人,他是不会把用来对付村长的话说到底的,一来他毕竟还是要用水的,二来水费毕竟是国家规定的,而且已经交了那么多年了,如果只有他一人不交,也是不行的。他的策略是转移话题,把矛头指向村里的堰塘。

作为村里唯一的水源,堰塘已经由村长代表全村承包给了外地人养鱼,但租金是几年前定下的,现在看来已经很低。这里面暗藏的一个死局是,堰塘如果不出租,那么村里还要出一笔钱进行清淤,这对于负债严重的乡村财政几乎是无法承受的,但出租的话,虽然可以省下这笔费用,还可以带来一点收益,而且作为管事人的村组长往往还可以得到一点额外的好处,不过因此产生的村民与组长间的矛盾就难以避免,还时时会成为村民发泄不满的一个借口。

张老汉不仅用了这个借口,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解决方案——用涨租金的钱来支付全组人的水费,这让张老汉很快得到了组里人的支持和响应。但他离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很远,首先他不能去政府或者纪委告组长,因为组长从出租堰塘上得到好处这个事是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很难确证的,何况组长这样的编制外职位本来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干,一旦不能查实,政府肯定是要支持组长的,到时减免水费的目的也就落空了;其次,他不能上法院,因为承包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无论是讲道理还是拼关系,都绝没有赢的可能。这就又引出了一个死局,对中国的底层,是没有什么合法有效的途径去参与社会博弈的,留给他们唯一的路就是上访,而上访本身恰恰又是死局一个。

野夫先生分析说,上访是国家制度的特别设计,其目的在监督基层,但却又强力规定严禁越级上访,并把控制越级上访列为一个政务考核的指标。这就造了一个很大的矛盾。以六组为例,按规定张老汉们只能在村两委反映问题,但一来村两委权力有限,二来村两委如果轻易推翻组长的权威就很难到人来做这个工作了,他们的决定当然会偏向组长,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违规,越级上访的发生却成为必然。而对于基层的政府部门,其实他们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来彻底的解决问题,但稳定是无条件的,为了维稳,妄为、乱为乃至做恶也就几乎成了必然。

野夫的一个观察是,今天的大部分县级信访机关,不再像过去那么官僚,面对这样群访事件,他们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甚至还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一方面,他们会马上在政法委的主持下,召开了镇、村、组负责人都参加的联席会议,集中分析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公安、国保也会快速行动,搞清发起人的背景、并及时安插线人,彻底杜绝下一次群访的发生;同时,相关的宣传部门也会去做记者的工作,防止消息的扩散;当然,还有一方面,六组所在镇的党委书记会很快接到县里打来的电话,被骂一顿之外,还得马上派车去把上访的村民接回去,劝说访民甚至已经成这了些基层干部必备的基本技能。

但单把访民送回去、消息封锁住是不行的,关键还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文中提到的意见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把问题限定在堰塘承包问题上来解决

方案1:维持现有承包合同,这相当于问题没有解决;

方案2:偏向访民,改变合同。但这个方案存在几个问题,首先,这不合法;其次,承包商也不是好惹的,他也很可能发动他的雇工来上访,而且他的渠道更多;更重要的,能出来混这碗饭的,往往都有各种关系,他背后的谁谁谁,都是得罪不起的,何况他还占着理;

结论:此路不通

二、回到水费这个根本问题上来解决

方案1:免除张老汉水费。如果是个案,这就是最好的方案,但水费是普遍的事情,如果免了张老汉,就得免全组,然后就是全村、全镇……,最终就是变相的废除水费,这个马蜂窝当然捅不起的;

方案2:孤立张老汉。这不难,只要去做工作,多数人是不会和官方为难的,他们不会再和张老汉一同去上访,但只要张老汉不交水费,他们也不会交,他们既不会主动去得罪政府,但也不会轻易放弃可能得到的利益。这仍然不足以解决问题;

方案3:不交水费就强制停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方案,一旦因为缺水而造成农民弃田不种导致颗粒无收的话,这将造成真正严重的问题。

方案4:把收缴水费的责任落实在组长,收不齐就从组长的补助工资中扣。这当然不行,收不齐水费的责任不在组长,这样做只能逼得他辞职,而且将不会再有人肯来接任,所以通常是一番撒娇式的博弈后,组长还是那个组长,水费也还是那笔水费;

方案5:组长的建议:用镇里欠队里的债务来抵消水费。野夫先生用一节的篇幅来详细解释了这笔由农村合作基金引发的乡镇对村组(实际上是全体村民)的欠款,简单的描述一下这笔欠款就是数额巨大(单安家镇就有3000多万,平均到各村组也在30万)、涉及范围广(几乎是全国)和几无可能清偿。组长的这个建议触到了县乡财政中无人愿意提起的死局,而且这无疑是一个任何局中人都无力也无胆解决,甚至不愿提起的死局。

结论:此路不仅不通,而且是大大的不通。

三、其他途径

野夫提到在现实情况下,被经常采用且成本低风险小的一个做法就是所谓的强制手段——送牵头人劳教或者强制精神治疗,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轻易采取强制手段的,何况张老汉的事件尽管复杂,却不恶劣,也没有直接触及任何层面的一个具体官员的利益,只要能掌握张老汉的动态,对他们而言就足够了。

在把各种可能的方案都梳理了一遍后,相关的干部发现,要以一种相对彻底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没有可能的(这似乎也是广泛存在于中国的一个死局),既然张老汉都知道水费是不能提的,那就还是回到堰塘上来,按很有中国味道的方式,由县里出面宴请承包商,说明县里的难处和维稳的安排,然后承包商立马调高了租金(也就是六组一年的水费),然后就是当承包商想再在其它地方承包一个河段,有了书记的电话,一切水到渠成……

这其实又是一个难以言清的死局——诡异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是互有钳制的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可以很直接,比如在《水生风起》的承包商拿钱提县政府买到了稳定,县政府回馈了其它的项目;也可以很隐蔽,比如蒙牛事件,在三聚氰胺门、恶意营销门之后,相关部门还肯替蒙牛顶雷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政府要稳定,他们不像蒙牛数量巨大的员工及数量更巨大的牧民因蒙牛的三长两短成为不稳定的因素(短时间内再扶持一个蒙牛这样规模的企业几乎不可能),这其中当然有可能存在蒙牛对政府官员的行贿行为,但那更接近于融洽政商关系的润滑剂,而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可参考另一篇博客《再说瘦肉精》)。比起个人腐败,直接涉及了政府本身利益的腐败要更加可怕,或许可以把这称为体制性腐败。

到这里,《水生风起》读完,我顿生一篇读罢头飞雪之感。野夫先生惊人的洞察力和坚实的笔力令人叹服,但这篇杰作的命运却令人唏嘘——作为新创刊的《天南》杂志创刊号的主打文章在送审时被拿掉。这当然不是奇怪的事情,和文中记述的事情汇在一起,却说出了死局背后真正的死局——禁止触碰问题的真正核心,只准在边缘抹平甚至遮盖问题,哪怕“那些微风掀起的波澜,以及任何一轮波澜都可能汹涌成潮的惊险……”。

 

附:野夫《水生风起》的原文地址: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32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