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说到马云,再次说到支付宝

一、有关契约

让我意外的是,在最近因支付宝股权重组引发的风波中,“挺马”的人居然有那么多。

我不知道那些“挺马”的朋友里面有多少是买过阿里巴巴(HKG 1688)股票的,现在还继续持有的人又有多少?作为一个曾经买过阿里巴巴股票的小小股民,我庆幸的是我早就抛掉了那些股票,这样至少我现在不用担心哪天马总再次先斩后奏像终止支付宝“控制协议”那样,祭起“国家安全”的大旗、拿出“100%合法”的原则把阿里巴巴1688的“控制协议”也终止掉,不然看着电脑上跳跃的数字瞬间归零,你说我是去搞条绳子、找把剪刀,还是去学杨佳、钱明奇那样磨菜刀、制炸弹,或者像史玉柱那样为马总的爱国行为唱上一首红歌?

这句话当然近乎玩笑了,理性的选择是先看看马云开出的补偿条件。相信和这次马云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与雅虎、孙正义间的补偿谈判一样,宣称要建立“新商业文明”的马云肯定也会给予所有股东包括中小股民补偿,但问题有二:一是一个甚至一群小股民怎么可能具备雅虎、孙正义那样的谈判实力,何况就算是雅虎、孙正义,不也被马云批评为自私自利,当他们不以“阿里巴巴大部分人的利益,也就是我(指马云)的利益”为根本来考虑问题时,一切的损失在马总眼里皆因自作孽;二是和拆迁类似,有房子在,或许还可以做“最牛钉子户”,假如房子已经被强拆了,掌握谈判主动权的只会是马云,何况他“不完美但是正确”的行为不仅“100%合法”,而且合乎国家安全。

当然补偿谈不拢,还可以上法庭,而理由也只肯定不外乎这一个——违反契约。

就像我相信人权高于主权一样,我也相信在经济和商业领域里契约与产权是高于其他东西的,契约与产权就是经济与商业的自然法。如果一个人违背了契约或者侵占了他人产权则必然违法(何况是以违背契约的方式侵占他人产权),如果一项法律或者一个政策(及其执行效果)与契约及产权的精神相冲突的话,那么要检讨和修正的不是契约与产权,而是法律与政策。

二、有关安全

在马云发给胡舒立的短信及他在媒体沟通会的发言里,他连篇累牍地讲了一个问题——“国家安全”,他甚至感叹到“我第一次对国家央行有对未来国家安全考虑而敬重”。

那么支付宝的支付数据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财新网的《支付宝考验》和易凯资本CEO王冉的《制度之责与马云之错》都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他们给出了一致的意见——影响不大。王冉还进一步假设,“就算支付宝真的掌握了关乎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的核心数据,那么这样的数据似乎应该交与政府掌管,而不应让一个由两个自然人发起设立的公司成为它们的实际拥有者”,当然,马云已经放出话来“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尽管这话听起来与善于言辞的马总说过的另一些话是一个味道。

而且从商业上我也很难理解马云的这些话,就算淘宝不考虑海外的拓展(其实已在开拓日本市场),阿里巴巴也是有大量海外客户的,现在马云宣布他的公司和某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那么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民众会怎么看待他的公司,如果说央企、华为的海外并购频遭抵制是因为他们不可改变的背景,那么马云就是在自己给自己的未来设置障碍。

对比一下联想吧,说爱国,老柳可真是发自内心的,“产业报国”在他那里可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但国际化了的联想却迅速将其使命“去国家化”而调整为了世界性的主题,比如“创造世界最优秀、最具创新性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获得更新、更好的技术”等等,主动融入世界的联想是不会被排斥的,所以它刚刚完成了对NEC的收购,就又顺利的并购了德国公司Medion,而所有的评论都只讨论联想的战略与竞争的格局,而未见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

回到安全,实际上安全并非不重要,反而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这里说的安全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个人安全。

和对国内邮箱、IM的态度一样,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支付宝能给我什么真正的安全,国家安全可以随意的查看一个人的邮件,也就可以随意利用一个人的支付信息,当一个企业和所谓的“国家安全”如此紧密的捆绑在一起,被国家安全掩盖了的个人安全,总会让人觉得那么的不安全。

如果把诚信和安全看做支付行业的两根支柱的话,那么马云这次不但一脚踢飞了其中一根,还顺带让本就不很结实的另一根看起来那么的摇摇欲坠。

三、有关VIE

由马云“爆料”而掀起的关于VIE的讨论多少有些不痛不痒。

VIE的支持者大多强调VIE结构对中国互联网及创新行业的巨大贡献,但却每每卡在马云讲到的“完全合法”,因为有没有作用和违不违法是两回事情,不管VIE产生了多少正面的作用,但它的本质就是绕开法律。

而反对者呢,除了举着“100%合法”的大旗在道德层面诈唬一下,又实在是提不出什么可行方案既代替VIE又维持相关行业的正常发展,如果用马云最新出炉的“合法、透明、健康发展”的商业三原则作为标准,那么有了“合法”,几乎就断送了“健康”。

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VIE的错与对,而是互联网、新闻、支付等领域外资究竟能不能进入。如果不行,那么VIE也不行,如果可以,其实又何必搞什么VIE。

现在的局面很类似1978年的小岗村,18个农民已经按了血手印把田分了,而事实又证明不分是不行的,那是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身份,确认分田到户有理,还是回到人民公社,挑开潜规则并不可怕,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才是关键,上一次选对了,这一次呢?

如谢文在微博上所说“这轮进攻已经触及改革开放的底线了。三十年努力可能毁于一旦,或者毁于一事”,但这已经不单单只是勇气与智慧的问题了,它涉及意识形态、涉及权贵利益、也起决于官方的改革动力,但这已经是任何人都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了。

比如VIE的支持者,明知问题的根源其实是外资禁入的政策和过度监管的体制,却只在VIE的合理性上进行争辩,《创业家》甚至在其《关于VIE的看法》中呼吁“不要引发政策之争”,在红歌高唱、国进民退整个政治经济都全面左转的当下,求得政府对现状的默认肯定是更安全的做法,一旦刨根问底不成,伤得最重的肯定是企业和它的用户。

又比如央行,从财新网在《支付宝考验》中提供的信息来看,在外资是否可入、VIE是否可行的问题上,央行又打起了其擅长的太极拳。央行相关人员给财新传递的信息——内资可拿牌照、外资可走国务院审批通道、VIE的事以前不了解现正在研究——以其说是央行给外资进入留出了空间,不如说是央行给自己留出了空间,因为现实是没有一家企业是以外资持股身份走特别申领牌照的,把这些关乎根本的问题搁置起来远比卷入漩涡要好,毕竟十八大在即又有稳定高于一切的天条,维持现状才是最好的选择。

真正尴尬的人是马云,在业内固然是千夫所指,送给央行的黑锅又被原包退还,而他提出的、或许可以促成又一轮开放的问题,却很可能随着时间被河蟹得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个故事——关于他为了私利而拍给体制的一个马屁。

四、有关马云的决策

在马云发给胡舒立的短信里有这样一句:“评论者注重的是评论本身,而当事人必须关心正确的方向和用正确的方法把事做完了才考虑参与评论。”

这句话的一个潜在意思是评论者评论完就完了,就算错了也只要承担评论错了的责任就可以,而当事人必须为事情的全部负责;评论者可以只在理论和道义上进行分析,而当事人必须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寻找可行的方法。

不少人说由于政策本身的模糊,VIE结构在国内的既成事实普遍存在,加上支付宝的规模,就算支付宝以VIE协议控制的模式申领牌照,央行也必将进行慎重的考虑,协议控制不会有问题。

但不可忽略的是中国政策的解释与执行往往又有很大的随意性,用老罗的话说,他可能10年不查你一次暂住证,也可能1天查你10次。除非你是红到牙齿的太子格格,不然谁又敢肯定自己对政策口径的把握100%准确,谁又敢拍胸脯肯定马云所说的央行明确告知支付宝要获取牌照就必须内资化而且不能存在协议控制不是事实?

批评马云容易,但把你我放到马云的位置上去,谁又会拿自己的企业去做政策的试金石?

中国的民营企业,包括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在内,面临的生存环境是残酷的,除了资源被政府高度垄断之外,还有诡异的政策环境——严厉的行业准入、过度的监管、不完善而又模糊的政策、随意的执行和深入骨髓的腐败。

诡异的政策环境让本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显得更加脆弱,市场规则受到漠视,短期利益被无限放大,而这些恰恰是企业理性决策的天敌,却也恰恰容易成为企业恶劣决策的促因。

马云错了,错不在目标与方向,无论是支付宝要取得牌照,还是要从雅虎手中夺回阿里巴巴的绝对控制权,而在于其借着政策环境之乱,只求利益而漠视基本规则的做法。

还是我在《从迪伦到支付宝》中写的那句话:

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如果只看到个体的恶而不去找体制的恶因,那么恶永远不会消除;但如果只是把所有的恶归咎于体制造成的环境,而不去追问自身的从恶、助恶、行恶,还把从恶、助恶、行恶视为现实的生存之道甚至称之为成熟,那么恶最终将让每个个体都成为无可救赎的受害者。

五、有关社会责任

关于马云之错,我觉得王冉的话讲的最到位:

“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他本来完全有机会选择通过捍卫公司治理的原则和底线从而推动监管部门对过度监管做出某种有利于中国产业和经济长期发展的局部修正,但实际上最后却选择了触碰这样的原则和底线同时还顺带把所有采用VIE结构的中国公司悬在了半空。”

马云是最爱讲“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之一(也可以说是把“社会责任”讲得最深刻的中国企业家之一),而企业、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较高的层级(也是当前中国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呼吁政治体制的改革、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但马云说他不关心政治。

谁他妈关心政治?

只有捧体制臭脚、给芝麻绿豆都贴上“国家安全”标签、口口声声理解了政府的苦心的人才他妈的关心政治。

蜘蛛侠说“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马云却做了相反的事,他曾经是我尊敬的创业偶像,也因此,我希望有一天他会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