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商关系的吐槽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和一帮做生意的朋友一起吃饭、闲侃,如果不慎提到自由、民主、人权、政改这样的话题,总会有人跳起制止,并声称“我不关心政治,我只是做生意的,我关心的只是生意”。但往往其话音未落,席间便会热议起最新的朝中八卦,上至江太上皇的生死与18大阁位之争,下至当地某股级小科长的异动,甚至最基层公务员间或明或暗的恩怨情仇。

简而言之,生意人们或许真不热衷“政治”,但却绝对关心“权力”。

考虑中国的现实,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权贵又借“市场”之手瓜分了绝大部分生产之利,行政之手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却处处发威毫不松手,民营资本、民间企业的生存空间其实是由权力定制的,杨继绳先生为这种专制权威主义与残疾市场经济“恶性结合”的经济体制所起的名字——“权力市场经济”——也恰好形象地说明了这种体制下的生存法则:权力,第一位的是权力。

吴晓波在《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博弈》里说“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这其实是高抬了中国的民间企业,以专制权力之强大、“抑商”文化之根深,中国的民间企业是根本无力博弈的。从古至今,中国民间企业的生存状态无非就是在专制强权的阴影下苟且求生,权力放松控制扩大一点民间企业的生存边界时工商业便蓬勃兴盛,权力加强了控制、挤占压缩了民间企业的生存边界时,工商业也便急速滑落。

不用回溯更久远的历史,仅仅在几年前,中国社会还洋溢着向上的活力、涌动着创业的激情,其时最重要的经济与商业话题之一是“国退民进”中的正义性问题;而当公务员成为大学生的首先职业,当国资与权贵合奏出一曲“国进民退”的大红歌,曾经的活力与激情荡然无存,曾经的创业偶像马云甚至说出了一句“我愿意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由于商人“逐利”的天职与有产者(不论“产”的多寡)“求稳定”的天性,尽管商业的发展受制于体制、商人的利益遭到权力的掠夺,但反抗对商人阶层仍是下下之选,对待权力,整体力量弱小得多的中国商人阶层的选择往往是:要么“躲开”、“绕开”,要么“迎合”、“共谋”(这也恰恰是商人们更关心谁掌握权力而不追问自身“权利”的原因)。

当然,“躲开”与“迎合”其实并非两个选择,因为只“躲”是“躲不开”的,除非你永不做大以至于权力对你毫无兴趣。在更多的时候,“躲开”与“迎合”就是民间商人对待政府的“一体两面”,正如吴晓波描述的: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

典型者如史玉柱,作为其立足之本的保健品及网游行业尽管堪称暴利,却还只能算非关国计民生难入权贵法眼的“小生意”,这可谓“躲”;另一方面,他拼命唱“红”、卯足力气大拍体制马屁,还要拉上马云一起“爱国”,这可谓迎合,何况能让脑白金这类毫无保健作用的伪保健品以“礼品”的方式横行全国,除了天下无二的软文功夫,对中国“礼品文化”的深刻理解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而以“礼”为代表的利益输送不正是“迎合”权贵最重要的方式吗?

典型的行为如入仕,这也是自古的传统,以今天而言,实缺当然不可能,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工商联这类民主党派的挂名职务等等虚衔还是很容易弄到的,毕竟从政不是目的,求一“自己人”的身份才是核心,而权贵也极其乐意派发此类虚衔,正所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不过以利益输送为结合点、依靠商人的“躲开”与“迎合”形成的政商关系却无疑算不得一枚好果,比吴晓波说到的“经济成长丧失创新力”更严重的是行业往往会在如此的政商生态下走向扭曲,比如集中国之病于一体的房地产业;企业也会因自身境遇之苟且而行苟且之恶并导致全行业的道德崩溃,如瘦肉精、三聚氰胺、塑化剂笼罩下的食品行业。

但比起这些,伤得最深的,还将是商人自己。

一方面政商关系的维持全赖于献血般得持续的利益输送,而权利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如果支付宝变局的最终结果是马云真把支付宝献给了国家,我一点都不会惊奇,因为四大家族的逻辑、公私合营的逻辑、官倒的逻辑从来就没有终结过,反而早已发扬光大了。

另一方面商人的利益和能力都在经商而非弄权,以权利斗争的黑暗,陷得越深、死得越惨,一旦有风吹草动,首先被仍出来的往往就是这些依附者。史玉柱的鞋还是干的,黄光裕的却已经湿了,还好他淌到的水不算深,只是呛了几口水,也可算一幸运儿了,而郁知非、张荣坤诸位却再也没有明天了。

更糟的是,一旦权利体系崩溃,攀附权利的商人往往是最早也最大的受害者,比起无形的体制,他们是有形的发了“不义财”的有产者,比起在后面扯线的权利,他们是在台前为恶的木偶,比起还可以尊为政协委员的末代皇帝和国军将领,他们只是必须被打倒的地主和资本家。

这又是一个死局。

但从根本上说,依附“权力”不能全怪现实,争取“权利”也绝非自杀式的空想,“权力”与“权利”只是短期利益长远风险与现实风险长远利益的利益计算。

我突然想起《十月围城》中的李玉堂,这位虚构的企业家在体制下的境遇其实并不弱于今天不谈政治的同行,但他知道未来是什么,自己要什么,该做什么,比起马云辈,他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