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伟的《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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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寻路中国》再读《江城》,我是有些失望的,就像吃过山珍海味俱全的主菜之后,再回头去吃餐前的小碟。《寻路中国》立下的标准太高了,相比之下,《江城》就显得稚嫩了。

《江城》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书中描写的涪陵,也是他“寻路中国”的起点。作为一个西方人,刚到中国的何伟也无可避免地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我想这并非偏见,更非环球体所指的“别有用心”,一个相对封闭、权利又高度集中的专制国家,在其它正常国家的公众眼中,除了愚昧和所谓的神秘,剩下的当然就只有政治,这就和我们谈论朝鲜时一模一样。何况在这个政治依然无孔不入的国家,要发现那些因政治而荒谬的东西其实并不难。

何伟关注到了在中国无处不在的标语,在他学习中文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留心去看这些标语,甚至以看懂多少标语来检验他的中文水平。但当他终于看懂了这些标语的时候,他竟毫无满足感,因为他发现这些遍布大街小巷的东西不过是些极端空洞、甚至有些伪善的政治口号。

何伟也留意到了和口号一样充斥着政治的活动或事件,有像邓小平逝世和香港回归这样的大事件,也有其支教的学校里其它大大小小的校园活动,他发现在这些事件里面,学生和老师的表现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符合官方的要求,但又不像刻意的扮演。当然如果碰上大事件,官方更会大张旗鼓的组织各类只有政治的活动,何伟详细记录了学校组织的“重走长征路”,他不无调侃的说,一个纪念艰苦长征的活动,却拿着烟厂的赞助,更有趣的是,学生代表终于从涪陵走到了延安,却因花光了钱而不得不由学校派出救援队才保证了学生的返回,这当然是讽刺,现实的讽刺。

何伟还发现了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当他在课堂上比较中国和西方,甚至仅仅是讲美国存在些什么问题时,学生们都总会说“中国是好的,不存在那些问题”;在香港回归时,他发现,尽管他的学生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似乎是在渡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更让他惊讶的是,学校组织篮球赛,当他和另一个支教老师亚当代表英语系参加学校篮球赛时,普通的比赛带上了“爱国”的性质,连裁判的判罚标准都开始倾斜,但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样无可厚非;而在他个人参加的涪陵长跑比赛里面,因为他的夺冠,甚至让被赋予了“爱国”意义的长跑比赛都变得尴尬。其实正如何伟在书中所说,全世界的爱国主义虽然披着高尚的外衣,但骨子里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无知和恐惧。

何伟最不能忍受的是政治对教育的极端控制,他发现不只是给学生的教材全是政治宣传,连他学习中文的教材也全是宣传,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填鸭式,为此他和他的汉语老师甚至爆发了“鸦片战争”。不过中国教育的真正问题还并非教材,何伟观察到,中国学生机械式的学习,他们毫无思考,只要老师说了,就完全相信。他们跟随范本甚至到了抄袭的地步,而相互抄袭更是普遍,他布置一个题目,然后在学生的作业里收到几分一模一样的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按教材,对毛太祖的功过评价为“七三开”,有次他故意说,毛的功有67%,立马就有学生纠正,他说少了3%。

我很佩服何伟对细节的观察、分析、组织能力,零散的材料到了他的手里往往会被梳理的清晰而有条理,《寻路中国》如此,《江城》也如此,但《江城》却远没有达到《寻路中国》的深度。尽管写《江城》时,何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两年,但我想他对中国仍然是不够了解的,《江城》被局限在政治,而并未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里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写他的中文老师,这位廖老师在教何伟中文的两年里一直因教育方法和政治观点同何伟摩擦不断,但在何伟的送行宴上,当学校外办的领导取消何伟的中文时,廖老师竟然出何伟意料地很严肃地指出了外办领导的错误,何伟感到了温暖,也许也感到了迷惑,那个宴会上的廖老师和平常的廖老师实在差异太大。

让何伟迷惑的恰恰就是中国社会最不可言说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有人称为“文化”,也有人叫它“哲学”。当时的何伟可能还不知道“八面玲珑”、“外圆内方”这些词,在当时也许他也不知道,廖老师与他的争辩时的态度仅仅是因为“老师”这个头衔;他或许也不知道,当他的学生申请入党时,压根可能没想过什么是共产主义,而仅仅只是为了现实的功利。很多时候,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知道不代表要说出来,说不说、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已不仅仅只是利益的机变,甚至成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些必须穿越政治才能真正看得清楚。

好在何伟是一个真正有探索精神的人,《江城》获得了很大的赞誉,他却携妻子再度来到了中国,并一住七年。他本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惊人的洞察力,当他用了足够多的时间在足够大的空间上观察了中国,写出《寻路中国》这样的杰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最后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英文书,在理解上肯定有非常多不到位的地方,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