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昆明

有几个作家真是为了“不好处理”的1000块钱去抄“讲话”?又有多少作家想抄“讲话”而不得?不要用职业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良知(或者应该有良知),夸张的说,任何正常的思维对于体制、体制内的人和想混进体制的人都是不管用的。就算抄不了“讲话”,心向体制的作家也会用别的方式去献媚,比如女作家海男最近就出版了一部极度软文的《新昆明传》。

海男是我很熟悉的作家,虽然我对她的作品全无印象(我大约在90年代读过几首她的诗),但在雷平阳、李森、贾薇之前,云南有名的作家除了于坚,大约只有海男了,不得不承认,故乡认同这种毫无理性的坏毛病,在我身上也着实不轻。

和所有歌功颂德的吹捧文章一样,《新昆明传》也极尽阿谀之能事,但运作这本书的出版社的工作效率却显得太过低下,2011年5月出的书,到了2012年年中才出现在二级市场,这多少让在书中反复出现的“仇和书记”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毕竟昆明早在大半年前就由“个性仇和”时代进入了“平庸官僚”张田欣时代。

不过这本书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海男的语言,我实在没法想象一个具备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居然超不过高中生的平均水准,而几天前,她还在昆明一家报纸的读书版上大谈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我实在不知道她的书是怎么读的。

《新昆明传》很差,但我却觉得,这本书不仅没有对不起昆明,反而恰恰写出了现在的昆明。老于坚在《老昆明》里写过的那些地方,早就在旧城改造中消失了,老于笔下平和、恬淡的昆明小市民文化也早被挤压成了神话,当然,这些未必是问题,但关键是随着高楼、地铁、新机场出现的昆明是一个什么样的昆明?

其实不止昆明,整个中国遭人诟病的城市建设,其实都是在建体制的城市、阿谀的城市,而非市民的城市。

我非常喜欢广州的西关,没事的时候,我经常都会去那里逛逛,喝喝茶,吃几味老派的点心。因为西关,在天河,我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市民生活的味道,忙碌、拼搏和生活并不是矛盾的,妄图控制大众生活的那只手再一次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幸好,广州保留了西关,但遗憾的是,昆明却已经没有了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