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奥运

一、

奥运会是我最不喜欢看的体育比赛,因为一旦加进了中国队,话题也就从竞技和八卦转移到了其他,从而失去了体育本身的乐趣。作为专制的一部分,中国的体育太沉重了。

二、

如果说最好的奥运纪录片是德国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为1938年柏林奥运会拍摄的《奥林匹亚》,那么张艺谋导演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或许就是史上最好的奥运会开幕式,而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也不免让人联想起瑞芬斯塔尔代表作《意志的胜利》中那句曾“激励”了一代德国人的口号“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元首、同一个帝国”。

谈论瑞芬斯塔尔和她的美学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崔卫平老师把瑞芬斯塔尔和她的作品称为“迷人的谎言”是极贴切的,她创造的美、她对电影技术本能般地使用和埋藏在技术与美之下的恶是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分的,简单地以法西斯之恶抹煞美,或者因为美而忽略恶,都显得太过粗糙。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同样如此,我无法忽略它的宏大场面和精细的设计,它的视角效果是令人震撼的,把它贬低成“春晚”一类蹩脚货的说法近乎扯淡了,但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宏大的场面、不可计数的人力物力投入恰恰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堆出了又一曲极权主义的颂歌。或许还可以说,北京用了最多的人却排出了最没有人味的开幕式,这或许也是简单、粗糙的伦敦开幕式让人感到温暖、动情甚至流泪的原因。

三、

不止是奥运会开幕式,绝大多数中国的英雄叙事都可以称为“迷人的谎言”。

刘翔在伦敦的单脚跳注定将成为“经典”。我并不关心刘翔的单脚跳究竟是因为他对体育的赤诚,还是为了作秀,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重重黑幕之下,就算是赤诚也会变成了谎言的边角料,甚至成为谎言本身。

和同为上海人的姚明相比,刘翔少了点运气(姚通过进入NBA,在更大程度上脱离了体制),也欠了点精明,而刘翔的幕后团队比起姚明的,能力更差了十万八千里。当姚明保持着良好的声誉退役并坐上CCTV的评论席在伦敦指点江山时,同样受了重伤的刘翔却通过北京、伦敦两场闹剧输光了底裤。

还穿着底裤的人是李永波,但包揽五金只是一块破了的遮羞布。我不太相信在竞技体育中无限拔高所谓奥运精神、体育精神的论调,当意大利在欧洲杯上被北欧兄弟联手坐掉时,莫吉(还有没被揭出的莫拉蒂)正用手机操控着意甲,而2010年世界杯对荷兰一役上下半场判若两队的巴西是否想起12年前突然抽搐的罗纳尔多。因为商业、政治的介入,竞技体育早变成深不见底的黑水塘了,李永波和他的弟子不过是因彪悍而表现得过于低劣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永波的不服气可以理解,但李永波居然又一次拿出“国家荣誉”来说事,比起体育精神的空话,“国家荣誉”更是个屁。在谎言中出生、在谎言中长大、在谎言中制造新的谎言,离开了谎言,有的人就活不了,很多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四、

刘翔是举国体制的受害者,于洋/王晓理也是,但谁又不是呢?至少他们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不用拖着伤残的身体去桑拿给人搓背(绝无鄙视搓背工之意)。

把体制与刘翔、与于洋、与王晓理完全切割的说法是不靠谱的,但把刘翔等看作体制的化身打入十八层地狱也过于偏激,正如滕彪律师在《吴英的生命与你我有关》一文所写: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体制下。这个不道德的体制让每一个人都染上了不道德的病毒,极少有人能幸免。更进一步,这个体制经常置我们于于道德困境之中、甚至法律困境之中。稍有中国底层生活的经验,就不难理解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

在同一文中,滕彪还写到:

我们不能太过幼稚和势利,在吴英有钱的时候,我们仇富,在她落难的时候,不闻不问、幸灾乐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吴英。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吴英。我们都是从过去那个体制下的幸存者,我们都希望活到我们希望的那种体制实现的时候。我们都从他人的受难中获利,我们没有成为牺牲者,仅仅是出于偶然。“总有人牺牲,只要别轮到我头上。”这些人往往话音未落,灾难就已降临。幸存者得到制度变迁的好处,但没有谁幸运到每一次都是幸存者。

把滕彪文中的吴英换成刘翔、换成于洋、换成你或者我,其实都是可以的,面对体制,批评“刘翔”并无不可,但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牛根生常说的一句话我很喜欢,虽然他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人渣,但这句话确实很好:

要求别人难上难,改变自己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