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艺术

这几天读了前苏联作家德鲁日尼科夫的长篇小说《针尖上的天使》,尽管书里面并没有写出什么让我特别震惊的故事,但德鲁日尼科夫生硬直接的写法却令我印象深刻。生活在一个有着上千年文字狱传统的国家,我们早已习惯了用隐喻、暗喻、双关这些修辞手法说话、交流,人们热衷于制造(寻找)语言文字后面的「所指」,作为表达工具的修辞甚至变成了判别表达的一个标准,比如没有干干脆脆说过一句话的姜文电影《让子弹飞》,却因为夹带了无数「彩蛋」(不是「子弹」)而引起了大众的狂欢。

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无奈。莫言就曾经说,因为审查制度的存在,作家不得不采取其它的表现形式,因此,他的小说也变得无比的复杂、曲折,这或许在无意间迎合了国内读者对复杂修辞的爱好,也因为「绕」而产生了让西方人感冒的所谓「东方魔幻现实主义」。我不喜欢莫言的风格,但必须承认,他成功了。但我无法认同莫言把艺术家在形式上的创新归功于审查制度的看法,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艺术创新来自对极限的超越而非服从,艺术家的责任是挑战乃至打破禁忌,而非在禁忌中寻得安全的藏身之所。

莫言先生忽略的一点是,如果靠「绕」真可以产生好艺术的话,那么中国的各党政机关可能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各级机关制造了无数语意含糊的文件、讲话和指示,但我很少把这些千篇一律的「空话」看做「废话」,在这些文件和讲话中,说什么、怎么说、说给谁听每一步骤都蕴藏了太多的权谋与机关,不在局中,很难发现真正的所指。「不好好说话」和听懂「不好好说的话」早成了官场油条的生理本能。

很抱歉,我又把莫言先生当成了靶子,但我实在受够了模棱两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