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

大伯母还只有66岁,记得去年,她还风风火火地和老朋友、旧同事出入昆明各大公园唱歌、跳舞。我曾在翠湖旁钱局街上的文山米线馆遇到她,馆子生意太好,中饭时间排着大队,她等不及就只在旁边的包子铺买两个包子,她还要赶下一场聚会,有几次在我家里吃饭,她都感慨,现在比上班还忙,还说我大伯也应该和她一样,除了兼职、玩电脑,也该多出去玩玩。

春节后,大伯中风,所幸发现及时,住院3周,再加上物理治疗,虽然难再恢复病前的身手,独立活动却完全无碍了。但这时大伯母却发现脚部开始浮肿,到医院检查,竟发现是心脏瓣膜的问题,必须接受成功率很低的开胸手术才有可能治愈,否则随时都有梗死的风险。

犹豫是难免的,但大伯一家对医院和医生有着来自肉体的抗拒和不信任,他们对待每一个医疗方案的态度都是犹豫,再加上医院出于避免医疗事故的考虑,连基本的打针、检查都要并不懂医学知识的家属签字认可后才进行,这些都延误了正常医疗的进行。

而医疗过程却出现了波折,由心脏的问题引起了肺部的感染,而抗生素和激素的大量使用又对肾、肝等器官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心脏问题终于变成了整个肌体的问题。我大约10天到半个月会去看她一次,每去一次都发现她比之前更衰老。其实大约在6月份的时候,医生就不再提手术的事情了,因为她的身体已经丧失了支撑哪怕小手术的能力。

终于,大伯一家人失去了对医院最后的信心,面的治疗的波折,他们想到的是尽早出院,而不是寻求其它医院(医生)的治疗。但在家中的修养与所谓的「食疗」当然不可能收到任何效果,我父母、我在上海的姑妈、大伯母在香港的姐姐都不断劝说大伯母重新住院,但这个时候昆明的几家大医院竟然都以床位满、危险程度不高等种种理由拒绝大伯母入院(这是这个事情里面真正可恨的),而家属尤其是大伯母本人并不坚决的态度又恰好配合了医院的渎职。

所以,当我收到大伯母去世的消息时,一点都不意外,甚至没有悲伤,但却感到了无比的沉痛,而最让我感到压抑的是,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大伯母都没有改变她最大的缺点——自己的想法永远不直说,而是希望别人替她说出来,如果结果是错的,她就可以推掉责任,甚至可以指责别人。

上面的话说的有些过了,我并不想去苛责逝者,何况是对我很好的长辈,但大伯母如此早逝却的确是受了一连串错误的影响,但此时此刻,说这些唠唠叨叨的话又会有什么意义呢?或许我应该把那句我在她葬礼上曾说的话——「逝者走好,生者平安」——写出来,但我却依然只有深深地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