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

经济学家汪丁丁在讲述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时(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举了另一位经济学家杨小凯对待养老问题的例子——杨小凯用了中国传统的办法,他生了三个孩子,并且说「生孩子划算」。

对此,汪丁丁用社会学家霍曼斯的理论进行了解读。霍曼斯认为『在相似的的环境里,我们会采取与以前成功过的、带来过「回报」的那些情景相似的行为,周围的人和他们的特征非常重要,他们是重要的激励』。

汪丁丁据此分析道,保险公司是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而西方社会已经是一个稳态的社会,生活的情景是相似的,西方人一代代都如此生活,无论他们有没有孩子,都会买养老保险,保险业也在相似的情景中平稳的发展,因此,他们并不需要「养儿防老」。而在中国,类似的场景并不存在,不说养老保险刚刚启动的农村,哪怕在城市,养老基金可能被挪用,也可能亏在了股市,也可能当你交了几十年钱,到领取时,保险公司却破产了。可以说,比起养几个孩子,单纯地信任政府和保险公司,是更大的冒险。

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商业领域,比如「关系」,这里不说「政商关系」,只说一些更平常更普通的事情,如企业在找供应商、找经销商、找合作伙伴、找第三方顾问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找熟人或者找熟人介绍,实在不行才会在外部找陌生的公司。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无数次体验过面对同一客户,有朋友引见和没有朋友引见时,客户对我的不同态度。后来我也常常反思,当陌生人跑到我的办公室介绍他的产品,我的冷淡是否合理,再后来我发现,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找熟人用关系产生的成本还是远远低于在市场里面找陌生人带来的风险。

上面写这么多,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很爱说的「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就像共产党说过的很多话一样,我觉得这句也是不错的,西方的环境和中国差异很大,如果不用西方的理性原则怀疑、反思、批判来检讨这些制度和方法,只是「照搬」,那么好东西也落不了地,解决不了问题。

但共产党关心的显然不是「照搬」,而是「不能」,所以他们在「不能」前面还往往加上一个「决」字。但让我怀疑的是,当他们不断以自证的方式论证自己的伟大时,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不好,没有反思、没有对自我的批判,不「照搬」其实也就是不学习。就像我经常见到的保险推销员,花了很长时间给我说他推销的险种的好,却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我提的问题——这个险种的问题(风险)在哪里?因为他们从来没怀疑过,所以他们的自信既不靠谱,也没有底气。

所以我宁愿相信我的一个朋友,他去了台湾旅游之后,就不再乱抢车道、不再横穿马路、不再随手扔垃圾、不再大声喧哗、不再在公共场所吸烟了。当很多在台湾、香港、欧洲旅游时也表现的非常文明的人都退回原形后,他会笑盈盈地接过朋友发的烟但是不抽,他会在朋友要抢道时提醒危险,他坚持了他认为对的,却不鲁莽,在强大的现实环境面前,他承认了自己的渺小,我相信环境最终将因他这样的人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