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

托马斯·佩恩写过本著名的小册子《常识》,他大概不会想到,两百多年以后,「常识」这个词会在中国如此流行,虽然很多热衷于谈论「常识」的人也都热衷于哀叹「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年代」。

我很怀疑这句话的可靠性,就像我也一直好奇,托马斯·佩恩的独立主张在他写就《常识》之前究竟是不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多数人的常识?我猜测那更多的是一种修辞,如果佩恩的主张已经成为常识,他大概就不用写了,启蒙之所以称之为启蒙,往往是因为多数人的蒙昧。

但「蒙昧」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准确,它过于高挑反而容易让人忽略掉基本的事实——你的常识未必是我的常识,哪怕从更大的范围、更长久的时间来看,就算你的常识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它不仅不一定适用,还往往会变成观察和认知的障碍。

比如很多国有企业都请来大牌的咨询公司制定了「激励性」的薪酬和考核制度,设置了高额的奖金和严格的KPI,但这些国企并没有因此就告别大锅饭,还增加了一个平均分钱的理由。我读过好几份这样的方案,必须承认,它们的质量都很高,但它们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相对于「平衡」、「稳定」和「人情」,被大家当做常识的「奖优惩劣」其实并不是国企的「常识」。不找出实际发生作用的「常识」,不分析支撑「常识」的环境,不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思想,而只一味推销所谓「普世」的常识,其结果只能是常识被束之高阁流于口头。

所以,我不得不称赞托马斯·佩恩的高明,他写《常识》时,不是直接抛出关于人的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的主张,而是先数落了英国政府的罪恶,他没有强行灌输自己的观点,却唤起了北美民众切身的感受,他借民众的常识宣传了自己的主张,还让他的主张变成了新的常识。看得清问题和拿得出办法是两回事情,看得清问题的人不少,拿得出办法的却不多,虽然两者之间只差了不多的角度。

这也是我佩服何伟的原因,他的《寻路中国》写的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故事,却因为视角的变幻而写出了一个我们见所未见的中国。当然,我们可以把这归功于他的外国人身份,但这只是给视角固化、思维固化找的借口,或者说是给我们自己的懒惰和骄傲找的借口。

认识到这些以后,我就常常提醒自己,想不清问题、说服不了别人、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后都起来走走,换个位置,也许可以发现自己的谬误,也许可以找到让别人理解我的途径,也许可以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也许仍然什么都找不到,那就再走走,站在原地,仍然只有原来的视野,不可能看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