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随感

一阵瞎忙,博客也快荒了,随便写了三段,证明它还活着。

一、

几年前,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时,最深切的感受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弱势者自以为是、因袭守旧的可怕。我非常赞同茅先生的观点——虽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求古人,但也不能因前人所处的环境和必然存在的局限就放弃对其自以为是、无所作为的批评,不然,不但很难解释中日同遭列强叩门却自此路不同途的历史现象,也很难解释中国人身上混合了自大和自卑却唯缺自省的特殊基因。

胡适先生说「宽容比自由重要」,对中国人而言,这是句屁话,被中国人选择性宽容的往往都是最该被丢弃的那些东西。

二、

地域歧视是中国的传统,泛泛地说,大约和上千年来集权专制和等级制度造成的权力、财富、文化不均衡的分配格局有关,所以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上海人看不起乡下人、香港人也看不起内地人,更小一点,东城人看不起通州人、静安人看不起奉贤人、住中环的看不起深水埗的,就连我昆明人不也看不上地州人。

比地域歧视更糟糕的是中国人处理歧视的方式——接受(默认)比自己有权有钱有地位者的歧视,然后去歧视比自己更没权没钱没地位的人。但权势财富地位往往如浮云瞬息万变,今天得意明天失意是常事,而中国人的方式经常是,在得意变失意时近乎变态的压抑自己去卧薪尝胆,而由失意变得意后又少不了变本加厉的报复。用钱砸老板的脸、购遍全球享尽价差之后自诩拯救了他国经济、还有力挺「当街便溺」本质上都一样,要证明的无非是自己胳膊粗了、翅膀硬了、大国崛起了,但这种「我有我可以」般的无端自大暴露的其实只是已经深入骨髓的自卑。

所以胡适先生倡导「宽容」也是不错的,少了宽容、少了自省,「不卑不亢」往往就是「又卑又亢」。

三、

不喜欢《天注定》。

艺术要不要关注现实从来就不是问题,如何做现实才是挑战。中国的现实足够荒谬,给中国艺术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素材,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敢于去使用现实事件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作品,相反,由于现实事件是既定的、路人皆知的、人人可用的,对艺术家的趣味、眼光、才能和胆识反而有了更高的要求。

《天注定》的贾樟柯和《第七天》的余华一样,用罗列、拼凑现实事件替代了艺术家对现实的挖掘、提炼和升华。艺术家不是记者,也不是历史学家,还原现实只是手段(之一),而非使命。优秀艺术作品应该产生超越现实的震撼,或者对现实发出足够强大的回应。但在《天注定》中,震撼观众的不是电影,而是故事背后的现实事件。比起现实,身兼编剧导演二职的贾樟柯却遗憾地没有说出什么有力的东西。

联系《天注定》曾经过审的事实,阴谋论地说,贾樟柯对现实事件这种四平八稳的处理,多少透着些中国式的狡黠。何况现实的焦灼与现实题材的敏感,早已让「现实」成为一门利润客观的生意,使很多艺术家创作现实题材作品的动机变得可疑。当然《天注定》中还有诸如围观磕瓜子这样真正让人刺痛的片段,是这些片段让我宁愿相信《天注定》不过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而维持着对导演贾樟柯本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