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的时代曲

段信军是老音乐人了,至少说,是资格特别老的职业乐手,他干歌厅出身,现在仍然靠卖唱酒吧夜总会为生。他很幸运,很早就加入了伟大的盘古,并协助敖博完成了「猪三部曲之圈」这样杰出的歌曲,但盘古终归是敖博一个人的乐队,除了因为和敖博同赴台湾参加228演唱会并就此流亡海外这一事件而偶被提起之外,段信军和其它进进出出盘古的几十个无名乐手一样,或许精彩,却泯然于众。

当然,我们可以提起盘古2010年的专辑《六四》,也可以提起收录于2008年专辑《少年》中的一曲纪念郑南榕的〈凤凰〉,段信军的创作在盘古数量庞大的作品中虽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却已清晰地勾勒出他的特质——对旋律敏感、对氛围敏感、精于编配,以及深沉而细腻的情感表达,如果把这些词换一个说法,我宁愿傲娇一点,把它称作「傲人的音乐才华」。所以,当我听说段信军离开盘古的消息,虽感惋惜,却也庆幸,段信军和敖博的音乐路数本有差异,一种精彩变做两种精彩,对乐迷而言,也是好事。

《台北叙事诗》是段信军的第一张个人唱片,也是他庞大的『人生五部曲』的开端。在这张唱片里,他令人意外的收起了高亢的嗓音,也不再如〈凤凰〉一样展示柔情的假声,但他刻意压低的嗓音反而成了整张唱片的支点——不是控诉,而是反思,不是愤怒,而是沉痛。他没有像盘古一样直接对现实政治发言,却在家国变幻和个人际遇的碰撞中,唱出了刻骨的痛感。

开场曲〈台湾有时是天堂〉要说的却是「自由有时是奢望」,这首歌写到了在台湾轰动一时的江国庆被冤杀案,把由两岸媒体公知共同制造的台湾天堂形象撕开了一个口子,「国庆的烟火秀刚刚落下,国庆的亡魂却在夜空游荡」。但段信军要写的不是「丑陋」的台湾,而是复杂的台湾,是「有时是天堂」,有时「让你快步上天堂」的台湾。

〈台北〉放大了这种复杂感,在这首低调的有些灰暗的歌曲里,生活、幻想、音乐、爱情、朋友、无奈、彷徨一幕幕节次上演,复杂的台湾延伸为歌者对台湾的复杂情感,热爱、疏离、感伤……,而这些或许又都来自不得不说的乡愁。

乡愁可能是台湾最大也最核心的文化主题。汉人来了、西班牙人来了、荷兰人人来了、郑成功来了、满清来了、日本人来了、国民党来了,几百年来台湾一直在动荡,原住民失去了土地,外省人回不了家乡,而城市化又让更多的人背井离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乡愁已经成了台湾人不断确认自身身份、不断明确自我归属的一个出口。所以,外省人余光中在写乡愁,本省人钟理和也在写乡愁,汉族人杨弦罗大佑在唱乡愁,原住民胡德夫陈建年也在唱乡愁,而李双泽,他一边写下了〈少年中国〉,一边又写出了〈美丽岛〉,这并非什么分裂或矛盾,这两首歌其实都是他对自我的凝望。

这种凝望段信军也有,我甚至觉得这才是他做『人生五部曲』的动力所在。他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却又是拿着外国护照四处漂泊的异乡人,他有着强烈的少年情结,恍然间却已年过四十,我想这可能也是他喜欢上另一位旅居台湾的流亡者王丹先生的诗歌〈那个人老了〉并谱曲演唱的原因。

他敏锐地把触角伸到了台湾生活的各个侧面,从写都市上班族的〈珮琦〉,写落魄妓女的〈剝皮寮進行曲〉,写原住民的〈卡古〉,到以通感手法写国共战争的〈南昌路〉,而唱片的最后一曲〈福尔摩沙〉,可能是所有故事、所有情绪的终点,但也更是起点,所有的期许、所有的眷恋都随海浪声起、随海浪声而不息。段信军说台湾改变了他的一生,而他却也在不经意间触及了台湾文化的根。

不得不提的还有〈台北姑娘〉,这是一首堪比〈鹿港小镇〉的时代曲,但却比〈鹿港小镇〉更开阔更复杂。漂泊台北的金门姑娘、到厦门做生意包了二奶的父亲,还有在家中以泪洗面的母亲,从罗大佑到段信军,时间不过30年,霓虹灯下的彷徨就已经变成了跨越台海两岸无可回避却又无法解决的透着「大時代荒唐」的痛楚。

唱片最重头的曲目可能是〈中华民国一百年〉,段信军把视野放宽到中国百年颠沛的历史,他收集了从溥仪孙中山到毛泽东蒋介石到马英九胡锦涛各色政治人物关于台湾关于中国的讲话录音作为歌曲的背景,但歌词没有像「南昌路」那样直述历史,而是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回望爷爷的一生。「他无奈于自己失落的一生」,这是爷爷的写照,但或许也是中华民国的写照,其实在关于台海两岸的一系列政治概念中,「中华民国」已渐渐变成处境最尴尬、位置也越来越无足重轻的一个。

虽然他对「中华民国」的讲述显的过于美好了,但这首歌的编配却异常精彩,工业音色的吉它和飘忽的弦乐,特别是变化多端的打击乐以及最后部分的重型敲击和中国大锣,一气呵成毫无滞涩。不只这一首,整张唱片的编曲、演奏和制作都极为精细,手法也丰富多彩,精彩的段落比比皆是,比如〈剝皮寮進行曲〉中行进式的鼓点、〈南昌路〉的和声编写,〈台北姑娘〉中拷秋勤的说唱,当然还有歌手朱躍在〈淡水河十九秋〉中让人震撼与痴迷的唯美女声。

但过度的铺张恰恰也是《台北叙事诗》最大的问题。听这张唱片时,我常常能感到段信军的急切,这可以理解,做音乐二十多年,第一次做自己的唱片,恨不得把所有的看家本领都拿出来,恨不得把所有掏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但急切的结果却是让唱片显的过满,如果那些环境采样可以去掉一点,或者手法更极端一些,如果「我们从小就爱偷听敌台广播」这样的故事可以讲得更精炼一些,整个唱片会更好。当然,我可能过于吹毛求疵了,《台北叙事诗》已经足够出色,至于这些缺点,反而给了我一个期待段信军下张唱片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