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宋大妈

春节饭局

年末春节,总是忙,最让人疲累的是日复一日的饭局。 春节前后的饭局大体可归为三种:公司席、应酬席和亲友席。 公司席也被叫做公司的“年饭”。一年到头,无论公司(单位)的业绩如何、员工的工资与奖金多少、公司内人际的斗争与纠葛如何,整个公司上上下下共聚一桌,几杯老酒下肚,讲几句平时从不说的掏心窝子的话,气氛总是好的,酒总是少的,感情总是能交流的,人,也是很容易团结的。 如果公司的规模稍大,一般还少不了要排演几个节目、做几个整蛊搞笑的游戏,再加上刺激的抽奖,在不少公司,吃“年饭”的这一天基本上就是一年公司生活中最快活的一天。 但“年饭”却往往不止一顿,只要在稍有规模的公司,除了全员参与的公司席,还会有部门席、项目席、产品线席,如果公司规模再大,那母公司要办、子公司还得办,层层叠叠下来,没有个日历,可能还真会搞漏几场必须要去的“年饭”。 不过“年饭”再多,也不会有应酬席多。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客户,还有无处不在、无所不管的政府部门,有些往来的,在年前总要吃个饭聚一聚。中国很让人无奈的一个现实就是,要做一个事情,单单讲利益是不够的,还要讲交情。交情从那里来,很多时候就从饭桌上来,而春节、中秋这些传统节日,就是拉关系、拜把子、结亲戚最好的日子,这个时候吃饭,就是所谓的“平时烧高香”。 而亲友席,那可是最最传统的春节饭局。除了除夕的团圆,亲戚间的走动也是不可缺少的。而所谓的走动也就是一家轮着一家地吃。朋友也很重要,特别是平时大家各顾各的生活、各忙各的工作,好容易过个年、见个面,聊天、打牌、唱K、郊游、洗澡之外,最最少不了的依然是大吃一顿。 这下麻烦来了,除了每天大鱼大肉,容易吃坏肚子,首先的麻烦是相比这么多的饭局,可用的时间却少得可怜。以今年为例,我们先把亲友席固定在放春节长假的22-28这7天,那么元旦后的4号到21号实际可用的一共有18天,虽说中饭也可以开席,但公司的年饭、多数重要的客户(关系)仍然只适宜安排在晚上,满打满算能有25个时间段可以用来安排饭局已经顶了天了,再考虑周末、时间冲突等因素,实际可用的时间还更少。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麻烦——春节前,要和哪些人吃饭? 要和哪些人吃饭,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不和哪些人吃饭”。每个人、每个组织的社会关系总可以分为重要的、次要的,很多甚至是无关紧要的,而在重要的里面,又可以分为相对重要的和相对不重要的。春节前,次要的和无关紧要的当然不用理,重要中相对重要的当然要请,那些重要中相对不重要的就往往让人揪心,请吧,没时间了,不请吧,又真难下决心。 现实的情况往往更加复杂,因为除了你请人,还有人请你;除了别人对你的重要性,还有你对别人的重要性,这就牵出了第三个麻烦——如何拒绝人。 但是硬邦邦地拒绝是不好的,得找找借口,最好的借口当然是“今天我们吃年饭”。但年饭不可能天天吃,所以这个借口是一次性的,一般情况下还要有“今天家里有事”、“好几天没回家吃过饭了”,“年底要加班”这类的借口保驾。当然,既然是借口,多数人也还是听得出来的,这就引出了第四个麻烦——被拒绝以后怎么办? 被拒绝其实是很正常的,毕竟,人与人之间的重要性不是对称的,当你对他不是很重要的时候,死缠烂打要他从很紧张的时间里面抽一段给你实在是很不得体的做法,重要的是表达心意,当然如果加上一句“节前您一定很忙,要不节后我们找个时间聚聚”并兑现,效果一般会很好。 终于,充满人情味的“年”被写得很厚黑,甚至变成政治了。但在我们的国家,人情本身也就是政治。当“忠”与“孝”作为最主流的价值观定义了以血缘为根本的社会秩序,“血浓于水”又证明了血缘在这个社会至高的地位,血缘就是政治,那么建筑于血缘之上的人情当然也是政治。 何况春节本身就是政治的。如果说圣诞是由宗教节日演变出的西方全民节日,那么我能不能冒昧地认为春节就是宗族信仰、血缘信仰演变出的中国全民节日,春节(大年)、元宵(小年)、中秋这些传统的中国节日如此的强调团圆,因为团圆就是宗族文化、血缘秩序中最大的政治。有些人说送礼成风、吃喝成风、拉关系成风的春节“年味”淡了、异化了,但这不仅不是异化,反而是春节核心功能的强化。 说来说去,话题不免又扯到了中国的文化,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体制的问题,辛亥之后有“五四”恰恰证明了体制的变革没有文化变革作为基础,最终也只是竹篮打水。当“君臣父子”的观念不仅还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个人认为这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完全融入了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没有宗教的政教合一,这个国家需要的首先是“政教分离”的文化改革,换句话说,当有一天“爱国主义”这个东西不再让大众感到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春节的一餐饭就不再有那么多的政治,而可以吃得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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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2011

2011,逃离北上广成了口号,我却越来越多的往北上广跑。 2011,经济越来越差,民营的空间越来越小,创业潮流已过,很多人又开始找工作回巢做白领,公务员考试也更加火热,我却真正脱离了“体制”,正如明哥所唱“你们向上奋斗,我们向下漂流”。 2011,有人宣布“博客死了”,我却认真地写起了“武城路下段”,一年时间竟然写了107篇、20多万字。 2011,读了不少书,特别的喜欢的有何伟《寻路中国》、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吴军《浪潮之巅》,这几本是我在博客上写过读书笔记的,其他的还有吴念真《这些人,那些事》、波拉尼奥《2666》、侯世达《歌德儿、艾舍儿、巴赫》、原研哉《设计中的设计》、孙孟晋《激情迷宫里的凝视》、雪珥《辛亥,计划外革命》、艾萨克森的《乔布斯传》及《爱因斯坦传》等等,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舍基的《未来是湿的》,虽然是2010年读的,但它却让我整个2011都围着它思考。 还有两本要提一提,刚刚读完的Suze Rotolo《放任自流的时光》,Suze以女性视角的融化了Bob Dylan和格林威治村,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60年代,作为一个“红尿布婴儿”,她描述了压抑的50年代,从而让60年代的反抗、自由与绽放更完整了;还有一本是刚刚翻开的《科技想要什么?》,大神凯文·凯利又一部必将影响未来的巨著,不说别的,仅仅“技术将成为生命的又一种形式”就已经足够震撼。 今年阅读的另一个收获是Kindle,没买以前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好,最重要的是有了Kindle,我开始读英语书了。 2011,逛唱片店的时间继续减少,买的唱片也不多,除了在年头集中买了一堆Bluenote和OJC的圆盘、年中乘低价邮购了一批ESP,就没怎么买过唱片了,在数字音乐、电子图书面前,传统的唱片业和出版业只剩下没落一条路了。 我越来越看好付费的数字音乐、电子书市场,哪怕在无所不盗的天朝。不说盗版的品质问题,盗版带来的丰富也只是“贫瘠的丰饶”,要找到真正“尖”的MP3仍然和“打口时代”一样,不仅需要精力,更需要运气。何况随着支付问题的解决及商业模式的多样化,电子出版物的消费者已经不止是“潜在”的消费者了,连“当当电子书”这种二到家的二货都引得相当多人去尝试,这个市场差的实际上只是真正的优良的产品。从这个角度说,唐茶一问世就取得口碑市场双赢,不是意外或特例,而是水到渠成的必然。 回到音乐,最喜欢的音乐家还是John Zorn、大友良英这些老面孔,今年新迷上了Richard Skelton、重新认识并深深爱上了Eric Dolphy,还花了大量时间去听武满徹和日本的传统音乐。 另外,我对Mogwai、天空大爆炸这一系的后摇滚(而且这一系可算后摇的主流)彻底失望了,后摇滚在这一系手里完全沦为了滥情的宣泄和技艺的操练,不仅不“后”,反而“前”的让人腻味,当然Mogwai今年的唱片《Hardcore Will Never Die,But You Will》还是保持了他们的一贯水准,但也仅此而已。今年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后摇是日本乐队miaou的《The Day Will Come Before Long》。 至于华语部分,马木尔的《影子》当然是年度首选,FM3的《和谐福》、小河的《傻瓜的情歌》、台湾的林生祥《大地书房》、罗思荣《揽花去》也很精彩,而左小祖咒已经成了音乐品质的象征,《庙会之旅2》是一把刀,而《你知道对方在那一边》又恰到好处的弥补了《庙2》在音乐上的不足。当然,今年最了不起的一首歌属于吴吞——伟大的《一万个名字》(又名《盐巴之歌》)。 2011,其实也包括2010,对我触动最大的人是罗永浩,他证明了在一个已经烂透了的社会里面,真诚、诚信、不做伪这些东西不仅是理想主义的,更是现实主义的,它是“现实与理想的交汇点”。大家都在寻找蓝海、探求差异化,而在这个社会,“真”其实就是最大的蓝海、最大的差异化,还是那句话,以其埋怨这个社会如何不好,不如动手把它变好。 “现实与理想的交汇点”,这句话很棒,它让我想起乔布斯说的“科技与人文的交汇点”。乔布斯死在了2011,在这一年离去的还有哈维尔、高华,在社会越来越操蛋、幻灭感越来越强的2011,他们给我最大的启示是勇气——祛除蒙蔽的勇气、坚守良知的勇气、追求完美的勇气。 2011,还需要记上一笔的地方是深圳旧天堂,在哪里我没买什么书,却喝掉了太多的咖啡;还有罗湖火车站旁小小的星记肠粉王,我吃过他们所有的东西,真的好好味。 OK,普通的一年结束了,开始的新一年,不敢奢求好运,只希望普普通通就行,普通的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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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搬了家

在Bluehost买的主机空间马上就要到期了,对比了一下续费和新注册的价格,发现新注册两年比续费一年还便宜,一冲动便决定搬家了,新空间在同Bluehost同根同种的Hostmaster。 搬家进行的不是很顺利,主要问题出在浏览器的Cookies,另外域名解析、wordpress文件的下载、上传也耗费了不少时间,好在手边有《科技想要什么》,倒也不无聊。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上午测试,所有的问题都已消除,博客可以正常访问了,访问方式和以前完全一样: 网址:http://dharmasong.net 订阅:墙内:http://feed.feedsky.com/dharmasong 墙外:http://feeds.feedburner.com/dharmasong/Ka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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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zi试用手记

Prezi是一个演示效果非常酷的演讲辅助工具,它现在提供了免费的在线版和iPad版,以及收费的桌面Pro版(可以试用30天),不过桌面版的价格对国人来说有些咋舌,159美元/年,对比更主流的演讲工具,Keynote现在只要128人民币,PowerPoint、Word、Excel三合一的Office2010家庭版不到300块,按年收费的Prezi实在是有些贵。 不过Prezi确实提供了比Keynote及PPT更炫的显示效果,更关键的是,在内容组织方式上,它没有采用Keynote及PPT使用的For/Pre方式,而是创新性的设计了在单一页面上通过Zoom In/Out来呈现内容的演示方式,它的内容组织方式与思维导图非常类似,它可以让人始终关注内容的逻辑主线,处理哪怕再细小的细节也可以看到这个细节和主线的关系,而Keynote与PPT最大的缺陷恰恰是当文档长了以后就容易陷入琐碎的细节而迷失,哪怕已经层层叠叠的加了无数目录来说明逻辑关系(目录多了也让人混乱)。 尽管很炫,Prezi的操作却是傻瓜级的,如果熟悉Office或iWork的基本操作,几乎拿来就可以用得很好,何况它官网/论坛还提供很多非常有用的教程,其他人在线共享的作品也是非常好的参考。 除了贵,Prezi的一大缺点是对简体中文支持不好,如果使用在线版,那可以换用繁体中文,如果用桌面版,除了繁体中文,还可以下载这个简体中文支持包。 比起PPT,Prezi的另一个缺点是,它只能做一个演讲工具或者豪华的沟通版思维导图,还不能用它去写一份正式的文件,现在很多公司是直接拿PPT做正式文件的,所以尽管Prezi在演讲辅助上是优于PPT和Keynote,它依然取代不了PPT,特别对多数公开演讲很少的同学来说,PPT依然是更全面的工具。所以如果演讲不是特别多,不用费神去找盗版或者注册码,在线版完全够用了。 用Prezi的另一个感受是,创新是没有极限的,办公领域那么成熟了,却依然产生了这么好的创意,禁锢自己的头脑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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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伟的《江城》

读完《寻路中国》再读《江城》,我是有些失望的,就像吃过山珍海味俱全的主菜之后,再回头去吃餐前的小碟。《寻路中国》立下的标准太高了,相比之下,《江城》就显得稚嫩了。 《江城》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书中描写的涪陵,也是他“寻路中国”的起点。作为一个西方人,刚到中国的何伟也无可避免地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我想这并非偏见,更非环球体所指的“别有用心”,一个相对封闭、权利又高度集中的专制国家,在其它正常国家的公众眼中,除了愚昧和所谓的神秘,剩下的当然就只有政治,这就和我们谈论朝鲜时一模一样。何况在这个政治依然无孔不入的国家,要发现那些因政治而荒谬的东西其实并不难。 何伟关注到了在中国无处不在的标语,在他学习中文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留心去看这些标语,甚至以看懂多少标语来检验他的中文水平。但当他终于看懂了这些标语的时候,他竟毫无满足感,因为他发现这些遍布大街小巷的东西不过是些极端空洞、甚至有些伪善的政治口号。 何伟也留意到了和口号一样充斥着政治的活动或事件,有像邓小平逝世和香港回归这样的大事件,也有其支教的学校里其它大大小小的校园活动,他发现在这些事件里面,学生和老师的表现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符合官方的要求,但又不像刻意的扮演。当然如果碰上大事件,官方更会大张旗鼓的组织各类只有政治的活动,何伟详细记录了学校组织的“重走长征路”,他不无调侃的说,一个纪念艰苦长征的活动,却拿着烟厂的赞助,更有趣的是,学生代表终于从涪陵走到了延安,却因花光了钱而不得不由学校派出救援队才保证了学生的返回,这当然是讽刺,现实的讽刺。 何伟还发现了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当他在课堂上比较中国和西方,甚至仅仅是讲美国存在些什么问题时,学生们都总会说“中国是好的,不存在那些问题”;在香港回归时,他发现,尽管他的学生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似乎是在渡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更让他惊讶的是,学校组织篮球赛,当他和另一个支教老师亚当代表英语系参加学校篮球赛时,普通的比赛带上了“爱国”的性质,连裁判的判罚标准都开始倾斜,但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样无可厚非;而在他个人参加的涪陵长跑比赛里面,因为他的夺冠,甚至让被赋予了“爱国”意义的长跑比赛都变得尴尬。其实正如何伟在书中所说,全世界的爱国主义虽然披着高尚的外衣,但骨子里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无知和恐惧。 何伟最不能忍受的是政治对教育的极端控制,他发现不只是给学生的教材全是政治宣传,连他学习中文的教材也全是宣传,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填鸭式,为此他和他的汉语老师甚至爆发了“鸦片战争”。不过中国教育的真正问题还并非教材,何伟观察到,中国学生机械式的学习,他们毫无思考,只要老师说了,就完全相信。他们跟随范本甚至到了抄袭的地步,而相互抄袭更是普遍,他布置一个题目,然后在学生的作业里收到几分一模一样的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按教材,对毛太祖的功过评价为“七三开”,有次他故意说,毛的功有67%,立马就有学生纠正,他说少了3%。 我很佩服何伟对细节的观察、分析、组织能力,零散的材料到了他的手里往往会被梳理的清晰而有条理,《寻路中国》如此,《江城》也如此,但《江城》却远没有达到《寻路中国》的深度。尽管写《江城》时,何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两年,但我想他对中国仍然是不够了解的,《江城》被局限在政治,而并未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里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写他的中文老师,这位廖老师在教何伟中文的两年里一直因教育方法和政治观点同何伟摩擦不断,但在何伟的送行宴上,当学校外办的领导取消何伟的中文时,廖老师竟然出何伟意料地很严肃地指出了外办领导的错误,何伟感到了温暖,也许也感到了迷惑,那个宴会上的廖老师和平常的廖老师实在差异太大。 让何伟迷惑的恰恰就是中国社会最不可言说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有人称为“文化”,也有人叫它“哲学”。当时的何伟可能还不知道“八面玲珑”、“外圆内方”这些词,在当时也许他也不知道,廖老师与他的争辩时的态度仅仅是因为“老师”这个头衔;他或许也不知道,当他的学生申请入党时,压根可能没想过什么是共产主义,而仅仅只是为了现实的功利。很多时候,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知道不代表要说出来,说不说、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已不仅仅只是利益的机变,甚至成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些必须穿越政治才能真正看得清楚。 好在何伟是一个真正有探索精神的人,《江城》获得了很大的赞誉,他却携妻子再度来到了中国,并一住七年。他本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惊人的洞察力,当他用了足够多的时间在足够大的空间上观察了中国,写出《寻路中国》这样的杰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最后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英文书,在理解上肯定有非常多不到位的地方,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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