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夜读书

读书记·2014

刘淼老师做了个“2014谁读了什么”的活动,我推荐的书是还未上市的汪民安老师的新书《论家用电器》,我写了这样的推荐理由:

汪民安老师的最新著作,月底才上市,只读过其中一篇“论洗衣机”,所以,与其说是年度推荐,不如说是年度期待。不过,它让我期待了一年却从未担心过可能会失望,这已经是最好的推荐理由了。

这个说法也许过于讨巧了,不过期待和读、拥有一样,也是阅读乐趣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一部分。我至今仍然十分怀念90年代跑几条街找一本书或一盘打口带而不得的日子,我还记得我94年买到第一盘 Nirvana 磁带时激动的心情,虽然在92年我就已经在通过杂志对他们的故事和唱片耳熟能详了。

现在,让我充满期待的书和唱片越来越少了,更确切地说,我对书的期待越来越少了,图书馆有什么就看什么,朋友热议什么就看什么,我满足于听说过的,而越来越忽略了未知的。以前,我常把这归咎于资讯的发达,书籍购买和下载的便利,但实际上这不是资讯的问题,而是欲望和懒惰的问题。我越来越依赖于唾手可得的信息,习惯了被动的“推送”而忘却了主动的寻找,那种超越了学习、品评的对阅读生理反应般的饥饿感,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了。

提醒我注意到“饥饿感”的是青山七惠,她是我最近两年最喜爱的小说家,但当我重读她的名作《一个人的好天气》和《窗灯》时,我仍然被深深地震动了。震动我的一半是青山的杰出,另一半是我以前对青山作品理解的浅薄。我的阅读太随意也太自负了,我太满足于自己对作品的判断能力了,但评从来只是读的附属品,甚至是可以完全忽略的附属品。我经常说某些人读书只为读了,不进脑子也不长脑子,而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

和生命一样,读书这件事和欲望相关,没有了对未知的冲动和欲望,读不读书完全不会影响生活,既然喜欢读书,就得读出荷尔蒙的味道,好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列了一个我的2014年书单深井有冰,列完就发现有诸多遗漏,比如《耳语者》,比如《波斯札记》,比如《小于一》,不过不考虑去补充了,就这样吧。)

大师的轨迹与爵士的秘密

Miles Davis 是爵士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或许,不需要加上之一。

他是备受大众喜爱的爵士明星。九座格莱美奖(包括一次终身成就奖)、入选摇滚名人堂、无数次《Down Beat》评选的最佳小号手、一连串唱片销售记录佐证了他在商业和评论界的成功。在这些华丽却不免飘渺的荣誉之外,真正值得骄傲的,是他的音乐早已成为每个爵士乐迷必听的部分。Miles Davis 的音乐适合各个阶段的乐迷,它是绝佳的爵士入门教材,但无论你听过多少音乐家,只要向他的方向回望,就会发现他依然如高峰一样耸立,让所有人仰止。他太有名了,很多完全不听爵士的人也常常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以显示品位,以至于当一个人说他喜欢 Miles Davis 时,甚至都难以判断他是否喜欢爵士。

他也是所谓影响了音乐家的音乐家。Miles Davis 推动了爵士史上几次重要的创新,作为 Bebop 的干将,他“超越”了 Bebop ,“发明”了 Cool Jazz 、Hard Bop 、Modal Jazz 以及对爵士乐发展至关重要的Fusion ,他的存在,改变了爵士乐的轨道;他还发掘了难以数计的杰出乐手,“他乐队里的乐手后来都成了大师”,毫不夸张地说,Miles Davis 的音乐生涯就是一部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简明爵士史。

因此,出版于1989年的《迈尔斯·戴维斯自传》不仅是 Miles Davis 个人的传记,也是他为爵士乐的黄金年代书写的传记。

Miles Davis 在书中详细记录他学习音乐、形成风格、不断转型的整个过程。在最顶尖的几个爵士乐手中,他算不上技术最出众的,在自传中,Miles Davis 就几次写到了他永远达不到他的偶像“眩晕”Dizzy Gillespie 的吹奏速度和音域的高度,但他也不无骄傲的表示,他的优点,是他比其他乐手更善于思考。

Dizzy Gillespie 和“大鸟” Charlie Parker 把速度玩到了顶点,他就吹得更慢、更柔和,Cool Jazz 就此诞生;当他让 Bebop 回归到布鲁斯,Hard Bop 就出现了;而当他把演奏音乐的方式由和弦变为调式音乐,不仅催生了 Modal Jazz ,也让乐手获得了更大的即兴演奏空间;当他开始借鉴诸如摇滚乐等其他音乐形式的演奏方式,并加入了电音乐器,爵士的版图随 Fusion 的出现扩大了。Miles Davis 虽然没有如 John Coltrane 或者 Jimi Hendrix 那种令人狂热、迷醉的“神性”,却也在冷静的思考中把人类的创造力演绎到了极致。

Miles Davis 在自传中也记录了爵士史上一系列最精彩的片段。比如眩晕和大鸟在明顿俱乐部火花四射的对飙、Thelonious Monk 对和弦神乎其神的理解、《Birth of the Cool》、《Kind of Blue》、《Bitch Brew》等伟大专辑的录制过程、John Coltrane 的短暂但灿烂的音乐生涯等等。

我对照着这些故事找出相关的唱片来听,发现了不少以往我从未留意的部分。爵士乐是特别复杂的音乐类型之一,表面的原因是乐手间错综的合作关系,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爵士即兴的演奏方式。即兴是爵士最核心的部分,即兴带来的快感不但属于演奏者也属于听众,但即兴不仅增加了演奏的难度,同样也增加了聆听的难度。同一首曲子,不同的乐手组合、不同的器乐搭配、不同的演奏场合,呈现的内容会不一样,哪怕是同一拨乐手在同一个场地,昨天的演奏和今天的,也可能完全不同,而爵士的秘密就潜藏在这些千差万别的细节当中。

Miles Davis 是真正的行家里手,他讲述音乐时,往往可以简明扼要的讲清音乐的构成、展开的要点和变化的诀窍;他介绍乐手,也只几句话就可以把乐手的性格、演奏风格交代得清清楚楚;何况他还善于说故事,在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中,爵士史上复杂的人物关系像图谱般清晰的呈现了出来。单纯地聆听音乐或许并不需要这些知识,但如果想深入一种音乐,《迈尔斯·戴维斯自传》这样出色的书籍就是必不可少的钥匙了,至少我,就是在读了这本书以后才真正喜欢上了他在80年代的唱片《Tutu》。

Miles Davis 也写到了他的生活。和父亲的矛盾、失败的婚姻、滥用毒品以及混乱的性。他曾经批评 Charlie Parker 糟糕的生活,最终却几次陷入了 Charlie Parker 般的困境。Miles Davis 在回忆他的生活时是坦诚的,但毒品、性、破碎的家庭或许也是那几代音乐家的共性,而非 Miles 一个人的特征,毫无避讳地将这糟糕的生活示人够坦诚,却也在预料之中。

Miles Davis 的直率还在于他从不避讳自己中产阶级的出身,和由此产生的坚硬的黑人立场。他曾指责他尊敬的前辈 Louis Armstrong 、Dizzy Gillespie 在白人面前的唯唯诺诺,也多次表达过对白人乐手和乐评人的不屑,他讨厌政治,却捍卫他的肤色。

当然,最能体现他坦诚的还是他对自由爵士自始至终的抗拒,他不接受自由爵士的音乐方式,讨厌自由爵士运动的发起人 Ornette Coleman ,对 John Coltrane 投身自由爵士感到无限地惋惜。在他自传成书的80年代末,自由爵士作为爵士史上最重要变革的地位早已获得公认,而 Coleman 和 Coltrane 也都因为自由爵士而“封神”,Miles Davis 的固执自然是局限,但不回避自身的局限,却也是音乐家的品格。

必须要感谢这本传记的另一作者 Quincy Troupe 。《迈尔斯·戴维斯自传》是按照欧美名人传记一般的撰写方式,即 Miles Davis 口述,由 Troupe 整理文字最终成稿的。显然,Troupe 极为忠实的还原了 Miles 口述的原貌,不仅是内容,也包括了语气。Miles Davis 固然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却也是一个脾气暴躁又忠于自身文化的黑人,Troupe 记录了 Miles Davis 粗糙却幽默的语言,让全书产生了如B级片般的快感。

遗憾的是,上述优点只存在于英文原版。尽管中文译本的语言也很流畅,但毫无必要的语言“净化”却让人难以理解,相比原版,中文版里的 Miles Davis 变成了一个温良谦恭的 Miles Davis ,但这种温良谦恭也许恰恰是 Miles Davis 最厌恶的虚伪的白人文化的一部分。

好吧,既然批评翻译已经变成了一件无聊而又无趣的事情,那么不如干脆把这本书也放到一边,比起《迈尔斯·戴维斯自传》,Miles Davis 的音乐才真正重要;比起逸闻八卦、传奇故事,Miles Davis 的音乐才真正有趣。如果你不听音乐,读这本书也毫无意义,如果你喜欢音乐,不如先打开唱机,让音乐响起……

(本文已刊于《晶报》)

读书记·2013

我的朋友damyata发过一条推

我也不理解为啥有人搬家就不要狗了。我发过一次,有个阿姨讲他们搬家的时候,大狗狗忙进忙出帮着看行李,行李装好车绝尘而去,它才知道自己被抛弃了。对了,单位有个同事分了拆迁的楼房,一家人把养了七年的狗炖了吃了,才搬家的。

这条推曾被疯转,不少推友义愤填膺地指责狗的主人。当然,不负责任过河拆桥丧心病狂的人和事在当代中国从来不少,但容易被忽略的是——表达爱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一定是永远的守护,可以是扔掉,也可以是杀死。我喜爱的德国音乐家Blixa Bargeld曾是坚定的素食主义者,他解释他开始吃肉的原因时便曾说「我以前素食,因为我讨厌一切动物,后来我开始喜欢它们,就吃肉了」。

世界很大,千万别用道德的眼光去衡量一切,尤其是情感。

读书也一样,是「读过」重要还是「拥有」重要?多数人的答案都是「读过」,但现实是,拥有一间大书房、拥有一排堆满书的大柜子总会引来羡慕的目光,表示「至死不卖书」也总可以换来「爱书人」的美名,而卖书、扔书却往往招至「爱得不够深」的评语。虽然书架的书不少从未读过,多数读完一遍再也不会翻开,但物质上的「拥有」还是胜过了「读」本身。

2013年,我减少了买书的量,重新找出了压箱底多年的借书证,我频繁出入图书馆,遇到任何想看的书都首先到图书馆的网站上查询有没有收藏。云南省图书馆很小,藏书量也甚少,我想看的书大概只能找到一半,但图书馆也像实体书店一样,每去逛总会有意外的发现,像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唐宝林的《陈独秀全传》、《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这些好书都是我在图书馆无意发现然后阅读的。

在图书馆,我可以一次性借来一堆书(我的权限是六本),从容地选择是精读、略读或者不读。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给自己的选择和懒惰松绑,阅读变成了更有趣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借来的书,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去读第二遍(也可能是借不到),我会更勤快地去做摘录和写笔记,阅读的细致程度反而提升了。

图书馆的另一个好处是,它有宽阔安静的阅读室,云南省图书馆的WiFi在速度和稳定性上也好过多数的公共WiFi,它取代了咖啡馆成了我躲起来赶工的首选场所。

我慢慢地患上了图书馆依赖症,我想这是一件好事。

PS:关于这一年里我喜欢和失望的书,可以参考槽帮的节目「书电恩仇录之书」

生错了时代的音乐百科全书

拿到包装得金灿灿、厚达960页的《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1001张唱片》,我的第一感觉竟是“怀旧”。我不是唱片清单的爱好者,但这种砖头一般厚的音乐“字典”,我书架上还垛着两本——王小峰、章雷编的《欧美流行音乐指南》和李宏杰编的《摇滚圣经》。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翻过它们了,甚至动了把它们卖掉的念头,有了Google、有了Wikipidia、有了All Music 、有了推特微博、有了脸书、有了豆瓣,短短不过10年时间,信息由匮乏到爆炸,更重要的是信息生产、传播及获取的方式也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读物已经了丧失了资讯的价值,似乎只适合放在书架上展览了。

所以,我不知道英国乐评人Robert Dimery究竟是迂腐还是勇敢,毕竟在他组织众多资深乐评人编写并出版《1001张唱片》的2005年,苹果的iTunes Music Store已经占据了唱片市场的半壁江山,世界上最大的连锁唱片店HMV却已陷入了无可救药的经营危机;而一年多后,世界上最大图书零售商亚马逊发布了其第一代电子阅读器(Kindle),到了2011年,亚马逊更宣布其电子书的销售量已经超过实体书。世界变了,迪默里却依然用传统的方式制作着传统的书。

作为大众的阅读方式,传统的纸质实体书会被取代(如同纸书取代竹简、羊皮卷),但作为书籍制作的传统环节,“编辑”却不会。信息越多,整理、选择和有机的呈现反而将变得更加得重要。而且,“编辑”也恰恰是机器和算法难以取代的部分,人的眼界、立场、品位、情感、好恶等都会对“编辑”的过程产生影响,不同的人看到的“原料”范围不同、选择的标准不同、组织编排呈现的方式又不同,所有的不同组合在一起才会造就美学上的独特性,特别是对《1001张唱片》这样以“选”为核心的书籍,资讯的作用下降了,“选”更加成了它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也是判断其好坏与否的关键所在。

评价一个选本,我不太在意它没选什么,抛开编者与读者的口味差异不论,好东西太多,而选本的容量总是有限的,遗珠在所难免,更该关注的是它选了什么,这才是编者所要传达的。《1001张唱片》呈现了自50年代LP唱盘出现以后欧美主流唱片业的整体风貌,只靠唱片的选取就把时代的变迁、音乐风格与潮流的嬗变勾勒得清清楚楚,而1001张的容量,也让它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了更多的细节。相比多数类似的选本,它的选择标准显然更开放也更着眼于音乐的品质,它对“经典”的定义虽然并没有超越主流受众这个界限,却也没有仅停留在以摇滚乐为核心的流行音乐最光鲜的表面,迪默里在书的引言中说他在编写的过程中一直追求“开明广博、清晰有力”,我觉得他做到了。

但作为一个出现在信息过剩年代的选本,《1001张唱片》“大而全”的编选方式却多少有些可疑,互联网提供了更便利也更全面的资讯,要了解更为完整的摇滚史、爵士史、布鲁斯史并不困难,面面俱到往往面面不到,“全面”也好、“理性中立客观”也好,很多时候只会让立场模糊,这个时代更需要的是美学上独特的东西,而不是少数精英对大众的“科普”,这可能也是这本书在Amazon.com和Goodread等网站上评价不够高的原因。它很优秀,但它的方式还是80年代、90年代的,它来晚了。

《1000张唱片》真正精华的是它收录的文章。Dimery找来的这拨乐评人,James Jam、Ignacio Julià、Tim Scott等等,个个了不起,见识、品位还有杰出的处理材料的功力。国内乐评人写欧美音乐评论时,经常由于缺少一手的资料而偏重对作品进行美学乃至哲学上的思考,个人体验和形而上的分析居多。《1001张唱片》提供了乐评的另一种写法,它把唱片的相关资料、音乐特色、历史典故等融汇在一起,它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却简明而要地勾勒出了每一张唱片在音乐上的特色,从而帮助读者更好的去聆听、理解音乐。而且,这些四、五百字的短文行文是如此的隽永,处处透着英式随笔的真味。

我设想过,如果把这本书改为一个博客,把书中的1001篇文章按每3天一篇的速度发出,那么这个博客从2005年可以一直更新到2014年,以书中文章的质量,它肯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音乐博客之一了,它的访问量将远远大过这本书80万册的全球销量,它获得的广告收益多半也会超过卖书的版税,更重要的是,受惠于这本书的乐迷将是现在的数倍。 但到今天,《1001张唱片》却连一个正式的官方电子版都没有,虽然它的纸质版制作足够精美(无论英文原版还是中文版),但价格也足够昂贵(主要指中文版),这是小众发烧品的特征,却未必是Robert Dimery和出版商期望的结果。

(本文已刊于《晶报》)

关于布考斯基

乐评人郝舫曾经把对摇滚史的叙述分为两种,一种是由Beatles、Rolling Stone、Led Zeppllin、Queen、U2等被大众广为接受、被颁奖礼一再褒奖、被权威出版物一再提及的乐队构成,他们是摇滚乐最光鲜亮丽的表面;而另一种则包括The Resident、Half Japanese、Can、Captain Beefheart、Black Flag等,他们相对不为大众熟知,但对后世音乐的影响却不亚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前者,而从摇滚乐独立、自由、反叛的内核看,「地下」的后者比「地上」的前者更少依附于商业及政治体制,在精神层面还要更加纯粹。

如果把郝舫的分类方法对应到文学领域,也可以说存在着两种现代文学史,一种由诺贝尔文学奖、布莱克文学奖等奖项及学院的文学评价体系所定义,而另一种则自生自灭于少人问津的荒野。这里,我并非要否定诺奖和布奖的价值,而是说在主流文学体制之外,还有大量新鲜的作家与作品存在,相对于体制必然产生的僵化和保守,他们带来了主流之外完全不同的、更多元的审美体验,但也因此遭到了主流体制的漠视甚至敌视。所以诺贝尔奖可以授给莫言,在未来也可能颁给村上春树,但很难想象会发给雷蒙德·卡佛;所以哪怕到了今天,绝大部分文学史书籍中我们依然找不到查尔斯·布考斯基的名字。

当然,布考斯基不会在乎这个,他更喜欢的是买对一匹好马、痛快地喝上一杯,然后爽爽地打一炮。他是彻底的叛逆者,他的作品无关政治,却呈现了远远超越政治抗议的反叛,不止是精神的,更是肉体和血液的,他嗜酒如命,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劳动,他完全撕开了与主流价值观的联系。当布考斯基的著名粉丝U2乐队的主唱Bono向其致敬,布考斯基的回应却只有一句“百万富翁摇滚大明星,无论如何都是他自己反对体制的一部分”。

在他的小说里,他多次写到了「弑父」。「弑父」并不是一个新的文学主题,但在布考斯基这里,「弑父」不再是寓言,而是赤裸裸的现实。在长篇小说「样样干」的开头,主人公切那斯基就打了不断对他说教的父亲,打完之后他想到只是「我应该找份工作了」。而在挣到偿还父母的钱后,切那斯基就搬离了父母家住进了狭小肮脏的小旅馆,因为「父母的房租贵」。而在「父亲之死II」里,布考斯基把和父亲的斗争变成了淡漠,父亲成了与「我」完全无关的人。小说中,父亲刚死,切那斯基就任由邻居、亲戚甚至不认识的人拿走父亲的家当,而只收极少的钱。这种「弑父」情结在「父亲之死Ⅰ」中达到高潮,切那斯基在父亲的葬礼上遇到了父亲死前的情妇,就带回了父亲家,喝了父亲留下的酒,穿了父亲生前的睡衣,在父亲的床上和父亲的情妇做了爱。

布考斯基的作品关注的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那些没有话语权甚至被完全遮蔽的边缘人。和很多作家不同,布考斯基不是底层生活的旁观者,他自己就身在其中,他不是泛着廉价眼泪的同情者,他自己就是底层的一员。在「被烧到就要尖叫」中,布考斯基借主人翁亨利以批评加缪的方式提及了这种区别:

加缪谈到人类处在悲惨处境中的焦虑与恐惧,但他谈论的方式如此自在华丽…他的语言让人觉得事情根本没有影响到他,或他的写作。事情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读加缪的作品就像一个人刚吃下牛排大餐,还有沙拉和薯条,最后再加上一瓶法国好酒,也许人类受苦受难,但是他不包括在内。一个聪明人,但亨利喜欢一个人被烧到时会尖叫。

人们往往热衷于谈论、述说底层的苦难,但底层不止有苦难,是旁观者看不到底层的繁杂万变,甚至「底层除了苦难,他们也有我们看不见的欢乐」这种说法都因为过于简单而充满了中产阶级的伪善。布考斯基笔下的底层是人们有意无意忽略或者说从未真正深入过的世界,痛苦、欢乐、挣扎、欲望五味杂陈,而布考斯基把所有这些升华为强烈的刺痛感。被看做布考斯基继承人的卡佛还会让人有「伴着一杯咖啡」、「回味三个春秋」的温情与悲悯,布考斯基却连绝望都没有,只有冰冷刚硬的痛,以及充斥其间的自虐自弃的快感。

布考斯基的小说没有描写、没有寓言,抛弃了修辞甚至没有长句,但他对叙事结构、文体安排却并非没有考虑,他的小说逻辑严密完整(哪怕再短的短篇),不少篇目还呈现了极其精巧的形式上的美感,比如「不算是伯纳黛特」,围绕切那斯基生殖器受伤去医院缝治,缝治生殖器和他向医生讲述受伤过程两条线索交缠在一起,一快一慢同时推进,最终交汇于导致受伤的离奇自慰,全篇不过7页(中文译本),却制造了强烈的阅读快感。而「邮差」、「样样干」这样的长篇,起承转合毫无阻滞,布考斯基看似没有技术,但如安切洛蒂所说,「三传能解决问题,何必三十传」。

布考斯基通常被归为「极简派」,但经过无数时尚设计师的加工,「极简」早已被抹上了一层甜腻腻的奶油,完全不能形容布考斯基带来的冲击和淋漓快感。如果说布考斯基的叛逆与底层立场只是让主流文学界无可奈何的话,布考斯基的语言则彻底激怒了他们,学院化的批评方法和套路在布考斯基的身上完全失效了,这或许也是布考斯基被文学史忽略的原因之一。

好在「邮差」和「苦水音乐」终于在国内做了正式发行,而且引来了一阵欢呼,但有趣的是,一众欢呼者中竟有不少鄙夷、责难乌青这一类诗人的中坚,我很难想象他们会真的喜欢布考斯基,这或许说明阅读布考斯基已变成了另一种政治正确。当然,这些都和阅读无关了,在布考斯基这么诚实的作家面前,喜欢就使劲读,不喜欢就不要读,别装B,被烧到就要尖叫。

流行音乐没有秘密

几个月前,我在「没有两个标准」这篇博客里批评了乐评人邹小樱的一些观点,没想到,却因此认识了这位很nice的爱乐人。他身在音乐产业当中,也就和我这样的纯乐迷有着不同的视角,他向我推荐了Roy Shuker写的「流行音乐的秘密」,断断续续花了两个多月我才把这本书看完,下面的文章既是我读这本书的一些体会,也是我对音乐与商业关系的一些看法。

「商业体系对于流行音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这是一个过于庞大的课题,但如果只做最粗浅的观察,那么不如看看流行音乐/摇滚乐中「反商业」的力量有多大。

说起摇滚乐,就免不了说政治的抗争,张铁志甚至写了两本书来讨论摇滚乐的政治抗争,但在政治、性甚至更为内核的爱、自由、独立这些东西之上,「反商业」才是摇滚乐第一政治正确的旗号。Beatles缔造的商业奇迹被津津乐道,但他们全球超过10亿张的唱片销量在乐迷眼里却比地下丝绒首张唱片"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发行时不到100张的「销售神话」少了很多光环,Beatles固然伟大,但The Velvet Underground却是上帝。

从音乐潮流看,朋克/后朋克的兴起、No Wave的兴起、Grunge的兴起,几乎每一次摇滚乐大的风格嬗变,其最坚硬的旗帜无不是反对商业对音乐的控制,而当我们谈起一派乐风或者一支乐队的衰落时,往往也自觉不自觉地把「被商业控制了」当做重要的原因,虽然事实也往往如此。

而独立厂牌,这一摇滚乐最为标志性的景观,其起源或许复杂,但与主流趣味及商业体系保持必要的距离却是独立厂牌之所以「独立」的根本所在,如Staalplaat这样备受崇敬的厂牌,不仅是「反商业」,甚至是漠视商业了。

但Staalplaat却也没有与商业绝缘,它完全摒弃了签约制这类涉嫌影响控制艺术家创作的操作方式,却无法离开销售发行这些商业行为,最低限度的商业也是商业,远离主流商业体系的另起炉灶也是商业行为。

而像Sonic Youth这样最有代表性的「反商业」乐队,其历年的唱片销售总和,也许要超过很多彻头彻尾的商业明星。Sonic Youth之后,「反商业」和「反政府」一样,甚至已经变成了各大唱片公司兜售旗下乐队的法宝了。我从未怀疑过Staalplaat和Sonic Youth的真诚,但「反商业」起于商业的强大控制力,最终又成为主流商业体系的一部分却也是客观现实。

絮絮叨叨写这么多,无非想说明,一味地回避商业体系,是不可能深入到流行音乐/摇滚乐的核心的,流行音乐/摇滚乐是艺术,也是商品,它既有艺术属性,也有不可忽略的商品属性,它的产生既是艺术的创作,也是工业化的生产,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忽略或者羞于提及后者,这也就让新西兰人Roy Shuker的著作「流行音乐的秘密」有了特别的意义。

「流行音乐的秘密」是一本好书,它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比较全面的把流行音乐的制造过程进行了细致地梳理。我想提到一个我称为「工业标准」的概念,事实上,Roy Shuker介绍的正是流行音乐生产的工业标准,严格按这个标准,也许只能生产出麦当劳、肯德基,甚至是方便面压缩饼干,却绝不会出现发霉腐烂这样标准之下的事故。

但归根到底,我不喜欢这本书,它把流行音乐成功的关键(秘密)归于商业不仅结论牵强,气味上也让我生厌。Roy Shuker举的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Bob Marley,他把Marley商业上的成功总结为他身上有吸引年轻人的民族英雄的标签和Marley嫁接进欧美主流体系的音乐(使用吉他键盘进行创作演奏)。他的分析不无道理,但问题关键是,让Marley取得商业成功、获得巨大后世影响的究竟是Marley的独特性、是Reggae和Dub,还是他借鉴欧美主流音乐的那些技巧?

Roy Shuker拼命想证明,只要能做到对听众口味的细致分析,贴上去,就可以做出受欢迎的音乐。这让我想起推友@icebluse发过的几条推文,他说「鼓吹大数据是不是过头了?观众决定美剧生产??只能呵呵呵了」、「在某些媒体眼里,好莱坞应该由IBM接管,数学家研究员去拍电影人类文明就进步了」。他说的是美剧和电影,但放到音乐也一样,如果靠贴合听众口味,那么Google会比所有的唱片公司都厉害,计算机会比所有的艺术家都牛逼(我不否认未来的某一天计算机会做出伟大的音乐,但绝不是以数据分析的方式),我想那怕最钟情于商业体系的音乐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结论吧?

看看Beatles、Rolling Stone、Pink Floyed、Led Zeppelin、U2、Nivarna……这些既取得了巨大商业成功又有巨大后世影响力的名字,有哪一个是靠贴合听众扬名立万的?事实上,是他们影响、改变了听众的审美,商业体系于这些伟大的乐队只是推波助澜,而非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商业(或者操作不当)并不会让这些乐队的音乐失色,无非多出又一队地下丝绒、又一队Can。

Roy Shuker的错误在于他的商业越位了。理想地说,好的音乐生产过程应该是,创作归艺术、制作不低于工业标准,运营销售按照商业法则。Shuker错在就在用他把创作也扔给了商业,这也是很多商业音乐支持者的错误,更是所有反对音乐商业化的人揭竿而起的真正原因。而在另一边,我也常常听到不少做出了好音乐的独立音乐人发出的「听众缺少鉴赏力」、「唱片公司、音乐节只追求利润」、「乐评人自私」等等抱怨,他们忘记了音乐也是商品,要大众接受,就必须把音乐当做商品去经营,责怪大众的品位不说无知,至少也是极其无聊的,想要被大众接受,又不去了解商业,只靠抱怨什么都解决不了。

但现实如此复杂,没有谁可以艺术与商业区分得如此泾渭分明,远的例子是4AD、Warp这些大独立厂牌的主流化,近的例子是左小祖咒,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把艺术和商业的关系处理得水乳交融,他可以一手无耻炒作,一手又佳作上桌,但最近的两张唱片「去奶子房」和「小小葡萄」却无疑「商业化」了,这两张是他为他想象中的目标客户量身定做的,他有很大的一盘棋,但这棋局却已经索然无味起来了。

还是那句说过多次老话,艺术的标准从来都在那儿,不会因为受不受欢迎、多或者少好或者差的商业运作而改变,流行音乐没有秘密。

说明:1、本文中流行音乐与摇滚乐是同一概念,可以互换;2、可以参考邹小樱为「流行音乐的秘密」写的书评「流行音乐告诉了我」。

乌青的「手写诗」

乌青手写诗

年初,诗人乌青开始在他的网站上销售「手写诗」——他把诗写在纸片或者环保袋上,每首对应一个由读者自选的独立编号(从017开始),编号就是那首诗的价格,到现在价格最高的一首已经卖到了311块。

我买的是047号,可选编号里面价格最低的一个,乌青把诗抄在了一个小号的muji原色环保袋上。诗是我选的,「凶多吉少」,乌青诗歌里我特别喜欢的一首,后来我也有些后悔,或许让乌青自己随意写一首更好,刻意了反而失去了随机带来的趣味。

花几十块钱买一首诗并不便宜,我不是看好它未来的升值,如同乌青不可能靠它赚到钱,现在是一个审美口味特别乱的时代,比如,诗人廖伟棠批评乌青的「语言不超过五百个常用字」,在我看来恰是乌青的好处。花钱,很多时候,只是自己在选择自己的趣味而已。

我很喜欢这个袋子,但我不会把它装个框镶起来,更可能随意地挂着,如果字的颜色更牢一些,我更想带着它去超市、去菜场。

读书记·2012

2012,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Patti Smith的《Just Kids》。

只用纯真、美好这类词语来评价这本书实在太过简单了,就像把摇滚简化成愤怒、抗议一样不靠谱。Patti写出了挣扎在爱与痛、艺术与自我之间的最纯粹的地下生活。书中,Patti评述Robert Mapplethorpe的一段话让我心有所感,久久不忘:

罗伯特不是个窥淫狂,他常说他必须真正融入他的作品,而那些作品出自他对于S&M的追求,他拍照不是为哗众取宠,也并不把使S&M被社会认可视为自任,他甚至并不认为它应该被认可,他觉得地下世界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Just Kids》我在年初读了英文版,在年底又买了刘E翻译的中文版,我不认识刘E,但一直觉得她是真正生活在地下的少数人,听认识她的朋友说她这些年过得很不好,希望她能好起来。

2012,让我读的最沉重的书有两本,吴晓波的《浩荡两千年》和傅国涌的《大商人》,无它,只因为只两本书都写出了中国商业和中国商人看不见未来的总失败。

关于《浩荡两千年》,我已经写过博客,关于《大商人》,我一直想写,却一直理不清思路,因为在民国企业「要么亡于蒋宋、要么亡于共党」这个显而易见的历史循环之外,我始终有一个感觉,对民国商人「报国」、「社会责任」的普遍称赞,由于救国图强的历史背景,也由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情怀,被人为的夸大了。不是说张謇兴教育、治南通这些事迹不值得夸耀,而是这些事情是否张謇等最本分的事情。观察民国时代的企业,在亡于专制之前,其内部管理往往早已滑坡。傅国涌先生没有写的,恰恰是我最关注的,商人应该做什么。

所以,在2012,我最常读、而且常读常新的一本书是Eric Ries写的《The Lean Startup》。不需要去说这本书的好了,网上太多了,只想记下一个体会,就是过去我常常觉得读数理方面的书要花更多的时间,而我的错误在于,我读文史经济管理方面的书时,往往缺少读数理时那种真正的细读(虽然未必必要),因此,当我把《The Lean Startup》中的每个案例都反复推敲,并把书中的观点落实我的工作里去的时候,阅读的速度降下来了,回味却上去了。

读《The Lean Startup》另一个好处是,它让我第一次去读了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读这本书的经验告诉我,很多好东西、根本的东西一直就在眼前,要突破视野的盲区,抓住显而易见的、不应该错过的东西。

放任自流的苏西·罗托洛

读苏西·罗托洛的《放任自流的时光》时,我的唱机里一直播放着琼·贝兹翻唱的迪伦歌曲,其中也包括迪伦为苏西写的著名情歌《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

苏西和贝兹是鲍勃·迪伦女友中最著名也最传奇的两位,在迪伦被封为“民歌之王”前,贝兹就已经是“民歌皇后”了,在迪伦结束短暂的抗议歌手生涯之后,是贝兹把伍迪·格里斯、皮特·西格的抗议传统传递了下去;而苏西,不仅仅是迪伦伟大的唱片《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封面上和迪伦相互依偎走在寒冷的纽约街头的女孩,她是出色的诗人和艺术家,她还被认为是真正启发了迪伦的政治意识、开启了迪伦创作之门的“缪斯”。

但鲍勃·迪伦这个名字的光芒实在太过夺目,其负载的意义也实在太过沉重。尽管迪伦在其自传《编年史》中写到“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但在更多时候,人们谈论迪伦却必然提到“美国的良心”、“60年代代言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些标签,作为文化、政治乃至时代符号的“鲍勃·迪伦”不仅掩盖了他的音乐,甚至也掩盖他本人。

在这个符号的巨大引力下,无论迪伦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周围的一切也都变成了他的一部分。说起贝茨,最被津津乐道的是她和迪伦在新港音乐节或者滚雷巡演上的合唱;而当苏西出版了自传《放任自流的时光》,最受瞩目的依然还是迪伦——前女友笔下的迪伦。

然而,作为独立的女性,苏西是不愿意成为任何人(包括迪伦)的附庸的。在《放任自流的时光》中,苏西写道:“我永远成不了伟人背后的女人,我始终不愿为了成全他而牺牲自己。我并不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也缺乏使命感和雄心壮志,但对于有些事情我再清楚不过:我清楚我不会成为他吉他上的一根琴弦,我清楚我不愿生活在他的光环之下,我清楚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他的保姆”。

独立意识是60年代青年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外在的反叛、抗争和自我放逐其实都源于内在的对独立与自由的追求。但在过去,我们几乎把“垮掉的一代”当做了60年代唯一的精神来源。但相对于60年代的波澜壮阔,这种理解显得过于的简单了,其实迪伦早就声称他和垮掉派不是一路人,虽然他曾经深受《在路上》影响,但他说他到纽约不久就对及时行乐的嬉皮士失去了兴趣。而他初到纽约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中便有苏西·罗托洛。

《放任自流的时光》为我们理解60年代提供崭新的视角。苏西出生于美国的红色家庭,其父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无神论的信仰让苏西一家与美国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另外,在苏西成长的50年代,冷战的阴影导致了极端保守的麦卡锡主义的盛行,言论和思想的边界受到了空前的压缩,整个社会的气氛变得压抑而沉闷,这也无可避免地加剧了苏西家这样的左翼家庭的生存困境,不仅FBI频繁造反,普通市民也因为心理上的恐惧尽一切可能避开他们。

主流社会的孤立与敌视给苏西家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却也给了苏西更客观、更敏锐的观察视角。她从未陷入战争阴影带来的集体无意识,反而很早就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书中,她回忆到“自打小时候起,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美式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就在我的脑海中激烈地碰撞,我也从未停止过对它们进行独立思考”。不止政治,由于父母钟爱艺术,苏西从小便浸淫在诗歌、音乐、绘画当中,曾经极大地影响了迪伦歌词创作的诗人兰波和布莱希特便是由苏西介绍给迪伦的。虽然受家庭影响,苏西很早就投身社会运动,她17岁便已经成为民权组织“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RE)和反核战组织“原子能法稳健政策委员会”(SANE)的正式成员,但她始终觉得她自己的真正身份是艺术家,只有在艺术里面,她才能找到精神的寄托。

观察苏西的少女时代,可以发现,60年代最重要的一些特征,如左翼理想、革命激情、自由思想和艺术气质等早在50年代便已经成为苏西身体的一部分,如果说“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是60年代“出世”的精神来源,那么苏西和其他的左翼青年无疑在思想与行动上为60年代的“入世”做了铺垫。没有决然割裂的两个时代,60年代的反抗与绽放也许正是50年代的极端压抑产生的结果之一。

《放任自流的时光》也为我们理解鲍勃·迪伦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窥私狂们恐怕要失望了,苏西并没有往书里放进过多的猛料,她讲述的迪伦故事都是迪伦迷们耳熟能详的,她不是挖祖坟刨隐私的小报记者,她是善于节制的艺术家。事实上,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料”,而是苏西独特的视角——观察美国50、60年代的“红尿布婴儿”视角,观察格林尼治村的女性视角和观察迪伦的爱人视角。任何事物都是多面相的,单一角度的叙述不仅不足以说明真相,甚至还经常损害真相,而苏西恰恰写出了“鲍勃·迪伦的另一面”。

苏西记录了一个说谎成性的迪伦,却又为他开脱——迪伦靠谎言来保护自己。苏西发现了隐藏在善变外表下内心强大又极度自我的迪伦。迪伦善于学习,也善于抛弃。活跃在格林尼治村的民谣歌手戴夫•范•朗克、杰克•艾略特、欧蒂塔、麦克·西格等等都是迪伦学习的对象,他甚至不放过混迹在下等酒吧的无名歌手。但当迪伦成了大众眼中的“时代代言人”,他却在一片质疑声中果断的远离了政治,他的音乐也迅速地偏离传统民谣的轨道。迪伦从来没有生活在外界的期望中,谎言与多变是他和世界相处的方式,他永远都只是迪伦自己。

这也让迪伦与苏西的分手变得容易理解,迪伦在歌中写到“我给了她我的心,可她想要的却是我的灵魂”,苏西则坚决地说她不愿成为迪伦吉他上的琴弦,他们可以相爱,却无法被对方所拥有。分手事件的尾声是,苏西在搬离她和迪伦一起生活的西四街之后便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她并没有告知迪伦,而是秘密地打掉了这个孩子。在当时的美国,堕胎还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苏西冒着巨大的风险也要斩断她与迪伦的联系,迪伦追求绝对的独立与自由,苏西亦是。

在这部散文体回忆录的最后部分,苏西还记述了她和其他左翼青年的古巴之行。当她冲破FBI的重重阻挠,历经艰辛到达古巴,参观了心中的革命圣地,见到了偶像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之后,她却开始重新思考这个世界。“红色理想的幻灭”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她超越了那些“夸夸其谈却从未过过无产阶级生活”的所谓革命者,她发现“在自由的世界,不需要革命”,她让革命回归了内心,也回归了人性。

告别迪伦、告别格林尼治、告别革命,苏西·罗托洛在1965年就提前结束了她的60年代,此后她把所有的心力投入艺术,放任自流、无拘无束,直到2011年去世。而离开苏西的迪伦,也终于彻底地激怒了死忠的民谣迷,他插上电,用《重返61号高速公路》、《无数的金发女郎》等唱片奏出了60年代的最强音,之后的30多年,他一次又一次的避开了公众为他设置的陷阱,到今天,他依然在路上。

注:由于中国特色的出版体制,这本书的译稿遭遇了大规模的删改,详细情况可参见豆瓣网友宋希於的书评《面目全非的时光:二零一零年代的中国,毫无必要的删改与苏西·罗托洛》,部分未经删改的译文可在译者陈震的豆瓣小站读到,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亚马逊买这本书的原版

(本文已刊于《法治周末》)

读泰勒

干了快10年的所谓「管理」工作,也自诩读了不少的管理书籍,但我却一直刻意地回避了「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所写的、被奉为现代管理学第一本经典著作的《科学管理原理》。

我很早就知道泰勒,甚至早于了解彼得·德鲁克、明茨伯格和爱德华兹·戴明。但我对泰勒却一直提不起兴趣, 除了天然对“Taylor”的读音缺乏好感之外,国内管理学教材对泰勒的介绍更是让我对他心存反感的主因。

我最初读到的几本管理学教材,大多把泰勒的「科学管理」改编成了「机械管理」——「机械」地分解工作步骤制定操作程序,「机械」地管理(监控)工人的工作生活,直至完全忽略他们的心智,把工人当做了机器,尽管提升了工作效率,却也抹杀了人性。虽然我对这些教材把泰勒比做资本家走狗的「天朝体」思维不屑一顾,但也就此丧失了对泰勒的兴趣。

诱使我拿起泰勒的是Eric Ries,在其大作《The Lean Startup》中,Ries反复论及了泰勒对他的影响,读Ries对泰勒的论述,我发现泰勒不仅不过时,他的思想、他的方法仍然极其实用,他不仅不反人性,甚至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祖宗。

《科学管理原理》很薄,它原为泰勒提交给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报告,总共不到100页,全书以如何创造财富、提升效率为着眼点,系统地论述工作分析、任务加激励系统、目标与计划系统、管理者责任、职能制等管理实践中最基本的问题,但全书最核心的、也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却浓缩在「科学」二字当中。

所谓科学,重点不是结论,而是方法。粗略地说,泰勒的「科学管理」,包括了测量、建模、检测、重复、改进这么几个过程,其要点在于以可测量的方式去认知工作,而不是依赖个人的经验;以可评估的方式去选择最合理的操作步骤,并通过重复的检验形成体系,而不是依赖个人的自我学习与调整,简单说,「科学管理」的关键就是要摒弃人的随意性,建立一套可以用客观标准衡量的体系。

「科学」成就了泰勒现代管理学开山鼻祖的江湖地位,却也给了他「反人性」的坏名声,但这恶名的产生根本是由于后人对泰勒的误读,摒弃人的随意性不等于忽略人的能动性,拒绝经验的误导不等于放弃人的智慧。如果通读全书,而不是道听途说几个主要的观点,那么可以发现泰勒所有的思想都基于对人性的深入考察,更何况在书的导言中,他早已开宗明义地写道:

过去,人是第一位的;未来,体系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伟大人物,恰恰相反,任何好体制的第一位目标必须是发掘第一流的人才,并在系统管理之下,使最佳人才比以前更有把握、更迅速地提升到管理岗位上来。

读泰勒,最大的感受是这么好的书,我却因偏见耽搁了这么多年才读,可见“选择性输入”之可怕,而RSS、Twitter更让“选择性输入”加剧,这是必须要警惕的。

最后,还要吐槽一下北理工出版的这个版本的翻译,虽然骂翻译已经成了一件上不得台面的事情,但这个版本的翻译的确烂出了水平、烂出了风格。不过这个版本我仍然是推荐的,因为它附上了书的英文原文,泰勒的行文,用词量不大,句式也大都简单直接,以我的烂英语,也读得很流畅。

多读原文,少读译本,这也是我给自己下的一个任务。

在变老之前死去

英国最伟大的摇滚歌手之一、Queen的主唱Freddie Mercury的传记《谁愿永生》并非一本“标准”的名人传记,而更接近一部由回忆串起来的非虚构故事集。

《谁愿永生》的作者Peter Freestone是Mercury的私人助理,他从1979年开始为Mercury工作,此后的十二年一直和Mercury生活在一起,他见证了Queen及Mercury个人在80年代全部的音乐创作,参与了Queen马拉松式的全球巡演,他协助Mercury收集艺术品,陪着Mercury在同性恋酒吧狂欢,也经历了Mercury感染艾滋病、向公众公布病情及最终离世的全过程。

作为Mercury葬礼及整个后事的主持人,Freestone确如他自己所说,是最了解Mercury的人,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也是因为世面上太多关于Mercury的道听途说,这些或神化、或妖魔化的言辞扭曲甚至伤害了真实的Mercury。因此,在《谁愿永生》中,Freestone并没有刻意去塑造(美化)Mercury的形象,只是事无巨细地记录了Mercury在其生命最后十二年中的大事小情,这让《谁愿永生》幸运地没有落入“英雄史诗”的俗套,还在琐碎的回忆中沉淀下了真诚而厚实的感情。

《谁愿永生》记录了Mercury作为一个摇滚巨星的全部生活,但他的生活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摇滚生活,尽管同样充斥着药与性、放纵与疯狂,但与Black Flag的主唱Henry Rollins在《上车走人》中记录的忍着饥饿、挤在破烂的卡车中上路、每每以斗殴和骚乱结束在狭小粗陋的俱乐部中的演出这样的地下摇滚生活相比,非最顶级酒店的最顶级套间不住、非头等舱不坐的Mercury,其天王巨星式的生活方式受益于商业体制,这不仅不够摇滚,甚至还站在了摇滚的反面。

但如果全面地审视Mercury的生活和音乐,会发现他奢靡的生活和华丽的音乐其实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对待音乐的完美主义倾向和对待生活的挑剔态度是一体的。他是商业上最成功的音乐家之一,但他的音乐却从未因商业而随波逐流,他的生活也从未受商业摆布;而当在音乐与态度上都更具反叛色彩的朋克一代喊出“干掉皇后”的口号时,他也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的按他的方式做着音乐,和摇滚史上那些受到最多称赞的名字一样,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内心。

Mercury坦言他无法理解野兽派绘画大师马蒂斯的作品,也始终不喜欢朋克,但当他见到他所欣赏的艺术家,比如同样有着完美主义倾向的Michael Jackson以及被他视为偶像的女高音歌唱家Montserrat Caballé时,他竟可以压制住其极强的控制欲,甚至紧张的手足无措。

Mercury还经常拉着周围的朋友甚至是强迫他们一起观看一盘已经看过多遍的Prince演唱会录影带,3个小时的带子他一看就可以看上5、6个钟头,Freestone发现Mercury如此钟爱这部录影带,恰恰是因为Prince的表演像极了年轻时的Mercury,Mercury看的是Prince,更是他自己。

深爱Mercury的乐评人邱大立曾说“掌控、专注、给予、冲突,Mercury‘这个世界上个性最复杂的人’在45年的艺术人生里,只做了这四件事,但他永生了”,但我觉得,不会开车、不会做饭、从不阅读也不问政治的Mercury一生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音乐,他的生命才是他真正的舞台,这或许也是当Mercury发现自己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撑自己进行音乐创作后,毅然选择停药、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原因。他,要在变老之前死去。

“我想在变老之前死去”,the Who的这句歌词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成为了无数内心躁动的青年的座右铭,但又有多少人在老去之后还能记起这首曾经激励过自己的歌。当the Who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再次唱起这首《My Generation》,我却想起了Mercury身患艾滋之后才写出的《Barcelona》,谁人没能阻止自己变老,歌唱《谁愿永生》的莫库里却真的永生了。

最后,必须要提到的是本书的译者陈震,在摇滚乐书籍翻译领域,能做到外语好、中文好又真正痴迷于摇滚的人并不多,郝舫之后,陈震肯定是其中之一。《谁愿永生》已经是他两年内出版的第三本摇滚乐书籍了,而他为每本书撰写长篇译序交代全书背景、提示书籍主线以降低读者阅读门槛的做法也几乎成了摇滚书翻译的行规。凭着对音乐的热爱,这个做过放射科医生、大学英语教师的退役鼓手还曾促成了加拿大传奇民谣乐队Cowboy Junkies与左小祖咒的跨国合作,他靠翻译糊口,却和莫库里一样,靠音乐活命,我想这也是我对他的下一部译著充满期待的原因。

(本文已刊于《晶报》)

小说已死

马原说“小说已死”,然后就写了一部《牛鬼蛇神》来证明小说真的死了。

初读马原,是1995年,他的两部短篇《虚构》和《冈底斯的诱惑》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在读这两篇小说之前,我以为玩文字玩得最炫的人是古龙。那一年,我从初中升到了高中,靠着马原的小说和于坚的诗歌,我的阅读能力也进入了高中。

2000年,封笔已有10年的马原到同济任教,开了选修课“阅读大师”。我是怀着朝拜偶像的心态去听这门课的,马原的讲课很霸道,他在课堂的讲授远胜于后来由授课讲稿结集成的《阅读大师》,他独特的视角和品味有一半就藏在他有轻有重的语气、有张有弛的节奏和有缓有急的气氛中。

马原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把作家和读者的关系比作下棋,他认为作者的设密与读者的解密构成了写作的快感和阅读的高潮,他欣赏高智商的作家,比如霍桑、马克·吐温和阿加莎·克里斯蒂;他也推崇高智商的写法,也由此形成了他赖以成名的“叙事圈套”。

但无论用“下棋”还是用“圈套”来衡量他的最新作品、也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牛鬼蛇神》,其结果都令人失望,以“下棋”论,当读者都已经进入了21世纪,马原却还在摆弄着80年代的陈旧定式;以“圈套”论,马原这次下的绊子只绊住了他自己。他太过迷恋于毫无新意的“形式”游戏,拖沓、臃肿的叙事结构不仅破坏了形式的美感,甚至伤及了文学最核心的要素——语言。

回顾70年代末、80年代出现的几位著名的文化偶像,无论是小说的马原,还是诗歌的北岛、电影的陈凯歌张艺谋、摇滚的崔健,在短暂的创作高峰后,都进入了难以突破乃至固步自封的瓶颈期。他们这一代无疑是启蒙者,但启蒙者不等同于集大成者,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都十分贫瘠的土地上,只要能在思想、形式、技术等任何一方面稍稍突破禁忌,就能造成一场爆炸,但爆炸产生的是明星,真正的力量来自厚度,而厚度依赖于积累。

启蒙者为后来者构建了基础,但超越别人远比超越自己容易,何况荣誉太容易让人迷失。比如今天的北岛就生活在他写中文诗天下第一的幻觉中,比起外人对北岛的神化,北岛自己的自我神化更可怕,看北岛现在的作品和言论,更多的是政治的野心,而非创作的野心;而老崔,他一直想突破自己,但他既不自知也不知人,听听他对其它乐队的点评,就知道他对摇滚乐的认识压根不成体系。

而马原,他在90年代初的封笔是完全明智的,他80年代的小说已经把文本实验玩到极致了。但恰恰是他曾经的明智,让《牛鬼蛇神》的创作显得更加可疑:在《牛鬼蛇神》中,他一方面想要回归到他最钟爱的经典文学的写作方法(如霍桑、海明威),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扔掉他最擅长的文本实验,但他不仅没能融合二者,反而既在文本实验中暴露了自己在形式探索上的末路,又在回归经典的过程中被揭出了其语言能力的底牌。

马原想用《牛鬼蛇神》来纪念他的一生,也或许想靠一部长篇来证明些什么,但对他而言,小说真的死了。

所谓新昆明

有几个作家真是为了“不好处理”的1000块钱去抄“讲话”?又有多少作家想抄“讲话”而不得?不要用职业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良知(或者应该有良知),夸张的说,任何正常的思维对于体制、体制内的人和想混进体制的人都是不管用的。就算抄不了“讲话”,心向体制的作家也会用别的方式去献媚,比如女作家海男最近就出版了一部极度软文的《新昆明传》。

海男是我很熟悉的作家,虽然我对她的作品全无印象(我大约在90年代读过几首她的诗),但在雷平阳、李森、贾薇之前,云南有名的作家除了于坚,大约只有海男了,不得不承认,故乡认同这种毫无理性的坏毛病,在我身上也着实不轻。

和所有歌功颂德的吹捧文章一样,《新昆明传》也极尽阿谀之能事,但运作这本书的出版社的工作效率却显得太过低下,2011年5月出的书,到了2012年年中才出现在二级市场,这多少让在书中反复出现的“仇和书记”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毕竟昆明早在大半年前就由“个性仇和”时代进入了“平庸官僚”张田欣时代。

不过这本书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海男的语言,我实在没法想象一个具备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居然超不过高中生的平均水准,而几天前,她还在昆明一家报纸的读书版上大谈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我实在不知道她的书是怎么读的。

《新昆明传》很差,但我却觉得,这本书不仅没有对不起昆明,反而恰恰写出了现在的昆明。老于坚在《老昆明》里写过的那些地方,早就在旧城改造中消失了,老于笔下平和、恬淡的昆明小市民文化也早被挤压成了神话,当然,这些未必是问题,但关键是随着高楼、地铁、新机场出现的昆明是一个什么样的昆明?

其实不止昆明,整个中国遭人诟病的城市建设,其实都是在建体制的城市、阿谀的城市,而非市民的城市。

我非常喜欢广州的西关,没事的时候,我经常都会去那里逛逛,喝喝茶,吃几味老派的点心。因为西关,在天河,我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市民生活的味道,忙碌、拼搏和生活并不是矛盾的,妄图控制大众生活的那只手再一次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幸好,广州保留了西关,但遗憾的是,昆明却已经没有了昆明。

总有一只黑天鹅

纳西姆·塔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是风行多年的畅销书,出自书中的“黑天鹅事件”一词我早已耳熟能详,但直到最近,我才把原书找来,不算认真地看了一遍。

《黑天鹅》和多数美国商业类畅销书一样,核心内容很精彩,但刻意通俗的写法却让整本书显得累赘,所谓的“轻阅读”并没有真正降低核心内容的阅读难度,反而制造了大量的废料,再加上略显生涩的翻译,读起来反而经常觉得无趣,实际上这本书如果把篇幅压缩到现在的一半甚至1/3,会更耐读。

塔勒布探讨的黑天鹅事件指得是人们很难预知的(或在发生前人们不以为意的)、发生后又通常可以造成很大损失的小概率事件,著名的例子很多,比如一战、20-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911、由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等等。

不可预见性、偶然性和损失巨大这些特性之外,黑天鹅事件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事件发生后会冒出无数事后诸葛亮,尽管我不认为这些事后的反思、评论是无益的,但这些反思、评论确实无法阻止另一起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面对黑天鹅事件,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

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获得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信息流通不畅时无法及时得到信息,而信息流通便捷后,如何捕捉、消化信息又成为新的瓶颈。何况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的了解依然是浅薄的,我们赖以判断、解释世界的基础其实无非是盲人摸象后的结果,以为自己了解了全部,往往是错误的开端。

比如曾经的黑天鹅——霍乱、鼠疫、伤寒等等,在现在已经不是黑天鹅了,但人类从霍乱、鼠疫、伤寒中得到的经验并没有阻止新的黑天鹅——Sars的出现,比起有知,人类的无知总是要更多一点。

所以,我很赞同霍炬的说法,面对黑天鹅事件,我们需要多一点想象力,或者说,我们需要多一点对未知的好奇心,我们认知、学习的基础是既往的知识和经验,但思考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尽管这依然无法避免下一只黑天鹅出现,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多几手准备,应对新的危机时多一些从容,甚至把黑天鹅变成新的契机。

事实上,黑天鹅事件的结果从来都不是毁灭,不然黑死病之后就没有欧洲了,20-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人类就退回农业时代了,90年代末互联网股灾之后就不会再有Facebook这些Web2.0的翘楚了。如果说增长是必然的,那么偶然的危机(黑天鹅)也是必然要发生的,黑天鹅正如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它的发生一方面帮助人们自我净化,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突破看不见的天花板,尽管很痛,但疼痛之后的收获却真正可观。


PS: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正和朋友讨论投资的问题,我觉得黑天鹅也是一个理解股市的好视角。如我前文所述,增长是必然的,危机是偶然的,因此最好的投资就是巴菲特说了一万遍的长期价值投资。问题的关键是很少有人可以像巴菲特那样选准可以带动大势增长的个股,这是知识,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而大家更掌握不了是坚持。

当然,短线或者说投机也是有机会的,因为有黑天鹅,增长的快速或缓慢很难预测,但黑天鹅式的危机总会发生的,因此短线的机会不是买涨而是买跌,短线高手索罗斯也好,《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也好,靠的都是做空。

至于中国的股市,因为黑幕与造假,你根本无法判断它是在增长还是停滞、衰退,在这种市场讲长期投资是有病,但中国股市又没有做空的机制,长线、短线实际上都是亏线,所以以其到处打探内幕,不如把这点精力拿去想办法到美国、香港、欧洲开个户,存钱养老也好、搏命豪赌也罢,只有在一个机制健全又透明的市场,才会有基本的安全感,至少死也知道是怎么死的。

关于《未来10年-谁将实现雄霸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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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读国际政治类的书,预言类的读得就更少,不过我挺喜欢这本乔治·弗里德曼所著的《未来10年-谁将实现雄霸梦?》。

判断一本“预言”类书籍的优劣,我觉得不在于其预言的准确性,而在于其方法。“错误方法正确结论”比“错误方法错误结论”要恐怖得多,因为后者还可以让人通过错误的结果去反思、修正方法,避免进一步的错误;而前者只会蒙蔽人的眼睛,制造真正致命的错误。

而《未来10年》正提供了一种可信赖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以弗里德曼深厚的国际政治、历史学养为基础,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透彻理解,在书中,弗里德曼写到:

理想与现实本来是权利这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纯粹为了争权夺利而追求权力是一种极其恐怖的做法,不仅不会获得任何长远持久的东西,而且还会不可避免地歪曲篡改美国的政体。然而,只讲理想不讲权力就会流于空谈,因为只有以行动能力作为后盾的理想才可能变为现实。所谓现实,就是要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但现实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为实现目标而应当在何处施展自己的权力。如果不懂得权力的宗旨所在而奢谈现实,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就成了凶相毕露的代名词,最终也会脱离实际。同样,单纯的理想主义往往是自以为是的代名词,这也是一种通病,只有完全懂得权力的意义所在,才能治愈;而毫无原则的现实主义又往往表现为固执己见,这其实是对色厉内荏、力不从心的一种掩饰。事实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不是非彼即此,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往往把美国的成功归结为以宪法为代表的美国制度,或多或少的忽略了以“美国梦”为代表的融合了现实与理想的美国性格。而事实上,美国的宪法、制度不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融一道的民族性格的结晶吗?

对我而言,这本书的另一看点是它提供了对中国的精准观察,试举两例:

1、关于中国的基本情况

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东部沿海约400英里范围内,那么,这个狭长岛屿的形象似乎更站得住脚了。这种人口的高度集中性主要归因于水源问题。地图中将整个版图一分为二的粗线是15英寸等降水量线,这也是维持大量人口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降水量。中国的西部因过于干旱贫瘠而难以承载大量人口,因此,超过10亿人口的实际居住面积仅相当于密西西比河以东、不包括新英格兰州在内的美国东部面积。这部分地域就是所谓的‘大汉’。 2、关于中国的崛起(下文出自弗里德曼的访谈,书中有意思相同但文字长得多的描述)

我对中国的评价是崩溃(collapse),而不是崛起(rise)。中国做得很好,但同时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困。6亿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亿人口的收入不到6美元。13亿人口中10亿以上过着像非洲一样的贫困生活。当然也有6000万人年收入达2万美元,但这些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的5%,这不是真正的中国。 我非常赞同弗里德曼对中国未来的判断——“先搞好自己的事”。归根到底,在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前,中国的问题不是强与弱的问题,而是算不算得上一个”现代国家“的问题。

这本书的缺憾在于,弗里德曼太过看轻互联网对未来的影响了。互联网已经远远超越了技术的范畴,它正在和即将融入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甚至已经开始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我想弗里德曼如果在”阿拉伯之春“后再写这本书,他或许会修正他的结论。

关于《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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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厚本的《激荡三十年》,到两薄本的《跌荡一百年》,再到只有一本的《浩荡两千年》,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叙述的时间跨度越来越长,篇幅却越来越短,这也恰恰反映了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不仅从来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商业传统,还在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中被压成了碎片,最终被历史遗忘。

限于有限的史料,《浩荡两千年》对中国古代企业与企业家的书写是碎片式的,对各朝特别是较早朝代的商业面貌描写是模糊的,但从整体上看,却又呈现了清晰的脉络,即春秋战国时期为商业体系、商业制度、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摸索期;至秦汉,以“重农抑商”和“国有专营”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尽管后世各朝多有针对经济的变法,但其核心直至清末都没有任何变化。中国古代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一样呈现了超稳定性,政治制度上的“汉承秦制”,到了经济与商业上便是“乱世思弘羊”,这种稳定性最大的结果却是停滞。

吴晓波对造成这种超稳定性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他的一个结论是:以郡县制、尊儒、科举和国有专营为支柱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事实上阻碍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与发展。郡县制收拢了权力,独尊儒术控制了思想,科举作为独特的激励制度,在将重要的资源——人才——吸引到权力当中的同时,还鼓励了民众自动接受思想的控制,而国有专营体制则为中央集权体制的维系提供了资金的来源。

从根本上说,传统经济只是维护中央集权体制运转的工具,传统经济运行的基础不是支撑现代经济的产权与契约,而是权力——无论是属于朝廷的“公权力”,还是属于权贵的“私权力”,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经济与商业行为其本质都是权力行为。但权力主导经济必然造成特权的泛滥并带来巨大的公平缺失,进而动摇统治的根基,但中国解决危机的方法却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结果却以更大的不公平来替代原有的不公平。所以,当中国的政治在集权的主导下走进了“治乱循环”,中国的商业阶层也丧失了制造“捕鼠器”的能力,彻底地沦为了“权力”的附属品。

我在读《浩荡两千年》时,经常想到所谓的中国模式,如果说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话,那么这个中国模式从秦汉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说黄亚生先生通过横向的比较在他的著作《“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论证了30年来的“中国奇迹”不仅不独特,反而处处印证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常识(无论是其成功还是失败的地方),那么《浩荡两千年》则证明了所谓的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只能导致“繁荣—崩溃”的历史再度上演。

吴晓波说中国的商业“早慧而晚熟”,“早慧”也许是对的,“晚熟”这个说法,却过于的乐观了。

从《乔布斯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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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1年出版界的焦点之一是“乔布斯”,而Walter Isaacson的《乔布斯传》又是焦点中的焦点。这本书由于其“独家性”与“权威性”,在全球掀起了购买和阅读的狂潮,又因为它实现了不同介质、不同语言版本的全球同步发行而成为了观察书籍(与阅读)未来走向的重要样本。当然乔布斯的声名、版本的多样也吊起了不少人的收藏欲,比如我就购买了Kindle的mobi版、中信的中文纸质版和IOS上的唐茶版。

对比这三个版本,阅读体验最差的是中信版。翻译的质量当然是一大问题,但如果考虑国内整体的翻译水平和这本书极其紧迫的翻译时间,中信版的译文质量其实远没有网络上批评的那么糟糕,只是批评书的翻译比批评书的内容要容易,而《乔布斯传》又比其它翻译书籍吸引了更多的关注,翻译的毛病就被突出化了。

至于同遭诟病的“众包”式的团队翻译,其实恰恰是提升中文翻译水平的有效路径,以我的理解,“众包”的关键在于以相对开放的方式实现多人的互译、互校并在不断的修改、完善中提升译文的质量,但互译、互校及更多深入的讨论与合作比传统的翻译方式需要更多的时间,不断地完善也需要恰当的介质来支持,而纸质的传统书籍并不是这样的介质。

让中信版显得如此不堪的原因其实不在于它翻译的错漏、而是它没有办法去修正这些错漏,特别是当和它同宗同源的唐茶版把“免费的修正完善”作为卖点并高速地发布一个又一个更新的时候,中信版彻底地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中信版的尴尬也是所有传统纸质书籍的尴尬,电子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不是那个除了便携之外一无是处的毛头小子了。以Kindle和IOS下的电子书为代表,电子书已经具备了诸多超越纸质书的优越特性:

1、更方便的搜寻与购买。 我不否认逛书店有着极大的乐趣,但当网络购书已经超越书店成为主流的时候,也就别再把逛书店当做抵制电子书的借口了,何况电子书突破了印数的限制、突破了库存的限制,找到一本书、买到一本书将比以往更容易;

2、更方便的出版与发行 就算不考虑言论与出版的管制,由于高昂的制作成本,纸质书籍的出版与发行受控于出版商,不仅减少了出版的机会,也拉低了作者的收益。电子出版让书籍的制作成本几近为零,Apple Store和Amazon提供的商业模式(解决了支付问题)又使得作者可以抛开出版商直接面对读者,这使得作者就算仍然同出版商合作,也获得了更大的谈判空间。更低的门槛、更高的收益,必将造就更多的出版。

3、具备“更新”能力的作品 电子书的一大特性就是可以像软件一样持续更新完善,错漏在纸质书籍是遗憾的艺术,在对电子书则是进步与改进的动力。而且通过更新与完善,电子书将具备纸质书无法比拟的低成本。

4、更方便、更强大的笔记与分享功能 1637年,费马在丟番图的著作《算术》时,在一个命题旁的空白处写下了著名的费马大定理,他还调皮地写道“关于此,我确信已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 ,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他没有写出的证明困扰了数学界300多年,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拿不过是费马开的一个玩笑。假设如果300年前就有了电子书,那么费马就会有足够的空间来写他的证明,或者就没理由来开这个玩笑。 电子书创造了纸质书不具备的近似无限的笔记空间,而且这些笔记不会干扰阅读,再加上笔记的分享功能,可以实现多人间阅读的互动,大大的提升阅读的效率和学习的效果。 甚至在纸质书一向骄傲的排版,电子书也大有赶超的趋势,iPad上杂志的阅读体验已经超过纸质版本了,而以唐茶为代表的电子书,其排版的精细也不亚于优秀的纸质书。千万不要拿那些猫三狗四的盗版电子书来讨论电子书的未来,就像不能拿猫三狗四的盗版纸质书代表纸质出版物的水平一样。

纸质书另一个常被提起的优势是“翻页”。做“翻页”做的最好的电子书是Kindle,而Kindle的“翻页”在纸质书面前也只能叫幼稚。但如果我们换一种理解,“翻页”的实质其实是对书中内容的搜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电子书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翻页”的效果,而是更方便、更不干扰阅读的搜索。互联网早已造就了更快捷、准确的搜索技术,现在需要的只是与阅读结合的更紧密的搜索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看好苹果可以解决“翻页”的问题,因为把技术以人性化的方式变成完美的用户体验是乔布斯真正厉害的地方,我相信这已经是苹果基因的一部分了。

当然,我并不认为纸质书会因电子书的发展而消亡,因为纸质书创造的独特质感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就像MP3无法让黑胶、磁带消亡一样。我很难想象玻璃、塑料的屏幕可以制造出纸质带来的温暖感,何况书籍未来的发展方向要实现的是更高效的阅读,而不是去复制传统。

纸质书不会消亡,但它的归宿是艺术品,属于电子书的未来才刚开始。

二、

Isaacson的《乔布斯传》出版前,另一本在国内受到追捧的乔布斯传记是王咏刚、周虹合写的《帮主乔布斯》(也曾出过唐茶版,但已下架),李开复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里甚至把它称为“所有中文书里最有料也最好读的乔布斯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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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判断李开复说的话,因为我没有读过国内其它作者写的乔布斯传记,但如果拿《帮主》和Isaacson的《乔布斯传》做比较,却可以找出区分三流传记与一流传记的一些标准:

首先是材料:

用这一点来责难《帮主》的作者并不合适,毕竟作为唯一获得乔布斯授权的作者,Isaacson可以接触的第一手材料在全球无人能及,但如果忽略取得材料的原因与过程,只论结果的话,不及《乔布斯传》三分之一厚度的《帮主》,其内容仍然比《乔布斯传》要空洞很多。

 

另一个证明材料重要性的地方是,无论《帮主》还是《Steve Jobs》对乔布斯NeXT10年的描述都较为简略,虽然正是在那10年乔布斯构建了支撑苹果再度崛起的技术基础,但那10年的确是乔布斯较为低调沉默的10年,可用的材料相对苹果前后两段辉煌时期必然有限,哪怕大牌如Isaacson也不可能超越材料的限制,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字。 第二是立场: 传和评是不一样的。评尽可以主观,而传却需要客观,需要靠事实而非议论(或者推测)来还原事件塑造形象,写传就是写史,特别忌讳预设立场。

 

读《乔布斯传》,很容易就能发现作者的客观,Isaacson没有乔布斯的独家授权就去拍老乔的马屁,他反而拉开了与乔布斯的距离,更全面地去解剖乔布斯,他写了一个英明的商业领袖,也写出了一个自私、粗暴、冷酷的乔布斯,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Isaacson是把自己放到乔布斯的对立面来审视乔布斯的,或许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场力真的太强了,想要摆脱它就会矫枉过正。

而《帮主》则是一片粉丝心态,当对乔布斯的崇拜成为作者的预设立场,笔下的乔布斯也就成为了平面的肖像而失去了生气。

但最过分的是作者对李开复的刻意吹捧,在《乔布斯传》中没有出现过一次的李开复,在《帮主》中不仅占掉大量篇幅,还成了乔布斯和苹果最大的、永远的遗憾。由于我没有看到过其它的材料,我无法判断《帮主》对李开复与乔布斯关系描写的真伪(程度的深浅),假设其描写是真,那要么证明乔布斯为人的冷酷(对他和苹果这么重要的人物竟然不对Isaacson提起),要么就证明了Isaacson的疏忽和乔布斯的所托非人;如果此描写是伪,那我只能说,虽然《帮主》的作者向李开复报恩没错,但选择以夸大报恩对象及至改写历史细节来报恩,则是最最愚蠢的方式——既无法真正提高恩公的地位,更让自己的写作因失实变作无用的废纸。 第三是文字: 《帮主》比《乔布斯传》有更多的煽情片段,文字取向也更华丽,但读起来却少了很多味道,低好几个层次,最关键的是《帮主》写了很多事、唱了很多赞歌,却没有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作为传记,这无疑是失败的。

 

而Isaacson,以简洁、流畅的文字清晰地描述每一件事便写出了一个立体的乔布斯,让读者感受到了现实扭曲立场。事实上,比起卖弄辞藻,清晰地描绘一件事要男的多。 第四是知识储备: 理由很简单,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不仅说不清事情,还会闹笑话。

 

这方面,Isaacson堪称表率,他的主业是编辑、记者,这个工作当然会让他的知识结构较为全面。但当他开始写一部传记,比如《Steve Jobs》时,仅仅全面的知识是不够的,对信息技术、互联网、商业等领域他还必须要有深入的了解,不然别说写出深刻透彻的作品,恐怕连准确的整理材料都做不到。

我还读过他写的另一本传记《爱因斯坦传》,那本书涉及了物理学、种族问题、一战史、二战史等领域,如果考虑他还写过《富兰克林传》和《基辛格传》,在如此多领域的拥有如此深入的知识储备,再怎么夸赞似乎都不为过,而知识的积累(无论全面的还是深入的)归根到底是学习能力的问题,这才是Isaacson最让人佩服的地方。 当然,衡量传记的优劣的标准还有很多,但我觉得这四点是很基础的,写在这里,为以后的阅读,做个参考。

 

关于何伟的《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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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寻路中国》再读《江城》,我是有些失望的,就像吃过山珍海味俱全的主菜之后,再回头去吃餐前的小碟。《寻路中国》立下的标准太高了,相比之下,《江城》就显得稚嫩了。

《江城》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书中描写的涪陵,也是他“寻路中国”的起点。作为一个西方人,刚到中国的何伟也无可避免地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我想这并非偏见,更非环球体所指的“别有用心”,一个相对封闭、权利又高度集中的专制国家,在其它正常国家的公众眼中,除了愚昧和所谓的神秘,剩下的当然就只有政治,这就和我们谈论朝鲜时一模一样。何况在这个政治依然无孔不入的国家,要发现那些因政治而荒谬的东西其实并不难。

何伟关注到了在中国无处不在的标语,在他学习中文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留心去看这些标语,甚至以看懂多少标语来检验他的中文水平。但当他终于看懂了这些标语的时候,他竟毫无满足感,因为他发现这些遍布大街小巷的东西不过是些极端空洞、甚至有些伪善的政治口号。

何伟也留意到了和口号一样充斥着政治的活动或事件,有像邓小平逝世和香港回归这样的大事件,也有其支教的学校里其它大大小小的校园活动,他发现在这些事件里面,学生和老师的表现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符合官方的要求,但又不像刻意的扮演。当然如果碰上大事件,官方更会大张旗鼓的组织各类只有政治的活动,何伟详细记录了学校组织的“重走长征路”,他不无调侃的说,一个纪念艰苦长征的活动,却拿着烟厂的赞助,更有趣的是,学生代表终于从涪陵走到了延安,却因花光了钱而不得不由学校派出救援队才保证了学生的返回,这当然是讽刺,现实的讽刺。

何伟还发现了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当他在课堂上比较中国和西方,甚至仅仅是讲美国存在些什么问题时,学生们都总会说“中国是好的,不存在那些问题”;在香港回归时,他发现,尽管他的学生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似乎是在渡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更让他惊讶的是,学校组织篮球赛,当他和另一个支教老师亚当代表英语系参加学校篮球赛时,普通的比赛带上了“爱国”的性质,连裁判的判罚标准都开始倾斜,但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样无可厚非;而在他个人参加的涪陵长跑比赛里面,因为他的夺冠,甚至让被赋予了“爱国”意义的长跑比赛都变得尴尬。其实正如何伟在书中所说,全世界的爱国主义虽然披着高尚的外衣,但骨子里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无知和恐惧。

何伟最不能忍受的是政治对教育的极端控制,他发现不只是给学生的教材全是政治宣传,连他学习中文的教材也全是宣传,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填鸭式,为此他和他的汉语老师甚至爆发了“鸦片战争”。不过中国教育的真正问题还并非教材,何伟观察到,中国学生机械式的学习,他们毫无思考,只要老师说了,就完全相信。他们跟随范本甚至到了抄袭的地步,而相互抄袭更是普遍,他布置一个题目,然后在学生的作业里收到几分一模一样的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按教材,对毛太祖的功过评价为“七三开”,有次他故意说,毛的功有67%,立马就有学生纠正,他说少了3%。

我很佩服何伟对细节的观察、分析、组织能力,零散的材料到了他的手里往往会被梳理的清晰而有条理,《寻路中国》如此,《江城》也如此,但《江城》却远没有达到《寻路中国》的深度。尽管写《江城》时,何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两年,但我想他对中国仍然是不够了解的,《江城》被局限在政治,而并未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里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写他的中文老师,这位廖老师在教何伟中文的两年里一直因教育方法和政治观点同何伟摩擦不断,但在何伟的送行宴上,当学校外办的领导取消何伟的中文时,廖老师竟然出何伟意料地很严肃地指出了外办领导的错误,何伟感到了温暖,也许也感到了迷惑,那个宴会上的廖老师和平常的廖老师实在差异太大。

让何伟迷惑的恰恰就是中国社会最不可言说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有人称为“文化”,也有人叫它“哲学”。当时的何伟可能还不知道“八面玲珑”、“外圆内方”这些词,在当时也许他也不知道,廖老师与他的争辩时的态度仅仅是因为“老师”这个头衔;他或许也不知道,当他的学生申请入党时,压根可能没想过什么是共产主义,而仅仅只是为了现实的功利。很多时候,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知道不代表要说出来,说不说、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已不仅仅只是利益的机变,甚至成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些必须穿越政治才能真正看得清楚。

好在何伟是一个真正有探索精神的人,《江城》获得了很大的赞誉,他却携妻子再度来到了中国,并一住七年。他本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惊人的洞察力,当他用了足够多的时间在足够大的空间上观察了中国,写出《寻路中国》这样的杰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最后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英文书,在理解上肯定有非常多不到位的地方,望见谅。

关于《极简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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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赫斯特的《极简欧洲史》是一本极好的书,虽然它在亚马逊的售价(¥13 .4)比一个肯德基的汉堡还便宜。

这本书确实极简,从希腊到近代差不多3000年的历史,却只花了230来页,而且还是小开本。它不像多数通史性历史书那样靠事件来推动,它靠逻辑来推动整本书的结构,赫斯特在一开篇就说,欧洲的历史是希腊和罗马文明、基督教、对罗马帝国进行侵略的日耳曼战士文化三大元素的混合与变异,然后便顺着这三大元素发生、发展、斗争、融合的脉络把欧洲历史上的关键事件进行了梳理,呈现了一个异常清晰的历史的骨架。它像书中提到的“希腊灵感”一样,“答案简单,符合逻辑”,尽管历史无法用数学来表达,但这本书的叙述却也和F=ma、E=mc^2一样简洁、优雅。

这本书有非常多精彩的观点和极其准确的历史视角,但我从这本书中感受最深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学习的方法。

第一,这本书靠逻辑推动,但和国内中学教材那种“逻辑推动”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设定了一个逻辑框架,让所有的事件来适应这个逻辑框架,它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是正向的,它还原历史场景,然后从事件的推进中找出内在的联系,它的逻辑是归纳、推理、总结出来的,作为一种研究成果,它的逻辑是结论,而不是预设的。找到真实场景、假设、推论,然后结论,这其实正是最经典的学习方法。

第二,这本书在第一部分讲三大元素的混合这条“整”的主线,第二部分从战争、现代民主产生发展、语言、皇权与教权、百姓生活等多个“分”的支线切入,由整而分最后合于“结语”,讲清了欧洲文明成为“第一”的根本原因。由整而分再和,通过立体而又有层次的视角对同一对象进行分析研究,这也是学习最基本的方法。

最后想说的是,《极简欧洲史》其实是一本在澳大利亚和欧洲不少国家广为使用的教科书,一本把知识和方法结合的如此之好的教材,除了羡慕,还真有骂娘的冲动。

不存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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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已经记不起上一次读余华的作品是什么感受了,《活着》或者《许三观卖血记》,那时我年纪还小,也许《现实一种》、《鲜血梅花》这类的短篇给我的印象更深,血腥的暴力多少比残酷的现实更容易让一个少年震撼。

因为我对余华的陌生感,也因为我只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看做是一个职业小说家玩票式的散文作品,我看低了它,却被它震得眼泪直流。

在这本书里,余华写出了一种普遍的痛感,他写的是中国,却以他小说家特有的敏感,把宏大的国家主题融化进极其私人的个人际遇里。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是国家史、政治史,那么我相信以后的历史将越来越多的变成个人史,但个人,这个词太可怕了,它甚至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因此余华记录的他的个人经历比他写出的格言般的句子更动人心魄,他述说的每一个故事都直指这个国家掩饰不住的荒谬,尽管那些故事放在它们所处的年代里是如此的平淡,那些故事其实正是这个国家多数人的故事。

另外,我确实非常喜欢余华讲的那些小故事,尽管它们短的就像段子,却再一次证明了讲故事的能力对一个小说家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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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在吴法宪的名字前面可以加很多头衔,我觉得最恰当的一个是“重要历史事件的配角”,主角们都死了,要了解那段至今还被重重遮蔽的历史,配角的发言就显得更重要了。

不过作为一本被吹捧了多年的书,我对吴法宪的这本回忆录是很有些失望的。虽然任何自传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美化,但吴法宪的自我美化显然有些过度了,在不少他应该在场的历史场景里,他竟然都退到一旁成了一个无关的旁观者,丢失了细节甚至修改了细节的历史,其可信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当然,这本书被追捧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反思”,但把文革、大跃进都归罪于毛泽东是不是就足够深刻了?作为一个在政治斗争中走上人生的顶点,又因政治斗争锒铛入狱的高级干部,他的反思竟然只微微擦了体制的边而未深入其中,换句话说,60年代风光无限的吴法宪在21世纪的反思,其深度竟然远远不及60年代就已遇难的林昭、遇罗克,如果说吴法宪的反思在朝臣中已属激进,那么对朝廷的任何希望都终将变成绝望。

不过吴法宪的回忆录仍然透露一些真正有趣的信息,比如吴法宪在回忆斗垮罗瑞卿的过程时,提到叶群多次打电话给他,要求他按叶群拟好的罪状揭发罗瑞卿,叶群还暗示吴法宪,如果他不出头批斗,就将被划入罗瑞卿一党一起打倒,与罗瑞卿关系甚好的吴法宪不得已才挑头批判罗瑞卿。这其实不仅仅是体制、人品的问题,而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或者说文化的问题。

辛亥之后有五四,正说明把中国的问题简化为体制而忽略文化、忽略民族性实在太过简单、粗糙了,100年过去了,我们毫无进步,甚至还在那个历史轮回里。

十一读书记

今年十一,遗憾地错过了和朋友去德钦徒步的旅行,只因为七天的假期,我家领导倒有六天要去学校上课。领导去受苦,我便猫在家,读书听歌看球上网,过起了黑白颠倒、昼伏夜也不出的宅男生活。

事实再一次证明我是一个眼大肚小的人,十一前我订了庞大的阅读计划,然后在京东、卓越进行了大采购。但我实在是高估了我的阅读能力,也把七天想象的太过漫长,再加上网络和足球的诱惑,还有必须要参加的家庭聚会,时间被分得七零八落后,大部头的东西一点没碰,只看完了“一厚两薄”三本相对轻量级的书,其他的存货要消化完看来要到春节了,冬春零售旺季,书商是很难从我这里赚到钱了。

读了的三本书,都和美国有关,虽然是“轻量级”,但作为美国政治、司法制度的入门性读物,却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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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抉择时刻》

尽管任何自传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美化,但小布什在《抉择时刻》中的自我美化比起真理部指挥下的中国舆论对他的刻意丑化显然更加诚实,至少那些把小布什当笨蛋的观点可以见鬼去了。

我很喜欢这本自传的体例,它不是循规蹈矩的按时间顺序来回顾他的一生,而是选取了14个关键的事件即所谓的“抉择时刻”来进行讲述。他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和各个事件有关的背景,清晰地描述了决策的过程和决策的动力,这不仅提供了一个个有价值的历史场景,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的能力——能把如此复杂情况讲得如此清晰的人会是一个无能之辈吗?决定行动的可是思维。

读这本书给我的另一个强烈感受是,拥有坚定的信仰对一个领导人是多么地重要,因为失去了信仰、甚至从来没有信仰的领导人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我们早已经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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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译《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

如果要在简体中文出版物里面了解关于美国司法制度,就职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何帆法官已经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写的《大法官说了算》和翻译作品《九人》都已经被贴上了必读的标签。

这本《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的自传。这本书的重点是布莱克门整个大法官生涯最重要的案件——1972年的“罗伊诉韦德案”,这起堕胎案让布莱克门成为了美国“20世纪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大法官之一”(《时代》周刊语),而案件更成为检验美国政治家立场的试金石。

作为中国人,有时很难理解堕胎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甚至连小布什也在《抉择时刻》说,在他年幼的时候,“堕胎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我的一个理解是,人权的发展让堕胎议题越来越重要,在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涉及生命权、隐私权、健康与医疗权力的堕胎问题已经成为了探讨和进一步提升人权的关键领域,这个问题在天朝的无人问津,也从侧面证明了天朝基本人权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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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译、安东尼·刘易斯著《批评官员的尺度》

何帆的另一本译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威刘易斯的作品,比《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要精彩不少。

这本书讲述的是美国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但本书并没有停留在对案件的记录,而是深入了案件的核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刘易斯在书中写到言论自由不是天然存在的,甚至时时都可能受到外力(尤其是政府)的侵扰,美国的言论自由可以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联邦法院大法官、律师、陪审团、政府、公民的合力,在不断地争论中一步步拓展落实这一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句拗口的话说,正是自由的言论实现了言论的自由。

而保护这种争论正常进行并最终达成有益结果正是宪法。美国宪法最可贵的不是它超强的稳定性,而是它建立在基础原则之上开放的可解释性。在怀疑政府、相互制约这一基础逻辑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通过其解释宪法的法定职责,不断创新“宪法”以适应国父们不可能预见的现代甚至未来的社会变迁。但推动创新的往往不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旧思想,而新思想的产生与去伪存真恰恰需要宽容的环境,禁锢思想最终只会导致社会的退步,终结错误思想的应该是思想的争论而不是会被滥用的行政暴力,宽容才是一个社会真正强大的标志,正如约翰·哈伦大法官所说“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关于《浪潮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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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浪潮之巅》里,吴军在讲述著名的博客服务商Blogger的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时曾写到:

几年前大家普遍认为Blogger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时机和运气,但是当埃文·威廉姆斯再次创业,两年后又搞出了风靡世界的Twitter时,大家回过头来看Blogger的创始人,才觉得他们在商业眼光技术方案时机把握上都是一流的。

而通读整部《浪潮之巅》,比起书中提到的诸如摩尔定律/反摩尔定律、70-20-10定律、基因决定论等规律,我觉得决定各家公司、各项技术、各个产品兴衰成败的诸多因素中最关键其实就是商业眼光、技术方案和时机把握这三要素。

在这三要素中最具决定性的是技术。电话成就了AT&T、大型计算机成就了IBM、PC成就了Inter和微软、互联网成就了思科、雅虎和Google,相反地,在基于模拟信号的第一代移动通信中独占鳌头的摩托罗拉,在向第二代移动通信的转型中行动迟缓,最终被Nokia超越,并逼至了生存的边缘。所谓的浪潮从根本上说就是技术的浪潮,没有AT&T也会有BT&T,把握技术发展的潮流甚至引领了技术的发展不一定可以成为伟大的公司,但偏离了潮流,则一定只能成为失败者。

好的技术离不开好的商业模式的支持,比如施乐最早开发出了交互式图形界面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但如果没有苹果和后起的Windows,命令行操作系统被替代的时间或许还要推迟很多年;又比如摩托罗拉拥有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但Inter通过强化产品的兼容性并与微软结盟等商业措施,最终以弱于摩托罗拉的产品在芯片领域击败摩托罗拉;当然最典型的例子是苹果与IBM-PC的竞争,80年代的麦金托什比同期的IBM-PC在技术上领先一代,但IBM开放兼容的策略促成了微软、Inter、DELL等的大发展,进而垄断了个人电脑市场,而坚守封闭策略的苹果,由于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等主要领域腹背受敌而每况愈下,微软最火红的90年代,恰恰是苹果最黯淡的10年。

时机也非常重要。比如书中提到的由甲骨文在90年代开发的Web PC,其设想类似于Google使用Chrome OS的笔记本,把运用、存储全放到云端,但在网速很忙、网费很贵、网上运用极其稀少的90年代,这个产品所包含的“云计算”的概念就显得过于超前了,同样命运的著名产品还有苹果在斯卡利时代推出的Newton PDA,他们都是不错的产品,也都预示了未来,但时机不对决定了它们只能是未来明星的铺路石。

不过比起技术和商业,时机其实是最难把握的一个部分,抛开无法言说的运气的成分,把握时机需要的其实是历史的眼光,而建立“历史的眼光”其实恰恰是我个人认为《浪潮之巅》最有意义的地方,吴军的写作并没有停留在分析案例阐述一般的技术规律、商业规律上,他借案例理清了整个信息产业发展的脉络,建立了一个从过去看现在、看未来的坐标。

爱与音乐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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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是Eric Clapton的歌迷,尽管他从60年代起便被尊为了“吉他上帝”,至今已经三次入主摇滚名人堂、收获了十九座格莱美奖杯,在任何一个吉他英雄榜上都名列前茅,但我依然只把他看做杰出的吉他匠人而非具备超凡创造力的艺术家。加在Cream(Clapton为核心的三人布鲁斯乐队)这类乐队身上的“技术型摇滚乐队”的标签,当然是一种赞誉,却也多多少少包含了些揶揄的意味,在艺术的世界里,技术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对比60年代那些真正伟大的摇滚乐队,比如the Doors,或者Clapton看不上眼的Janis Joplin,技术卓绝的Clapton却从未超越过技术本身,他的音乐华美精妙,却甚少真正直抵人性深处的力量。

所以当我开始读《天堂十字路口》时,我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沉醉于美满家庭的中产阶级老头居然可以写出了这样一本汁液淋漓、血肉横飞的自传。技巧第一次在Clapton的作品中让位于生活的苦难与欢愉,他是如此的坦诚,我甚至可以触摸到直白文字下面挣扎的心灵与悸动的灵魂,尽管拿笔的Clapton和操琴的Clapton一样平静、淡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八卦是,这本自传最初也是按照商业名人传记的标准做法——Clapton口述、代笔人执笔来进行的。尽管由其好友代笔的初稿已经直白的让出版商和编辑的惊叹,但Clapton仍然觉得那不过是隔靴搔痒,并没有写出真正的自己。于是正在进行世界巡演的Clapton随身带上书稿,把所有的空闲时间用于自传的写作。在这本自传的末章,他描述了他全身心投入写作的疯狂状态,“我完全沉浸到写作中去了,我写个不停,除了没有灵感时我会像小鸡啄食般疯狂地啃自己的手指之外,再没有什么能让我搁笔”。

我想我能理解Clapton对代笔的不满,也可以感受到他写作时的疯狂。作为一个根在60年代、生命已经完全融入那个绚烂而荒谬、美好又绝望的时代的人,他的一生不免已成为那个伟大时代的延续,正如后世的摇滚不过是那个摇滚盛世的回声。那个年代太强大了,每一次对它的回望,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尽管痛苦,却充满无可抵抗的魔力。

作为60年代灰烬中的幸存者,Clapton其实算不上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人。论音乐,他的英国老乡Beatles、吉他同行Jimi Hendrix都好过他太多;论叛逆,不问政治的Clapton在一众社会斗士和妖魔鬼怪中间,简直可以叫做听话的乖孩子;论嗑药,比起LSD的祖宗the Grateful Dead的Jerry Garcia,Clapton只能算一个潮流的跟随者;论泡妞,有了Mick Jagger这样的天才,Clapton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昨夜枕畔的女友(即萨科齐之妻Carla Bruni)被好友带走。

但如果说到爱、说到对音乐的执着,Eric Clapton却绝不输给同时代的任何人,当爱和音乐铺满整本《天堂十字路口》,传说中的60年代竟在Clapton简洁、直白又带着些英式幽默的叙述中还了魂。

是啊,60年代从来就不是性与毒品、自毁自溺的时代,而是理想主义与爱的时代。

Clapton说“好音乐与坏音乐的比例一直没变——95%是垃圾,只有5%是纯粹的好东西”,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甚至犹豫着是成为一个乐队的灵魂,还是仅仅做一个伴奏乐手;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在“稚鸟”(Yardbird,书中译为“新兵”)刚要起飞时离开了“稚鸟”,在Cream大放异彩时解散了Cream;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参与、组建了Blind Faith、Derek & The Dominos这些名噪一时的超级组合,又快速地结束了他们。尽管我不认同Clapton的音乐理念,却不得不佩服他对传统布鲁斯近乎宗教般的追求。

Clapton是一个执着于情感与爱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和痛,童年之痛、成长之痛、求爱之痛、吸毒酗酒之痛、丧子之痛……,但他却总能让爱从痛里面生长出来。我想把他对George Harrison的妻子Pattie Boyd的爱称为伟大的,不然很难想象Clapton可以创作出《Layla》这样动人的求爱之歌(而收录这首歌、整张全为Pattie而作的《Layla and Other Assorted Love Songs》也堪称Clapton整个音乐生涯的最佳唱片)。

读这本自传后半段,特别是他第二次戒酒以及他和Melia的爱情,我竟然觉得我在读的其实是又一个娜娜离家的故事,这或许也是整整一代嬉皮的缩影,所谓彻底的反叛不过是青春期例行公事的躁动,当荷尔蒙耗尽,他们发现能带给他们温暖,或者说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竟然是那个他们一直在反叛的主流世界。

我无力去判断Clapton的回归是他人生的成功还是对60年代的背叛,尽管我从心里更认同Syd Barrett这样的隐士或是Bob Dylan这样始终一意孤行的人。但成功或是背叛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了,他依然抱着他的吉他,他正在“赫特伍德”享受着天伦,他依然在为“十字路口”治疗中心奔忙,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音乐和爱。

我们还是打开一瓶啤酒吧,就算我们的城市再也看不到星星,让我把《天堂十字路口》里的句子大声地读出来,在最好的时代,在最差的时代,只要有爱、有音乐,就已经足够了。

 

—— 刊于《新京报》,刊发时标题为《克莱普顿的爱与音乐》 ——

写给团队的“成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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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是一本研究个体为什么“成功”的书,而不是一本教人如何才能“成功”的书。

比如书中讲述的比尔·盖茨的成功之路:一方面当然离不开他的天分(但拥有他天分的人其实并不少)和勤奋(用于编程的时间达到了10000个小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计算机数量稀少、体积庞大的年代,因为家庭和学校的关系,比尔·盖茨才有了足够的机会去接触计算机编写程序,从而积累起获得成功所需的10000个小时。对起与比尔·盖茨同时代的其它年轻人,他们也许不缺天分,也不缺勤奋,他们缺少的只是使用计算机的机会,但没有计算机,他们的天分和勤奋也就失去了转化为“成功”的载体,他们缺少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机遇——可以把天分通过勤奋转化为“成功”的机遇,而机遇恰恰是无法通过学习、模仿得到的。

这也是让想通过这本书找“成功”的读者最无奈的地方,因为成功的关键竟然是自己无法控制的“天时地利人和”,甚至连勤奋也是需要机遇的,要想成功,自己能做的实在有限。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是从作者预设的个人,而是从一个团队、一个组织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本书仍然是极其实用的——个人固然无法改变其所在的外部环境,但一个组织、一个团队是可以改变其内部生态来促进个人发展的,也就是说组织和团队可以为个人成功创造机遇和适当的环境,并进一步带动个人和组织的成功,这其实是一部写给团队的成功学。

书中讲到的一个例子是大韩航空,一家曾经事故频发的航空公司。后来经过研究,发现造成大韩航空事故频频的一个核心原因是飞行员间的“权力距离系数”(衡量特定文化中尊重和重视权威程度的指标)过高,这使得副架、工程师等下级不敢轻易向作为上级的机长提出反对意见,甚至是一般性的提议或者参考性的意见都要权衡再三才会用极为含蓄的方式进行表达,一旦遇到非常情况,往往就容易因意见沟通不充分而形成的盲区,进而引发事故。

但造成大韩航空“权力距离系数”高的原因其实在于韩国(东方)的文化传统,因为韩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极其讲究老幼尊卑的,如韩语里面的敬语,而要让某个飞行员独自去突破文化传统显然是不现实的。

大韩航空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它把英语确定为新的工作语言,一方面英语是航空界的国际语言,更重要的是使用英语使得大韩航空的机组成员在一个小范围内得到了转换身份、摆脱传统文化影响的机会,这个改革使得飞行员在进行交流时不必考虑尊卑和说话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更直接的表达。经过改革,大韩航空的飞行员变得自信又勇于承担责任,而大韩航空也由事故频发、不被信任的航空公司变成了世界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的曲棍球联赛,格拉德威尔发现加拿大优秀的曲棍球选手大多出生在1-3月,经果研究,这并非由于巧合或者天意,而是因为加拿大曲棍球联赛的注册日期是1月1日,这使得1-3月出生的选手从小就因年龄的优势比其他月份出生的同年选手可以多经历更高水平的训练和比赛,他们比其他球员更容易达到获得成功必经的10000个小时。由此,格拉德威尔甚至设想,如果加拿大改革联赛制度增设秋季联赛的话,那么加拿大顶尖水平的曲棍球选手就有可能增加一倍。

套用一个早已烂俗的说法,现在是一个团队的年代,我们也常常讨论团队成功与个人成功的关系,但这种讨论往往是以“团队优先”为前提的,很多的结论都是要个人为团队而变。而格拉德威尔的“成功学”给出了不一样的新思路,当我们思考团队发展的时候,是否可以优先考虑团队里每个人的发展,当我们要求团队成员适应团队文化与制度的时候,是否可以先想想什么样的文化和制度更能帮助每个人的发展。团队、组织的小改变或许就可以促成个人的大发展,而这或许才是所谓的“以人为本”。

模糊的《中国在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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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把梁鸿写的《中国在梁庄》说成是一部不好的作品,毕竟它记录了最真实也是最荒谬的中国乡村故事,让那些由“亩产三万斤”式的神话装饰起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露出了底色。

但我也很难把这本书称为一部优秀之作,甚至我都不觉得它震撼了我,邓玉娇、钱云会、田喜……这些名字已经让我对这个国家的神奇不再陌生,《中国在梁庄》尽管远比不加糖的咖啡苦涩,却绝不是呛人的烈酒。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分裂感,我弄不清梁鸿究竟是在进行由田野调查、口述记录出发的非虚构写作,还是在写一篇基于现实与回忆的抒情散文,我觉得那些大而无当又频繁出现的抒情段落明显地冲击了叙事的力度,甚至让整本书显得啰嗦而拖沓。如果拿《中国在梁庄》和野夫先生的《江上的母亲》对比,同样是非虚构写作,同样是近距离观察,情感节制的《江上的母亲》产生了真正让人动容的力量,而情感泛滥的《梁庄》却似乎只有想把读者拉哭的作者自己在哭。

过度的强调感情也让全书缺少足够深入的理性分析。对比何伟的《寻路中国》,《寻》中事件的密度和复杂程度是要超过《梁庄》的,但读《寻路中国》时,并不会觉得凌乱,甚至会觉得所有的事件都是有机联系相互推进的,而在这些彼此联系的事件间何伟又都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让读者进入,这体现的不仅是何伟高超的写作技巧,也展现了何伟对问题思考的深度,尽管何伟和梁鸿一样,写书的立意不在找出结论,而是呈现现实。

让《中国在梁庄》深度与厚度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梁鸿谈了太多的问题,水、乡村工业、污染、打工者、留守儿童/老人、乡村政治、道德、伦理……,但却没有把哪一个问题真正分析到骨子里,比如那起82岁老太太被少年先杀后奸的离奇命案,本来一个故事就可以把乡村的道德、政治、宗族关系、打工者、守土者、少年问题、老年问题等等串起来,甚至以此描绘出一个乡村的基本脉络,就像野夫在《水生风起》中做的那样,但在《梁庄》中,它最终只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而整本《梁庄》也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里面表面化了,尽管它真实,也只是表面化了的真实。

当然,我对《中国在梁庄》过于的苛责了,因为中国的真相远比记录在《梁庄》中的模糊,这不仅由于官方对真相的刻意掩盖与修饰,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快,而这种变化也并不仅仅产生于30年前,也不是发生自49年,而是起始于1840年。整个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但到今天却依然没有找到一种合乎中国又不坏的新的社会运行模式,反而在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持续的过去与未知的未来间却产生了无数难解甚至无解的问题,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小的空间内厘清这些问题哪怕只是局部,依然可算是挑战人类极限的工作。

尽管不令人满意,但要了解中国,这依然是一本不容错过的书。

关于稻盛和夫《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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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的一个爱好是封神,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所以尽管现代商业发源于西方,在世界500强中占比例最大的也还是美国公司,“经营之神”这个名号却很少落在西方企业家头上,无论是先贤亨利·福特、斯隆,还是当代牛人韦尔奇、盖茨、乔布斯,或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马克·扎克伯格,多数被称为“神”的还是日本人,比如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乃至小一辈的铃木敏文等等,但如果要从这些“神”当中挑出最“神”的一位,那一定非稻盛和夫莫属。

说起稻盛和夫的“神”,首先当然是指其经营之“神”,他一生做了两家公司——京瓷和日本第二电株式会社(KDDI),还竟然让这两家公司都进入了世界500强,神乎其神的是,他还曾在一个季度之内令陷入严重亏损的日航扭亏为盈。

当然,更“神”的是,笃信佛教的稻盛和夫做完KDDI后,还曾经出家当过和尚。

在我们的文化心理里面,对商业、商人的低看是根深蒂固的,“儒商”成为一种对商人的褒奖,恰恰是因为儒比商高(如果把一个知识分子叫做“商儒”,就几乎是骂人的话了),所以学佛的稻盛和夫(可以叫做佛商或者僧商)也就借着佛“神”了起来,他学佛的“神”甚至还超过了他做企业的“神”。

但对稻盛和夫而言,佛并非为了装点门面,反而他是把做企业看做修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活法》这本书里面也就读到了大量的将佛法、修行与工作、商业联系在一起的文字。

比如在“提升灵魂的六个方法”一文里面,稻盛介绍了佛教修行的“六波罗蜜”,即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和智慧。然后紧接着便在“工作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一文中提出了精进是六波罗蜜中最易实行的修行,因为在日常的工作中精进就是不惜努力、拼命工作。

又比如在“别急着看结果,因果的账总有一天会结清”中,稻盛先生便以因果报应解释了长期目标与短期利益,并给出了结论——因果实现需要时间,不要急于得到结果。

这些当然都是很精彩也很基本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无数的优秀公司、优秀企业家们最强调、最关注的往往都是那些最基础、最本质的东西),而像这样精彩的观点在整本书里面四处可见,但我依然觉得《活法》不是一本能让人满足的书。

和其他人生励志的图书一样,作为哲学和思想,《活法》缺乏必要的深度;作为行动指南,它又只有太多的结论,而缺少确实的方法,它不是在告诉你如何去悟,而更多的是在说他悟得了什么。它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是正好,而是正好卡住,当然,还可以把它吹嘘成一本心灵读物,但那不就是我们熟悉的鸡汤吗?

按松鼠会云无心的讲法(参见《吃鸡肉,喝鸡汤》),鸡的营养成分主要是蛋白质,而蛋白质主要在肉上,鸡汤的香不是因为它营养,而是因为鸡汤融化了鸡肉中最没营养的香味成分,要营养,还得吃肉。

因此,或许可以说,《活法》无非是又一碗贴了名牌标签的“心灵鸡汤”,要一窥稻盛和夫的“神技”,也许还是应该去读《创造高收益》、《阿米巴经营》或者他的自传,当然,口味也许会重一点。

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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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才买到《天南》创刊号,花了一个晚上读完,竟然有些激动,就像10年前第一次买到凌越、朱朱做编辑的《书城》一样。

其实从去年以来,出现了不少新的文学刊物,比如韩寒主编的《独唱团》、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这两本刊物都不缺大牌的作者,也登了一些有趣的文章,更由于韩寒和安妮宝贝的名气,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但这两本杂志的水准都很难令人满意,问题出在编辑,缺乏统筹与规划,不对内容进行有计划的组织与取舍,最终拿出的东西其实很难看做一个整体(《独唱团》更可以说是杂乱无章,良莠不齐),更别说由此产生一个有独特个性的灵魂了。

《天南》不同,身背着艺术家、策展人、诗人、设计师等等名号的主编欧宁显然比韩寒更清楚他要做什么,比安妮宝贝更懂得该怎么做。

《天南》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它的国际视野,它的创刊号的主题就定在了一个国际化的话题“亚细亚故乡”上面,在这个主题里面,有中国的乡村、印度的乡村、台湾的乡村、泰国的乡村艺术实验,还有日本的乡村记录者小川绅介的故事,而且在作者构成上,《天南》也是国际性的,除了大陆的作者,还有台湾的吴音宁,特别了不起的是,它还请到了阿兰达蒂·洛伊这样大牌的作家。

真正显出《天南》编辑团队功力的是,尽管它讨论了关于亚洲的乡村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它并没有偏离自身文学刊物的定位,从文本类型上说,既包括了《印度的死亡在乡村》这样的非虚构写作,也有《杨村的一则咒语》这样的小说,还有《乡人》这样的摄影作品,更重要的是,《天南》并没有因为题材的沉重和对多元视角的追求而降低对文字本身的要求,美始终是第一位的标准。

不过比起建立品味,《天南》真正要面对的困难是商业和对出版的管制,如何应对可能会频繁发生的类似野夫《水生风起》被撤这样的事件,怎样把第一期的好销量能维持下去,这些才是真正考验欧宁和他的团队的。

何伟《寻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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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昆明的一家大型书城的旅游书店买到美国人彼得·海勒斯(中文名何伟)的《寻路中国》的,和这本书放在同一个架子上的还有各色自驾指南和地图册。

这样的归类自然无可厚非,毕竟本书的副题就叫《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而在出版商给出的上架建议里面也包括了“旅行”,更何况作为旅行工具的汽车恰恰是这本书的书眼,何伟正是通过驾车游历来推进他对中国的观察,而他的思考与写作也正发生在汽车的走走停停间。

促使何伟上路的原因,我想他的妻子——另一位优秀的非虚构作家张彤禾的话可以作为注解。张彤禾曾说,外国记者对中国的看法通常都很一致,但何伟并不接受这种既定的看法。他(及张彤禾)认为,中国有着太多太快的变化,如果一下笔就谈中国未来会有是什么样,就会陷入一个因答案太大太不确定而难以回答的困境,比起宏大叙事,从细节看中国才有价值。

而对变化、对细节的观察,离不开空间的宽度和时间的深度,在何伟这里,就体现在了旅程中的走与停。《寻路中国》的第一部“城墙”就记录了何伟在行走中的观察。

应该说何伟选择长城作为他观察的出发点,其意图仍然是从时间着眼来进行观察,他在书中写到“长城的意义也颇具变色龙的性质,对他的阐释曾经随着时间和观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他希望的通过对作为中国政治、文化象征的长城的考察,从历史中找出中国变化的一个脉络来,但到最后他发现他的希望落空了,因为他发现现在的中国和这堵墙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比如何伟写到,在他沿长城进行的旅途中,经常遇到半路搭车的年轻女性,她们一般是在离家不远的城市里面打工的女孩,她们一般都不愿意提起她们在城里的工作,每次何伟问她们包裹里是什么的时候,她们的回答又总是“礼物”,她们身上都有劣质香水的味道,她们中的大多数没去过更远的地方,她们向往的地方就是北京,……,但这些女孩和她们家旁边的长城有什么关系?她们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尽管回溯历史的努力受阻,但在历史之外,他却看到很多真正有意思的东西。“城墙”的故事安排显然是何伟精心设计过的。在文章的开头部分,也就是他旅程的起点,他遇到这样一个事情,他开着租来的车经过雍和宫时,被一辆车从后面轻轻撞了一下,后面的司机下来后连开场白都没有就直接开价100块了事,何伟电话租车公司讲明情况,租车公司同样干脆”要两百“,最后很快就谈成150块了事。

而在结尾,何伟又记录到另一件事,他开车到了肃北一个据称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县城(沿路并没有任何标识与说明),然后被公安带到了派出所,经过一个繁琐的填表程序,当地公安宣布要对他进行处罚,并给他看了相关的政策,紧接着却说“根据法律规定,要罚500的,不过你是初犯,我们就罚你100”。当何伟把钱放到桌子上,却没有一个警察敢去拿,他们请示上级后,带何伟去了旁边的一家银行,让何伟把钱汇到派出所,尽管这样要两天以后才可以汇到,但警察依然很满意,“因为怕贪污,如果收了你的现金,没有人能证明,所以你得汇款”。

其实不仅仅是这两件事,在何伟记录的大部分事情里面(而这些事往往都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都可以发现中国人处理事情往往不按既定的规则,而是在规则之外建立另一种默契,并以这种默契来实现社会的运行;而中国人真正讲规则的地方,又往往只是一个事情里面不太主要的部分,而且那其实不是规则,而仅仅是原则,因为它经常缺乏明确有效的执行方法,灵活的中国人在那里变得机械刻板,甚至不惜牺牲基本的效率。

何伟还发现这种对待规则的态度其实并不是民间性的,它甚至也是官方意识的一部分,在书中何伟大量引用了中国驾驶员考试的笔试试题,他把这些有着荒谬选项的试题穿插在那些更荒谬的事实中间,更像是在为事实的荒谬寻找答案。

但何伟却并不急于下结论,或者说,他的目标也不是下结论,他要做的是呈现,把巨变中的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转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风俗文化……的基本脉络勾勒出来,他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对细节的观察,为此,他停下车,在长城脚下一个叫三岔村的地方租了一个房子,从2002年一直住到他2007年离开中国。

在《寻路中国》的第二部“村庄”里面,何伟记录的就是三岔村一个叫魏子淇的农民和他的家庭的变迁。这个部分是整本书里面何伟写的最动感情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关于魏子淇的儿子魏嘉。

上小学的魏嘉因血小板极低而满身淤青,为此何伟和他的朋友咪咪陪魏嘉的父母带魏嘉进城看病,结果医生只是简单的看看乡村医院的检查结果便开了点药了事。后来,魏嘉的病情加重,咪咪通过关系把魏嘉安排进了北京的大医院住院,魏嘉却仍然遭到了歧视农村病人的医生护士的区别对待。由于医院迟迟拿不出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何伟只得托朋友在美国找医生帮助诊断,当何伟把美国医生的诊断结论和治疗方法——输血提供给医院,却又被医生粗暴的拒绝。一个礼拜后,当医生同意输血,何伟要求医院提供所用血液的检测报告,又被医生拒绝;然后当何伟通过咪咪的关系找到了安全的血液,医院却拿出相关的规定拒绝使用,并宣称“根本不可能找到干净的血液”,这终于让何伟“气得发抖”。最后,通过关系,何伟确定了该医院的用血也很安全,才让魏嘉接受了输血。

在这个事情里面,我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比起激动、发怒的何伟,魏嘉的父母一直很平静,而这当然不是感情问题,对一切的不公,不仅是最底层的农民,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早已学会了逆来顺受。二是,何伟帮助魏嘉的过程中,采取的方法不是他一直在强调的规则,而恰恰是最典型的中国方式——关系。

关于“关系”,可以用来解读的维度太多,但必不可少的一个维度是“资源”,由于资源的稀缺,更由于获取资源渠道的被垄断,要从正常渠道获得必需的资源是极其困难的,拉关系认识拥有资源的人也就成了为数不多又真正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

当然,比起拉关系,还有一个办法更直接——成为拥有资源的那个人,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很容易理解“村庄”这一部分的真正主人公魏子淇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从政”这个事。

魏子淇本来是不热衷“政治”的,算命先生也曾警告过他“不要参与政治”,头脑灵活的他就一门心思做生意,他在三岔率先开办了农家乐,向城里人学会了做生意的秘诀“拉关系”,算是先富了起来。但要把生意做得更好,需要有更好的公路、银行的贷款,城里人感兴趣的景点(如仿制的长城)等等,而这些都不是靠魏子淇个人的力量能办成的。所以尽管从来没有和人提起过,他还是入了党,成为了三岔17名党员之一。虽然他向别人解释入党原因时总是说“为了给村里做点贡献”,但在他入党之后,他向银行申请的贷款也很快批下来了,而农民个人贷款是需要村里同意的。

不过魏子淇“从政”的经历仍然是以失败告终的。他参加了新一届村支书的竞选,尽管他利用关系和钱在村民里面做了不少工作,但镇党委书记在选举现场的出现和表态一下就打破了他的所有计划,原来的党支部书记没有悬念的留任了。这次竞选的失败其实很好理解,一个想争夺资源的人和一个已经拥有了资源的人的竞争,在现有的体制下,结果是唯一的。

其实和魏子淇的轰轰烈烈比起来,他媳妇曹春梅更让我感兴趣。作为一个传统的农村妇女,她对因农家乐带来的外界冲击感到很大的不适应,她表现出了很消极的态度。她也曾经尝试过用积极的方式去适应这些变化,比如她曾经考虑过自己做生意,买自己做的玉米粉,她也曾经像城里人一样的绝食减肥,她考虑过入党,因为党员每年有一次去外地旅行的机会,她也想学开车,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最终她开始信佛,用宗教来逃避现实里的所有挫败,尽管她可能并不真正了解佛教,但她说她“获得了一种平静”。

何伟说“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经常像两个不同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其实彼此联系,流动性很强,太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我在中国待得越久,就越确信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在《寻路中国》第三部分,何伟就把观察的焦点放在了这些“最重要的人”进城后工作、生活的所在——工厂。

在这个部分,何伟的观察手段更为娴熟,他选择了浙江丽水为驻地,又以丽水为中心,驾车走访了温州、金华等浙南小商品生产重镇,把空间的宽度与时间的深度结合到了一起,因为细节的充实,观察也变得更为厚实。

如果按标题党的做法,这一部分完全可以命名为“中国制造的真相”,何伟记录了工厂从筹建、设备购买、安装、员工招聘、生产、销售、迁址的全过程,记录了政府官员与工厂间与腐败有关及与腐败无关的各种复杂关系,他记录了洋垃圾的再加工,也记录了政府、企业主及打工者面对有毒有害产业的微妙态度,他甚至详细记录一个表演带点黄的民间演出团和中国移动的演出团为抢观众而进行的防范与交涉……。这些细节无不透着中国式的荒谬,以至于被何伟认作他最可信赖的技术专家罗师傅邀请他一起开工厂时,他拒绝的理由是,在中国没有他会做的生意。

何伟最关心的还是人,胸罩调节环工厂的故事,其实也就是高老板、王老板这样的私营业主、陶家这样的打工家族和罗师傅这样通过自学成为技术专家的打工者这三类典型人物的故事。他们,再加上“村庄”中的魏子淇、曹春梅,其实正代表了群体庞大、人员众多的中国底层——最传统的农民、不安于现状的农民、进城的农民、进城很久混出了名堂的农民及私营业主,他们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基础,但当这个模式被大肆吹嘘的时候,这个模式和身处这个模式里面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是无动于衷的,宏观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的人之间疏离了,他们不清楚未来,甚至不知道现在的意义。

何伟讲了一个看似与“工厂”无关的例子其实是别有深意的。有一次在从北京去温州的飞机上,他遇到了一个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无论何伟问他什么问题,哪怕只是涉及他私人的问题,他都只是用毛泽东的轶事来进行回答,他向何伟喋喋不休地讲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的故事,而他根本不知道,在美国的新闻教育里面,斯诺是(因为受蒙蔽而传播不实新闻)被当做反面典型来警示学生的。这个特型演员所讲的东西仅仅些宣传,与他自己、与何伟都毫无关系,人在这样的语境下被抽空了。

更典型例子是陶玉凤讲述她的工作,尽管她会因为工厂开始发加班工资,她每月的收入可以从900增加到1500而欣喜,但在她工作的时候,她总是什么也不想,十几个小时让脑子里空白一片,这样可以提高工作速度。这个场景,我是亲眼见过的,大学时去青岛的一家平板玻璃厂参观,在生产线的最后一个岗位,工人的所有劳动就是伸手在已经切割过的玻璃上轻轻按一下,把毛边按掉,我们的队伍经过这些工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毫无表情,甚至不会看任何人一眼,10来年过去了,他们眼里的木然、空洞甚至呆滞都还在我的脑袋里印得清清楚楚。

写到这里,这篇博客已经太过长了,但仍不足以反映这本书的全貌。和被何伟批评的中国地图不一样,《寻路中国》有着坚实而丰富的细节和开放的解读空间,任何的概括性的描述都是以牺牲同样精彩的细节为代价的,相反从书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入手,却都可以牵出一条了解中国的线索,尽管最终的答案可能仍不免是愤怒或者悲伤。

现实的中国之路并不像这本书的封面上那条路一样笔直平坦,尽管把书命名做《寻路中国》,但何伟提供的却不是一本指南或者攻略,它只是为中国的现实立起一面镜子,让还在赶路的人看清脚下的路。

死局——读野夫《水生风起》

关于《水生风起》,野夫先生自己说到“解剖一个乡村关于水的故事,骨子里是要借以揭示基层政权究竟是怎样维稳的。管中窥豹,足以看见这个体制面对诸如此类事故时的惯例动作”。

野夫选取的切片在地属四川都江堰灌溉区的安家镇长堤村六组,这个地方尽管属于岷江流域,却没有一条河经过,属于较缺水的地区。五十年代为扩大都江堰灌溉范围而由家家派工修的人民渠也仅从村边缘经过,而队里唯一的堰塘已经承包给了外来人养鱼。到每年5月插秧季节,如果雨水不盛,村民唯一的指望就是都江堰了。

不过由于都江堰灌溉的范围太大,如果一起开闸,水也是不够用的,因此水利局制订了一个时间表,各个县镇轮流开闸取水,但长提村六组在下游边缘地区,每年轮到他们取水提灌的时候,要么农时稍过,要么水量已经不足,再加上49年以后的一个新政策是每户都要按亩计算按年缴纳水费,这项在农业税废除之后仍然存在的税费尽管不高,却依然让村民产生了积怨——水不解燃眉,钱不少一分。

按中国人一贯的处事习惯,就算遇到很大的委屈,多数时候也是抱怨几句便吞到肚子里面了事。但这怨愤一旦爆发,就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由点而面,小问题往往引发一连串无解的问题(本文中我称为死局),最终变成触及根本的大事件,《水生风起》记述的发生在六组的张老汉抗水费便是这样一件事。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天干无水,张老汉心急如焚。但水未到,村组长却已经来收当年的水费,尽管张老汉只要为家里的5亩地交约200多元的水费,但一时火起,他决定不交,他还对组长说“水是岷山上流下来的,凭什么要农民出钱?”、“更何况这个人民渠还是我们自己以前挖的,那时也没给我们一分钱工资啊。再说都江堰也不是共产党修的,凭什么几千年都不收钱,现在反而还要我们人民来缴费呢?”

这句让组长无以作答、只能尴尬离开的话却牵出了一个死局——水费征收的合法性问题。用宪政的观点当然可以从委托代理关系、授权程序等诸多方面找出水费的破绽,但在中国,合法性的问题远远不止在水费,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现有体制下无解的问题。让这件事真正显得荒谬的是,向来视为压在农民头上大山的封建帝王,也从来没有从农民手里拿走过一毛水费,这是新社会的新政策。

不过曾经在村里做过会计的张老汉是个聪明人,他是不会把用来对付村长的话说到底的,一来他毕竟还是要用水的,二来水费毕竟是国家规定的,而且已经交了那么多年了,如果只有他一人不交,也是不行的。他的策略是转移话题,把矛头指向村里的堰塘。

作为村里唯一的水源,堰塘已经由村长代表全村承包给了外地人养鱼,但租金是几年前定下的,现在看来已经很低。这里面暗藏的一个死局是,堰塘如果不出租,那么村里还要出一笔钱进行清淤,这对于负债严重的乡村财政几乎是无法承受的,但出租的话,虽然可以省下这笔费用,还可以带来一点收益,而且作为管事人的村组长往往还可以得到一点额外的好处,不过因此产生的村民与组长间的矛盾就难以避免,还时时会成为村民发泄不满的一个借口。

张老汉不仅用了这个借口,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解决方案——用涨租金的钱来支付全组人的水费,这让张老汉很快得到了组里人的支持和响应。但他离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很远,首先他不能去政府或者纪委告组长,因为组长从出租堰塘上得到好处这个事是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很难确证的,何况组长这样的编制外职位本来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干,一旦不能查实,政府肯定是要支持组长的,到时减免水费的目的也就落空了;其次,他不能上法院,因为承包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无论是讲道理还是拼关系,都绝没有赢的可能。这就又引出了一个死局,对中国的底层,是没有什么合法有效的途径去参与社会博弈的,留给他们唯一的路就是上访,而上访本身恰恰又是死局一个。

野夫先生分析说,上访是国家制度的特别设计,其目的在监督基层,但却又强力规定严禁越级上访,并把控制越级上访列为一个政务考核的指标。这就造了一个很大的矛盾。以六组为例,按规定张老汉们只能在村两委反映问题,但一来村两委权力有限,二来村两委如果轻易推翻组长的权威就很难到人来做这个工作了,他们的决定当然会偏向组长,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违规,越级上访的发生却成为必然。而对于基层的政府部门,其实他们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来彻底的解决问题,但稳定是无条件的,为了维稳,妄为、乱为乃至做恶也就几乎成了必然。

野夫的一个观察是,今天的大部分县级信访机关,不再像过去那么官僚,面对这样群访事件,他们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甚至还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一方面,他们会马上在政法委的主持下,召开了镇、村、组负责人都参加的联席会议,集中分析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公安、国保也会快速行动,搞清发起人的背景、并及时安插线人,彻底杜绝下一次群访的发生;同时,相关的宣传部门也会去做记者的工作,防止消息的扩散;当然,还有一方面,六组所在镇的党委书记会很快接到县里打来的电话,被骂一顿之外,还得马上派车去把上访的村民接回去,劝说访民甚至已经成这了些基层干部必备的基本技能。

但单把访民送回去、消息封锁住是不行的,关键还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文中提到的意见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把问题限定在堰塘承包问题上来解决

方案1:维持现有承包合同,这相当于问题没有解决;

方案2:偏向访民,改变合同。但这个方案存在几个问题,首先,这不合法;其次,承包商也不是好惹的,他也很可能发动他的雇工来上访,而且他的渠道更多;更重要的,能出来混这碗饭的,往往都有各种关系,他背后的谁谁谁,都是得罪不起的,何况他还占着理;

结论:此路不通

二、回到水费这个根本问题上来解决

方案1:免除张老汉水费。如果是个案,这就是最好的方案,但水费是普遍的事情,如果免了张老汉,就得免全组,然后就是全村、全镇……,最终就是变相的废除水费,这个马蜂窝当然捅不起的;

方案2:孤立张老汉。这不难,只要去做工作,多数人是不会和官方为难的,他们不会再和张老汉一同去上访,但只要张老汉不交水费,他们也不会交,他们既不会主动去得罪政府,但也不会轻易放弃可能得到的利益。这仍然不足以解决问题;

方案3:不交水费就强制停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方案,一旦因为缺水而造成农民弃田不种导致颗粒无收的话,这将造成真正严重的问题。

方案4:把收缴水费的责任落实在组长,收不齐就从组长的补助工资中扣。这当然不行,收不齐水费的责任不在组长,这样做只能逼得他辞职,而且将不会再有人肯来接任,所以通常是一番撒娇式的博弈后,组长还是那个组长,水费也还是那笔水费;

方案5:组长的建议:用镇里欠队里的债务来抵消水费。野夫先生用一节的篇幅来详细解释了这笔由农村合作基金引发的乡镇对村组(实际上是全体村民)的欠款,简单的描述一下这笔欠款就是数额巨大(单安家镇就有3000多万,平均到各村组也在30万)、涉及范围广(几乎是全国)和几无可能清偿。组长的这个建议触到了县乡财政中无人愿意提起的死局,而且这无疑是一个任何局中人都无力也无胆解决,甚至不愿提起的死局。

结论:此路不仅不通,而且是大大的不通。

三、其他途径

野夫提到在现实情况下,被经常采用且成本低风险小的一个做法就是所谓的强制手段——送牵头人劳教或者强制精神治疗,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轻易采取强制手段的,何况张老汉的事件尽管复杂,却不恶劣,也没有直接触及任何层面的一个具体官员的利益,只要能掌握张老汉的动态,对他们而言就足够了。

在把各种可能的方案都梳理了一遍后,相关的干部发现,要以一种相对彻底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没有可能的(这似乎也是广泛存在于中国的一个死局),既然张老汉都知道水费是不能提的,那就还是回到堰塘上来,按很有中国味道的方式,由县里出面宴请承包商,说明县里的难处和维稳的安排,然后承包商立马调高了租金(也就是六组一年的水费),然后就是当承包商想再在其它地方承包一个河段,有了书记的电话,一切水到渠成……

这其实又是一个难以言清的死局——诡异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是互有钳制的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可以很直接,比如在《水生风起》的承包商拿钱提县政府买到了稳定,县政府回馈了其它的项目;也可以很隐蔽,比如蒙牛事件,在三聚氰胺门、恶意营销门之后,相关部门还肯替蒙牛顶雷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政府要稳定,他们不像蒙牛数量巨大的员工及数量更巨大的牧民因蒙牛的三长两短成为不稳定的因素(短时间内再扶持一个蒙牛这样规模的企业几乎不可能),这其中当然有可能存在蒙牛对政府官员的行贿行为,但那更接近于融洽政商关系的润滑剂,而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可参考另一篇博客《再说瘦肉精》)。比起个人腐败,直接涉及了政府本身利益的腐败要更加可怕,或许可以把这称为体制性腐败。

到这里,《水生风起》读完,我顿生一篇读罢头飞雪之感。野夫先生惊人的洞察力和坚实的笔力令人叹服,但这篇杰作的命运却令人唏嘘——作为新创刊的《天南》杂志创刊号的主打文章在送审时被拿掉。这当然不是奇怪的事情,和文中记述的事情汇在一起,却说出了死局背后真正的死局——禁止触碰问题的真正核心,只准在边缘抹平甚至遮盖问题,哪怕“那些微风掀起的波澜,以及任何一轮波澜都可能汹涌成潮的惊险……”。

 

附:野夫《水生风起》的原文地址: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32811

关于商业类、管理类书籍的一些杂想

1、买商业类、管理类书籍是最麻烦的,比起其他门类,这个行当的伪书特别多。随便去一个机场书店逛逛,基本上都是厚黑类、励志类、神奇类、中国式管理类的书,而摆放这些书的书架上基本上都贴着管理、营销、商业、战略、人力资源之类的标签。很多时候怪不得文艺青年、知识分子看不起商业书籍,自己把自己弄得很烂,还想别人高看,这简直就是白日梦;

2、比伪书多更麻烦的是,好书和伪书往往混杂在一起,让人无从分辨。其它类别的书,像文史哲这些,尽管只看封面依然不能挑出好书,但靠封面确实可以排除掉相当部分差书,毕竟谁也不会发疯似的拿一张裸照给一本叫《中国近代史》的书作封面。但到了商业类,估计出版商是把所有的读者都想象成了文盲暴发户或者大学在校生,大部分的商业类图书的封面要么就是神奇的妖魔鬼怪,要么就是一副呆板的国产大学教材的脸孔,比如我自己很喜欢的莱尔·史班瑟写的《才能评鉴法》,一本关于能力测评的非常专业的技术性书籍,在国内出第一版(左图)的时候,尽管已经印上了“建立卓越的绩效模式”、“美国军方”这样的字样,但总体还很含蓄,拿到大学做教材,也很合适的;但到了第二版(右图),不仅大大的放大了美国军方的字样,印上了美军的徽标,甚至改了书的名字,我不知道取这个书名的同志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尽管这本书讨论的是才能,但其讨论(使用)的范围可远不止招聘与选材。这样胡诌的名字往往有很大的欺骗性,如果一些人因这个实用的名字而买了这本书,并耐着性子把这本机械得有些晦涩的书看完,那是幸运,但如果不少人一看封皮就把它看做一本国产速成宝典而置之不理,就非常可惜了。

![s1308265[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4/s13082651.jpg) ![s1546651[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4/s15466511.jpg)

所以要挑一本好的商业书籍,往往要站到书柜前,一本本翻,虽然不少伪书翻个目录就可探究竟,但总归费时费力,还不免招来旁人鄙夷的眼光。

3、说到书的好坏,商业类、管理类书籍的好坏也是最难区分的。抛开加西亚、没借口这类显而易见的垃圾,也抛开德鲁克、明茨伯格这类公认的经典,对相当部分的商业书籍的评价其实是因时因地因人的。

商业太复杂了,往大处讲,商业已经成为现在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之一,而管理则是任何性质的组织都离不开的工具,几乎任何领域、任何事情都可以和商业、管理搭上界,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可以讨论个人管理的问题(例如德鲁克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里面给我启发最大的就是关于个人管理的最后一章);从小处细处讲商业可以是一套具体的技术,和钳工、焊工、木匠、泥瓦匠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商业还是人生,有句流传了一万遍的话是“做事先做人”,商业甚至还可以是权谋、欺骗……。这也就使得对于商业的讨论可以从任何角度切入,何况从本质上讲,做一个流动小贩和做一家全球连锁超市区别甚微(尽管复杂性差距巨大),讨论商业问题、管理问题从来都是件门槛很低的事情。

而且真正有价值的商业和管理知识都必须是实用的,无论它讲的是趋势、理念还是方法。如果把商业和管理也看做一门科学的话,那它就是有史以来最为实用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学不致用的唯一结果就是你可能学了不少东西,但没一样是你学懂过的。不过实用性对每个人是不同的,这也使得一本对我有用的好书,对你可能毫无阅读的价值。

再有,由于这个领域里面绝大部分的顶尖人物都不是在学院里面做学术,而是真刀真枪的在拼杀,而案例的分析与学习当然是学习商业和管理最有效的途径,这就使得不少管理经典都是企业家的自传,最精彩的如亨利·福特的《我的工作与生活》。但这也形成了一个尴尬的情况,读者想了解的是企业家整体的管理思维,但企业家提供的线索却是他从小到大、从工作到退休的经历,他的理念、思路、方法全都打碎到这些经历当中去了,必须要读者自己花力气去总结,另一方面,尽管我作为读者确实对不少企业家的生平感兴趣,但一辈子忙于商业,很少有几个企业家有漂亮的文笔,尽管不少人写书的方式都是口述加代笔,但说故事毕竟还要靠他自己。所以我们经常读到得都是确实有货,但又充斥了太多水分的东西,比如我前两天写过的铃木敏文的《我的零售人生》

4、实用在中国是一个坏词,就连读最实用的商业管理类书的时候,也有不少人怕实用。最被吹捧的管理学大师是思想性最强的德鲁克,大家也都在谈论德鲁克的思想,却很少人讨论占了德鲁克大部分篇幅的具体的措施,在德鲁克那里理念与方法是完美统一的,这才是他最伟大的地方。

理念与方法是商业实践的两面,怕实用就造成了理念与方法的分离,相当部分中国自产的管理书包括大部分教材都是空谈理念的典型,比如现在的热门话题领导力,不少书里面花了无数篇幅讲领导力的意义、作用,却没有一页提过怎样做才能提升领导力。

怕实用反面就是特别实用,不提那些厚黑类、邪教类的书,欧美讲技术的书是《平衡计分卡》,而国产的却是《做XX岗位必须的50种技能》,我很难说后一本书不好,但它和前一本的差距是可想而知的。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衡量管理水平高低的往往不是理念,而是技术,但我们对打磨技术的耐心实在太有限了。

铃木敏文《我的零售人生》

说句实话,7-11和伊藤洋华堂的灵魂人物铃木敏文的自传《我的零售人生》是一本掺了不少水分的书,尽管它薄薄的不到250页。

不过有水分并不意味着没真货,如果简化甚至去掉前面讲述求学和早期工作经历的部分,后面的内容也再精炼一下,整体的篇幅压缩到现在的一半,这本小书或许就将成为又一本必读的商业经典。

和铃木先生从事的零售行业一样,这本书里面阐述的管理思想不新奇,也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他的经验无非是适应变化、做好基本、不懈创新而已,但这些看似寻常的东西,真正做起来,往往又是知易行难。

拿适应变化来说,先不提怎么适应,能否发现变化就已经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了。

在这本自传里面,铃木先生谈到日本经济在70年代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战后物资匮乏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向物资丰富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转变。但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意识到了这个转变,他们仍旧按照卖方市场的运作方式进行运作,这里面甚至包括了7-11的母公司伊藤洋华堂。直到1982年,已经成为日本利润最高的零售企业的伊藤洋华堂发生了创立以来第一次的利润下滑,但在当时公司内部的不少人还是把利润下滑的原因归结为石油危机、天气反常等客观原因,经过非常激烈的争论,铃木先生的意见才被广泛的接纳,但因为认识变化迟缓,为适应变化付出的代价就沉痛,毕竟彻底的业务重组特别是涉及4500人的人事大调整对任何一家公司而言,都是极其艰难的历程。

铃木先生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钓鱼的人眼睛紧紧盯着垂线,一有动静马上就会提起鱼竿”。他对变化的研究也是极其实在而且深入的,他不断地告诫公司上下“新的需求不在店内”,要求所有人把思考的角度从“为了顾客”调整为“站在顾客的立场”,以尽可能真实的条件来进行假设和验证。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在他的另一本书《7-11经营之道》里面他曾经写到,由于天气对零售业影响巨大,必须要更确实的了解天气,而不能只依靠天气预报,他每天都会到没有空调的室外站几分钟,通过皮肤感受真实的温度、湿度、风向,以此做出的判断才会可靠。

关于适应变化,铃木敏文还有一句名言“零售企业需要足够的灵活,朝令夕改不是问题”,但他另一句更有名的话却说“现在是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将所有焦点都放在适应变化上,但经营的原点,在于彻底地做好基本的工作,唯有确实做好基本工作,才有可能应对变化”,这也牵出了铃木敏文管理思想里面最核心也最有价值的部分——做好基本。

在有关经营的任何问题上,他都在强调“做好基本”的重要,比如他在评论很多零售业从业者都很热衷的打折促销时,便曾说,在买方市场,消费者不会因为便宜就选择他不需要或者认为不合格的商品,就算买了一次,第二次也很可能不再买了,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怀疑商品的品质是否会下降,也可能会等待更低的价格,更可能已经选择了别的品质更高也更符合其需求的商品,所以以其把大把的精力花在研究如何打折上面,不如集中精力做好零售业最基本的事情——单品管理,用优质又体现了顾客价值的商品与顾客形成良好的互动。

但做好基本决不意味着墨守成规,铃木先生曾经硬邦邦的说过一句“模仿即落后”,在他的眼里,做好基本与创新是一体的,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让“基本”做的更好,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了创新,也根本不可能做好基本。因此尽管在这本自传里面几乎找不到创新这个词(我觉得这可能是为了强调做好基本的重要,毕竟比起创新的炫目,做好基本还是有些灰头土脸),但他列出的多数案例却都与围绕做好基本的创新有关。

比如著名的共同配送:早先日本的牛奶厂商都是独立进行配送,铃木敏文观察到各厂家配送时都是把自己的牛奶放在第一排,而把其他厂商的牛奶放到后排,以为这样可以打压竞争对手提升销量,铃木先生观察的结果是这样做并没有提升牛奶的销量,因为这样做等于变相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而在买方市场,消费者往往是十分看重对比选择的;独立配送的第二个问题是,由于牛奶是对新鲜要求很高的产品,而有些店铺的路程比较远,不及时的配送往往影响到牛奶的品质;独立配送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成本,不用算账,只要看看每到进货时间就挤满商店门口的送货车辆就可以知道,这不仅花了钱,还直接影响了经营。

铃木先生的药方说起来很简单,他首先为供应商做了一个实验,他把各厂家的牛奶排成一排,这看起来就如同增加了品种,结果吸引了非常多的顾客前来购买。在厂家看到销售结果之后,他进一步提出了按区域混合配送的方案,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980年实现了日本流通史上的第一次共同配送,7-11店门前的配送车也一下缩减到了9辆。半年之后,大部分厂商的运费也都节约了2/3,销售额却都获得了提升。

这样的案例在这本书里面举不胜举,大到如7-11的创立、柒银行的创立,小到一份炒饭、一盒冷面的制作,对零售业的从业者来说,这些案例本身就是最好的教材。对其他行业的人来说,了解一下贯穿在这些案例下面的铃木先生已成为习惯的敏锐观察变化、以做好基本来应对变化、以创新来做好基本的工作方法,也仍然是有益的。

最后,不得不批评一下这本书糟糕的翻译,在几乎所有涉及具体经营的部分,都充斥了大量含糊的用词和语义模糊的句子,而这当然不是语言问题,对一个译者而言,去了解一些所译书籍涉及到的专业知识,这几乎可以算是最低的要求了。

知心大姐的□□□

早几年,在牛根生还频频上镜指导青年创业的时候,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三聚氰胺事发,他不再在媒体露面,这句话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低。思想没有挺住,困惑却一如既往的多。

有困惑的人,就有解惑的主,在中国最有名解惑专家里面,有一位叫“知心大姐”。说起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她,记得中央广播电台少儿节目里除了“小铃铛”,最受欢迎的便是“知心姐姐”。她的影响也让当时几乎所有的少年儿童刊物都各自配上一位“知心姐姐”,甚至连小学的广播站里面也会有一位“知心姐姐”,虽然她们说过的话、答过的疑,我从来没有任何印象。不过,最有名的“知心大姐”或许还要算《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牛大姐,靠着朔爷的笔,这位姓“牛”的大姐把“知心大姐”这个行当的说教面孔展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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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知心大姐”不再叫“知心大姐”,卸去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沉重负担,话题也渐渐集中于爱情,随着播出时间的推晚,她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都市情感类夜谈”,现在这类节目虽然已经没有了90年代的火爆,但那个温柔、磁性又总企图安抚你灵魂的声音依然每个电台晚间节目最不缺少的部分。

不过,中国最出色、可能也是最有名的情感问题解惑人并不是大姐,也不在电台,而是厦门的写字猛男连岳。他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他在情感战场坚持战斗了数十年后依然不厌倦,还在一本接一本的制造《我爱问连岳》,更让人佩服的是那些还在孜孜不倦给他写信的读者,面对连岳的老虎凳、辣椒水,他们“不抛弃、不放弃”,实在比许三多还令人钦佩。

连岳之外,近来高速蹿红的爱情顾问是香港导演彭浩翔,他的专栏结集成书叫做《爱的地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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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少有才情的人一样,彭浩翔喜欢在边缘上干活,一部励志的青春片可以被他拍成充满荷尔蒙味道的《AV》,一出小清新的爱情故事在他手里也可以变成十八禁的《志明与春娇》,哪怕做起了“知心大姐”,《爱的地下教育》依然是在一片春光里来讨论爱情,真正让人意外的是这本书竟然高密度的用“□□□□□□“来替代文字,难免不让人恍惚,是不是拿错了书,抄起了近20年前的《废都》。

《爱的地下教育》的主题——爱与性,可谓是最私人的问题。对被称为隐私的爱与性,界限是必要的(所以彭浩翔开展的也是地下教育)。而当个人的隐私转化为大众的“隐公”,界限也就成为大众的禁忌。但正如“全民所有制”这个词里面的“全民所有”一样,“大众”本身太可疑,当公权被垄断,禁忌也往往就会变成了权力的工具,性与爱在不少时候不仅仅是情感、欢乐和繁殖,也是政治和权利。

![B0046ZSPPM_01_AMZN[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3/B0046ZSPPM_01_AMZN1.jpg)

但我并不觉得彭浩翔的文字触到了什么真正的禁忌,关于爱与性,彭浩翔所说得并不比连岳更出位,也远没有充斥各电视台的妇科、男科的医疗广告露骨,更不像李银河一样直指权利。可能我已经习惯了“阴谋论”,所以我总是觉得他的“□□□”意不在隐晦,而在营销,不然依天朝有关部门的一贯作风,剪了也就剪了,还会让你留条尾巴,做个经典的书签(见上面图片)?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彭浩翔为审批部门准备的一个玩笑,既然你可以用禁忌删爷的书、剪爷的电影,爷也可以靠禁忌现现你的底。

作为对读者的补偿,彭浩翔随书附赠了云南白药创可贴一枚用来疗伤,还公布了一个Gmail邮箱来供读者索取被删内容。但不幸的是,Gmail也是禁忌的一部分,当《爱的地下教育》开始在二级市场铺货的时候,Gmail也开始遭遇“掉包”,身体的禁忌和思想的禁忌终于混合在了一起。

马世芳《昨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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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芳在他的新书《昨日书》(简体版)的扉页上写到“若非印行简体版,我大概不会意识到自己文字的‘台湾性’”。

而在这本书的新书发表会(台湾)上,作为嘉宾的陈升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左小祖咒到台湾,陈升、马世芳等人带他去花莲游览,住在昊恩的民宿,烤肉、喝酒、开唱。然后来一辆警车,跳下两个警察,左小大呼“公安来了”,他下意识的以为警察是来罚款的,结果穿着制服的原住民警察拿起吉他就弹就唱,而且弹唱俱佳。唱罢,警察说他们还在值班,不能喝酒,等他们半个钟头。然后是他们穿着便装骑着摩托回来,然后是都喝醉了,摩托车停在路旁,他们躺在小沟边。惊得惯见风雨的左小祖咒也连连感叹“真是牛逼啊”。

相比大陆,台湾有着太多的放松、宽容与平和。马世芳回忆他1989年正式进入广播这个行当的时候(其时解严两年),他参与录制的节目所在的电台“中广青春网”是台湾第一个锁定年轻听众,全天播放流行音乐的电台。更让人兴奋的是,当时的青春网首先打破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存在的“播音员国语”对广播的垄断,它集合了一批“台湾广播史上最放肆乖张、在老播音员耳里简直‘动摇国本’的年轻DJ”,这些DJ几乎没有谁再在乎标准的“播音员国语”,ABC腔、广东腔、台语腔、……一下子都出现在电台里面,但他们却一个个都是“活字典”级的厉害人物,在获取资讯还很不容易的年代,他们让青春网变成了不少乐迷眼里的普罗米修斯。而在大陆,连说球的黄健翔、做饭的刘仪伟在正统眼里都还属异类,普通话依然是电台里唯一合法的语言,像孙孟晋这样真正杰出的声音早已消失,电波里面除了念稿的,就几乎只剩下胸大无脑的。

放松与宽容也带来了了更多的可能性,对比台湾最知名的两位乐评人,政治学博士出身的张铁志关注着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联,探索着音乐对社会运动的作用;马世芳则自言“课室外的社会激腾动荡,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但这两位最爱的音乐家里面却又都包括bob dylan,马世芳甚至直接以迪伦的歌名命名他至今所出的两本文集(“地下乡愁蓝调”来自《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昨日书”来自《My Back Pages》),在《昨日书》的封面上他更印上了迪伦名曲《Desolation Row》的歌词。

马世芳也曾经两次亲历迪伦的现场。第一次是1997年在日本,一口气连看四场。这四场演出属于迪伦从88年开始至今没有的结束、人称“The never ending tour” 的超长巡演(今年4月迪伦在北京、上海的演出也属于这个没有结束计划巡演),这场“永不停歇”的巡演也早已经成了迪伦传奇的一部分。而在97年,魔岩带来的热潮还没有完全消退,我离听全迪伦的全部录音室唱片也还差得远,迪伦的现场如滚雷巡演、1966年在英国皇家阿伯特宫包括正在发生的“永不停歇”,对我而言完全就是传说。能够亲眼看着传说写成,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所以《昨日书》里面关于迪伦的几篇文章,毫不意外的到处写满了兴奋、激动和泪水。

如果把《昨日书》看做一本为青春而作的记忆之书,马世芳所说的“台湾性”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注脚,乡愁与记忆在台湾文化里面算得上一个最基本的命题,而《昨日书》里面最精彩的文章也恰恰都和已成为台湾记忆的那些音乐故事有关。

比如1976年12月3日在淡江文理学院的那场后来被称为“淡江事件”的民谣音乐会,我觉得那天顶替打架受伤的胡德夫、像扛扁担一样扛着吉他上台的邋遢胖子李双泽讲出的那句“我们应该唱自己的歌”,不仅是民歌时代最重要的一句话,也让这场在当时极普遍的校园音乐集会的意义一点不亚于10年后在工体那场因崔健唱出《一无所有》而成为一代人记忆的群星演唱会。但比起做了录像的群星演唱会,“淡江事件”却连一张照片、一段声音都没有留下来,所以马世芳写的《一九七六年那支可乐瓶》,因为记录了胡德夫、陶晓清两位当事人的回忆也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尽管在这篇文章里面马世芳说李双泽砸碎可乐瓶这个具有象征性的事情属于后人的添油加醋,但这丝毫无损李双泽的形象,比起人为的神话,真实才是最可贵的。

说到马世芳的母亲陶晓清,从民歌时代开始就一直是台湾流行音乐最重要的推手之一。马世芳写了很多和台湾流行音乐有关的人和事,却从来没有让陶晓清作为主角在他的文章里出现,我期待着马世芳能够写一本关于他母亲的书,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替他想好了书的名字,还是一首迪伦的歌——Mama, You Been On My Mind。

散记《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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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上、火车上、大巴上、地铁上、出租上、公交上,在颠簸、摇晃、拥挤、嘈杂的环境中,在让我兴奋、郁闷、感动、愤怒的各类事情间隙,我读完了刘慈欣80多万字的《三体》三部曲。《三体》跟着我为生活奔波,我也随着大刘的笔深入了黑暗宇宙的深处。

对于类型小说,我多少是有些轻视的,因此,我也很少看科幻小说。在读到大刘的作品前,我对科幻小说的印象还停留在小学、初中读的儒勒·凡尔纳、松本零士这些较为“老派”的作品上。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到大刘的小说,就感到了十足的震撼,不仅仅是因为他作品中充满想象力的“科幻”的部分,还包括了融化在宏大宇宙场景里面的现实与人性,像《乡村教师》、《带上她的眼睛》、《朝闻道》这样的作品,每次阅读都让我垂泪,不客气的说,不少拿人性当饭票的传统(严肃)作家,在大刘面前,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但对大刘而言,仅仅书写单一世界中看得见的现实和人性、仅仅描绘宇宙的某一个局部已经不再刺激也缺乏真正的挑战了。夸张一点地说,《三体》是大刘面对黑色夜空的野心之作,他抽丝剥茧般地从历史-现实-更广阔的时空、地球-三体行星-黑暗森林般的宇宙,生存-毁灭-道德等多个三维关系出发,并以他坚实的物理学基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用史诗的篇幅、生动地构建了一个恢弘的黑暗宇宙。

特别是第3部《死神永生》,通过1和2小心翼翼地为宇宙的图景布局,大刘以在《三体2》中提出的“黑暗森林定律”为基础,凭空构建出了宇宙的基本规则——宇宙社会学,在3里面大刘写尽了宇宙赤裸裸的黑暗,我个人觉得《三体》中最精美的一些片段都出现在3,比如云天明给程心的三个寓言故事、比如飞船由三维空间进入四维的华丽场景、比如二向箔造成的三维向二维的塌落而实现的太阳系清场。

《三体3》是一场想象力的爆破,但又不仅于此。

在完成了对宇宙近乎全景式的描绘之后,大刘最终把故事引向了从《三体1》开始就一直藏在整个系列内核中的关于人、地球、宇宙的终极命题——生与死。在死亡面前,叶文洁的选择、罗辑的选择、程心的选择甚至人类的选择、三体人的选择其实都不重要,也都不能真正避免死亡,只要宇宙第一定律“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选择”存在,灭亡就只会被加速而不能被避免。这自然是一个悖论,却绝不是大刘构思上的失误,我觉得这恰恰是《三体》最深刻的地方,究竟是为生而生,还是在短暂的生里面让人性、爱、道德这些东西生长起来?大刘在小说里面并没有给出答案(而且他的态度也极其摇摆),但我想他安排程心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孩成为最后一部的主角不是偶然的,尽管程心两次关键的选择都错了(其实就算她选对了,地球其实也不能逃出灭亡的命运),但她为人性的选择却如此地让人动容。生存或者活着,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文明都不是全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三体文明向地球学习文学艺术、学习爱也绝不是偶然的。

不过坦率地说,三部曲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充满了现实与历史色彩的《三体1》,看似分量最重的《三体3》恰恰是我最不喜欢的,甚至可以说很多时候,3让我读的有点不舒服。除了不锈钢老鼠在《“宇宙社会学”是糟糕的社会学》一文中详细阐述的大刘在《三体》中表面提倡民主、实则暗合极权在3里面表现的过于强烈之外,《三体3》对宏大叙事过于执着的追求,也更加显出了细节的粗糙与单薄,比如《三体3》通篇都在讲述宇宙社会学,却没有一个字有关宇宙视野下的性、爱情、婚姻与家庭,而这些又都是社会学讨论中最不可缺少的部分。只求宏大,只关注“人类社会”、“宇宙社会”,而没有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人-人之间关系的叙述,就会显得空洞,而对一部单部就超20万字的长篇作品,无论怎么评价,这都是一种缺憾。

描绘宇宙的全貌,对人知识宽度和深度的要求都太高了,仅仅靠一个人甚至一种语言来完成,也许都太难了,而大刘已经做得已经足够出色了。

两本书

这几天最热门的话题是打拐和救助乞讨儿童,不管批评的声音有多理性,在媒体、网络的推波助澜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似乎已经开始了。和这些年反日、仇美、围攻家乐福这些群情激昂的群众运动一样,冲锋在前态度最激愤的大抵都属于被亲切称为“不明真相的”那部分群众,而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幕后推手,“那一小撮”,其实不言自明。

天朝政府实在是无所不能,如梁文道所说“你所想得出来的一切事情,无不在政府的规划之下”。但中国的问题恰恰也出在政府管的太多,改革开放30年,如果说政府做对了什么,那一定是放权让利、国退民进,尽管领域极小、出让也极少。而国家退不退、退多少、怎么退一直以来也是事关中国改革的最核心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间与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博弈也是成就这30年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0年出了一本畅销的好书,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关注的一直是个人、市场与国家的博弈,而熊培云指出了在国家、市场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广泛的存在——社会。而在我们这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或许有主义,但在国家的强力压制之下,社会则早就苟延残喘、若有若无了。

但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社会高度成熟的时候,熊培云说“梦里回到宋朝”,今天的中国仍然没有走出农业社会,而在宋朝,不仅GDP占了全球的一半,更令人惊讶的是,北宋时期的工商业税收已达财政收入的70%,这意味着中国在宋朝曾经一度进入了工商业社会。同时宋诗词、宋散文、书法、绘画,文化的繁荣恐怕不亚唐朝,而中国历史上一大半的科技发明也出现在宋朝,而宋朝却是秦以来皇权较弱的一个朝代,政府力量的弱化,使得社会得到了充分的空间,也造就了空前的繁荣。

社会与现代的国家观念其实并不是矛盾的。用熊培云的话说,“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已”。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至少在我们这个国家,“国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少数人的统治工具,爱国主义对少数人而言是爱自己,对多数人其实也就是草民乃奴才、皇上万万岁而已。重新发现社会,也就是重新认识国家,真正解放自己。

熊培云的讨论并不只限于国家—社会,还包括人。熊培云提出,有人的地方未必有社会,只有有了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才真正是建立了一个社会。而中国真正让人痛心疾首的,还不是国家的强权,而是源于价值观念的社会崩溃。

这里要翻出另一本书,2009年出版的不畅销的好书,孙立平先生的《重建社会》。这本书的书名起的其实并准确,因为这本书几乎就是一幅中国社会溃败的全景图。

从权利失控造成的不可遏制的腐败,到暗箱操作、潜规则的明规则化;从政治生态的恶化,到民间道德的沦丧;从中产的失势到底层的沦陷,当社会资源越来越往少部分人和利益集团手里面集中,道德、共同价值的流失、社会底线的失守其实不能仅仅责怪某一个具体的人,无论他是腐败的官员,还是自身也吃不上好饭的黑砖窑主。听听周云蓬的《中国孩子》吧,这个看不见光的人,比我们每一个看得见这世界的人,都更深刻的写出了这个社会的沦丧。

面对社会转型产生的问题,天朝的办法是维稳,而孙立平先生认为,社会的溃败和社会的动荡不是一回事情,社会的溃败对应的是社会健康,社会的动荡对应的是社会的稳定。尽管当下有着很多的社会矛盾,但真正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机会却不大,对中国威胁最大的还是社会的溃败。而现在的维稳体制,夸大了不稳定因素,造成财力、物力、人力的极大浪费,一味的“堵”,不仅会造成矛盾的积累,也将加速社会的溃败。

这两本书都是真正的好书,一本理清了观念、一本讲出了症结,在一片喧嚣中已不啻于“盛世危言”,但现实往往比书本要残酷,“如何做”,这才是最艰难的问题。

再说常识——由《一沙一世界》及《家国天下》而起的废话

伪科学的传播似乎总是比科学快,相信伪科学的人似乎总是比相信科学的人多,这当然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般的高妙总结,只是狗屁,但2010年发生的不少事情却不得不让人仔细闻闻这狗屁的成色。

“养生专家”张悟本虽然已被揭穿,但在街头巷尾,依然可以听到不少人在说“张悟本的XX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而张悟本的书《把吃出来的健康吃回去》的发行量据传早已超过百万,且至今在昆明的书店里依然可以买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云无心的博客虽然很受欢迎,他的书《吃的真相》在小范围内也广受好评,但在大众层面却几无一丝涟漪,至少昆明的三大书店就从未销售过这本书。

麻疹疫苗的例子更为典型。卫生部在9月推动麻疹疫苗强化接种,由于山西疫苗事件,相当多人包括很多网上的意见领袖都纷纷提出质疑,关于麻疹疫苗毒性的传言一时满天飞,不少人含泪带自己的孩子接种了疫苗,也有不少人决心“顽抗”到底,被忽略(反驳)的恰恰是经过临床检验的麻疹疫苗安全、有效的结论。当然可以说,科学被政府糟糕的公信力打败了,但胜利者属谁?伪科学。

医疗健康领域如此,其他领域呢?在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思想的启蒙与思想的遮蔽、思想的解放与思想的封锁同在,翻墙者与筑墙者共居(甚至上班筑墙、下班翻墙),混乱、芜杂、流言满天飞几乎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流言中错误的部分又往往占据了大部,如何才可去伪存真呢?只有回归常识。

小小一句“回归常识”,却往往知易行难。常识往往简单粗陋,不招人喜欢,如云无心曾写到的,昂贵的蛋白粉其实和便宜的豆浆营养价值没有分别,便遭到了很多营养爱好者的鄙夷;常识往往不随你意,如疫苗事件中对政府的质疑便压倒了对疫苗本身的审视。常识之难就难在常识就是根本,接近常识就是破除幻象,而幻象要么是别人造的囚笼,要么是自己做的枷锁。

唧唧歪歪地写了以上那么多,仅仅是因为这两天刚刚读完两本既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新书:关于经济的郭凯《一沙一世界》和关于政治的杨恒均《家国天下》。

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说,一则此两书虽是新书,但辑录的却都是郭凯、杨恒均多年来发表在其个人博客上的文章,对我而言,多数篇目已是老朋友;二则郭、杨二位虽都出身博士(尤其郭生师出哈佛),但都善于用简单通俗的事例与话语,把复杂甚至噎人的术语解释的形象生动(特别是郭凯的文章);三则两本书述说的都是经济、政治、民生中的基本常识。

很多常识,往往被复杂化,甚至把常识复杂化也成了很多人炫耀学问的方式,但复杂化本身其实也是一种蒙蔽,比如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人讨论,但外汇储备是怎么产生的、外汇储备向何处去这些基本的概念,却很少看到清晰的解释,久而久之,但一个个概念被越来越复杂的解读甚至误读(乃至有计划的误读),问题本身不再清晰,问题的解决也就变的困难,抓错药、吃错药也就变得司空见惯。

同样讲外汇储备,郭凯用的都是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他仅仅通过王二种田得了余粮,余粮怎么处理这样一个小故事便把来龙去脉交待的清清楚楚,而他的结论余粮不必烂掉,也不一定要借人(变成外汇储备或)。还可以制米饼、酿酒和消费掉不正是政府提了多年却一直没做到的“扩大内需”。

《一沙一世界》这本书里面其实都是这样现实的事情和简单的道理,这些基于常识和基本经济学方法的文章,却得到了视角独特的评价,套个烂俗的句式讲,这究竟又是谁的幸与不幸?

可为什么这样的常识往往都被遮蔽呢?我想,常识的对立面是往往就是谎言,谎言要继续,就要让常识消失,这也解释了在我们这个国家,讲授常识为什么也是危险的,而这同样是很多人觉得杨恒均的《家国天下》能够出版是一个奇迹的原因。

杨恒均,自称“民主小贩”,多年来,一直在互联网上宣传民主与自由,这当然为政府所避讳,但其实在杨恒均的文章里面甚少有一针见血的时政批评或者改良道路的书写,更多的是理念性的解释和普及,这当然为很多人所诟病,但却换来了一个墙内的博客和一本公开出版的书籍,而这本身就是杨恒均的巨大价值,斗士成可贵,小贩价也高。

关于民主与自由,杨恒均叙述的高度与深度当然不如秦晖、蔡定剑、崔卫平诸大家,甚至不比1776年托马斯·佩恩讲得更多,但他用的是一种中国人看的懂的方式来讲述,我相信,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读完书中第一辑“家”,再读后面的“国”及“天下”,难免不对民主、自由心生好感。在现在的中国,实在太需要一批杨恒均这样的“小贩”了,没有民主的小学,就难有民权的大学。

民主是最不坏的一个制度,民主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这似乎已成为当下最基础的一个常识(也是被蒙蔽最厉害的一个),唐德刚先生曾以历史的三峡形容自清末起中国的社会转型,并预言经过200年的曲折险阻,中国将得以穿过三峡,汇入民主自由的江河湖海(这也是《家国天下》封面的来源),但唐先生未曾料的是天朝修建的三峡工程,“高峡出了平湖”,也带来了发电产生的巨大效益,“中国模式”、“和谐社会”甚至遮蔽了长江必将东流汇入大海这样一个常识。

由此,我想把《家国天下》腰封上那句“民主离我们有多远”改成“常识离我们有多远”,当常识真正成为常识,生活真的将变得美好一点。

不寒窗”就是“食得人间烟火”

车前子有着大把的才情,作为诗人,他创作力惊人,玩的都是汉语针尖上的活儿;作为散文家,他剔除了49年以来政治暴力对汉语的伤害,自成一脉风骨,加上他水墨画家的身份,他有太多理由爆得大名,但他却不屑以才华去逐名利。在google、百度上,关于“车前子”,绝大部分词条都是那味据说可以利尿、止泻、镇咳的中药。他说他“写诗是业余,写散文是业余的业余”,他拿大把时间和才华去钻研各种奇技淫巧,还把这些雕虫小技玩到了最高级(诗歌、散文、水墨这些东西在他眼里何尝不又只是一件普通的雕虫小技?),他生于江南,早已浸透了江南的风骨。

车前子最新的散文集《不寒窗集》,如书名中“寒窗”所指,收录的大部分都是车前子关于读书的札记、书评和为他人所作的序言,但既在“寒窗”前加一“不”字,那这读书便少了很多“苦读”的味道,便如他在《熬粥读书记》中所写:

“这一锅紫米粥,一般要熬两小时,我守住灶台,几乎寸步不离。平时熬粥的时候,我会读一些旧书和新到的杂志。读旧书像遇老朋友,打个招呼就行。甚至不打招呼,点一点头,笑一笑,也行。读新到的杂志,仿佛在某些场合新认识的人,也不需要多说话,三言两语,或者一支烟一杯酒而已。” 在熬粥交友之间,读书没有了“苦味”,其实是没有了假道学画脸谱的故作清高,也没有了那些相传书中自有的黄金屋、颜如玉。抛开虚伪和功利,便接上了地气;有了趣味,便显出了真的性情。读书如此,作文犹是。如《郁达夫册页》一文,老车以性情着眼,以性情论文章,以性情写人生(很讨厌“人生”这个词,但写作“以性情写郁达夫人本身”又太拗口)。文章虽然以小标题分为了十多个部分,但读起来却一气呵成,无论激烈壮怀、愁苦忧伤,一性情变勘透了一命运。

车前子有着第一流的见识,却不卖弄见识。他只是很从容地把各类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发展成一种高级的修辞,或者说是新的玩意儿,比如在《金鱼与比目鱼》中,他放入的第一个意象就是张岱,“张岱的身世,与‘水泡眼’相差无几,‘水泡眼’刚孵出,眼睛也在两侧,水泡随着时间慢慢长大,把眼睛挤走。清朝‘水泡’把张岱长在两侧的眼睛挤走了。他的日常生活消失了,那是明朝灭亡后的事了”,这样的写法还接通了老车的诗歌写作,难度不全在于意象和修辞的繁复,而是你根本不具备构成老车意象的庞大的日常经验。

车前子的散文不拘泥于“形散而神不散”这类狗屁教条,他更看重文章本身的气韵,“好文章看得出作者的丹田之气”、“一篇文章的气不上浮,出自丹田、就沉得住气,往往是好文章”(《获麟与浣花》)。借用颜峻为车前子诗集所作序里的一个说法,车前子的底气不来源于要去”争一口气“,而只是在呼吸,他比任何人都来的安静平和,却无意间打通了生活与艺术的任督二脉,他仅仅是正常的呼吸,却已经玩的太高级。

说来车前子已经年近50,却活得比多数人要潇洒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