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瞎扯淡

想起了乔布斯

困境和顺境一样,常常让人懈怠。不同的是,困境的懈怠来自对自身资源的无视(我做不了什么了),而顺境的懈怠来自对自身危机的无视(我不需要做什么了),虽然它们最终都将导致对外在机会的漠视。

但并不存在一个介于困境与顺境之间让人可以始终保持对机会敏感的状态,我相信这是一种才能,比如乔布斯,他在苹果濒临倒闭之时剑走偏锋般地创造了 iPod,又在 iPod 带苹果重回高峰之后发明了真正改变世界的 iPhone。我们常常歌颂乔布斯的创新,却很少提及他整合资源、保持饥渴、发现机会的才能,无论处在困境还是顺境。

我缺乏这种才能,所以特别羡慕。

四月随感

一阵瞎忙,博客也快荒了,随便写了三段,证明它还活着。

一、

几年前,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时,最深切的感受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弱势者自以为是、因袭守旧的可怕。我非常赞同茅先生的观点——虽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求古人,但也不能因前人所处的环境和必然存在的局限就放弃对其自以为是、无所作为的批评,不然,不但很难解释中日同遭列强叩门却自此路不同途的历史现象,也很难解释中国人身上混合了自大和自卑却唯缺自省的特殊基因。

胡适先生说「宽容比自由重要」,对中国人而言,这是句屁话,被中国人选择性宽容的往往都是最该被丢弃的那些东西。

二、

地域歧视是中国的传统,泛泛地说,大约和上千年来集权专制和等级制度造成的权力、财富、文化不均衡的分配格局有关,所以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上海人看不起乡下人、香港人也看不起内地人,更小一点,东城人看不起通州人、静安人看不起奉贤人、住中环的看不起深水埗的,就连我昆明人不也看不上地州人。

比地域歧视更糟糕的是中国人处理歧视的方式——接受(默认)比自己有权有钱有地位者的歧视,然后去歧视比自己更没权没钱没地位的人。但权势财富地位往往如浮云瞬息万变,今天得意明天失意是常事,而中国人的方式经常是,在得意变失意时近乎变态的压抑自己去卧薪尝胆,而由失意变得意后又少不了变本加厉的报复。用钱砸老板的脸、购遍全球享尽价差之后自诩拯救了他国经济、还有力挺「当街便溺」本质上都一样,要证明的无非是自己胳膊粗了、翅膀硬了、大国崛起了,但这种「我有我可以」般的无端自大暴露的其实只是已经深入骨髓的自卑。

所以胡适先生倡导「宽容」也是不错的,少了宽容、少了自省,「不卑不亢」往往就是「又卑又亢」。

三、

不喜欢《天注定》。

艺术要不要关注现实从来就不是问题,如何做现实才是挑战。中国的现实足够荒谬,给中国艺术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素材,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敢于去使用现实事件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作品,相反,由于现实事件是既定的、路人皆知的、人人可用的,对艺术家的趣味、眼光、才能和胆识反而有了更高的要求。

《天注定》的贾樟柯和《第七天》的余华一样,用罗列、拼凑现实事件替代了艺术家对现实的挖掘、提炼和升华。艺术家不是记者,也不是历史学家,还原现实只是手段(之一),而非使命。优秀艺术作品应该产生超越现实的震撼,或者对现实发出足够强大的回应。但在《天注定》中,震撼观众的不是电影,而是故事背后的现实事件。比起现实,身兼编剧导演二职的贾樟柯却遗憾地没有说出什么有力的东西。

联系《天注定》曾经过审的事实,阴谋论地说,贾樟柯对现实事件这种四平八稳的处理,多少透着些中国式的狡黠。何况现实的焦灼与现实题材的敏感,早已让「现实」成为一门利润客观的生意,使很多艺术家创作现实题材作品的动机变得可疑。当然《天注定》中还有诸如围观磕瓜子这样真正让人刺痛的片段,是这些片段让我宁愿相信《天注定》不过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而维持着对导演贾樟柯本人的信任。

在香港逛书店

每次去香港,都会抽时间去逛逛书店。

最初,我常去的是旺角西洋菜街的田园、乐文、开益等几家二楼书店,这些藏身于闹市的书店都很小,装修朴素,陈列简单,只是满满当当堆满了书。后来诚品在希慎广场开业,加上乐文、开益在铜锣湾也有分店,而且可以顺便去 White Noise 淘黑胶,我去旺角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

比起中文书店,售卖英文书为主的书店大多高端,比如 Page One 和 Kelly & Walsh ,不仅在多个购物中心都开设有分店,店面的装修也豪华高档。我常去的是时代广场的 Page One,陈列很精心,书也非常多,尤其是艺术和摄影,多得让人咋舌。我也去过 Page One 在深圳的分店,气派不减,但书的数量却不如香港。

我也去过几间香港的二手书店,其中最喜欢的是中环的书阁,虽然从没在那里买过书。书阁也兼营旧书修复的生意,所以店内的书虽是旧书,却都保存完好。我不是特别认同这种对书籍成色的执着,和店主营造的优雅氛围也有些隔膜,却很羡慕这种居于闹市的平和。

在香港买书,最大的好处是多。不仅是书的种类多,而且由于出版自由,出版社多如牛毛,各家书店也大多兼营出版,除去如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高华的「红太阳」等少数高光作品,一家书店和另一个出售的品种千差万别,随意逛逛的话,乐趣远超出售品种雷同的大陆书店。但苦处也在这里,若专门要找一本书,往往跑断腿还不得,比如我最近几次去香港都在找的万润南的自传「商海云帆」。

大陆客对香港书店的影响也很大,多数书店都有很大的面积在出售针对大陆客的禁书,甚至还有了像「人民公社」这样标榜专售「禁书」的书店。这其中当然有不少好书,像「红太阳」或者「墓碑」,但更多的还是地摊文学式的政坛秘闻。这些书的泛滥,和每个购物区都大量存在的针对大陆客的金店、药店、化妆品店一样,已经破坏了一个城市的生态。这不是蝗虫的错,但走狗的哀伤与愤怒,我感同身受。

为什么是昆明

我是祖籍昆明、生在昆明、长在昆明、现在还在昆明生活的昆明人,昨晚(20140301)发生的暴力对我有特别大的震撼,虽然我并没有在现场,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亲身经历暴力的恐怖。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感受,我有彻底失语的感觉,但这不代表我没有立场,我讨厌没有立场的人,没有立场不代表他们公正或者真的没有立场,反而经常证明了这些人所持立场的无耻和猥琐。下面列出的这些朋友发的推文就是我的立场,感谢写出这些精彩推文的朋友。

@jajia : 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当然要谴责、要反对,但是无视、脱离其背后的宗教、民族政策来就事论事,也是犬儒的表现。要多想下历史的、现实的深层次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非这种长期内部殖民的残酷,又何来如此血腥的袭击。

@jajia : 最后再说一句:指望民族激进分子把汉人政府和汉人平民严格区分开来是不现实的,更何况我们还是沉默的同谋,与体制同构。香港反蝗虫的激进分子一样,无法区分内地政府与内地人民,即便这是非常必要的。

@damyata :其他文化里,在发生这样惨痛的血案后,公众的反应是怎样的?是不是也一致呼唤“乱世重典”,一致高喊“当场格杀事后追剿绝不原谅”,一致将反思斥为“吃人血馒头”晒煞笔,之后一致继续坐在压力锅火山口上对一切视而不见?我很想知道。

@LostAbaddon :叫着强力出击的,到底打算怎么出击?杀光他们整个民族?那你和你嘴里的恐怖分子有什么区别?用刀砍无辜平民是恐怖主义懦夫,而叫着强力出击的不过是只会耍嘴皮子的恐怖主义懦夫而已。

@ZhangDajun :没有人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昆明是中国内地除北京外有着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大城市,恐怖活动选中此地,除了天时地利外,不知道有没有人和的因素在。如果真如此,则新疆的民族问题有进一步复杂化为宗教问题的可能。需注意后面当局公布袭击人员的身份

@理论车间后门:今天这样的时刻,大多数人都站到了公敌立场上,挑一种街道大妈式人道主义,用法治和教育来保障,说完,就感到自己安全些了!

@laoyang945 :土匪作孽,肉猪遭殃

@chuhan :老大哥才不会在意死了几个人,但是老大哥明白“同仇敌忾=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怖分子从决策者到实施者都是不理性的。话说回来,理性选择不该拿来评价恐怖分子,原教旨主义(脑残粉)本就不是理性选择的产物。

@Vivadixiesu :真正的悲剧是,不管你持哪方观点争辩,谴责或同情,愤怒和悲伤,但这样的事还会发生,你我都是待宰的肉猪而已。

好吧,我想列的推文还有很多,但最想记住的是老卡写的这一条:

-为什么是昆明?
-为什么不能是昆明?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能是你?

最后,是新疆的汉族人吴吞在七五事件之后写的歌曲《喀什的天空》,「相信世界会在你褪色的眼里/慢慢苏醒/相信你会在褪色的世界里/慢慢苏醒」。

我不喜欢长微博的理由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长微博,一天都没有。记不清是乌鸦哥哥还是别的推友说过一句「长微博是反人类的应用」,我无比赞同。

对于长微博的缺点,李如一的博客「請不要再用長微博了」做了比较准确的总结,他归纳了四点:

不綠色;
不便傳播;
不可搜索;
不易管理。

对于长微博的优点,通常提到的主要则有两点:

突破微博140字的限制;
应对信息审查。

但可以突破140字限制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博客、静态网页、BBS上的帖子、Evernote上的笔记或者是保存在Dropbox上的文件等等,只需要通过链接就可以把长文章发布到微博,并获得超过长微博图片的阅读体验。

所以长微博的好处并非是它能突破140字,而是它可以让用户在阅读长文章时不用离开微博平台。可想而知的是,长微博真正而且唯一的受益人不是必须忍受糟糕阅读体验的用户,而是「创造性」发明了长微博服务的新浪。

至于应对信息审查,因为长微博不可搜索,确实会增加审查的工作量,但不可搜索加上不便传播(包括引用和外链)、难以管理却让长微博变成了信息的死角,除了在刚刚发布时可以获得阅读,之后便几乎丧失了信息的价值,长微博让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都大大降低了。

信息的审查与封锁,其核心是阻止或降低信息的流动,要突破,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加速信息的流动。而长微博这种以封闭对抗封闭的方式,或许可以避免一些短期的审查,长期看却实实在在地帮助了审查,这也是我在「我不喜欢微信公众号」中说『有了公众号,再加上泛滥的长微博,信息的传播其实已经「局域化」了,也许过不了多久,甚至都不需要GFW了』的原因。

长微博的优点都很难称为优点,而缺点却实实在在,如果说我只是不喜欢微信公众号,那么对长微博我必须改用「讨厌」了。

最后,这篇博客是应简叔的要求写的,我相信他也不喜欢长微博,既然如此,不如干脆把简书上的长微博功能停了。虽然简书的长微博号称「最好的长微博」,但最好的垃圾仍然是垃圾,没有必要留着恶心自己了。

无聊的春节

无聊的春节终于结束了,虽然我的不少朋友还没有走出春节带来的抑郁。

春节让人抑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一大原因是频密的家庭聚会。以我为例,父母主办的年夜饭(以我父亲亲戚为主)、我请外婆家亲戚的聚会、我请父母及岳父母的聚会、父亲兄弟姊妹的互请、母亲兄弟姊妹的互请、岳父母亲戚的互请……,不连因为时间冲突推掉的聚会,我春节期间参加的亲戚聚会有9起,而我家的亲戚数量并不算多。

更让人郁闷的是聚会时交谈的内容,台湾资深的Blogger蔡志浩先生在春节前发布的文章「年節家庭聚會恐懼症」中就写到:

春節假期逐漸接近,許多人的年節家庭聚會恐懼症也開始發作。恐懼什麼呢?當然是家庭聚會時來自長輩的冒犯。有些人總愛問侵犯隱私的問題,例如婚姻、家庭、收入或升遷。也有些人總覺得比你年長些就有資格指導你的人生。

蔡先生最敏锐的地方,是他发现华人家庭聚会的谈话有隐私、有教化、有权钱却没有生活,他的感慨「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那麼不喜歡聊生活。或許有些人真的沒有生活吧」可谓一语中的。

没有生活的聚会恰恰是无聊春节的缩影。在一场场家庭聚会结束之后,我发现除掉这些聚会,我竟然不知道还可以去干什么。我努力回忆儿时春节是怎么过的,但似乎除了吃,能想起的也只有放鞭炮了。

只是现在还有多少人在依靠春节来满足对美食的欲求,生活水平的提高年夜饭失去了吃的意义;而环境的污染尤其是人们观念的变化让鞭炮失去了娱乐的意义,现在还在坚持放鞭炮的,除了孩子,我猜想他们追求的或许只是辟邪冲喜这类博大精深的传统吧。

还有春晚,在中国大陆,这已经是新的传统了。你可以不看春晚,但很难和它完全没有联系,你的父母亲戚可能在看春晚,吃年夜饭打麻将聊天时旁边的电视机可能在播春晚,微博推特朋友圈上的网友可能在吐槽春晚,甚至当你强调「我不看春晚」的时候,你还是和它发生了关系。

批评春晚的节目没什么意义,因为上崔健也好、上样板戏也好,在除夕的那个晚上,只有这一个声音。共产党靠着春晚接管了春节,它当然不会容许他人染指,哪怕地方台这样次一级的宣传机构。多元化哪怕是极其有限的多元化都是触碰底线的禁忌,「只能有一个声音」。虽然春晚节目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或者所谓的群众需求不断调整,但那只是手段,永永远远地、唯一地把春节霸占下去才是目的。

不过仪式化的春晚倒是越来越配合已经空洞化了的春节,对春晚,我完全没有要求,只希望它早点倒掉。对春节,也是一样,和中国文化里的多数东西一样,春节早就是糟粕了,韩国人喜欢,让他们拿去好了。

我不喜欢微信公众号(订阅号)的理由

简叔写了一篇「为什么写作者应该告别微信公众号」,列举了五个他认为写作者应该远离微信公众号的理由:

  1. 糟糕的编辑器
  2. 不能加链接
  3. 糟糕的大屏幕显示
  4. 没人看
  5. 封闭

我赞同他的结论,却不完全同意他的论证,比如他说的「没人看」。我没有具体的数据来支撑我的论证,但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我订阅的多数中文博客都停止更新或者更新缓慢,但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却非常频繁。而且我也粗略地计算过,除去新闻网站,我每天花在微信公众号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阅读RSS的时间。

至于简叔提到的很多非知名微信号文章阅读量低,其实那不仅是微信公众号的问题,也是整个中文网络的问题。无论博客、微博,除去少数名人大号,多数普通人创造的内容,哪怕有价值,要吸引读者都是困难的事情。当我们使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微信又占据了很多人使用手机的大部分时间时,在一堆都很难称为好的渠道中间,微信可能是当前最不坏的一个。

反过来说,当不少写作者都开始抱怨自己的公众号没人看时,恰恰说明了他们在使用公众号,而读者(至少是潜在的读者)在使用微信阅读。很多时候,一个相对有效的渠道,足以让写作者克服糟糕的编辑器、糟糕的大屏阅读体验带来的不便。

但我依然不喜欢公众号,因为它的封闭。

发在微信号的文章很难被检索,不仅在微信内很难检索,使用搜索引擎也很难找到。比如你可以尝试用Google搜索「大象公会」的文章「中国香烟的政治经济学」,你很容易找到文章的转载,却找不到原文的链接。「大象公会」是订阅人数众多的大号,如果你想查找的是关注度不高的小公众号的某篇文章的某个段落,几乎就成了不可能完成任务。

出于商业利益,微信提供方便的内容导入方式,却给内容的流通与导出设置了层层的障碍,它号称开放,却成为了内容的死角。不能加链接其实也是封闭的一种形式,我无法想象没有链接的互联网,不能加链接不仅影响写作时的引证(可能很多国内作者不需要这个东西吧),更让信息成为相互无法连接的孤岛,让所谓的「互联」、所谓的「网」化为乌有。有了公众号,再加上泛滥的长微博,信息的传播其实已经「局域化」了,也许过不了多久,甚至都不需要GFW了。

所以我的结论和简叔一样,为了对得起自己写的东西,为了对得起自己分享的东西,慎用微信公众号,慎用长微博。

P.S. 本文中提到的微信公众号特指订阅号,不包括服务号。

角度

托马斯·佩恩写过本著名的小册子《常识》,他大概不会想到,两百多年以后,「常识」这个词会在中国如此流行,虽然很多热衷于谈论「常识」的人也都热衷于哀叹「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年代」。

我很怀疑这句话的可靠性,就像我也一直好奇,托马斯·佩恩的独立主张在他写就《常识》之前究竟是不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多数人的常识?我猜测那更多的是一种修辞,如果佩恩的主张已经成为常识,他大概就不用写了,启蒙之所以称之为启蒙,往往是因为多数人的蒙昧。

但「蒙昧」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准确,它过于高挑反而容易让人忽略掉基本的事实——你的常识未必是我的常识,哪怕从更大的范围、更长久的时间来看,就算你的常识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它不仅不一定适用,还往往会变成观察和认知的障碍。

比如很多国有企业都请来大牌的咨询公司制定了「激励性」的薪酬和考核制度,设置了高额的奖金和严格的KPI,但这些国企并没有因此就告别大锅饭,还增加了一个平均分钱的理由。我读过好几份这样的方案,必须承认,它们的质量都很高,但它们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相对于「平衡」、「稳定」和「人情」,被大家当做常识的「奖优惩劣」其实并不是国企的「常识」。不找出实际发生作用的「常识」,不分析支撑「常识」的环境,不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思想,而只一味推销所谓「普世」的常识,其结果只能是常识被束之高阁流于口头。

所以,我不得不称赞托马斯·佩恩的高明,他写《常识》时,不是直接抛出关于人的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的主张,而是先数落了英国政府的罪恶,他没有强行灌输自己的观点,却唤起了北美民众切身的感受,他借民众的常识宣传了自己的主张,还让他的主张变成了新的常识。看得清问题和拿得出办法是两回事情,看得清问题的人不少,拿得出办法的却不多,虽然两者之间只差了不多的角度。

这也是我佩服何伟的原因,他的《寻路中国》写的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故事,却因为视角的变幻而写出了一个我们见所未见的中国。当然,我们可以把这归功于他的外国人身份,但这只是给视角固化、思维固化找的借口,或者说是给我们自己的懒惰和骄傲找的借口。

认识到这些以后,我就常常提醒自己,想不清问题、说服不了别人、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后都起来走走,换个位置,也许可以发现自己的谬误,也许可以找到让别人理解我的途径,也许可以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也许仍然什么都找不到,那就再走走,站在原地,仍然只有原来的视野,不可能看到更多。

一点忧伤

简书是我今年最喜欢的国内互联网服务,虽然我一直觉得简书还没有推出让我不得不用必须使用的功能(或特性),但简书简约的UI设计已经在一众花花绿绿的国内网站里已经显的卓尔不群了。

何况他们的团队不仅勤奋而且有爱,我想不只我,很多简书的作者和他们也一定是朋友。也因为他们的老大简叔在微信上发起的微信群,我也才会参加了另外两个有趣的项目:槽帮和流记。

说这些,是因为我突然想起,前几天在推特上和众推友讨论简书的优缺点以及发展方向时,我们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无处不在的审查制度。

现在的简书是没有审查的,这得益于简书团队的坚持,更因为简书流量尚小,承受的来自有司的压力也甚小。随着简书流量的继续增长,这种压力或许会以几何倍数增长,作为一家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商业性网站,在被关闭(而不仅仅是被墙)或者配合审查乃至主动审查之间如何抉择,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按照简书良好的发展势头,我想我继续在简书厮混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了,我不喜欢像新浪一样修改10次都发不出一篇文章。当然,简书或许会比我更憎恨审查,现在他们可以从容的考虑产品未来的走向,以后则要带上审查这个沉重的枷锁,祝他们好运。

恒大和磁带

我是一个球迷,不管水平高低,什么球都会看上几眼的球迷,我不会特别去排斥中国队的比赛,哪怕在他们踢的最差的时候。这可能要归咎于我无可救药的地方情节,就像我最喜欢、最支持的球队一直是早已转卖不知踪影快10年的云南红塔。而且我常常幻想,如果昆明像伦敦一样拥有几十只球队,我可能会像北伦敦人支持阿森纳、纽汉区人支持西汉姆联队那样疯狂地拥护我自己居住地段的主队,比如五华区队、武成路队,或者再小一点,武成路下段队,即使它永远只能混迹在不入流的最低级别比赛。

所以,我也是广州恒大的粉丝,至少当他们参加亚冠的时候,我可以意淫它就是我的主队。我曾经打算买两件红衫,叫上我老爸,一起去广州看恒大的决赛。但票价实在太贵了,加上机票住宿,超出了我能接受的范围,我只好陪着老爸端坐电视机前,喝着啤酒磕着瓜子刷着推特聊着微信想象自己和许家印教授一起坐在价值8000的主席台上。比赛不无精彩,张扬已久的高潮如约而至,但相对赛前制造的无数噱头,一切显得那么仓促和平淡。

但既然高潮了,就有人会high,比赛刚一结束,『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就发了一条:

联赛职业化后的第一个亚洲冠军!除了优秀的球员和世界杯冠军级别的主教练,科学的管理和对足球规律的尊重不可或缺。希望今夜的胜利,能鼓舞更多孩子走上绿茵场。也希望一个月后,在世界俱乐杯赛场上,恒大再创佳绩!到时,我们再为恒大加油!

『东方早报』的一篇文章里也提到:

恒大的成功,首先在于拥有充足资金为背景,其次是把足球俱乐部当作正常的企业来经营,拿恒大在十多年商战中总结的经验来搞足球,将严谨、精细的管理模式引入俱乐部管理,将球队建设正式纳入现代企业化管理。

其实不只它们,我能看到的几乎所有媒体在评论恒大时都无一例外的称赞了它们的管理,而以「恒黑」自诩的球评人周文渊甚至早在两年前就在专栏里写到:

与以往单纯烧钱买人的足球暴发户有所不同,许家印还在俱乐部管理中植入了很多现代企业制度和理念,于是金元恒大成功地避免了“烧钱综合症”,在李家军中,只有明星而没有“球霸”,只有赏罚分明又执行坚决的管理机制而鲜见负面新闻。显然,恒大已为中国职业足球竖立了新标杆,一种人们呼唤多年却难以在现实中演绎的真正的职业足球模式。

但在另一篇同样是夸赞恒大管理的文章里,我却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恒大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浓重许家印色彩的企业,这种企业文化和管理机制被移植到了足球俱乐部之后,许家印要求以市场化手段和企业管理模式来运营俱乐部,以欧美成熟俱乐部的职业体制为标杆。许家印接手时就提出了要用铁腕治理、从严管理。恒大俱乐部实行董事长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禁止俱乐部高管干涉球队,如果谁触犯队规就要按照规章办事,没有任何情面。恒大只允许有一个“精神领袖”,就是许家印。

我不太懂什么是「欧美成熟的职业体制」,但我熟悉「铁腕管理」、「从严治理」和「个人崇拜」,我想应该还有「权谋厚黑」,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东西或许才是恒大管理的本质。这不奇怪,中国缺少支撑西方现代管理的环境和思想基础,却从不缺少极权与权术的土壤,大一统的思想控制和以「严」为要诀的管理举措依然不少企业家下意识的选择。这也无可指责,学习西方管理的渠道也有限,对相当部分的中国企业家,他们是读着「毛选」而非德鲁克来做生意的,如同毛泽东翻着三国指挥打仗一样。

我奇怪的是舆论一边倒地对恒大管理的吹捧,当中甚至包括了整天以传播普世价值为己任的公知,比如李承鹏,他还说恒大的胜利是市场的胜利,但他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在中国,足球和房地产都不是竞争性的市场,而是被政府和官僚资本控制的残缺的市场,听听恒大庆典上的那些红歌,许家印和薄熙来并没有多少不同。但李承鹏最大的错误还不在这里,而是他为了表达自己的结论牵强地处理事实,把事实简化甚至改造成自己需要的样子,有趣的是,这正是他经常批评的共产党最擅长的。

当然,这不是李承鹏一个人的问题,经过洗脑体制数十年如一日地不断驯化,不止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改变、固化了人的思维方式。胡平先生在『人的驯化、躲避及反叛』中论及50年代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态度时曾说「反对思想改造是一回事,反对整个极权统治又是一回事」,而如今的现实却是,认清极权的人越来越多,但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极权体制无异的人却依然稀少。我经常说一个比喻,洗脑流水线加工生产出的是磁带,洗掉上面的东西容易,录上一轨新的也容易,但磁带还是磁带,要成为一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真的不容易。

比博客更重要的

我博客的主机空间又要到期了,这几天我一直在盘算,是续费,还是干脆把博客搬到Tumblr或者Posthaven这样的博客托管服务上,想来想去,还没有得出结果。

独立博客有很多优点,但这些优点托管商未必没有,个人域名、高度定制化的主题甚至和国内博客写作者没什么关系的广告收益,独立博客能做到的,Blogger、Tumblr也都可以做到,使用托管商的服务还可以免去我打理主机空间和维护Wordpress这个日益臃肿的程序的苦恼。

不过,既然Google可以关掉Reader,也就可能关掉Blogger,既然雅虎能把Delicious完残,谁又能保证Tumblr一定好命,相比之下,独立博客的数据在自己手里,只要不停止支付服务器的费用,博客也就会一直存在。

但这也是我对Posthaven这个新的博客托管服务感兴趣的原因,它承诺,只要每月支付5美元并连续使用12个月,便为永久的保存用户发布的内容,哪怕12个月后用户不再付费。这的确是个诱惑,但让我踌躇的是,Posthaven的出现,恰恰是由于它的前身——知名的博客托管商Posterous因经营不善而关闭,它的承诺很美,但要做到却着实不易。

当然,上面提到的这些服务,选任何一个,我想我都不会后悔,至少它们都能提供自由而且独立的写作环境,这也是我不会使用任何国内博客托管商的根本原因之一,另一个是它们丑到让我无法忍受的页面设计。

不少人说「如果不写敏感内容,那就无所谓审查」。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天真了,内容敏感与否从不由写作者决定,而敏感内容的标准和范围又非一成不变的,昨天不敏感的,今天可能就敏感了,如何才能做到只写不敏感的内容,我实在很好奇。更可怕的是,为了只写不敏感的内容,无论躲闪还是迎合,都会催生比审查更恶的自我审查。

进一步说,写作也好、讲话也好,任何的言论表达行为本身都是政治的,尤其在中国,想要脱离政治来谈论艺术、创造和审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当你说出“No Politics”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选择了,而这个选择本身就是政治选择,或者说,当你开始写作,无论你写什么,你已经触及了禁忌。要彻底避免敏感内容,甚至放弃写作、变哑彻底不说话都还不行,你至少还要会举手和鼓掌,但作为一个写作者,哪怕像莫言一样拿了诺贝尔,都实在太可悲了。

淡推一周的感受

28号,听说Lou Reed的死讯以后,我随手发了一条推「纪念我的偶像老李,淡推一周」。我总是冲动,我很喜欢的推友海叔就曾「大妈,时代过去了,总有这一天。帮主死的更早」,不过既然说了,也就说到做到,这几天我不仅没有发推,除了第一天,甚至没有上过推,要淡,就淡的彻底一点。

淡推一周,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的时间并没有增多,没有做更多的工作、读更多的书、听更多的音乐,也没有更多的朋友聚会、家人夜谈,当然,更没有因为淡推而获得所谓的「内心平安」。一切如常,浪费在推特上的时间依然浪费掉了,只是我却说不清这些时间浪费在了什么地方。

我还发现,所谓推特让时间变成碎片的说法也很不靠谱。我无法拒绝预约之外的客人的到访,更不可能阻止上级或者下属随时可能发生的打扰,而面谈恰恰是最传统的交流方式。电话和短信要好一点,虽然可以装作没听见,也可以找各种不接的理由,但不能不接的也不在少数,而过后的回电也不仅仅是礼貌。微信的干扰力就低很多了,没WiFi、没流量都是天然的借口,至于推特,只要不主动打开,我想它连骚扰你的机会都没有。事实上,从麻将到做爱,造成沉湎的永远不是事有趣,而是人缺少必要的控制力。

我反而要感谢推特,排队买盒饭时,我看不了完整的一段书,但足够我读推发推;堵车时,我不可能写报告做方案,但足可以读推发推,……。我听到的新闻、了解到的趣事,甚至工作的灵感不少都来自这些碎的不能再碎的时间,因为推特,它的短小、快速、随时随地,其实给我了又一种充分利用碎片时间的可能。

当然,推特的信息的确是碎片化的,140个字符的限制和社交的特性让它不太适合做完整严谨的论述。在国内,当很多人因为推特(其实是微博)放弃了博客和其它相对严谨的写作方式,诗人欧阳江河用「电子碎片」来为这个时代命名也就不那么奇怪了。但他的忧虑我觉得有些大而无当了,读者不再阅读超过140字的文字只是表象,有推特(微博)以前,很多人可能不读任何文字性的东西,而更严肃的创造和写作,应该用更恰当的方式。欧阳江河是了不起的理论家,但他也是老派的知识分子,他对网络时代阅读与写作的思考过快地深入到了哲学的层面,却没有顾及因网络而变得更好的世界。

我觉得互联网的一个好处是,它创造了大量好用的工具(至少可以看做工具),提供了便利,也提升了效率,从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这些工具和人类以往的所有工具一样,没有一件是可以干所有事的,盘子可以盛饭盛菜,但盛汤就力所不及,最好还是用锅或碗,抱怨盘子不如学会正确的使用盘子,把各种工具搭配使用,让物有所专才会得当。

所以,我会继续混在推特,因为它依然有趣。

交界处

在小津安二郎的「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里面读到一段话:

看到一本优秀的小说会大受感动,但这感动并不会成为我将它搬上银幕的动机,因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只会把那份感动放在脑中试着重放为电影。文学和电影的差别,就在于把这种感动转化成不同的东西。

既然是不同的东西,就不必将那部小说电影化。那份感动产生的想像远比自己的印象更正确,感受也更轻松。至少我不需逞能。当然,无聊的小说另当别论。 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小说和电影是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交集也有区隔,更各有各不可突破的局限。小说给拍电影提供了便利,但用电影还原小说,或者用小说还原电影,仍是不讨好的差事。在我的印象里,我看过的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无论是先读了小说还是先看了电影,我都更喜欢小说,这不是导演编剧的过错,而是改编受限于小说和电影的交集,而这个交集的空间,实在太有限。

当然也有例外,像王家卫的「东邪西毒」,但它已经不能称为改编了,可以说是解构,也可以说是重构,或者还可以再套上几个新鲜的概念,反正它和金庸的关系,并不比「长胡子的蒙娜丽莎」之于「蒙娜丽莎」更多。彻底地抛弃了原著,不仅免去了「像」与「不像」的困扰,也走出了小说和电影的交集,它可以去触及更大的极限,精彩也才成为可能。

我曾发推说「用小说改编电影可能不如用诗歌,叙事诗写得再长留给导演的空间肯定也比小说大」,后来想想,这个说法很不准确,诗歌留给导演的空间更大,不是因为诗歌「空」,而是诗歌在形式上比小说更靠近「语言」,它和电影的交集远比小说小,小到在那个圈圈里面打不出什么转转。既然难以复制,抛开形式只关注的核心的创作就变得容易,或许也因如此,用诗歌改编和全新创作几无区别,用诗歌改编的电影反而非常稀少。

但用和文学(电影)交集可能更小的音乐来重写文学(或者反过来),却又非常普遍。特朗斯特罗姆写了首「舒伯特」向舒伯特致敬,萨克斯手Jan Garbarek又出了一张“It’s OK To Listen To The Gray Voice”来向特朗斯特罗姆致敬。我只听过很少的舒伯特,不喜欢Jan Garbarek甜腻的音色,但这不妨碍我喜欢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它们相关却又彼此独立,相互不可替代。

真苦的是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用一种语言还原另一种语言,最极端的「直译派」也只是接近,最激进的「意译派」也不可能彻底切割,它既难以完全传递原语种的特质,其目的也不在于探索本语言的极限,它不尴不尬的处境天然地限制了它的高度,戴望舒译的洛尔迦、黄灿然译的卡瓦菲斯都很好,但他们的译诗其实比不上他们的创作,我们却不能由此说戴望舒、黄灿然是比洛尔迦、卡瓦菲斯更出色的诗人,这是译者的悖论,也是我对译者总是多出几分敬意的原因——他们站在交界处,却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离开。

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交界处」的中译、英译及Jan Garbarek据诗创作的同题音乐,中译的译者是李笠,英译的译者是Robin Fulton。

交界处

冰风吹眼,星星 在泪的万花筒里跳舞,我 穿过跟随我依旧的大街,大街 冰岛的夏天在它的水塘里闪烁

我周围簇拥着大街那 无事可忆,无物所求的力量 地面深处,车辆底下 未出生的森林已静等了千年

我想到大街在看我 它混浊的目光把太阳化成黑色 宇宙里的一团灰线 但此刻我在闪耀!街在看我

The Crossing-Place

Ice-wind in my eyes and the suns dance in the kaleidoscope of tears as I cross the street that’s followed me so long, the street where Greenland-summer shines from puddles.

Around me the whole strength of the street swarms, power that remembers nothing, wants nothing. For a thousand years, in the earth deep under traffic the unborn forest quietly waits.

I get the idea that the street can see me. Its sight is so dim the sun itself is a grey ball in a black space. But right now I am shining! The street sees me.

真正的问题

6月5号,虾米网推出了VIP增值服务,在这之前,诸多新闻媒体早就开始鼓噪虾米、QQ音乐、百度音乐都即将试行收费,并宣称免费下载的时代结束了。

针对媒体的报道,虾米的CEO王皓(@孩子气的南瓜)在微博上回应说:

虾米付费下载做五年了,怎么还是试推行啊?做记者稍微做点功课吧。

看了一些评论,某些义愤填膺的呼号就好像他们真的花钱支持过音乐似的.

其实早在2011年,针对虾米的版权问题,他便在知乎上说过

1.我们非常重视版权问题,虾米的初衷就是希望在互联网时代找到新的版权模式; 2.现阶段我们的版权的确有问题,我们一直在解决,希望今年可以全面正版化; 3.虾米网从未免费下载,未来也不会 。

虾米确实很早就开始收费了,至少从我开始使用虾米起,它就一直收费。虾米的规则大致是这样的,在线收听免费,但下载需要虾币或体验点,其中体验点可以通过上传音乐和互动推广赚钱,而虾币则需要以1元人民币对1虾币购买。可以说在本质上,虾米的模式和众多的影视BT论坛,如不久前因版权问题被查封的思路网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其实早在2010年便爆发过一次国内独立音乐人对虾米的抗议,李志、周云蓬、小河、张玮玮等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虾米停止相关作品的在线收听、下载并道歉,事件的结果虾米撤下了相关音乐人的作品,并在处理国内音乐版权时变得极为谨慎。

但虾米并没有如其CEO所说,在2011年实现完全正版化。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虾米新唱片的上架速度远远快于国外的同行,无论是包月模式的Spotify还是收费下载模式的iTunes Music Store,多数欧美大牌的新唱片虾米的上架速度往往只略慢于国外0day论坛,其上架时间甚至经常早于唱片的官方发行时间。我也对比过虾米和Spotify的曲库,很多Spotify没有收录的歌手,虾米不仅提供了,甚至不少还是全集。

当然,这个现象也可以用虾米运营能力超强来解释,但这近乎神话了,至少在虾米把我3、4年前上传的10多张专辑删掉以前,在虾米彻底停掉用户上传以前,这就是神话。

所以,无论是媒体的记者,还是虾米,他们都搞错了一点(或者说是有意把水搅混),一个正常的音乐市场其特征并不是收费,收费、免费+广告还是免费增值还是其他只是商业模式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市场合不合理、健不健康的问题。一个正常市场、一个合理版权制度,其基础是听众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得到作品,而创作人(广义上包括为作品完成做出贡献的唱片公司、经纪人、流通商等等)拥有并可实现自己对作品的权益。

也就是说音乐收费也好、免费也罢,首先是创作者的权力,如果艺术家自己愿意将作品免费提供给听众,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去强迫他收费;而如果未经艺术家(版权方)许可就擅自使用艺术家的作品,若为非商业的行为,考虑中国严厉的审查、闭塞的渠道,考虑现行版权制度本身的缺陷,还有可谅解的空间,若为商业用途,则毫无疑问是侵权行为了,而如虾米般不但不纠正自己的侵权行为,还把收费当做自己的功绩,实在是过于中国特色了。

啰嗦这么多,我的意思其实只有一句话,比起收不收费,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向艺术家(版权方)付费,这也是苹果为推出iRadio日夜与几大唱片公司谈判的原因,不解决这个问题,说其他都是扯淡。

模糊的中文

5月10日昆明市政府(项目所在地政府)连同中石油云南公司(炼油项目责任方)、云天化(PX等配套项目责任方)等举行了关于昆明安宁炼油厂及PX项目的新闻发布会,前几天我只是在报纸电视上看了几个片段,今天我把发布会的视频翻出来完整的看了一遍,听到了一系列很有趣的说法:

例一:中石油云南石化公司总经理胡兢克女士解释在云南修建千万吨炼油厂的原因时说:

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目前云南是仅有的四个没有炼厂的省份之一。2012年云南省成品油销售量940万吨,全部依靠外省供应,云南自己没有能力生产一滴油,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本省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人民生活的提高。

在这段话里,胡女士首先强调了全国除云南、贵州、重庆、西藏之外的省份都有炼油厂,她要说却没明说的是,因为其它地方都有,所以云南不但可以有、甚至应该有一个炼油厂。这个逻辑我非常熟悉,因为每个省都有一个钢铁厂、每个地市一个机械厂、每个县都有一个棉纺厂、每个乡都要挖几个小煤矿的时代离我们并不远,各级政府表示避免重复建设、要关停并转、要抓大放小的话,也还在耳边。

接着胡女士提出了「云南成品油全靠外省供应,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观点,问题在于,制约经济发展的是成品油供应不足,还是自己没有炼油能力?云南不产石油,建炼油厂必须要进口原油,但从缅甸进口原油进行炼化面临的贸易风险不一定就低于直接进口成品油,考虑到环境、原料供应等因素,自己炼化的成本也未必就低于直接采购成品油。实际上,进口原油自主炼化最大的收益者就算不是胡女士供职的中石油,也绝轮不到昆明市民。如果说胡女士说的另外一个理由「丰富石油进口渠道」可认为是具有战略性的安排,那么上面这条理由就牵强的浑水摸鱼了。

例二:还是胡女士,在谈到云南炼油项目的生产工艺对环境的影响时她说:

云南炼厂是一个燃料型炼厂,由常减压蒸馏、重油催化裂化、渣油加氢脱硫、蜡油加氢裂化、硫磺回收等主要工艺装置及铁路、环保、消防、储运设施和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构成。产品全部进行加氢精制和改制,主要生产符合国V标准的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清洁燃料,产品硫含量将小于10PPm(超低硫)。2015年云南千万吨炼油项目产出后有望使云南的空气更为清新。

当大家都在等待她说明炼油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时,胡女士巧妙地转换了概念,她却告诉大家炼油厂的产品已经超过了国家当前规定的标准,非常环保,利国利民。但问题在于以一个新增的污染(炼油厂)来降低另一个已存在污染(汽车尾气),其前提是污染的总量要降低,但胡女士并为说明炼油厂的污染,大家也无从判断。何况,胡女士也提到国家对成品油标准提升的路线图是明确的,任何成品油在2024年以后都将使用国V标准,也就是说,无论昆明建不建炼油厂,昆明都将用上更清洁的汽油(只是时间会晚一点),「云南的空气都会更清新」。只强调产品的提前达标,不说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不仅是避重就轻,还多了几分欲盖弥彰的味道。

例三:昆明市市长李文荣先生的一段话,各大报刊集中报道的也是这句,算他的金句了:

市政府对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副产品配套项目上不上、上什么样的产品,将走民主决策的程序。待项目科研报告今年7月下旬完成后,市政府将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将充分尊重广大群众的意愿,将严格按照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办事。大多数群众说上,市政府就决定上;大多数群众说不上,市政府就决定不上。

首先,李市长对炼化项目进行了一个切割,就是炼油厂归炼油厂,PX等配套项目就归配套项目,他的言下之意是既然公众反对的是「PX」,那么炼油厂就没有任何问题,要说只说PX。

接着,是一连串经典的官话,李市长口中的「群众」是谁?是有昆明市户口或昆明市居住证的常住人口?还是「代表」这些常住人口的「人大代表」?还是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所说的「大多数群众说上」的「说」究竟要怎么说?是全民投票?还是「人大代表」投票?或者关起门叫上「倪萍」、「申纪兰」来搞个听证会?或者如5.4南屏街般大家上街?他没说,我想或许他也不清楚。

例四:李市长为了说明昆明市保护环境的决心,用了治理滇池的例子:

(昆明市)是咬着牙筹集资金,哪怕其它方面少用一点资金,都要用在环保上,都要用在滇池治理上。我给大家报个数字:我们2011年、2012年,两年,我们在滇池的投入上就投了137亿,我们十二五期间在滇池治理上计划要投420多亿,昆明的一般地方财政预算、去年还是最高的,才379亿,你看我们投在滇池治理上的有多少,政府怎么会不重视环境,一定是会把环境摆在重中之重的,这个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在这段话的后面,李市长还说,为了环保昆明淘汰了一批落后的产能如水泥、焦煤、铜冶炼,而在这段话的前面,李市长还说「保护也是发展」,但他似乎忘了造成滇池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为发展透支环境(这也是政府常常在说的),如果没有磷化工,没有铜冶炼,没有水泥,滇池会污染到如今这种状况吗?李市长报了很多数字,但我最想了解的一个数字是,当年这些污染的产业究竟创造了多少产值?

其实,我觉得李市长在报告这些数字时,不应该骄傲,反而应该感到耻辱,没有过去的失责失职,何须今天的巨大投入?李市长在发布会上信誓旦旦地说「谁污染了昆明的天空谁就是犯罪」,但遗憾的是,滇池被污染了快30年,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云南省和昆明政府官员出来负责,更没有人因此获罪。

例五:中石油工艺技术专家吴凯在解释炼油厂污染物时说:

废气这块,我们纯正的炼油厂废气的排放和我们汽车尾气的排放没有区别,主要的污染物就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现在很多网上说致癌什么的,主要是对这个方面不了解。因为它是通过加油燃烧以后产生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和汽车发动机燃烧造成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炼厂排出的废气只要达到国家排放的标准,和汽车尾气是没有区别的。

吴先生不断强调炼油厂废气和汽车尾气一样,却没有说云南炼油厂的废气排放量究竟有多大,相当于一辆夏利,还是百万辆路虎?而且他似乎忘了汽车尾气也是严重的大气污染物,不说帝都的雾霾,就在同一场发布会上,他的领导胡兢克女士还把云南炼油厂项目高标准低污染的汽柴油产品当做功绩来宣传了,若尾气低污染,何须强调新标准的环保?

……

在这场大肆张扬的发布会里,上面这样的糟点几乎每分钟、每段话都有,我却吐槽无力了,我更愿意去翻翻刘淼老师的博客『中文是一种极其模糊的语言』,我非常喜欢的一篇文章。

中文的确是模糊的,中文的所指与能指往往分离,一篇文章、一段文字、一句话常常不能只看它表面的意思,它也许「话里有话」、也许「正话反说」、也许「言外有意」、也许「指东打西」、也许「借力打力」……,到最后,也许你永远搞不清听到的、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但中国人喜欢中文的模糊,中国人热爱隐喻,使用隐喻意味着深沉,而解读隐喻意味着睿智,说模棱两可的话不仅不糊涂,还是难得糊涂。而且模糊的中文经常可以说出「各取所需」或者「说了白说」的话,它极其自然地塑造了中国官场的话语系统,还借「官话」模糊到了登峰造极。

但模糊的中文不止是官话,甚至还变成了「中国人智慧」的一部分,所以不但官场中人爱讲,普罗大众也爱讲,要建炼油厂的政府和企业在讲,反对修建的昆明市民也在讲,比如在昆明小有名气的网友霍泰安先生看完炼油厂项目新闻发布会后就发了下面这条微博

建议昆明市政府在真正尊重民意的同时,拿出态度,扛起责任。炼化PX企业拿出诚意,释放风险的同时,给予补偿利益。而昆明的公民们,则在理性抗争的同时,更加明确诉求,合理博弈。保护自己环境利益的同时,也不放弃维护他人权益。共同合力营造一个美丽的云南,骄傲的昆明。

我没读懂这句「公知范」、「面面光」的话,我不知道霍先生要昆明市政府拿出的究竟是什么态度,是强硬的还是暧昧的?我也不明白他要炼化PX企业释放的是什么风险,是环保的还是维稳的?他说在「不放弃维护他人权益」,但在炼油厂项目这个很具体的问题上,他人的权益又是些什么东西?霍先生说要「明确诉求」,我觉得他应该先写一些明确的话,让我和其它人先看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

当然,我还会追看霍先生的微博,里面还是有很多我想了解的信息,但我不会再去听官方的所谓「对话」了,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所谓的「诚意」,而是官话的惯性让他们就算真有诚意,也只能再次说出又一堆模糊的中文。

再来一粒脑残片

沃尔特·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一书中写道:

通常对教育寄予的期待,最终只会得到令人失望的结果,因为现代社会的问题层出不穷,速度之快老师们根本跟不上,更无法抓住这些问题变化的实质,及时传授给众多学生。如果学校只试图教学生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落伍了。

李普曼批评的是美国教育,对中国这样专制体制下的教育他没有谈,但从他对集权国家公众舆论的评价中还是可以窥知一二,他说:

一个集权社会受控于一个虚构的故事,即统治者是公众意志的代言人。这个故事不仅消磨了公民个体的主动性,也使得公众舆论变得无意义。

中国教育从来都有双面性,它是教育,但不只是教育,更是共产党灌输「虚构故事」的洗脑工具,它把思维训练的比重降到比低更低,把教育简化成「知识」的传授,它希望培养出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想的「百科全书」,它提「素质教育」,但只是增加了「百科全书」的门类,它也希望精英辈出,但前提是「听党的话」。

因此,中国教育之弊不在于它灌输了多少假象,更不是高考这只替罪羊(高考甚至是中国教育为数不多可取的地方,因为它保留中国残存的公平),而是它固化了人的思维,它把人变成了磁带、变成了硬盘,它让人有很强的读写能力,却毫无判断力。被洗脑的多数人,就算有一天不再相信共产党了,也只会盲目地拷贝上了其它的东西。

比如前几天在推特上,有一位推友发了条被retweet多次的推:

小学给我洗脑6年,初中给我洗脑3年,高中给我洗脑3年,大学给我洗脑4年。一共给老子洗了16年脑,twitter 一个礼拜就给我治好了。我不知道twitter 能否改变中国,但我知道改变了我。

从这条推,我觉得这位推友不仅没有被治好,反而证明了他被洗得很深。在「迷信」和「狂热」之下,「真相」和好的工具无非又一粒脑残片,它带来的优越感会让不少人更加「迷信」和「狂热」,真相也会变成假象,而工具,谁在用、怎么用比它自身的好坏重要得多,迷信工具不如没有工具。

因此,连岳所说的「个人之上,再无其它价值」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也相信比了解真相更重要的是反思自己,个人之外,一个体制代替另一个体制没有意义,奴隶主走了,封建贵族还会来。前面这两句话出自舌头乐队多年前的歌曲「他们来了」,我更喜欢这首歌曾经的名字——「打倒一切然后打倒自己」:

原始人来了 奴隶主来了 封建贵族来了 民主人士来了 帝国主义来了 共产主义来了 他们来了

Google Reader 终于要关闭了

大约从2006、07年开始,Google Reader就成了我每天打开电脑后最先打开的应用,它极大地提高了我阅读新闻获取资讯的效率,自从有了GR,我就很少访问新闻网站了,收藏夹里也不再存博客地址了;而一些内容网站,因为不提供RSS,就会让我感觉缺了什么,甚至影响到我对它的好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被称作生活的一部分,GR于我,算得上一个。

但今天Google宣布将关掉GR,我却并没有太吃惊,从GR取消"share"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总有Google要关闭GR的消息传出,而GR以前的产品经理Brian Shih今天在Quora上更是说,Google从2008年起已经三次计划解散GR团队,让GR并入Google的社交产品。GR今天才关闭,已经迟到了五年。

而且这几年,GR几乎停滞了,不仅没有任何发展,取消"share"、改UI还让GR的可用性大大下降,虽然它还是最好的RSS订阅工具,但也止于此了,如果没有OSX和IOS上的Reeder.app,随着大量博客停止更新,我可能也已离开GR了。

所以我觉得Instapaper的创始人Marco Arment的说法是对的:GR从问世就统治了RSS阅读,让其它阅读器很难生存,直到IOS的出现,才让新的应用有了空间,现在是10年来第一次,有可能看到RSS领域出现重大创新,无论在云端,还是客户端,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要重现一个如GR一样的RSS阅读器并不容易,功能、使用体验之外,对Google而言不大的成本开支,对其它公司可能就是无力承担的重压(比如有野心想接盘GR的Feedly今天便因流量激增而短暂宕机),对Google而言可以忽略的收入,对其它公司而言可能就是收入的全部,比起技术,商业模式也许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我很同意刘淼老师的看法:

阅读RSS在互联网上是一种非常小众的行为,针对如此少的用户提供的服务应该收费才对,所以不管是什么RSS Reader,只要没有收费版本,我觉得都难以持续下去。

进一步说,免费+广告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瓶颈越来越明显,除了幸运的Google,Twitter和Facebook不都为收入陷入了焦虑,相反依靠赞助的「公益」网站维基百科完成每年的捐款额度却越来越顺利,而Pinboard、app.net这类的收费互联网服务也不断涌现。不是说免费就不行了,而是应该更有想象力;不是说免费的午餐结束了,而是使用互联网的人都可以有所贡献,我想,捐上几美元给维基百科,买上几个靠谱的付费服务,也许比参加这个投票让Google留下GR要更好。

环境问题

经济学家汪丁丁在讲述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时(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举了另一位经济学家杨小凯对待养老问题的例子——杨小凯用了中国传统的办法,他生了三个孩子,并且说「生孩子划算」。

对此,汪丁丁用社会学家霍曼斯的理论进行了解读。霍曼斯认为『在相似的的环境里,我们会采取与以前成功过的、带来过「回报」的那些情景相似的行为,周围的人和他们的特征非常重要,他们是重要的激励』。

汪丁丁据此分析道,保险公司是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而西方社会已经是一个稳态的社会,生活的情景是相似的,西方人一代代都如此生活,无论他们有没有孩子,都会买养老保险,保险业也在相似的情景中平稳的发展,因此,他们并不需要「养儿防老」。而在中国,类似的场景并不存在,不说养老保险刚刚启动的农村,哪怕在城市,养老基金可能被挪用,也可能亏在了股市,也可能当你交了几十年钱,到领取时,保险公司却破产了。可以说,比起养几个孩子,单纯地信任政府和保险公司,是更大的冒险。

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商业领域,比如「关系」,这里不说「政商关系」,只说一些更平常更普通的事情,如企业在找供应商、找经销商、找合作伙伴、找第三方顾问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找熟人或者找熟人介绍,实在不行才会在外部找陌生的公司。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无数次体验过面对同一客户,有朋友引见和没有朋友引见时,客户对我的不同态度。后来我也常常反思,当陌生人跑到我的办公室介绍他的产品,我的冷淡是否合理,再后来我发现,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找熟人用关系产生的成本还是远远低于在市场里面找陌生人带来的风险。

上面写这么多,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很爱说的「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就像共产党说过的很多话一样,我觉得这句也是不错的,西方的环境和中国差异很大,如果不用西方的理性原则怀疑、反思、批判来检讨这些制度和方法,只是「照搬」,那么好东西也落不了地,解决不了问题。

但共产党关心的显然不是「照搬」,而是「不能」,所以他们在「不能」前面还往往加上一个「决」字。但让我怀疑的是,当他们不断以自证的方式论证自己的伟大时,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不好,没有反思、没有对自我的批判,不「照搬」其实也就是不学习。就像我经常见到的保险推销员,花了很长时间给我说他推销的险种的好,却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我提的问题——这个险种的问题(风险)在哪里?因为他们从来没怀疑过,所以他们的自信既不靠谱,也没有底气。

所以我宁愿相信我的一个朋友,他去了台湾旅游之后,就不再乱抢车道、不再横穿马路、不再随手扔垃圾、不再大声喧哗、不再在公共场所吸烟了。当很多在台湾、香港、欧洲旅游时也表现的非常文明的人都退回原形后,他会笑盈盈地接过朋友发的烟但是不抽,他会在朋友要抢道时提醒危险,他坚持了他认为对的,却不鲁莽,在强大的现实环境面前,他承认了自己的渺小,我相信环境最终将因他这样的人而改变。

可能性

Google最让我佩服的地方是,它把产品的社会价值、客户价值和自身的商业价值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Google说"Don't be Evil",然后就做到了,不是因为它有特别高的道德水准,而是让信息更透明、更丰富、更有效、传播速度更快就是Google的生意,当它提供的广告都可以当做有效的信息来阅读时,Google的字典里不需要收录「妥协」。

但Adsense和Adwords的出现究竟是偶然事件,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如此的好运。比如Facebook和Twitter,它们的价值未必小于Google,但却都缺少价值变现的适当方式,Facebook上市前的大热和上市后股价的一路走低就反映市场对缺乏真正核心商业模式的Facebook的矛盾心态,而Twitter一系列未知商业效果却肯定损害了用户体验的动作(如限制API)则体现了它们自身的焦虑。或许可以说,Twitter能撑多久,不在于它对用户多有用,而在于它能不能相对聪明地赚到钱。

另外一些人,如维基百科,则索性远离了商业,它们把网站变成了新的公益机构,靠赞助维持运营,他们没有大富大贵,却也活的很好,维基百科早已是互联网最基础的部分之一,未来或许会变成人类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之一。更有趣的是,没有了商业的压力,维基可以更专注于有用,比起Facebook、Twitter甚至Google这样的商业公司,它也许会更长久的存在。

不止维基,刚刚推出(尚未正式上线)的付费博客托管服务Posthaven.com也在考虑以「非盈利」方式进行运作的可能。Posthaven的野心很大——它承诺只要用户每月支付5美元并连续使用12个月,便为用户永久的保存发布的内容,哪怕12个月用户不再付费。但要做到「永久」很难,至少先要保证Posthaven不死。我觉得Posthaven比另一个收费服务App.net要好的地方是,ADN过多的考虑了盈利,却没有营造出宣传中良好的开发者生态,而Posthaven考虑更多的是让自己长久的存在下去,让用户更好的使用自己的产品,用了半年ADN,我已经对它失望透了,而Posthaven却让我充满了期待。

最后,摘录一段Posthaven创始人之一的Garry Tan在Quora上所说的话,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Posthaven is for anyone, but it's not free. It's for pay, but with the goal of keeping the content and website online forever. We're considering becoming a nonprofit to support that goal. We are not in it to become the next Mark Zuckerbergs here -- we just love building software for people.

有理取闹——亚马逊中国投诉小记

一、来龙去脉

2013年1月中旬以后,考虑到各快递公司可能会由于人员问题变得极不靠谱,我就不再在网上买东西,但后来发现我还剩下一张用招行积分兑换的亚马逊中国图书「满50减10元」的抵用券,而且这张抵用券在31日就要过期,我便在1月28日下单买了两本书,当时亚马逊中国的网页上显示的预计送达时间是1月31日。当然,一来我不急,二来考虑春节前的快递问题,我并没有把这个时间当真,晚几天对我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

2月1日,我上网查了一下包裹的信息,发现发现包裹已到昆明,但显示为「很抱歉,由于配送高峰,您的包裹可能会被延误」,因为上面提到的理由,我觉得继续等就是了。

2月2日,由于当晚我要到父母家吃饭,想起其中一本书是我父亲很感兴趣的,便想顺便把书带去,我的想法是,如果快递公司在当天可以把书送到最好,如果他们人员安排不过来,那我就到快递公司去取,所以,在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我便拨通了亚马逊中国在昆明的第三方物流提供商诚中物流的客服电话4000871071。

与诚物流的第一次联系

电话打进去以后,大约1分半钟才有人接听,接听我电话的是一个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小伙子。我首先查询了我的包裹情况,他告诉我我的书「已经在诚中物流西市区配送点了」,在查询过程中,因为我的普通话也不标准,他把我说的“6”老听成“1”,此时,我已经很明显的感到了他的不耐烦。

接着,我又问他包裹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送到,他说「应该是今天(指2月2日)」,因为考虑到春节前物流高峰,我便请他帮问问确认一下,他的说法又立刻变成「今天送不了,明后天也会送」,而且说「你在家里面等就可以了」。此时,他的态度比刚才更加烦躁。

然后,我便提出了我的方案,请他告诉我诚中物流西市区配送点的地址我自己去取,他立刻表示,他们公司「没有这个规矩」,并用一种烦躁加怒气的口吻告诉我「只要在家里等就可以」,这个时候,我也用很有火气的口气告诉他「他们公司的规矩是管他的,不是管我的」,然后他又说「今天会送到」,并再次强调「在家里等就可以」。因为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就挂了电话。 下午4点多,看一直没有快递员和我联系,我便再次打4000871071和诚中物流联系,但电话无人接听。我从114查到了另外一个诚中的电话65311633,仍然无人接听。至下午5点,我大概打了四次,都如此。

然后,我一时兴起,便给亚马逊中国写了一封投诉信,在投诉信里面我讲了大概的情况并提了两个要求:

给亚马逊中国的第一封信(大意):

1、希望在2月3日收到书:

2、希望亚马逊加强对第三方物流的管理,改进态度。 亚马逊中国回信很快,半个小时左右我便收到了回邮。 亚马逊中国给我的第一封回邮(大意)

1、表示歉意;

2、表示他们会催促诚中物流抓紧配送;

3、表示他们会在3日下午4点左右对我进行短信反馈。 应该说,当时我对亚马逊中国的反馈是很满意的。

2月3日,「马照跑,舞照跳」,但到了下午4点,我的好奇心作祟,便又一次打了诚中物流的电话4000871071,这次电话有人接听。

与诚中物流的第二次电话:

接听人仍为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小伙子(但不一定是昨天那个),当听我说完单号(仍听不清楚6)后,他就在电话中发出了一声冷笑,然后直接用很烦躁的口气对我说,「这个事我已经知道了」、「春节前不可能有准确的投递时间」,并再次告诉我「在家里等就是了」,我觉得和他说没意思,便挂断了电话。 因为到这个时候(4点半),我仍然没有收到亚马逊中国承诺中的短信,我便再次给亚马逊中国去了一份邮件。 给亚马逊中国的第二封邮件(大意):

我先说明了我没有收到亚马逊承诺发的跟踪反馈短信,并简要说明了我和诚中物流第二次联系的情况,然后提了三个要求:

1、希望亚马逊有一个妥善的说法(后来发现这个要求非常不明确,无意义);

2、希望在当天(3号)收到书;

3、希望亚马逊更换掉诚中物流。 说来也怪,在我邮件发出10分钟后,便收到了亚马逊中国的跟踪短信,紧接着便接到了客服给我的第一个电话。 亚马逊中国给我的第一个电话(大意)

他们首先表示歉意,然后说明未在4点给我反馈短信的原因是因为昨天受理我投诉的工作人员今天休息(真佩服他们居然敢说出这个理由);接着他们说,联系了诚中物流,说今天已经不可能送到了,他们会要求诚中物流在「接下来几天」完成配送。我回答说不行,希望当天完成配送,客服说他们会再次和诚中沟通,稍后给我电话。此次电话未提及我的第二个要求「更换物流公司」。 晚上9点半,亚马逊中国再次给我电话。 亚马逊中国给我的第二个电话(大意)

他们还是先表示了歉意,然后告诉我3号已经不可能完成配送,并说他们已经要求配送公司在4号完成配送(第一次明确配送时间)。之后我询问了一下我的第二个要求「更换配送」,客服用一种我很熟悉的含糊的态度说会找反馈给「相关部门」,我就接着说,我了解客服决定不了这个事,但我希望客服告知我他们什么时候把问题汇报给高层、调研的开始时间与周期,决策的进展情况等,并告诉客服我可以的等,一年不够两年也可以,客服给我的答复是她先汇报,6号上午给我一个回答。 挂断电话后,我觉得刚才的表述不够准确,也担心客服不能准确理解我的意思,便又一次给亚马逊写了信,信中没有提及配送的问题,只说了与更换物流有关的问题。 给亚马逊中国的第三封邮件(原文)

我再明确一下,我在电话中提出的要求:

1、希望亚马逊更换亚马逊在昆明的配送服务商诚中物流;

2、我深知此事的难度,但仍希望亚马逊给我一个明确答复,是换(在什么时间换),不换;

3、考虑决策需要时间,我需要了解亚马逊客服部门会在什么时间向上级汇报,上级或有关部门(很有中国特色的部门)什么时间开始研究,什么时间可以给我答复。
之后亚马逊中国很快回一封模板邮件给我,大意是感谢我的支持,希望我继续帮助他们改进服务等。

2月4日下午4点20左右,亚马逊给我电话,问我收到书没有,我按时回答没有,亚马逊在电话中表示会再次帮我催。

下午5点50,我开完年前最后一个会,想起刚才的电话,便顺手给亚马逊中国发了一封邮件。

给亚马逊中国的第四封邮件(原文)

1、按亚马逊中国的承诺,在2月4日收到书;

2、亚马逊对延迟送货的情况做出说明,需要包括什么时间书送抵诚中物流、什么时间到达诚中物流西市区配送点,配送点工作人员的人数、配送范围和配送人员负责的范围、我的书的配送情况,为何再几次投诉后都不能安排配送;

3、对我上一封投诉信要求的撤换诚中物流事宜给予准确的回答

4、对配送延误及投诉反馈的低效,我要求亚马逊给予适当赔偿。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收到了亚马逊中国的回邮。 亚马逊中国给我邮件(原文)
1.您要求的2月4号送达商品,如果现在商品还没有送达的话已经无法实现,只能要求配送公司在明天为您配送。

2.配送公司的人员安排和每个配送人员负责的配送范围我们无法核实;投诉后还没有配送成功的问题因配送公司下班无法查询。

3.配送公司的合作问题是我司高层才能决定的,我们无法进行干涉,所以无法给到您准确的答复。(这句是亮点)

4.关于赔偿问题需要在商品为您配送成功后来跟您协商处理。
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与亚马逊客服通过邮箱进行了沟通,双方的意见大致如下: 我的意见

1、在5日上午12点以前收到书;

2、亚马逊的高层和亚马逊的客服都是亚马逊的员工,是一个整体,希望客服把我的要求想高层汇报,并告知我汇报的时间及大概的答复时间,时间上,我可以等,但需要明确。

亚马逊的意见

1、告知我,我的包裹在他们内部已经升级处理;

2、承诺在5日上午12点前完成配送,并在5日上午12点前电话联系我,听取反馈;

3、告知我他们已经把我的要求告诉了他们的配送专员(对我要求向高层汇报的要求采取完全回避); 2月5日上午11点40,诚中物流电话联系我,告知我包裹将在下午送到,我没有说任何话。

截止下午一点,我没有收到包裹,也没有接到亚马逊客服的电话。


(以下斜体部分为2月7日更新)

2月5日下午3点40,亚马逊中国客服给我电话,问我书收到没有,得知还没有收到后,他们表示会继续催;下午5点,他们再次给我电话,问我收到没有,得知仍没有收到后,他们表示会继续催,并会在第二天再进行跟进。这两个电话,我都没有提任何的要求或意见。

晚7点,诚中物流自称西市区站长的人终于和我联系,书在7点30分左右送到。

2月6日上午11点,亚马逊中国客服再次给我电话,当确认我收到书后,他们表示将给我10元亚马逊的抵用券作为赔偿,我表示感谢并顺带提了一下我要求更换物流公司等其它要求,客服含糊地说了一些估计我和她都无法理解的话,然后感觉了我对他们工作的支持,我也就感谢了他们的帮助(不然以诚中物流的情况,春节前肯定收不到书了)和抵用券,一场并不愉快的投诉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二、一点感想

我的订单金额很小,51.8元,使用10元抵用券,实付只是41.8元,我想我花在投诉上的精力恐怕远不止这个钱了。实际上,让我几天来一直和亚马逊中国客服较劲的,一开始是对诚中物流糟糕服务的愤怒,更多是亚马逊中国糟糕的问题处理能力。「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他们的态度一直很好,但他们中国式的官僚与低效,却让我触目惊心,我曾在发推说「这次投诉经历最让我震惊的是,亚马逊中国对第三方物流的管控能力约等于零;最让我感慨的亚马逊中国的管理真的很中国,还好中国区在整个亚马逊里比重很小,不然就该抛股票了」。

分析亚马逊中国在此次投诉中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1、把自己内部的流程、规则误认为是客户也需要遵守的规则;

2、过多地强调了让客户理解自身的困难(春节),而忽视了自身对客户需求的了解与认知;

3、内部官僚化,体现为其一,部门沟通障碍,直到最后才想起与物流专员进行沟通来解决问题;其二,也是更致命的,上下层沟通障碍,这对科层制组织是很致命的,客户的不满对高层是重要的信息,典型的案例更比目的宽泛的客户调查能说明问题,但下级的部门却不敢,或者也缺乏渠道把顾客的意见快读地反馈上去,高层已经很难得到客户的真实意见;

4、对第三方服务商的管控完全失效,沟通不仅混乱,而且层次与实效都低,当亚马逊对诚中反馈的效果是诚中的员工给顾客一声冷笑,我也只能冷笑了;

5、含糊,所有的事情、问题都以一种非常不清晰的方式进行,对事情的步骤、环节都没有清晰的定义,加上中文本身就模棱两可,问题在哪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清晰,最终出了力,客户仍然不满意。 要细分析的话,还可以总结出很多,但问题的关键是,亚马逊中国并没有把为顾客服务的理念落实为具体的为顾客服务的行动,这恰恰是我自己的工作中也存在的问题。当我写这篇博客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怒气,更多地是在对照公司业务细节上的缺失,同样是触目惊心,我不知道春节前我会不会继续和亚马逊较劲(春节后,工作恢复正常,肯定没空了),但我觉得我的收获已经足够大了。

语言艺术

这几天读了前苏联作家德鲁日尼科夫的长篇小说《针尖上的天使》,尽管书里面并没有写出什么让我特别震惊的故事,但德鲁日尼科夫生硬直接的写法却令我印象深刻。生活在一个有着上千年文字狱传统的国家,我们早已习惯了用隐喻、暗喻、双关这些修辞手法说话、交流,人们热衷于制造(寻找)语言文字后面的「所指」,作为表达工具的修辞甚至变成了判别表达的一个标准,比如没有干干脆脆说过一句话的姜文电影《让子弹飞》,却因为夹带了无数「彩蛋」(不是「子弹」)而引起了大众的狂欢。

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无奈。莫言就曾经说,因为审查制度的存在,作家不得不采取其它的表现形式,因此,他的小说也变得无比的复杂、曲折,这或许在无意间迎合了国内读者对复杂修辞的爱好,也因为「绕」而产生了让西方人感冒的所谓「东方魔幻现实主义」。我不喜欢莫言的风格,但必须承认,他成功了。但我无法认同莫言把艺术家在形式上的创新归功于审查制度的看法,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艺术创新来自对极限的超越而非服从,艺术家的责任是挑战乃至打破禁忌,而非在禁忌中寻得安全的藏身之所。

莫言先生忽略的一点是,如果靠「绕」真可以产生好艺术的话,那么中国的各党政机关可能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各级机关制造了无数语意含糊的文件、讲话和指示,但我很少把这些千篇一律的「空话」看做「废话」,在这些文件和讲话中,说什么、怎么说、说给谁听每一步骤都蕴藏了太多的权谋与机关,不在局中,很难发现真正的所指。「不好好说话」和听懂「不好好说的话」早成了官场油条的生理本能。

很抱歉,我又把莫言先生当成了靶子,但我实在受够了模棱两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达方式。

没有两个标准

乐评人邹小樱在知乎回答关于乐评人Robert Christgau的问题时

评价一张唱片,得放到他所属于的区域来看。也就是说,口水歌唱片要放到口水歌唱片来看。摇滚乐就要放到摇滚乐来看。

邹小樱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另一位更加有名的乐评人李皖。李皖可能是国内听音乐最杂的乐评人,他口味的跳跃超出了我认知的极限,我实在无法理解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既津津乐道于噪音与即兴,又会花大把时间去听尚雯婕、张靓颖,并做细致地分析,甚至表示喜欢。

我不怀疑李皖品评音乐的技术能力,但显然,他在听音乐时,装着好几把的尺子,他把「口水歌唱片放到口水歌唱片来看」。但问题是,音乐欣赏本身是一种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是有高下之别的,每个人「被感动」、「被触动」的临界点不是一般高,但同一个人也很难有两个(及以上)差距很大的临界点,同时为「最炫民族风」和「Like a rolling stone」流泪几乎可以当做精神错乱的病征。

并不存在两个决然不同的艺术标准,达芬奇和贝多芬是不是真的没有可比性?左小祖咒和李宇春是不是真的无法在一个体系内评论?事实上,杰出如Michael Jackson,无论放到POP、摇滚还是R&B,都是杰出的;而蹩脚如Coldplay、Green Day,无论拿了几座格莱美,无论把他们归为Punk、英式还是其它,也依然是蹩脚的。

人人都有欣赏和评价艺术的权利,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艺术判断力,艺术的标准最终是由少数人定义的,你可以不接受,也可以另起炉灶再搞一套,但它始终在那,并不会因为多了你的标准,就出现「多重标准」。所谓的「多重标准」其实就是没有标准。音乐分类学,及以此为基础的音乐评价体系(如格莱美),不是在评价作品,而是在迎合受众甚至蒙蔽受众。

分门别类的评价音乐、评价艺术,归根结底是审查与自我审查的产物。审查不仅有政治审查,还有存在更广泛的道德审查,以及对当代艺术影响更深的商业审查(「反商业」甚至成了商业音乐体系的一部分)。迎合掌权者、迎合权威、迎合受众、迎合诺委会评委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艺术无论表现为什么形式,第一标准永远是独立意识基础上的自由创作。艺术的评论同样如此,「多重标准」这种小花招,看似客观,其实只是「审查者」给「自我审查者」上的套。

关于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高居博彩公司开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赔率榜首,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争论激烈时,满屏都是“莫言推”,甚至让我以为莫言已经获奖。

如果没记错,去年此时,排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排行首位的是非文学界的Bob Dylan。我是Dylan的死忠歌迷、脑残粉,但我并不认为永远有着很高诺奖呼声的Dylan有可能获得这个奖项,Dylan去年的高赔率,很大程度上是博彩公司的商业行为,或许今年的莫言也不例外。

支持莫言得奖的,大多赞其艺术成就,称其为中国最好的小说家。这种评论很有些闭门造车的味道,抛开莫言是不是“中国最好”这个本身就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不谈,只要拿莫言近几年得奖的小说家如略萨、库切或者呼声很高但一直未获奖的菲利普·罗斯、奥兹等人相比,莫言够不够格,一望可知。

其实莫言之所以可以进入诺贝尔的候选名单(这几年一直都可以见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锐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精通汉语的评委,马锐然一直喜欢并推荐莫言的作品。但这依然不是莫言可以获奖的理由,标尺放在那里,某个人的私人好恶是很难指鹿为马的,除非评奖委员会非要评出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得奖者,不然莫言仍然没有机会。

但有趣的是,和莫言的支持者大谈莫言的文学造诣不同,反对莫言得诺奖的,多数都只批评莫言对体制的依附与献媚,对其小说只是泛泛而谈,这种吊诡的局面恰恰造成了一个假象——莫言人品狗屎但作品牛B。但其实,独立精神不仅是艺术家最重要的品格,也是任何艺术作品、任何美最重要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甚至离“中国最好的小说家”都很远。

当然,我们可以举Leni Riefenstahl来为莫言辩护,但这其实又为评价莫言提供了另一个标尺,莫言和体制的关系远没有Riefenstahl深,而他的艺术成就更无法和Riefenstahl相提并论。在Riefenstahl面前,莫言只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乔布斯懂技术吗?

(谨以此文纪念乔布斯逝世一周年)

iPhone 5和IOS 6的发布让苹果再一次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没有乔布斯,苹果还行不行“这一问题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但在大家盘点乔布斯留给世界的遗产时,往往更多的讨论乔布斯的理想主义、完美主义以及无可匹敌的创新能力、设计品味和营销能力,而很少提及乔布斯的技术能力,那么,乔布斯究竟懂不懂技术呢?

认为乔布斯不懂技术是对他最大的误解。

诚然,乔布斯不是斯蒂芬·沃兹尼亚克、比尔·盖茨、拉里·佩奇、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技术天才,但他却从另外一个维度展示了”懂技术“的含义,可以看以下几个例子:

  1. 1987年乔布斯被苹果扫地出门独自创办NeXT时,在几乎所有核心的技术上,他都做出了最优的选择,如操作系统选择Unix作为底层,开发语言选择了当时无人问津的Objective-C、浏览器内核选择了webkit……,尽管NeXT并不成功,但这些技术却随乔布斯一起回到苹果,成为了Mac、iPhone、iPad、IOS等最关键的技术基础,事实上,乔布斯在80年代末期就奠定了苹果在21世纪辉煌。可以说乔布斯不仅拥有最敏锐的技术辨别能力,而且这种辨别能力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人;
  2. 施乐公司的帕拉奥多研究中心早在70年代初期就开发出了计算机图形界面,但由于施乐对此项技术不敢兴趣,图形界面也就一直停留在实验阶段。而乔布斯在到施乐参观后,便立刻组织团队将图形界面商品化、工业化,于1983年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搭载图形界面的个人电脑Apple Lisa,而1984年发布的麦金塔更是把个人电脑代入了图形界面时代(而微软成熟的图形操作系统Windows 3.x直到1990年才发布),可以说乔布斯不仅有敏锐的技术判断力,更有超凡的把技术商品化的能力;
  3. 和同类产品相比,苹果的产品往往不是功能最多的(经常是最少的),乔布斯的一大特点是善于做减法,不完善的功能他宁可不要,不完善的产品他宁可放在实验室中打磨,最著名例子如iPad,iPad项目启动比iPhone早了两年,但推出却比iPhone晚了三年;另一个例子是液态金属,乔布斯早在几年前就收购了这项技术,但至今未见到它的实际运用,可以说乔布斯不仅有敏锐的技术眼光,也有足够的等待技术成熟的耐性,他是真正了解技术发展规律的人;
  4. 乔布斯认为用户只需要关注于产品的使用,其他的交给苹果就可以,因此苹果没有复杂的产品线,苹果的产品也是所有同类产品(无论时电脑、手机、平板、MP3播放器等)中学习成本最低的,而苹果的产品说明书、网站(甚至包括技术文档)、乔布斯的演讲都从不使用复杂的专业术语。但当我们周遭充斥着无数满嘴技术术语、复杂概念却讲不清楚任何问题的人时,可以说乔布斯的简单,恰恰体现他对技术极度深刻理解,他知道要给用户什么(不是用户要什么),更知道怎么给。 乔布斯不是杰出的工程师,也非顶级黑客,但他却完美地诠释了产品经理、销售总监、CEO应该具备的技术能力——技术辨别能力、对技术发展趋势的预见能力,技术商业化的能力和对技术(产品)的解释说明能力。他是真正懂技术的少数人。

(本文同发于商业与管理博客观昊视角,文章地址在此

奥运,奥运

一、

奥运会是我最不喜欢看的体育比赛,因为一旦加进了中国队,话题也就从竞技和八卦转移到了其他,从而失去了体育本身的乐趣。作为专制的一部分,中国的体育太沉重了。

二、

如果说最好的奥运纪录片是德国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为1938年柏林奥运会拍摄的《奥林匹亚》,那么张艺谋导演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或许就是史上最好的奥运会开幕式,而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也不免让人联想起瑞芬斯塔尔代表作《意志的胜利》中那句曾“激励”了一代德国人的口号“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元首、同一个帝国”。

谈论瑞芬斯塔尔和她的美学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崔卫平老师把瑞芬斯塔尔和她的作品称为“迷人的谎言”是极贴切的,她创造的美、她对电影技术本能般地使用和埋藏在技术与美之下的恶是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分的,简单地以法西斯之恶抹煞美,或者因为美而忽略恶,都显得太过粗糙。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同样如此,我无法忽略它的宏大场面和精细的设计,它的视角效果是令人震撼的,把它贬低成“春晚”一类蹩脚货的说法近乎扯淡了,但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宏大的场面、不可计数的人力物力投入恰恰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堆出了又一曲极权主义的颂歌。或许还可以说,北京用了最多的人却排出了最没有人味的开幕式,这或许也是简单、粗糙的伦敦开幕式让人感到温暖、动情甚至流泪的原因。

三、

不止是奥运会开幕式,绝大多数中国的英雄叙事都可以称为“迷人的谎言”。

刘翔在伦敦的单脚跳注定将成为“经典”。我并不关心刘翔的单脚跳究竟是因为他对体育的赤诚,还是为了作秀,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重重黑幕之下,就算是赤诚也会变成了谎言的边角料,甚至成为谎言本身。

和同为上海人的姚明相比,刘翔少了点运气(姚通过进入NBA,在更大程度上脱离了体制),也欠了点精明,而刘翔的幕后团队比起姚明的,能力更差了十万八千里。当姚明保持着良好的声誉退役并坐上CCTV的评论席在伦敦指点江山时,同样受了重伤的刘翔却通过北京、伦敦两场闹剧输光了底裤。

还穿着底裤的人是李永波,但包揽五金只是一块破了的遮羞布。我不太相信在竞技体育中无限拔高所谓奥运精神、体育精神的论调,当意大利在欧洲杯上被北欧兄弟联手坐掉时,莫吉(还有没被揭出的莫拉蒂)正用手机操控着意甲,而2010年世界杯对荷兰一役上下半场判若两队的巴西是否想起12年前突然抽搐的罗纳尔多。因为商业、政治的介入,竞技体育早变成深不见底的黑水塘了,李永波和他的弟子不过是因彪悍而表现得过于低劣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永波的不服气可以理解,但李永波居然又一次拿出“国家荣誉”来说事,比起体育精神的空话,“国家荣誉”更是个屁。在谎言中出生、在谎言中长大、在谎言中制造新的谎言,离开了谎言,有的人就活不了,很多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四、

刘翔是举国体制的受害者,于洋/王晓理也是,但谁又不是呢?至少他们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不用拖着伤残的身体去桑拿给人搓背(绝无鄙视搓背工之意)。

把体制与刘翔、与于洋、与王晓理完全切割的说法是不靠谱的,但把刘翔等看作体制的化身打入十八层地狱也过于偏激,正如滕彪律师在《吴英的生命与你我有关》一文所写: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体制下。这个不道德的体制让每一个人都染上了不道德的病毒,极少有人能幸免。更进一步,这个体制经常置我们于于道德困境之中、甚至法律困境之中。稍有中国底层生活的经验,就不难理解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

在同一文中,滕彪还写到:

我们不能太过幼稚和势利,在吴英有钱的时候,我们仇富,在她落难的时候,不闻不问、幸灾乐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吴英。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吴英。我们都是从过去那个体制下的幸存者,我们都希望活到我们希望的那种体制实现的时候。我们都从他人的受难中获利,我们没有成为牺牲者,仅仅是出于偶然。“总有人牺牲,只要别轮到我头上。”这些人往往话音未落,灾难就已降临。幸存者得到制度变迁的好处,但没有谁幸运到每一次都是幸存者。

把滕彪文中的吴英换成刘翔、换成于洋、换成你或者我,其实都是可以的,面对体制,批评“刘翔”并无不可,但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牛根生常说的一句话我很喜欢,虽然他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人渣,但这句话确实很好:

要求别人难上难,改变自己最简单。

创新与山寨

Talkbox的创始人郭秉鑫在一次采访中谈到Talkbox被米聊、微信等国内应用山寨时说:

米聊一加语音功能,我真的愤怒了,那时候我才认识到中国山寨的威力。他们抄袭了我们网页的源代码,我们在底层的源代码中有一个错误,他们甚至把错误的地方也抄上去了。

尽管我不认为Talkbox的式微是因为被山寨(微信在功能和用户体验上已超过Talkbox不少),但郭秉鑫所说的“暴力式山寨”却早已成为国内互联网界的一大景观,虽然这种近乎复制的剽窃并没有制造出多少真正值得一提的好产品。

比如墨客,我曾经很是期待的一款新浪微博客户端,可以说它对Tweetbot的UI和操作的模仿已经达到了99%,但它忽略了新浪微博的timeline和twitter是完全不一样的,Tweetbot的阅读方式并不适合新浪微博,它照搬了最好的twitter客户端,却做了一个烂产品。

很多人说山寨行为的普遍存在是因为防火墙屏蔽了大多数国外的优秀应用,山寨可以让国内用户用到新的东西。这种说法是可笑而且无耻的,如果是因为防火墙,那么去普及翻墙显然比去山寨更有意义。用各种借口去解蔽山寨(无论是全局式的暴力式模仿,还是局部性的抄袭式“借鉴”)背后不关心用户的需求、不寻找产品的特质的实质,恰恰体现了内心的虚弱,而徒有其表、灵魂缺失,就是山寨的最大特征。

但山寨既非发源于中国互联网,更非互联网行业独有,山寨存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比如我们国家有宪法,还有其它几百部法律,但这个国家却没有法治,这就是山寨。

还有很多人认为山寨是走向创新必不可少的一环。这种说法的谬误之处在于它把学习和抄袭混为一谈了,我学习微积分然后用微积分做出了有意思的事(或发展了微积分)和我学习了微积分的推导然后更换符号和推导方法后宣称我发明了中国的微积分,性质是不一样的,学习是重要的而且必须的,而抄袭仍然是可耻的。

说到学习,历史学家陈恭禄先生曾在他的名著《中国近代史》中写道:

个人生于社会之中,自少而壮、自壮而老,莫不深受家庭社会环境之陶冶。其习惯行为思想言论之大部分,概为社会之产物,换言之,个人之在社会,以模仿为多,聚个人而成团体,合团体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世界。世界文化之进步,一由天才之创造,一赖模仿之能力。是故民族于世界上之占重要地位者,常于二者觇之。

陈先生的这句话并非山寨者的保护伞,而是告诉我们创新与学习的重要,事实上山寨正是蜻蜓点水、不求甚解的学习同没有方向、没有思考的暴力式抄袭的合体,山寨既是创新的敌人,也是学习的敌人。

从Evernote说远见

Evernote在中国设立数据中心并推出面向大陆市场的中文服务印象笔记是国外互联网企业为进入中国市场而开出的新药方。不同于雅虎的全面配合、Google的不配合以及Facebook的继续观望,Evernote希望通过分身术(面向国际遵守美国法律的evernote和面向国内接受中国审查的印象笔记)在互联网伦理(其实也代表着互联网的长远利润)和大陆的现实利益的夹缝中找到新的出路。

我个人不太看好Evernote的这个策略,毕竟一旦官方对存于Evernote中国数据中心之外的数据提出调阅、审查、监控的要求,Evernote就不得不面临“Google道路”和“雅虎道路”二选一的局面,这既是它最不愿面对的,也恰恰可能是它未来无法回避的。

面对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观望还是进入、如何进入考验的不仅是企业的策略与技术,更是企业和其领导者的远见,如雅虎,其对中国官方无条件的配合以其说是策略失当,不如说是其在根本问题上的判断缺乏远见——配合审查获得了一时之利,违背互联网伦理却失去了长久的未来。

远见是一种才能,而且是一种无法学习的才能,如同身高对篮球是一种才能,但身高无法通过学习获得。学习的局限在于学习总是面向过去的——知识、经验的基础是过去,但远见是面向未来、面向不可知的,它是知识、经验之外的东西,远见依靠的是好奇心、洞察力和不可或缺的冒险精神。

远见离不开利益判断,但一味沉溺于利益判断必然导致远见的丧失。因为判断过去的利益得失是容易的,判断现实的利益得失是可行的,但判断未来的利益得失经常超越了我们自身的能力,这就导致我们在判断利益时,往往只考虑过去和现实,而难以考虑将来,“只看中眼前利益”,其实是因为缺乏衡量未来的能力。

最后再说一下Facebook,当Facebook股价表现不佳的时候,很多人好像忘了扎克伯格和他的团队本来是不愿意让Facebook上市的,因为在现行的股价衡量标准下,Facebook的商业表现确实是存在疑问的,上市必然迫使Facebook向市场做出妥协——开发出一些本不需要的商业模型,这些精力本可以用到更有意义也是对未来价值更大的地方。但扎克伯格对上市的态度依然显示了他的远见,而对Facebook的股价及盈利能力种种缺乏耐心的言论也恰恰展示了什么是短视。

PS 1:这篇拉拉杂杂的小短文在五月初Evernote宣布在中国设立数据中心时就打算写了,但杂七杂八的事情一弄,就拖到了现在,而且写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写东西的冲动,勉强写出来算做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PS 2:写这篇短文前,我刚把我存于Evernote的近4000条笔记转移至另一笔记服务Simplenote。

黑天鹅补记

黑天鹅事件最大的特性是突然性而非其带来的损失。

Sars、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黑天鹅事件,上海静安的火灾同样是黑天鹅事件,但相较而言,其影响力(影响的范围)和造成的损失就要次一级。而广义的说,平时成绩很好的学生高考落榜、钱包失窃等等都可以算是个人意义上的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的损失有多寡、影响的范围有大小,但他们的突发性和未知性却是一样的。

更何况,黑天鹅事件对不同对象、不同个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个体而言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许对局部而言反而恰恰是促进了增长;对局部而言是危机,也许对全局反而是重要的突破。

比如,前几天凯文·凯利在中国演讲时曾说:

打败IBM的不是一家硬件公司,而是软件公司微软;打败微软的不是软件公司,而是互联网公司谷歌;打败谷歌的不是另一家搜索,而是社交网站Facebook。 如果用黑天鹅的视角来解读KK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业兴起是IBM的黑天鹅,从此IBM和整个硬件制造业让出了IT行业的核心位置,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在这起黑天鹅事件中获益的不只是微软,还有所有的用户甚至可以说全人类,Google、Facebook的出现同样如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拨又一拨的黑天鹅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实际上,如果永远都只盯着过去和现在,那么黑天鹅就是灾难;如果有面向未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那么黑天鹅也许就是涅槃的凤凰。

归根结底,黑天鹅就是一把尺,它考验着我们面向未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关于财富

上一篇博客里面,我提到了收入分配中的“绩效导向”,即为社会创造了更多财富、把蛋糕做大的人,理应获得更多收入。

但在现实中,就算抛开权力对收入分配的干扰,我们也经常发现获得了高收入的人未必比没有获得那么高收入的人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比如早几年,煤老板、矿老板成为了国内最引人注意的高收入群体,虽然他们从未登上所谓的富豪榜,但煤老板群体的一夜暴富依然被指为不正常;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体育明星、影视歌星的收入也比科学家、哲学家要高不少,而同在音乐行业,地下丝绒、Sonic Youth能和那些在舞台上蹦蹦跳跳、不知所云的二货去比收入吗?这里我决没有贬低明星和煤老板的意思,但如果说他们获得了应该获得的收入,那么像科学家、哲学家是不是就在收入分配中吃亏了呢?

这首先和我们对绩效的评判有关,不仅评判绩效的标准有其时代性,评估绩效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就连我们对评估对象本身的认识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小甜甜的影响我们现在就看得透,而地下丝绒的魅力,经过几十年,才变得越来越清晰,过几年,可能知道小甜甜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而地下丝绒却依然可以源源不断地吸引新的歌迷。

但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和我们对财富的认识的有关。

我们经常把金钱视同为财富,但实际上金钱并非财富。财富可以是器物,像房子、田产、汽车、家具、瓶瓶罐罐等都是财富;财富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知识、思想、艺术等等,其实体育也是精神层面的财富,因为体育最大的作用是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财富发展的一个趋势是,精神财富的价值越来越超过器物财富。iPhone比山寨机更值钱不是因为iPhone的物料成本高,而是因为iPhone融入了更多的思想和技术,所以iPhone不仅比山寨机贵,利润率高的更多;在iPhone的生产链条里,苹果占了大头,提供关键原件的设备商占中头,而组装商富士康只能拿最小头,收益的递减其实也是知识投入的递减;而一个人买了iPhone,但放在家里不用,iPhone对他价值甚至不如一个使用中的山寨机,不用的iPhone仅仅只有不断贬值的器物的价值,只有使用才能唤醒它巨大的、远超其器物价值的精神价值。

财富的另一个特点在于,财富的意义不仅是拥有,还有交换——以我有的换我需要的,更准确的说是以别人需要的换我需要的。从根本上说,衡量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单是看他有多少财物或者多少思想,而是看他的财物、思想对其他人(社会)有多少价值,因此“创造价值”这个词天然地就包含了两层含义——创造的成果本身有价值,同时这个价值可以为其他人所用,并产生正向的作用。

再说说金钱,正是在交换规模扩大的过程中,金钱才得以产生——金钱,既是交换的媒介,又是价值衡量的标准,虽然名望、历史评价等等也都是衡量财富的标准,但它们都无法像金钱一样做到量化,也就无法替代金钱独特的作用。

但金钱这个标准也有其局限,它的缺陷在于金钱标准是即时的,它缺乏历史的时间性,再加上价值评判存在的局限性,仅以金钱做为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看到的只能是一个片面的价值。

比如贝利,他的踢球时工资、他转会纽约宇宙队的身价还比不上现在的一个三流球员,但他获得的历史地位、被赋予的历史影响,是今天100个三流球员加起来都无法仰视的;再比如卡夫卡,他生前没有享受过他的作品带来的一丁点好处,但他的作品从被发现那一天起就成了全人类的财富,现实也许亏欠了他,但历史没有。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创造(拥有)价值的总和总归会在历史面前变得公平。

过于看重金钱,把精力花在抱怨现实的分配不公对有志于创造的人来说是有害的,那只会让我们变得短视,让工作因急功近利而本末倒置,最终损害创造可能产生的价值,并让创造失去乐趣。

对富于创造力的人来说,创造价值远比占有金钱要更快乐。

贫富差距是个大问题

(谨以此文向标题党致敬)

一、

我有一个亲戚,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分配进了政府机关,平平淡淡(也或许是血雨腥风)地工作了三十多年。

我的另一个亲戚,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分配进了一家工厂,三十多年过来,他的生活也平平淡淡,但他工作的工厂却经历了从承包制开始的每一轮企业改革,最终关停并转。接手这家工厂的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工厂的在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新式的小区,关于这家工厂,除了当年的老工人,已经没人再记得起。

我这两个亲戚都已经退休了,前者的退休工资差不多是后者的4倍,还不算差距更大的住房与医疗待遇,后者常常感叹,当年机关和工厂都差不多,哪知道现在差别那么大,要是进了机关该多好?

让他感叹的是“贫”与“富”的对比。

二、

我有一个朋友,做安利的,每天上课、见客,忙忙碌碌,她很早就得了传销强迫症,很多时候我都很怕和她吃饭、聊天,因为三句话一定回到安利。

我的另一个朋友,也是做安利的,也是传销强迫症患者,他每天也上课、见客,忙忙碌碌,我更怕见他,因为他每句话都是安利。

他们差不多时间开始做安利,现在前一个朋友已经换了房、买了车,而后面这个依然租住在狭小的旧式单元房里。一次聚会,后面这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多少有些沮丧地说,他考虑不再做安利了,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没有前面那个朋友办法多、路子活。

让他沮丧的是“贫”与“富”的对比。

三、

贫富差距往往被错误的理解,特别是在贫富差距被恶性拉大的社会。

一家私有企业不会刻意去缩小员工间的收入差距,如前文提到的安利,它不会为我那位业绩不佳的朋友建立补偿机制,相反它的提成制度是倾向于业绩优秀者的,它让绩优者获得“超额”的收益,从而鼓励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就是管理上常说的“绩效导向”。

“绩效导向”不仅适用于企业,同样适用于社会,为社会创造更大财富、把“蛋糕”做大的人,理应获得更多的收入。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不断地投入到创新性的工作中去,社会也才会保持活力。另一方面,创新者不仅增加了社会的财富,也带了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行的成本,事实上增加了所有人的收益。因此,创新带来的贫富差距不仅不可怕,反而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需要注意的是,创造财富的人不一定等同于占有财富的人,占有财富的人如果不继续进行创造性的工作,那么它财富的增加也将放缓甚至停滞,它占有的财富占整个社会财富的比例也会不断地下降。比如2000年以后的微软。

还需要注意的是,创新机制也包含了淘汰机制,缺乏创新能力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缺乏工作能力的员工会被企业淘汰。如果说对企业,重要的是淘汰机制的公平,那么对社会,则不能缺少合理的补偿机制。没有人希望生活在血腥的丛林社会,包括最具创新能力的那部分人。负责建立补偿机制的通常是政府,还包括被称为“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只是政府往往会刻意夸大补偿机制的有效性及政府在建立补偿机制中的作用,而且政府也更乐意采取财物等事后补偿的方式而非增加教育投入等有利于提升起点公平性的方式,因为政府总是希望干涉正常甚至主导收入分配。

四、

我并不赞同欧洲式的“高福利”,高福利不仅会削弱对创新的激励,也变向地鼓励了懒惰和保守,社会财富的增加会变得缓慢,社会的生态也将变得封闭。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证明,一个缺少创新的封闭市场将会导致资本向少数人集中,无论设置多高税率,都无法阻止这一趋势。高福利,这一看似平等的制度其实蕴含了极大的不平等因素。

如果说民主政治下的“高福利”虽然存在着创新枯竭、社会停滞的隐忧,但的确做到了前所未有的“均富”,那么专制制度下的“均贫富”不仅无法做到“均富”,甚至也不是“均贫”,而只会造成极少数特权阶层垄断绝大部分财富,而多数人贫穷的局面。

以中国的历史为例,当统治者发现贫富差距扩大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时,就会提出“均贫富”,但在落实过程中,根本不会触及占有最多财富的特权阶层,而只是打击民间的相对富裕者,“均贫富”往往变成特权集团对民间的抢劫,“均富”的结果是民间的“均贫”,同时还严重的损伤社会本就匮乏的创造力。

当统治者要避免社会因停滞而陷入崩溃时,就会把“均贫富”的理想放到一边,推行刺激经济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民间的动力,从而带动社会财富的增长,但传统经济的本质是权力经济,而权力获取收益的方式不是创造而是掠夺,权力经济的增长不是做大“蛋糕”,而是抢走别人的“蛋糕”。历史上的盐铁专营部门,今天的石油、电信等国企,都是权力经济损害民众与社会利益的生动范例,这类企业越强大,就意味着特权对民间掠夺越严重,社会的生态也就越扭曲。

事实上,权力体制下,做为手段的“均贫富”与“不均贫富”,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其目的不在于创造公平或推动发展,而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看似截然相反的“均贫富”与“不均贫富”实际上有着完全一致的内在逻辑,它们如“权力导向”分配体制的“一体两面”,联手制造了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难以弥合的贫富差距,求稳定而最终丧失稳定,它们的交替出现也成为了中国治乱循环中最典型的景象之一。

五、

“权力导向”的分配体制之所以只会造成恶性的贫富差距,原因在于“权力导向”不仅无法实现起点公平,也不可能做到过程的公正。由于权力垄断了资源、控制了规则,财富分配不是看谁更能为社会增加财富,而是看谁掌握权力,谁离权力更近。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两个亲戚,当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一样由统治者直接控制时,他们获得的收益是没有多少差别的,当国企民营化了,他们的收入便因离“权力”的远近迅速体现出了差别。

但有趣的是,和我在工厂工作的亲戚一样,我观察到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并不特别厌恶这个分配体制,因为相比在资源被垄断的市场里面创造,进入权力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或者说,相比进入权力后收益的可预期性,市场——无论是健全市场、还是跛脚的市场——的不可预知性让人却步。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导向”的分配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因而不具备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动力的创新,其实也是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创新不只是人类的自觉,更是人类的天性。

而创新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支持,不利于创新的制度不管占尽多少优势,也必然衰败,而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不论遭受多少误解,也会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自我完善,不断成长,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贫富差距并不总是可怕的,“权力导向”的分配制度产生的贫富差距扭曲社会,而“绩效导向”的分配制度产生贫富差距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却是社会的动力,自由市场必然取代权力经济,“绩效导向”的分配制度也必然取代“权力导向”的分配制度。

柳传志说对了什么?

不久前,柳传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就跟外汇似的,砰一下拧过来,老百姓接受不了,就会出事。打比方说,我上次在中欧商学院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老柳的话一出口,便招来了如潮的恶评。但遗憾的是,除了那些简单地把柳传志划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的“愤怒”之言外,多数批柳的文章(或言论)也只是在讲民主(或现代民主)的好及老柳“否定”的民主的错,而甚少去回应老柳言论中隐藏的问题——民主不错,但如何实行?

和专制不同,专制,无论是极权专制,还是所谓的“开明”专制,都是个人的灾难,也都必然导致老柳所说的“万劫不复”。而民主,尽管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却并非有了民主就可以产生好的社会生态。民主的核心是权力的归属,但更重要的是权力的制衡,有了适当的制衡机制,一人一票的英美就成了是民主的典范;而缺少合理的制衡,一人一票的拉美就成了失败的标杆,而一人一票的俄罗斯则只能叫做“民主的专制”。

一人一票不难,但设计好的制衡机制却很难。事实上,制衡从来都不是设计出来的,制衡来源于不同利益群体(个人)的斗争,因此也可以说,民主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当政者的自觉,而更依赖于民间权利(非权力)意识的增长而产生的民间力量的增强,虽然民间不会是铁板一块,甚至会有巨大的冲突,但多元文化的冲突造成的往往不是灾难,而是“伟大的妥协”。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并非目的,而是手段。我们追求民主,是因为民主是最能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争取民主的实质就是争取人权。而离开了人权这个核心目的,民主将变成另一种掠夺权力、侵犯权利的工具。

因此,尽管我不同意柳传志“民主应该缓行”的观点,但我也不认为他对“一人一票”的担心是多余的,脱离的人权、忽略了制衡的民主是空洞的,就像没有产权保护、没有法制支持的市场经济只是一具空壳一样。

关于吴英案

一、

简化一下的话,吴英案涉及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

第一是有没有罪的问题,转化一下就是民间金融的合法性问题,深入一点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前途问题;

第二是在假设她有罪的前提下,该不该判她死刑的问题,这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乎司法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法治问题。 但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人权。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与契约,而产权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同时,没有产权作为基础的契约是毫无意义,为什么在中国欺诈违约横行、合同仿似一纸空文,我觉得很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享有的产权是不完整的,我们无法获得产权的完整收益,也就时刻想逃避由产权带来的责任,以至于严守契约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无法抵消违约、造假形成的风险收益差,所以契约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产权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受到保护的私人产权就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石。

如果换个角度,我们也会发现对产权争取和保护产权制度的产生其实是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以中国为例,保护私产入宪、《物权法》出台其实都是推行市场经济(虽然仅只是不完善甚至被扭曲的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发生在拆迁、征地中的抗争为什么越来越普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了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另一方面,死刑问题就是人权问题,对死刑的态度也是反映一个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的重要维度。举个很五毛的例子,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逐步减少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这些限制死刑、增加人权的措施其实都证实了中国政治体制相对于30年前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远远低于预期,但它确实发生了。

这也说明,人权与政治体制的进步是互为因果的,人权(即公民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民主政治的推进又将促进人权的提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韩三篇”,就会发现“素质论”其实是个陷阱,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民众都是愚蠢的(至少是相对是愚蠢的),差别不在于思想、文化、科学知识这些东西,而是权利的意识。杨佳、钱云会、钱明奇等等,他们未必有多高的“素质”,但他们都知道去要一个说法。

回到吴英案,张维迎先生曾经发问“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我想吴英案意味着执政者对个人权利的又一次压制。说到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集体本位的传统社会,虽然中国从这样的传统社会向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过渡的进程是不可逆的,但这需要更多人的努力。今天为吴英要一个说法,其实也就是给自己要一个说法。

二、

关于吴英案的讨论发生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之时,或许是个巧合。

同样巧合的是,无论对吴英案的讨论,还是对小平南巡的纪念,绝大部分的声音都来自民间。如果说对吴英案的静默只是延续了官方处理类似热点事件的一贯做法,那么官方对南巡20周年的“冷纪念”则再一次证实了官方改革动力的丧失,虽然正是诞生于南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在事实上构成这个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共识的说法是,在改革的初期,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深受旧体制之苦,所以尽管中国的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计划步骤(摸着石头过河),但由于大家在告别旧体制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初期的改革是极其顺利而高速的。

但问题是,随着改革的推进,特别是经济改革的单方面推进,公平特别是起点公平的问题被严重忽视了,被扭曲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权利的恶性结合造成了扭曲的社会分配,巨大的经济成就背后却是再一次的社会失败,如果说文革是社会总溃败的话。

但现行的体制却特别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更多地撅起利益,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而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对普罗大众最有利的制度安排,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保护权利,但不容忍特权,这显然是靠特权获得政治、经济利益的既得利益者无法容忍的。

另一方面,在既得利益者内部,利益同样是分化的,哪怕是有限度的改革也难以达成共识,换而言之,他们对推动改革的兴趣已被对利益的争夺取代。所以当前中国的一个现实就是,不仅政治改革被搁置,经济改革也趋于停滞,但社会的生态却在不断地恶化。

回到对吴英案的讨论,也包括近年来围绕其它热点事件的争论,就会发现,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停止之时,民间的力量却从没有放弃过对改革的推动,尽管这种力量相对于官方的力量而言不值一提,但却绝不是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未来中国的进步,其希望早就不在官方,而在越来越自觉的民间。

三、

在《柳传志的背影》这篇博客里面,讲到中国民营企业时,我曾经写到:

一方面他们要搞清楚权利和权利下的潜规则以求得生存,另一方面他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挑战现有规则、建立新的规则才可以求得真正的发展。但这两者间的平衡是极难把握的,前者的利益谁敢轻言放弃,后者的风险谁又敢随意藐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当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那往往也就是这个社会的局限性。 后来我发现,我仍然过于乐观了,因为比起挑战现有规则,依附权力几乎就是中国企业的本能。

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的序言中说,中国两千年的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但读完整本书,我觉得吴晓波把中国古代企业的地位抬得过高了,在政府面前,中国企业根本谈不上博弈,事实上,历代有名的企业家在权利面前,除了依附就是被抛弃,中国只有“红顶商人”的传统,而没有“企业家”的传统。

回到吴英,实际上,我个人并不认为吴英是出色的企业家,这只要从她涉足那么多行业就可以探知一二。当然,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吴英走的其实也是“红顶商人”的路子,她对权利的态度依然是依附,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先有官员联名保她、后又有官员联名“做她”的“奇观”,而这种先“保”后“做”和历朝政权对商人的“始乱终弃”又有什么分别?

命运真正可叹的地方在于,吴英从没有去触碰依附政府这条经商的潜规则,却因为相信了“坦白从宽”、“戴罪立功”,违反了那条一人扛下所有罪责保住其它人尤其是当权者的潜规则,并由此招致了杀身之祸,这其实才是整个吴英案中最为诡异的地方。

吴英的获罪,再一次证明了当权者已经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民间发起、官方确认”的改革模式已经失效。吴英的获罪,也再次证明没有企业家精神的成长,不摆脱“依附”,中国企业就无法摆脱随历史的“治乱循环”而呈现的“兴衰更替”,换句话说,能让中国企业获得长久发展的不是权力,而恰恰是企业家自己,尽管这要求企业家有更多的勇气、坚毅、隐忍和智慧。

Why Censoring US ?

昨天,Wikipedia换上了黑色首页关站24小时并号召所有在美国的访客发邮件给参议员,抗议SOPAPIPA

昨天,Google换上了黑条幅Doodle,代替了刚刚挂上的纪念中国动画大师万氏兄弟的精彩Doodle,抗议SOPA和PIPA。

昨天,《Wired》杂志网站拉黑网站所有文字,打出大标语“Why Censoring Wired ?”,抗议SOPA和PIPA。

昨天,Wordpress、Firefox、Reddit等等网站拉黑首页,Flicker号召用户拉黑10张照片,Mark Zuckerberg在自己的Facebook页面发出声明号召网民给参议员写信,抗议SOPA和PIPA。

但同样反对SOPA的twitter的CEO Dick Costolo(@dickc)却在推上说:

”that's just silly. Closing a global business in reaction to single-issue national politics is foolish.“ 我不同意Costolo的看法,互联网让地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尽管有墙的存在,这个网络依然是一个整体,SOPA和PIPA伤害的并不仅仅只是某一个国家某一部分人的权益。

而且,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美国的互联网立法就是全球互联网立法的风向标,美国立善法,其它国家不一定效仿,美国立恶法,则必定成为流氓国家实施互联网管制的口实。

打击盗版、保护版权人的利益没错,但以”连坐“、”预审“的方式来打击盗版,只能是保护版权未果,限制言论自由成真,最终禁锢人类的思想。

反对SOPA和PIPA,就是为自己争取自由。

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Wikipedia的第一次关站抗议已经结束,但争取自由的信念却从未停止。

Why Censoring US ?

豆瓣阅读器与电子书的竞争

读了师北宸的《如何看待豆瓣阅读器?》,在这里说说我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一、豆瓣阅读器值得期待

尽管豆瓣阅读器还未发布,但我相信豆瓣阅读器应该靠谱,理由不只是因为豆瓣宣称的“它尽力提供细腻的阅读体验。文本、插图、脚注、引用都经过精心处理。目录、阅读进度、页眉⋯⋯这些辅助的信息被放在最合适的地方。根据个人阅读习惯,你还可以调整字号、亮度、配色”,不只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跨平台(尤其是它将包括Kindle版),不只是由于它将与豆瓣的评价、评论、分享系统高度融合,也不只是因为豆瓣在多年的运营中积累的出版社、作者、图书馆资源,最关键的是豆瓣的产品向来不错,豆瓣的运营也一贯有谱,而且以豆瓣低调、沉稳的作风,很难想象他们会推出一款砸招牌的产品。

二、电子书的竞争

电子书的竞争主要在硬件、软件和内容三大方面展开:

硬件方面:

电子书硬件的竞争由LCD和E-link的技术之争及IOS、Andriod和Kindle的平台之争两个层次构成。而这两个层次却呈现了颇为类似的竞争格局,在技术上,LCD和E-link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相互无法彻底替代,形成了均势;而在平台上,IOS、Andriod、Kindle间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们也将维持均势。硬件激烈而又相对平衡的竞争格局使得电子书领域不可能像音乐领域那样因iPod一家独大而形成硬件商对内容供应的垄断,这就给软件及内容提供商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软件方面:

早期的移动阅读软件主要解决的是阅读体验甚至是能不能读的问题,典型如Kindle上的多看,它因为解决了Kindle简体中文支持不好的问题而广受欢迎。但这类软件问题也很明显,首先它们提供的阅读体验相近,取得压倒性的市场占有率很难;第二,由于自身不提供内容,受内容格式、质量的限制,阅读体验不完全受自己控制;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它们提供的功能硬件厂商很容易通过提升硬件或改进自带软件来替代,所以不带内容的软件从不太长的长远来看,价值是趋低的,软件的竞争将完全融入内容的竞争当中。

内容方面(或者叫做提供内容的软件方面):

唐茶计划总监李如一曾把电子书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归纳为内容、阅读体验、定价及支付四大问题。分析这四个问题,支付与定价在IOS及Kindle平台上已经解决的很好了,Kindle的客户端、唐茶的电子书都做出了很好的阅读体验,但让用户花钱去买一本电子书的最终因素仍然是内容。电子书是互联网产品,电子书更是传统的书,决定电子书品质的和决定传统纸质书籍的标准一样,还是思想与文字。所以决定电子书内容提供商成败的不是出版速度的快慢,而是质量基础上的数量,但归根结底最最关键的还是质量。 总的来说,在电子书领域最关键的竞争是硬件,一旦分出胜负就会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但以现有的产品格局,恐怕谁都没办法吃掉谁。因此,电子书最激烈的竞争将出现在内容的竞争上,比拼的将是内容提供商的品味,当然,如果有谁能创新版权的观念、设计出更适应互联网的版权法则,一定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拓展电子出版(包括书籍、音乐、电影等)的空间。

三、唐茶并不危险

虽然我和师北宸老师一样期待豆瓣阅读器,但我并不同意他“唐茶危险”的看法。

理由如前文的分析,在电子书内容提供领域,竞争的关键不是阅读体验,今天唐茶的阅读体验显得那么突出,只是因为其它中文电子读物的阅读体验实在太糟了。这种阅读体验的强烈对比甚至掩盖了唐茶在内容选择上的独特品味,而我觉得由李如一定义的“科技与人文交错”的阅读品味才是唐茶最最重要的竞争力,而品味直接决定了出版物的质量。

我相信豆瓣阅读器在用户人数、出版量、收入等方面超过唐茶并不困难,但我也相信豆瓣阅读器的发展并不会影响唐茶的发展。如果说豆瓣的方向是会成为全方位的主流大厂牌,而唐茶就是强调品味的独立厂牌,就算未来在拿版权上产生冲突,凭借自身品味与口碑,唐茶不一定会输给豆瓣,特别是直接面对作者时。

对唐茶而言,调好节奏,做好自己比其它任何事情都重要;对豆瓣而言,他们的对手也不是唐茶,而是如何超越唐茶已经开拓出的顾客群范围;对豆瓣和唐茶而言,他们真正的挑战仍然是如何让电子阅读变得更好,如何让更多的人来享受电子阅读。

关于天猫

在中国的企业里,马云和他的阿里系是极擅长品牌塑造、宣传与公关的,但阿里系在去年的几次公关行动,无论是年初的“卫哲辞职”、年中的“支付宝与VIE事件”、或者年尾的“商城加价”,都没有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引发的更多是质疑与批评,这些极尽忽悠的公关行动甚至已经伤及了马云苦心经营的,包含了诚信、自强、公益等等要素的创业者形象。

2012一开年,阿里就再度上演好戏,1月11日,它把旗下的“淘宝商城”正式更名为“天猫”。虽说上有“虎妈”(尽管不知该算后妈、还是干妈)的阿里巴巴生下一只“猫”从遗传来说也属正常,但“天猫”的出现不但没有让人联想到阿里宣传的“时尚、性感、潮流与品质”,反而引来了一阵对“天猫”的戏谑与调侃。

在我看来,以“天猫”代替“淘宝商城”无疑是一个很二的决定,但又不止二那么简单,下面就仔细说说我的看法:

一、淘宝商城应该更换品牌吗?

个人认为:应该。

以最简单的逻辑解释,阿里系事实上已经形成了B2B、C2C及B2C三箭齐发的业务格局,B2B有阿里巴巴品牌,C2C有淘宝品牌,B2C已经做大,理应享有一个独立的品牌。

当然,这么理解既牵强,还有些儿戏,我觉得促使淘宝商城更换品牌的关键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尽管同属零售业态,但B2C和C2C的个性是不一样的,C2C天然的需要一种杂乱的感觉,哪怕有人漫天要价、哪怕其中掺杂了部分假冒,也可以阿Q般的认为乱报价和假冒的存在以另一种形式增加了“淘”的乐趣;而B2C,“真”和“明码实价”当然是最基本的,更高的品质也是必须的。个性不同甚至有些冲突的B2C和C2C如果长期共用一个品牌,难免造成品牌的分裂,进而限制业务的发展。

其二,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以商城为代表的B2C业务其实已经超过B2B和C2C成为阿里系最核心的战略业务了,如果B2C业务的存在只是为了补充C2C,那两者同用一个品牌或许影响不大,但现在B2C已经处在了比C2C更关键的战略位置,而“淘宝”的品牌形象又如此深入人心,“淘宝”这个C2C的品牌事实上已经成为了B2C业务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可以回想一下,当我们在淘宝购物,无论是商城还是小卖家,是不是总会下意识的想想这个东西真不真,价钱还还能不能再砍一砍,而我们去亚马逊、京东买东西时是基本不考虑这些问题的。如果说在B2C业务起步的初期,“淘宝”的品牌和流量输出是商城业务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原因,那么当B2C业务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时,为B2C建立新品牌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这里也简单地分析一下为什么B2C会成为三大业务的核心:

1、B2B成功的根本在于中国商业恶劣的信用状况,作为一个有着浓厚“中国特色”的产品,阿里巴巴的B2B在全球拓展的难度甚大,而它在国内的基本盘也会因中国商业文明的进步而不断萎缩(尽管这必然是一个无比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长远看,B2B对阿里系的战略价值将越来越低。

2、C2C的淘宝,当然是阿里系做强做大的关键,但C2C的交易模式本身注定了C2C在交易金额、营收、利润贡献上存在很大的局限,就像C2C的秀水街、襄阳路再火,更赚钱的还是B2C的燕莎、一百。10多年前,C2C的Ebay也比B2C的Amazon要更风光,但现在还有谁会拿Ebay去和Amazon比较?早已不是一个量级的公司了。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Amazon有贝索斯这样的商业天才而Ebay没有,但反过来说,以眼光长远著称的贝索斯选择了B2C而非C2C,这其实恰恰证明了B2C比C2C更具发展的潜力,事实上,在整个零售业里,自从B出现以后,主流从来都是B2C,C2C再也没有扮演过陪衬之外的角色了。 所以,当阿里系实现了在B2B、C2C包括支付领域的垄断之后,马云没有理由只把可能带来最高财务回报的B2C作为一个用来完善生态的补充业务,我相信在马云及阿里系高层的价值排序里,早已是B2C>C2C>B2B了,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这几年来,马云会不惜得罪淘宝卖家,采取流量输出、资源倾斜等强力手段去扶持淘宝商城。

其三,B2C启用新品牌,对C2C业务本身也是利大于弊的。别的不说,通过两个品牌可以对B2C与C2C业务进行更清晰的划分,从而更灵活地制订针对卖家的政策,而不用担心因混淆而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做个马后炮式的假设,如果去年淘宝商城就已经换了天猫的品牌,那么它对商户的加价政策很可能就不会引起众多淘宝小卖家的反弹了。

更长远的看,B2C业务的规模超过C2C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两者共用一个品牌,那么C2C就算没被B2C压断了气,其卖家的生存空间也肯定被压在一个极小的范围,现在让商城独立,其实也是为淘宝自身的发展留出了空间。

综上,淘宝商城更换品牌,对阿里旗下的B2C、C2C业务是一个双赢的决定,我相信阿里还会出台一连串的动作,让B2C、C2C彼此更独立,当然它们共享的入口是不会变的,无非是现在由淘宝分流到天猫,而未来可能是天猫回输给淘宝(比如在天猫的搜索结果中将优先出现对“个性店家”、“个性商品”的推荐)。

二、“天猫”,二到家的名字

决定了要换名字,那重点就移到了怎么取一个好名字。但遗憾的是,“天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名字。以我的理解,坏名字有两大特征:

1、不自然、不流畅,生造痕迹明显;

2、容易被起诨名、绰号; 不幸的是,这两大特征“天猫”全有,而且阿里系想以“猫”来代表“时尚”,但“天猫”除了有些妖气,实在看不出有多少时尚的意味。把一个很二的东西强行贴上时尚的标签,还妄图拿去代表时尚,这个行为也实在二的可以。

三、可疑的决策过程

“天猫”很二,但名字对一个品牌、一个公司、一个人的影响其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何况以阿里系的能量,依靠广告与流量,“天猫”的不自然迟早也会因习惯而变得自然,“天猫”的二也会随时间被磨平,只要天猫业务一切顺利,很快就不会再有人来讨论这个名字二不二了。

但“天猫”这个名字确实很糟,但比这个名字更糟的也许是这个名字出台的过程:

阿里巴巴首席市场官王帅在发给天猫员工的电邮中称“为什么用猫这个形象?感谢马总,在我焦头烂额、绞尽脑汁的时候,打了个电话给我:‘猫怎么样’,哈哈,太好了。”

而天猫总裁张勇则说,天猫这个名字,他最初也听不惯,只是叫得多了才熟了。 我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只能从阿里两位高层的发言来分析:“天猫”至少是“猫”乃马云亲定,而对马云亲定的这个明显存在问题的名字,一个高管的反应是立马叫好;而另一个高管,尽管有意见,却宁肯熬到听熟了,也不去向马云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去说了他的意见,但马云没听,然后他的意见很快就被一片叫好声淹没了。

阿里系已经官僚化了,上级在员工心中的“地位”彻底压过客户与产品,或者说上级就是客户,而迎合上级就是产品。最为可怕的是信息的交流受到限制,上级为了显示权威要垄断一部分信息,下级为了迎合上级会“选择性输送”甚至歪曲一部分信息,而同级间为了各自部门的小利益会刻意封锁信息,最终尽管组织可能得到了所有的信息,但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完整的拼图。

如果联系卫哲辞职事件,就会发现马云握有的不止是阿里的决策权,还垄断了阿里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这意味着马云不只是阿里系的创始人、老板等等,马云更是阿里系的“教主”。

但教主的出现并不能解决机构官僚化带来的弊病,反而只能让这些弊病加强,让官僚化变为专制化,让专制变为独裁。有一句很操的话叫“独裁者都是低能儿”,这不是说独裁者天生低能(反而他们大多都是聪明过人的人),它的真实含义是独裁体制必将把独裁者变成低能儿。

如果说以前的马云是看得准也做得对,那么现在他依然看得准,但已经经常做错了,那么以后呢?

博客搬了家

在Bluehost买的主机空间马上就要到期了,对比了一下续费和新注册的价格,发现新注册两年比续费一年还便宜,一冲动便决定搬家了,新空间在同Bluehost同根同种的Hostmaster。

搬家进行的不是很顺利,主要问题出在浏览器的Cookies,另外域名解析、wordpress文件的下载、上传也耗费了不少时间,好在手边有《科技想要什么》,倒也不无聊。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上午测试,所有的问题都已消除,博客可以正常访问了,访问方式和以前完全一样:

网址:http://dharmasong.net

订阅:墙内:http://feed.feedsky.com/dharmasong

墙外:http://feeds.feedburner.com/dharmasong/Kawd

金正日和哈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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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光正”的金正日同志或许没想到,他竟然和绝对的“反动派”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前后脚去世,如果他和哈维尔在黄泉路上相逢,不知道他会不会感到一丝恐惧,毕竟以他的体型和智商,无论斗力还是斗智,都决不是哈维尔的对手。

金胖或许也没想到,他的死会让西朝鲜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我在微博上看到不少人叹息调侃金正日的声音掩盖了纪念哈维尔的,但对金正日的调侃并非幸灾乐祸,这种由戏弄引发的欢乐甚至不是针对金正日的,被唾弃、被嘲弄的是天朝的过去、是独裁与谎言,这和纪念哈维尔必然提到的自由、民主与真实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也让纪念哈维尔的那些文字成为了反思金家朝鲜和天朝帝国的言论中最有价值也最有力量的部分。

我特别留意了朝鲜电视台主持人的哭腔和朝鲜人集体的悲痛,我想不能用“真实”或者“虚假”来形容,那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机械的、强迫症般的生理反应(如果把这种反应称为“独裁病”的话,那么比起朝鲜人,我们仅仅只是病情轻了一些而已),是生活被“领袖”蹂躏后的结果。死了一个独裁者并不意味独裁的结束,而改变独裁的体制,断绝独裁的文化,都仍然需要一场“丝绒革命”或者再一次的“五四”。

独裁的领袖妄图绑架一切,而哈维尔不只是一个民主斗士,他还是洞察人性的艺术家,在《给胡萨克的公开信》中,哈维尔写到:

由于试图使生活瘫痪,当权者也令自己瘫痪,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将使得他们丧失令生活瘫痪的能力。换句话说,生活可能臣服于一个长时间的彻底的被强暴、令其衰弱和麻痹的过程。但是,她不可能永远地止步不前。尽管或多或少是隐蔽地和缓慢地,然而她在继续。尽管她一千次被疏远自身,但她总是能以某种方式使自身复原;不管怎样被粗暴地蹂躏,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这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是由于每一个“熵”的权威,其深刻的自相矛盾,它仅仅在有生活的情况下才能压抑生活,因此,说到底,为了它自己存在它要依赖生活,而生活不以任何方式依赖它。在这个星球上能真正毁坏生活的唯一力量是那种不知道妥协的力量:第二热力学定律的普遍效应。

的确,不需要任何理论,仅仅是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就可以突破权利、消灭独裁与专制。所以,尽管独裁者妄想封锁一切,却无法阻止一批又一批的“脱北者”;尽管独裁者可以以一国之力举行盛大的葬礼,却注定无法逃出日后被鞭尸的下场,而平静离开的哈维尔却可以轻易地赢得人们的尊重。

我是通过地下丝绒和宇宙塑料人认识哈维尔的,在多数时候,我熟悉的哈维尔不是作为捷克总统的哈维尔,而是热爱摇滚乐的艺术家哈维尔(当然金胖也号称艺术家),我想应该用一首他挚爱的地下丝绒或者老李的歌来悼念他,本来想选《Beilin》中的“Sad Song”,最后还是选了老李和捷克女高音Renée Fleming2009年在纪念丝绒革命20周年演唱会上合唱的“Perfect Day",纪念一个伟大的人不需要哭哭啼啼的悲伤,哈维尔配得上“Perfect”这个词。

这首歌也顺便送给金胖,他的死毕竟让这个世界离完美又近了一点点。

盘点仇和

不知道昨天坐在主席台上的仇和是什么心情?是高兴,还是遗憾,或者五味杂陈、已经分辨不出味道。看新闻的时候,我妈说“仇和比刚来的时候老多了”,是啊,4年来,这个被冠以“最具争议市委书记”名号的官员,一心政绩、事必躬亲,他也许是昆明最忙、最操心的人,最终却没有如坊间传说的那样成为省委书记、省长或者调入中央,只略升了小半格,担任了排名“小三”的省委副书记,当然,这个职位在他眼里也真就只是“小三”。

尽管仇和还挂着昆明市委书记的头衔,尽管升职的仇和在未来几年也还将继续在云南,远远算不上离开,却也是时候回顾一下仇和07年底至今在昆明的执政历程了。

一、转折点

我觉得对仇和本人最重要的事不是滇池治污或者招商引资,也不是地铁建设、交通治堵或者城中村改造,甚至不是“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诈骗案,而是在昆明“创卫”过程的一件小事——拆除防盗笼,但这件事却堪称仇和在昆明执政生涯的分水岭。

在拆防盗笼之前,借着整肃政府作风、公开办公电话、各级领导进行公开承诺、推行限时办结制等举措,仇和以极短的时间就征服了昆明市民。记得09年曾出版过一本叫《仇和十年》的书,虽然明显是软文,但在昆明仍然销售火爆,当时仇和在昆明的声誉之隆,在我印象里,或许只有98年要趟“地雷阵”的朱镕基可比。

分析仇和的为官之道,其实和朱镕基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用高新、何频写的《朱镕基传》中的提法就是“讨好两头,得罪中间”。“讨好两头”就是上讨好中央,下讨好普通百姓;而得罪中间指的是得罪昆明的中层官员,虽然得罪人总归算不上好事,但这里面的利弊得失却是很容易计算的,得罪中层尽管可能带来麻烦,但如果不得罪这部分人,工作就无法开展,没有政绩,讨好中央就成了空话;不得罪这部分人,也无法迎合普通市民整肃官僚、拖沓、推诿、腐败的期望,讨好百姓也就成为了幻想。

应该说仇和的策略是成功的,他在普通百姓甚至基层公务员中获得了一边倒的赞誉,关于他升迁的小道消息在各级官员中广泛流传,最重要的,被他得罪的那些中层官员尽管怨声载道,却只能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干活。

但拆除防盗笼的政策恰恰破坏了这个策略,仇和的枪口竟然对准了他必须要讨好的普通百姓。在昆明,几乎所有90年代后期以前修建的房屋都装有防盗笼,对昆明这个治安极其一般的城市,防盗笼不仅是市民对安全的一种精神寄托,还有晾晒衣物、储存杂物等功能,拆除防盗笼不仅增加了不安全感,客观上还减小了住房的可用面积。这项直接损害了市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市民的政策几乎在出台的一瞬间,就点燃了市民的怒火。

因此,当拆除防盗笼的政策一出,形势立刻逆转,再加上拆临拆违、密植行道树、螺丝湾搬迁、城中村改造、地铁建设封路、华西诈骗案等引发民间激愤的事件接踵而至,仇和在市民中的声誉急转直下,由沸点瞬间降至冰点。如果说在09年底拆防盗笼之前,骂仇和会被市民看做腐败官员的同僚,是政治不正确的话,那么在拆防盗笼之后,称赞仇和,就成了新的政治不正确。

更糟的是,以前只在私下骂仇和的中层官员,尽管现在仍不会直接对抗,却也敢明目张胆地用曲解、推诿、拖延等方式应付仇和,甚至故意将他的要求执行偏以激起更大的民愤。比如种植行道树,对绿化糟糕的昆明本来是好事,但在窄窄的人行道上种两排行道树的结果是人行道没人走的地方,种两排树并非仇和的要求,但板子仍然打在了他身上。更多的时候,仇和不亲自检查的工作就没人行动,以前很多在局一级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都要等他签字,在一片骂声中,他真的很辛苦。

仇和真正忽略的是,支撑他仕途的除了人脉、政绩,民众的支持也是极其关键的,或者说民众的支持其实就是他政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朝廷甚少重用争议人物的情况下。丢掉了民声,仇和丢掉的其实是上位最大的砝码,考虑仇和透支式发展给未来昆明带来的巨大压力(甚至可以说是烂摊子),仇和没有被按死在昆明市委书记的位子上,还得以升了半格,他真该谢天谢地谢朝中人了。

二、仇和不是改革派

关于仇和最大的误会,是把他称为改革派。当然,这首先是因为“改革”概念的混乱。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改革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词汇被加上了无数美好的光环,政府、企业几乎言必称改革,除了经济改革、时断时续的行政体制改革和从未真正启动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等宏观的全局性的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养老改革、就业改革、住房改革、工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农业改革、金融改革……,几乎每个领域都在改革,这些改革触到了每一个国民的切身利益,无数人流泪甚至流血,当然,也有少数人获得了利益,真正的少数人。

对“改革”的迷恋甚至到了食堂使用餐盘代替饭盆可以叫伙食改革、公厕使用马桶代替蹲坑可以叫卫生改革的地步。“改革”代替了“革命”在中国的地位,却没有改掉“革命”后面文革般的狂热,而在狂热中,我们甚至忘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改革”。

在当下中国,真正的改革,其逻辑必然是由极权走向分权与制衡、由专制走向民主和自由、由封闭走向开放与融合。

但如果拿上面这三条来衡量仇和,就会发现仇和在昆明的所作所为和改革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仇和整肃官员,别说触碰体制,甚至没有真正引入监督,只是给他增添一个管理属下、制约属下的法宝,为他集中力量出政绩创造了条件;仇和行政,无论是滇池治污、招商引资、昆明创卫、地铁建设、城中村改造……,每一件都是集全社会之力办大事的典型,他的每一项重要举措几乎都是以“运动”的方式来推行的,政府不仅没有变小,甚至更大了。

这里还想讲两个小事:

一个是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的拆除防盗笼,可能是预料到了拆除的阻力,仇和当时的一个举措是要求昆明市各级公务员先行拆除,而且作为死任务下发到各部门,并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一人不拆,整个部门班子受累。但在消息曝光后,市政府又匆匆申明,从未发过类似的文件,从未开过类似的会议,所有的公务员拆防盗笼都是自愿行为。

另一个事是仇和的用人,在他刚到昆明时,为了给昆明官员足够的威慑,仇和在推行官员公开承诺的同时,面向社会招考、培训了100名科级以上的后备干部,他把这100人放到各县区、各部门,并直言,一旦哪个部门的领导被拿下,他不怕没人换了。用屁股都能想明白的是,这100人到岗后,尽管职务不低,却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被排挤、被闲置的待遇。当仇和度过了适应期,确定了他的核心人马之后,我想他甚至有可能忘了他曾经大张旗鼓地搞过这么一次公开招考。后来这拨被称为“仇100”中的部分人曾经联名给仇和写信,要求调整岗位、授予实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博士毕业、硕士毕业直接参加招考的,他们在几无社会经验的情况下,就进入了泥沼般的官场,我想他们仍然太不了解中国了。

讲这两个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说仇和同那个被塑造的“争议人物”是不完全一样的,他并没有那么的直率。机变与权谋,这些官员生存的基本技能,他都有,甚至还很强,他想打造一个高效的政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霸道的、无所不能的政府,他对公平、公正、公开却远没有他嘴上说的那么执着,从根本上说,他和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其他官员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可否认的是,仇和确实是实干家,我至今还记得他刚到昆明去视察高架桥建设时准确地说出了桥面产生裂纹的原因,去视察污水处理厂时对污水处理方法的熟悉,就算他是临时抱佛脚,现在又有几个领导肯去抱一抱呢?但问题是他的实干能给多少人带来幸福?他的实干产生的成效比那些混吃等死的官僚又多了多少?

如果不触碰体制,做任何事情要么是为过去查缺补漏,要么是沿着老路越走越偏,真正的机遇在未来,只盯着过去,不革新体制,流再多汗也将毫无成效。

真正吊诡的是,仇和成为“争议人物”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他的实干,他比别人干了更多的事。他再次证明了这个体制其实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革新的能力了,这个体制仅仅只是凭它的惯性在运行了。

有关iTunes

在苹果众多的硬、软件产品中,iTunes无疑是遭受非议最多的一个。

用google随便搜一搜,抱怨iTunes启动慢、系统占用大、支持格式少、有时会崩溃等等缺点的文章举不胜举。但比起这些小问题,iTunes最让用户恼火的是它的文件管理方式,比如它必须先把音乐文件导入曲库,要想把自己想听的歌放在一起听还得编一个播放列表,加上国内低品质的MP3泛滥,相当部分MP3的ID3信息非常混乱,可能一首歌导进iTunes,下一次就再也找不到它了。更糟糕的是,比起其它播放器(手机)复制粘贴极其直观的歌曲导入方式,如果你使用iPod、iPhone或者iPad来听歌,你必须通过iTunes才能把歌曲传入,就算你真的讨厌它,它却让你离不开它。

不过我是喜欢iTunes的,特别是我开始使用Mac以后。

准确的说,iTunes并不是一款音乐播放器,播放只是它的功能之一。iTunes实际上是一个音乐管理平台,苹果把音乐的导入(从CD、AppStore、文件导入、格式转换等)、管理、导出、播放等等功能全部都集成到iTunes,在Mac上,iTunes就是管理音乐的Finder,和管理其它文件一样,你不需要知道一首歌曲究竟存在硬盘的那个位置(而在Win下这似乎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你只要通过iTunes提供的索引和搜索功能使用它就可以。Mac甚至设计了一个极其方便的“自动添加到iTunes”文件夹,只要把音乐文件拖入这个文件夹,所有的分类、整理、存储这些工作就可以统统交给Mac,而你所需要做的,仍然只是按你的想法使用这些歌曲就可以了。

iTunes和其它播放软件的区别实际上就是苹果和微软在设计操作系统时理念的区别,苹果倾向于以封闭和一体化的方式给用户更简单直接的用户体验,它让用户更专注于用户自身的需要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其它地方;微软则更开放,它留给用户的空间更多,但也增加了用户的学习成本和管理成本。虽然Mac OS和Windows都是伟大的产品,但它们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因此,在Mac上体验无比平滑的iTunes到了Windows下之所以会让人有一种“隔”的感觉。就是因为Win版本的iTunes是Mac版的移植而非重造,这使得在Win下使用iTunes必须时时在Mac式的文件管理与Win式的文件管理方式间切换(除非你的硬盘只有一个C盘,不然你绝不可能因为使用了iTunes就扔掉盘符和层层叠叠的文件夹),把两种迥异思维方式简单地凑在一起产生的不一定是火花,也很可能是尴尬。

当然,我相信乔布斯绝对不会适应微软去做一款“好用”的Win版iTunes,一来因为微软的产品思维在他眼里就是垃圾,他不会容许自己去制造一堆垃圾;二来,苹果推出Win版iTunes的初衷就是为了销售iPod,到现在也只是为了让Win用户有一个进入iPod、iPhone和iPad的通道而已,iTunes的伟大已经由其商业模式和Mac版证明了,并不缺少Win版的彩头。

但多数人和公司是不可能有像乔布斯一样彪悍的实力的,对处理不同思维创造的平台与工具的关系时,需要更加的谨慎,不同平台的融合最忌讳的是生拉硬拽和东施效颦,只看表象而忽略实质往往只能产生糟糕的结果,比如当我们看到其它公司有一套运行的非常好的管理体系时,不加考虑就把它们的制度、流程等复制到自己的公司,在通常情况下,就算不产生副作用,也很难收到什么好效果。

关注实质,而不是表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习惯。

关于性工作者的杂记

这几天在读《双程心事—十二位中国性工作者记述》,一本记录了拿双程证赴香港从事性工作的内地妇女的书。从这本书我认识了紫藤社——已经有十多年历史的、专门从事性工作者权益保护的香港公益组织,也对香港关于卖淫的法律有了一点了解。

香港关于卖淫的法律是很有趣的,它没有说卖淫合法,却也没有说卖淫违法,说的学术一点就是“非罪化”,通俗一点就是“不犯法”。但香港又制定了很多法律来限制卖淫,比如它规定一个人卖淫是可以的(这直接催生了香港特色的“一楼一凤”),但两个人以上就不可以;比如性工作者在自己家卖淫是可以的,但如果她租了其它人的房子来做场地,房子的业主就可能受到10年刑期的惩罚;比如它还规定在家卖淫是可以的,但上街拉客就不可以。诸如此类的法律还有很多,通过这些法律,香港把“不犯法”的卖淫压制在了一个极小的空间(试想有几个性工作者可以在香港买得起房子),所以尽管卖淫不犯法,但在香港的电视里又经常可以听到“扫黄”的新闻。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把这些法律理解为限制的话,那么它们恰恰也体现了立法者对性工作者的保护。所有支持性工作合法化或者非罪化的理由都不能违反一个前提,即从事性工作必须出于本人的自愿。如何才能保证自愿性呢?当然是一个人独立的卖淫,两个人以上的卖淫群体、专门出租给性工作者的房子等等,都有可能变成有组织的、控制性的卖淫活动,而性工作者一旦被利益团体控制,不仅自愿将受到冲击,胁迫、暴力、诱骗这些必然侵害性工作者权益的犯罪行为也很能成为常态,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性工作者。

香港法律的逻辑是缜密的,但这种缜密却形成了一个悖论——不保护会造成损害,但保护本身就是损害。这种悖论也很深地影响着像紫藤这样的性工作者维权机构,紫藤的一个诉求是希望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加大对性工作者权益的保护,使他们免受强奸、暴力、抢劫等犯罪的困扰,但新的立法有可能会进一步限制性工作的空间。比如增加保护,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实行牌照制度,但香港现行的按摩牌照却也是被紫藤经常抨击的靶子。

这当然不是紫藤要面对的唯一悖论,我在看紫藤和其它一些性工作权益保护的资料时发现,这些组织经常把性工作美好化了,甚至举出不少女孩的例子,说她们很享受这份工等等。我当然相信有这样的人,但这个行业里更多的人考虑的却是早日上岸。在看这些资料时,我也经常会想起邱礼涛的《性工作者十日谈》中的一个镜头:一个性工作者权益组织的女干事在夜总会宣传性工作者的权益,朱茵扮演的妈咪只问了一句“做鸡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做”,女孩便无言以对了。

性工作当然没有现实道德认为的那么糟,但也绝对没有NGO宣传的那么好,把它放在不恰当的位置其实对所有的性工作从业者也是一种伤害,我个人觉得性工作至少就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首先,性工作吃的是青春饭,它对人而言是在消耗而不是积累,而且相比其它吃青春饭的行业,它转型的难度最大。

第二,从事性工作的人很少是因为自己喜欢性工作而进入这个行业的,很多人是为生活所迫,很多人是为了高额的收入,也有不少人是被骗、被胁迫,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但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是他们其实是不愿意从事性工作的,或者说从根本上他们仍然认为性不是可以拿来卖的。而当不可以卖的东西都变成了日常的交易,人就会变得功利,世界在他眼里也就只剩下残酷。

第三,这一点是第二点的延续。我想很少会有性工作者会把他真实的姓名、年龄、家庭这些情况告诉他的同伴和客人,当然他也不会相信同伴和客人告诉他的这些信息。也许仅仅是为了最低限度的自我保护,但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全是谎言的空间里,何况他们的工作让他们看到的多数是人的恶,背着妻子出来嫖的丈夫、嫖完不给钱的贱男、骗女孩钱的小白脸、收保护费的黑社会、各式虚伪的人⋯⋯。一个人看多了世间的恶,就算他不变恶,他的心也注定绝望。性工作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可能会伤害人的身体,而是它注定粉碎人对世界的认识。

我是特别的佩服紫藤社尤其是紫藤的核心吴雅姗女士的,但我并不认为吴女士和紫藤的工作可以解决上面这三个问题,何况所有选择性工作的人还随时可能受到道德问题的骚扰。

我当然不认为性工作者是不道德的,这在一定范围内已经是很主流的观点了,但问题是主流的观点同时又认为嫖是不道德的,全世界有无数维护性工作者权益的组织,但却很少听说有哪一个维护买春者权益的组织,哪怕在性交易合法的荷兰,对公众人物而言,嫖妓仍然是大的丑闻,对普通民众,嫖仍然被认为是不好的行为。这就引出了又一个悖论,为什么卖的一方是道德的而买的一方却不道德,如果买卖双方有一方是不道德的,那么作为买卖过程的性工作、性交易究竟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就道德讨论道德是无益的,何况道德本身就是可疑的,真正有意思的是道德背后的东西——人性和人权,让性工作产生那么多悖论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恰恰处在人性和人权的盲点上。

我相信性与爱是不可分割的,有爱的性必然比无爱的性要美好,促使性工作出现的根本原因不是经济,而是爱与性的不自由,但现有的道德观念、现实的婚姻制度恰恰决定了爱与性都是不那么自由的。从爱说,一个人究竟能不能同时爱上几个人?爱必须是专一的吗?爱可以是永恒的吗?爱可以在几个人间发生吗?比起婚姻制度,爱的问题其实是人性的问题,拓宽爱的自由实际是发掘人性深藏的秘密;从性说,让大部分国家决定卖淫不合法的,让几乎所有国家禁止活体器官移植的,其实不是表面的道德,而是人权——一个人究竟可以在多大尺度上使用自己的身体,这是最根本的人权问题,也是最前沿、还有待探索的人权问题。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篇博客里面,提到性工作者,我大部分用“他”指代,不是专指男性性工作者,也不是别字,仅只是因为“他”比“她”的性别指向性更小。

柳传志的背影

(这个标题起的其实极不妥帖,请见谅。)

11月2日,柳传志先生从联想集团的第二次辞职并没有半丝落寞,反而是极荣耀的。2年前,已淡出联想集团多年的老柳出山,挽狂澜于既倒,将危机中的联想重新拉回增长的轨道,更重要的是,经柳传志“扶上马、送一程”,如今的杨元庆已真正可以掌控具备世界级体量的巨型企业了。而另一方面,在今日,老柳心中的“联想”,早已不止是联想集团,经过改制的联想控股,其棋局刚刚摆开,仅仅从老柳把得力干将陈绍鹏从联想集团调至控股旗下的农业板块便可看出,他的野心还大得很。

或许是大家都预料到了老柳向杨元庆的第二次交班,个人感觉柳先生的第二次辞职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大肆报道,反而老柳之前的一次谈话获得了更热烈的反响。在那次谈话里,柳传志先生坦诚地表示,联想对乐phone的宣传过头了,远远超过了产品的实际水准。

我当然相信这是柳先生发自肺腑的真诚之言,他也对得起之后媒体对其发言的全部赞誉,但客观说,纵观联想自成立至今的历史,联想确实从未生产出哪怕一款能与其声誉相配的产品,在一个被称为“创新”的行业里,联想的创新从来不是在技术上,而是在商业上,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贸”,而不是“工”和“技”。

有一种说法,说自柳传志把倪光南逐出联想后,联想便没有了创新的基因,也失去了成为伟大公司的可能。这种看起来蛮有道理的说法,其实仅仅是看起来有道理,它太忽视中国的实际了,柳传志当然不具备乔布斯的技术眼光,但倪光南也不具备沃兹尼亚克的技术能力,这不是个人的局限,而是大环境的局限。柳传志的高明恰恰就在于他看清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他知道自己的限度,也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他兜了一个大圈子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不仅没有死掉,还进入了同世界豪强竞争的舞台。

但有趣的是,当联想有了足够大的规模时,问题却又回到了柳倪之争的原点——技术还是继续贸易?

如今正挣扎痛苦着的惠普,其所有的努力正是为了不“沦落”为联想、宏基这样的公司,而联想似乎还没有找到变成现在的惠普的途径,联想有市场的基因、有控制成本的基因……但绝对没有技术的基因,当第三世界和中国大陆那点有限的市场增长空间被耗尽,靠乐phone这样的产品是无法抗衡苹果、Google这些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创新气味的怪物的,想想诺基亚吧,联想的技术储备厚过现在的诺基亚了吗?更关键的是,现在联想的领军人物,无论杨元庆还是刘军等人,当然都是极为优秀的企业家,但他们的优势依然是市场、营销和内控,他们的技术眼界并不在老柳之上,他们有能力给联想植入技术的基因吗?一个重要的旁证是微软,自盖茨交班鲍尔默之后,微软就失去了在技术上的领导地位,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商业专家鲍尔默缺少盖茨的技术能力和技术眼光。

但联想真正的隐忧还不在于此,而是其越来越明显的官僚化,这甚至不需要向联想的局中人求证,当联想给它的乐Pad内地版标出远远高于其海外发行价的天价时,就已经暴露了,一个靠市场起家的公司失去了对市场的感觉。导致这种错误最普遍的原因就是公司的员工盯着的不再是市场和客户、而是领导,这几乎就是官僚化最明显的病征。

柳传志先生近来很推荐的一本书是《侯卫东官场笔记》,我在机场书店多次看过这本书,虽然确实如老柳所说,这本书描绘的乡镇县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运作是很真实的,也确实如老柳所说,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要想在乡镇县立足做生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不喜欢这本书,也不觉得它有什么深刻的地方,我甚至觉得老柳喜欢这本书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联想已经沾染上了书中用赞许的口吻描述的官场作风。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本书里面描绘的那种以权利为核心靠各种潜规则建立起来的运作体系和以私产保护、契约、自由交换为基础的现代商业体系是存在巨大冲突的,这也正透露了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两难之境,一方面他们要搞清楚权利和权利下的潜规则以求得生存,另一方面他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挑战现有规则、建立新的规则才可以求得真正的发展。但这两者间的平衡是极难把握的,前者的利益谁敢轻言放弃,后者的风险谁又敢随意藐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当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那往往也就是这个社会的局限性。

Stay foolish——纪念乔布斯

用这篇文章参加了imeigu关于乔布斯的征文,在imeigu的地址是:http://my.imeigu.com/8581346993/20419005#

关于乔布斯和苹果的文章从来都不少,这几天更是铺天盖地让人看到眼睛发酸。在贴上了乔布斯标签的著名词汇里,“Think different”已经随着对他的执着创新、完美主义、独立精神以及理想主义的赞颂被分析得彻彻底底、阐述得清清楚楚。而同样著名的“Stay hungry”和“Stay foolish”尽管同样被无数次地转发,却甚少被深入的解读,如果说“hungry”所代指的“野心”、“好奇心”和对世界的“饥饿感”在乔布斯身上体现地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不需要去多说,那么“foolish”作为乔布斯最优秀的品质之一被忽略就显得有些遗憾了。

我很难为“Stay foolish”找到一个妥帖的中文翻译,“诗歌就是在翻译中损失的那一些”,(对“Stay hungry,Stay foolish”的翻译中)流传甚广的“求知若渴,虚怀若愚”不仅不靠谱,甚至有着中国式的曲解,这位非常重视文字美感的译者忽略了乔布斯的“hungary”不是“若渴”而是对未知世界的真正“饥渴”;而“foolish”也不仅仅是广阔的胸怀和谦虚的态度更是实践世界的方式,乔布斯不是“若愚”,而是真正的“笨拙”。

1985年,乔布斯被逐出苹果后,抛光了其所持有的全部苹果股份(只留一股作为纪念)并投资开办了新公司NeXT。不需探究他继续持有这些股票是否可以以股东及创始人身份卷土重来,只考虑当时正处在第一个巅峰时期的苹果的股票价值,持有这些股票就意味着体面的富豪生活,而以卖光苹果股票表达对公司方向的不认同,并用全部身家去开创一家可以按自己方式做事但前途未卜的新公司,这种行为在今天被称为理想主义,但如果乔布斯最终失败了呢?被商业史记录下的多半就是一个带着些天真、带着些疯狂但最终被定义为“foolish”的案例。

在乔布斯三段论式的人生里,另一个转折点是1997年回归苹果。这个选择在今天被称为伟大,在当时就是“愚蠢”,这不仅因为苹果在其时已深陷泥沼、无力自救,也因为乔布斯领导的另一家公司Pixar因《玩具总动员》的成功已经开始发光发热,而且据媒体报道由于乔布斯持有苹果股份甚少,尽管现在的苹果已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但乔布斯从苹果获得的财富仍然不及他从Pixar获得的。

不求财富、不谋名誉、不享安逸、不惧失败,只为“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乔布斯以他的人生说明了理想主义的另一个写法就是“foolish”。

Google 的高级副总裁Vic Gundotra曾经回忆到,在2008年的一个礼拜日,乔布斯急切地通过电话、短信联系Gundotra,仅仅是因为他觉得Google的iPhone运用的图标上的第二个“O”的黄色渐变有问题,而乔布斯发给Gundotra的邮件标题甚至叫做“救救图标”。这个故事经常被用于讲述乔布斯对细节的执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图标中某个字母色彩的渐变错误根本不会影响这个运用的正常使用,甚至都无法引起用户的注意。投入大量的资源尤其是重要领导人的精力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在多数公司眼里这样做显然是得不偿失的非智之举,是“foolish”,但乔布斯做了,而且不是一个细节,是所有的细节,一项项“foolish”的工作加在一起变成了最终完美的产品。

与乔布斯对产品细节近乎变态般的执着相对的是,苹果的产品往往是市场上功能相对较少的,乔布斯的理念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不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把一个功能的用户体验做到最好所需要的投入往往远比添加一个功能要多得多,而证明这个功能比别人的更好也远比说明自己的产品有另外一个功能更难,当乔布斯为求最好的用户体验做起减法时,是“foolish”而非“精明”让他痛下决心,而每当他做出一个“foolish”的决定,他的产品离完美便又近了一点。

而且苹果也没有其他竞争对手那么复杂的产品线,iPhone和iPad就是一款,产品线最丰富的iPod也只有四个型号。乔布斯或许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以交错的产品线尽可能广的占领用户,他善于做减法,善于把所有精力聚焦于打造少数精品。他是营销大师,却从来不玩虚活,他的智慧骨子里透着老实,这是“foolish”,但这“foolish”让苹果可以以一款产品对抗整个行业。

所以当我们称赞苹果产品的完美时,最容易看到的是乔布斯艺术家般的天才,最容易忽略的是完美的背后“foolish”般的工作,是“foolish”让天才落地,完美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就是“foolish”。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乔布斯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用“foolish”来解释,比如他从大学退学后还继续在学校自由地旁听了18个月,没有文凭的学习似乎是foolish,但离开了学分的压力、摆脱了无聊必修课的束缚,乔布斯学到了对他真正有用的知识,“foolish”让他抵达了学习的本质;又比如iTunes Music Store,乔布斯在做iPod时最初并没有这个设计,但在和其它播放器厂商的竞争中,乔布斯发现尽管通过P2P软件盗版MP3已经很容易找到,但这不仅存在着版权问题,而且通过P2P传播的MP3音质良莠不齐,也不是所有的使用者都可以方便的找到所需要的音乐,由此乔布斯并没有像其它厂商那样从MP3的功能入手,而是舍近求远地去建立自己的音乐供应链,当乔布斯把唱片业的各位忽悠得晕头转向与苹果签下合作协议,甚至连一直因商标纠纷而时常对簿公堂的Beatles的Apple唱片也在iTunes Music Store上架时,“完美硬件+丰富内容”的商业模式正式确立,iPhone、iPad的问世已万事俱备,苹果的霸业将水到渠成,而且这个模式还直接影响了Amazon的Kindle,甚至成为了现在手机、平板甚至PC的标准商业模式。但当我们回到最初的起点,我们竟会发现做出如此伟大的成就,不是因为他更天才,而仅只是因为他做了其他人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他的工作比其他人更接近于产品的本质,他比其他人更善于创新,也许正是因为他比其他人更懂得“foolish”,也因为在一个庸常得甚至以投机取巧为智慧的世界里,更努力、更踏实、更耐心、更本质、更深入、更笨拙的foolish和不懈创新、特立独行、追求完美一样都是如此疯狂而危险的举动,但“只有疯狂到了极点,才真正改变了世界”。

好了,写到这里,我发现我竟然还是没有办法用我的母语为乔布斯所说的“foolish”找一个恰当的解释,和乔布斯其他伟大的精神特质一样,或许只有他自己才可以用每个人都听得懂的话把这些精神清晰地讲出来,而他却已经陪上帝喝咖啡去了。

乔布斯留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不是他的产品,而是他以他行动证明了理想主义不是注定要被撞得头破血流,理想主义也可以成功,哪怕对多数资质平平的普通人。尽管我们可能永远创不出什么新、做不出什么完美的事情,但我们也可以更倔强、更笨拙地去做我们热爱的事情——因foolish而特立独行,就算这个世界依然世故,也不妨碍我们努力,再努力一点。

Stay hungry,Stay foolish。

每个人都可以让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Stay hungry,Stay foolish。

撒娇日

撒娇不是扭捏的矫情,在我心里,撒娇是恣意妄为的传奇。

1985年,在上海的一次地下诗歌聚会上,诗人京不特说的“傻叫”被默默听成了“撒娇”,由此,中国诗歌史上最离奇的诗歌团体“撒娇派”诞生了。在阐述撒娇宗旨的《撒娇派宣言》一文里,京不特大声地宣称:

“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

而撒娇的另一主将默默也曾写到:

“撒娇,一种温柔而坚决的反抗,一种亲密而残忍的纠缠,一种执着而绝望的企图,一种无奈而深情的依恋。撒娇,一种对生活与时代的重压进行抗争的努力,一种对情绪与语言的暴力进行消解的努力,一种对命运与人性进行裸露的努力。”

今天我又撒娇了,如果我够得上撒娇这个词的话。但让我撒起娇来的人,却都毫无疑问地改变了这个世界,至少是改变了我,而且不止一个,是三个。

一、Steve Jobs

今天再看我在乔布斯宣布辞去苹果CEO后发的那三篇小博客,竟觉得不像还有再见的道别,而更像对一个逝者的纪念。所以,当我今早起床后,看到Google Reader推送来的无数关于他辞世的消息,反而很淡然,我讨厌为自己去找个座右铭这类的行为,但实际上“Stay hungry"、"Stay foolish"、”Think different“早就是我的座右铭了,还有Crazy,其实疯狂一直是乔布斯和他的苹果帝国的一部分。

今天网上流传了很多乔布斯的段子,不少甚至是拿乔布斯开涮的,我很喜欢这些段子,反而那些把这些段子看做污蔑、说风凉话、泼脏水的朋友实在是太过紧张以至丧失了必要的幽默感,甚至显得有些傻X了。

我也很讨厌某些(不是所有)动辄把纪念乔布斯称为“如丧考妣”的人,每有重大事件似乎都有这样的人,似乎只有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去关心其他事情才能体现自己有水平、有格调,对这部分朋友,我想说如果你今天关心的是山东的那位盲人律师,我佩服你,否则请你收起假清高的面孔,没人让你一起来撒娇。

今天撒娇撒得最正的是Gizmodo,他们改编的Think Different真美妙,分享一下:

二、Bob Dylan

迪伦先生今天很无辜,博彩公司立博在其为诺贝尔文学奖开出的得奖赔率上刷了他一把。从昨天开始迪伦的得奖赔率一路飙升,从最尾部升到了今天的第一名,最后截止的赔率高达5/1。

作为一个迪伦粉,我却从未相信迪伦可能获奖,这届不会,以后也几无可能,他还会在提名名单里面进进出出,但他甚至不会成为打酱油的,他只是看打酱油的。他这次在获奖赔率可以排到第一,我想更多的是赌博公司为吸盘的刻意炒作。克莱普顿在他的自传里面曾说因为利益世界杯都是假球,其实诺贝尔奖也一样,无非中超玩得太烂,让我们误以为打假球的比赛一定很烂。

我并非像沈浩波那样觉得迪伦不够格拿文学奖,相反无论是他的歌词还是那本自传,我个人觉得都是极为优秀的,但从根本上说,迪伦其实并不属于文学圈,我很难想象一个文学圈外的人可以拿到这个奖,这种业余打败专业的情形对很多辛苦半辈子也没什么成果的人来说,就算不是侮辱也是不小的冒犯。

当然,比起那些职业的文学家,迪伦也不太会在乎这个奖,他的传奇早已用音乐写就,不需要在多一个诺贝尔奖来装点门面。他甚至不会在意他被博彩公司玩了一把,我想今天真正失意的或许是阿多尼斯,另一位优秀的诗人,特兰斯特罗姆的获奖也许意味着已81岁高龄的他永远与诺奖无缘,当然那不是他的损失,而是诺奖的遗憾。

三、Tomas Transtromer

特兰斯特罗姆,今天真正让我撒娇的人,我最喜欢的在世诗人,说到他,我甚至不由自主地矫情起来。比起激动地说些语无伦次的话,对一个自己喜欢的诗人最好的致敬,就是在夜晚读他的诗。

大陆现在有董继平和李笠两个译本,董译过很多诗人的很多诗,几无靠谱的,而李笠不仅译文出色,更是从瑞典语直接译为汉语,他的《特兰斯特罗姆诗全集》实在值得一读,以下两首都出自李笠的译笔。

 

银莲花

走火入魔——没有比之更容易的了。这是大地和春天最古老的圈套:银莲花。它们有些出人意料。它们在目光一般忽略的地方从去年褐色的落叶中探出身子。它们在燃烧,飘荡,是的,飘荡,这取决于色彩。这种冲动的紫色眼下毫无重量。这里充满了沉醉,但屋顶很低。“功名”——无足轻重!“权力”和“发表”——滑稽可笑!它们甚至在尼尼微安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热闹而嘈杂。屋顶很高——水晶的吊灯如同玻璃的兀鹰悬挂在所有的脑袋上。银莲花为取代这一堂皇、喧嚣的死胡同,开辟了一条通往真正宴席的死静的暗道。

 

论历史

三月的一天我到湖边聆听 冰像天空一样蓝,在阳光下破裂 而阳光也在冰被下的麦克风里低语 喧响,膨胀。仿佛有人在远处掀动着床单 这就像历史:我们的现在。我们下沉,我们静听

大会像飞舞的岛屿逼近,相撞…… 然后:一条抖颤的妥协的长桥 车辆将在那里行驶,在星星下 在被扔入空虚没有出生 米一样匿名的苍白的脸下

1926年歌德扮成纪德游历非洲,目睹了一切 死后才能看到的东西使真相大白 一幢大楼在阿尔及利亚新闻 播出时出现。大楼的窗子黑着 只有一扇例外:你看见德雷福斯 的面孔

激进和反动生活在不幸的婚姻里 互相改变,互相依赖 作为它们的孩子我们必须挣脱 每个问题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叫喊 请像警犬那样在真理走过的地方摸索!

离房屋不远的树林里 一份充满奇闻的报纸已躺了几个月 它在风雨的昼夜里衰老 变成一棵植物,一只白菜头,和大地融成一体 如同一个记忆渐渐变成你自己

Think Different

上面这段视频,是苹果历史上最伟大的广告——发布于1997年的“Think different”。那一年,曾被苹果踢出局的乔布斯重掌苹果,他让迷失的苹果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他让理想主义而不是金钱成为苹果的信条,他让创造完美、追求极致成为苹果的宗教,他让像我这样的粉丝再一次相信,生活在疯狂的人身边,是如此的美好。

在读唐茶版乔布斯传记《帮主乔布斯》时,我读到了这部广告诞生的历史,也再次读到了这段激动人心的广告词:

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
那些不合时宜、惹是生非、桀骜不驯的人
他们就像塞在方孔子里的圆楔子,他们总是从与众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
他们不墨守成规,他们也不安于现状
你尽可以赞美他们、可以否定他们,也可以吹捧他们,或者污蔑他们
但你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漠视他们
因为他们改变了一切,是他们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却是我们眼里的天才
因为,只有疯狂到极点,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才真正改变了世界

在昆明已经略有些凉意的夜晚,借这本书回顾两个疯子(另一个是苹果共同创始人Steve Wozniak)的疯狂故事,竟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

我们不能改变外面压抑的世界,却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疯狂的人。

乔布斯是独裁者吗?

这是我在知乎上提的问题,起因是乔布斯辞职后,推友@BillGatesCN发的一条被多次RT的推“看来独裁者都倒下了,包括乔布斯”。看知乎上的回答,也几乎一边倒的认为乔布斯是独裁者,但我始终相信“只有独裁的制度,没有独裁的人”,下面是我的自问自答:

![steve_jobs_dont_be_evil_is_bullshit_thumb[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9/steve_jobs_dont_be_evil_is_bullshit_thumb1.jpg)

不是每一个独裁的组织都必然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也许他们还会大讲“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也不是每一个霸道、独断甚至专权的人都必然成为一个独裁者,也许他们只是合法地行使着被合法授予的权利。

独裁与民主,讲的是权力,但从根本上说,这权力只是所有者的权力。

举个例子:

某君有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是出租还是卖掉、是豪装还是简修,他当然可以听听保姆的建议,不过最终的决定权只属于他,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他不去和保姆商量而说他独裁。而如果保姆跳出来说某君不民主搞独裁,那差不多就是又一个冷笑话了。

同一个道理,对国家,全体公民是所有者,而政府官员、公务员只是保姆,权力属于所有者,而不是保姆,尽管多数时候官员、公务员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政治体制的民主或独裁是一回事,行政体系的管理架构、管理风格又是一回事。

对公司,也是这样。公司的治理结构(政治体制)和经营管理体系其实也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权力属于股东,无论是个人公司、几个人的合股公司还是上了市的公众公司。

当然,个人公司天然就是独裁的(私产谁不独裁?);几个人的合股公司也可以看做一个团队的独裁,但股东间议事机制、决策机制必然是按资民主的,甚至会建立起委托代理机制——现代民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在规模更大、股东人数众多的公众公司,股东间按资投票的民主机制、股东—董事会—管理团队的委托代理机制甚至已经成为决定公司质量的一个因素,试想究竟是一家美国的上市公司更让人放心,还是视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权益为家常便饭的国内上市公司更让人放心?

独裁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民主逼着管理层不得不考虑多数所有者的利益。

因此,当我们考察一个公司的管理者是不是独裁,着眼点不应在其管理风格,而应落脚在他对待股东权益和委托代理机制的态度。

写到这里,我薄弱的宪政常识其实早已完全透支了,作为一个乔粉,我终于可以写出我的结论了:

尽管霸道、尽管独断,但乔布斯依然不是独裁者,美国这只民主的鸡,下出的依然是民主的蛋。

走好,乔布斯

![64460_550_steve_jobs_en_toutes_lettres_le_21_novembre[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8/64460_550_steve_jobs_en_toutes_lettres_le_21_novembre1.jpg)

和往常一样,今天早上起床,我习惯性的打开手机进入Google Reader,第一眼就看到了乔布斯辞去苹果CEO的消息。

对于乔布斯的突然辞职,我其实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意外,有了04年确诊患有胰腺癌、09年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今年初又开始长期病假这些预兆,乔布斯退居二线甚至彻底离开早已成为计划内的事情了。

但当他的隐退成为现实,仍然让人伤怀,尽管他的离开无比潇洒,远比比尔·盖茨交棒鲍尔默时更从容、淡定;尽管他的隐退是华丽的转身,而非英雄的落寞。

作为一个果粉,我不想在这里重复帮主曾经创造的神奇,他作为一个传奇,早已进入了人类的历史。我只记得10年前我省吃俭用几个月托了朋友几近周折才从香港买到我的第一个苹果产品Ipod二代时的兴奋,我只记得我和我家领导(当时还是女友)用分线接口连上两对耳机后一起听音乐时的甜蜜,我只记得父亲唯一真正学会使用的电脑设备就是Ipad,我只记得母亲玩Tom Cat时笑得合不拢嘴……

苹果当然找不到第二个乔布斯,这个世界也找不到。

祝你愉快,乔布斯!

卡马乔是个什么蛋?

卡马乔来了,顶着前皇马、西班牙国家队主教练的名头,但归根结底,他的到来不过是大连万达和中国足球野合后产下的一颗蛋,尽管是第一颗蛋。

其实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质疑卡马乔的资历,虽然比起里杰卡尔德、斯科拉里这些绯闻对象,卡马乔的名头要略逊一筹,比起阿拉贡内斯、瓜迪奥拉、博斯克这些西班牙同胞,卡马乔的战绩更是相差甚远,但把卡马乔和中国队的历任主帅放到一起,他毫无疑问是第一大牌,如果再考虑他和中国足球在世界足坛的地位,说他到中国任教是屈就也不为过。

但让我更难理解的是,万达与中国足球的联姻竟然获得了一边倒的赞誉,如曾经做过经济学教师的《体坛周报》名笔周文渊甚至为万达只是出钱、出力、出建议而不是全面接管拿到“话事权”而感到遗憾(我个人认为,在现实的政治格局中,这恰恰体现了万达的精明)。

支持万达介入中国足球的理由很多,浓缩一下,大约可以概括为三点:中国足球缺钱、足协的管理能力太弱、足球的管理体制需要变革。

先说钱的事,尽管中国足球形象不佳,但本质上却不能算不良资产,反而它很有潜力,关键看操作者会不会玩、怎么去玩,懂行的如恒大,风生水起,不懂的如足协,穷困潦倒(当然对足协官员而言、个人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足球的利益往往不会完全一致,也许不是他们不会玩,而是他们玩的游戏我们并不懂),但本质上,要找到钱,其实并不困难,所以在支持万达的声音里,都会提到5亿巨资,但重点还是在万达可能会带来的管理变革。

再说管理能力,套用个术语,也就是“行政体制改革”,抛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支持的“行政体制改革”是否有效不谈,如果足协真是要改革内部管理、提升管理能力,更应该去找的应该是麦肯锡、埃森哲、罗兰贝格这样的咨询公司,而不是万达这样的地产商。

最后说说体制的问题。

关于体制的改革,我觉得离不开两条:一是政治的民主化,二是政府权力的让渡,且这种让渡的对象是全体公民,而不能是明码标价的交易。

如果以这两条为标准来衡量,以其说万达对中国足球的介入可以引发一次体制的变革,不如说这是官与商打着变革旗号的公开交合。

杨继绳先生曾把中国当前的体制描述为极权专制与贪婪市场经济的恶性结合,如果说以前专制与市场、官与商之间更多的是利益交换的话,那么万达对中国足球的直接介入不正说明在利益交换升级的同时,利益共同体已经达成,而且正在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路上狂奔而去。万达的介入不仅不会让体制产生变革,官与商的恶性结合反而是体制变得更恶、更顽固的信号。

万达和中国足球的野合还会生出什么样的蛋,我不清楚,但我知道,真正的混蛋一定和足球无关,更糟的日子也才刚刚开始。

经验与技术

看病还是要找有经验的医生,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前十几天外公突然腹痛,送到医院后,经过验血、B超、CT等检查,一位30岁左右的医生初步诊断为急性胰腺炎和胆结石,住院后,通过绝食、排空胃中食物、打消炎针和营养液等治疗,两三天后,外公的病情便基本稳定了。但在出院前,该医生向我妈说明,从拍的CT片来看,外公存在胰头肿大的现象,验血的结果里面几项关于胰腺的指标仍然很高,依他的判断很可能是胰腺癌。

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其可怕之处在于胰腺夹在众多器官的中间,很容易像周围多个器官扩散,如果手术治疗,除了要切除胰腺、胆,还必须切除一部分的胃、肝和肠,手术不仅风险高,手术康复更是对病人的考验。考虑我外公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该医生建议不采取手术治疗,甚至建议如果不做手术,进一步的检查也可以不用做了,免得增加病人的心理负担,当然,一切由家属决定。

三天前,外公再次腹痛,再次送进医院。

接到老妈的电话,想起上次医生说的话,我心里不禁一沉。赶到医院,发现我妈和两个嬢嬢的脸上居然有轻松的表情,原来初步的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胆囊肿大,胰腺的各项指标已经回到了正常水平而且已经消肿了,从症状上基本排除了癌的可能,更神奇的是胆结石居然“消失”了。

这次的医生当然比上次的那位靠谱,不仅是该科的主任,在云南也算得上是肝胆领域的权威,若不是老妈托了关系,恐怕也很难找到他来亲诊。

他的权威来自知识与经验的积累,见过的病例多、将知识用于诊断、治疗的次数多,对疾病、病人及诊疗方法的理解也就越深,对复杂情况的分析处理能力也就越强,可以说,经验也是一种知识,而运用经验,就是一门艺术。

但经验也是有很大局限的,比如用望闻问切的经验是不可能查出胆结石或者胰腺炎的,没有现代解剖学,胆也罢、肝也罢,在中医里更多的是概念,而非具体的人体器官。以我外公的病为例,如果只依靠B超、CT的结果,有经验的医生和刚出道的新手对我外公是否患上胰腺癌的判断其实都只是一种推论,依经验的深浅,推论的准确性可能不同,但要真正验证还是需要更深入的切片等手段。

技术进步带来了确定性的增加,看起来似乎压缩了艺术性经验的生存空间,但实际上,正是技术的进步,让经验和艺术得以上升到更高的平台发挥作用、展示魅力,望闻问切的传统医学可以治疗几种病?验血、B超、X光的现代医学又可以治疗多少种病?而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名医,就算未来的技术再先进、由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进步而带动的医学再昌明,也仍然会有名医诞生,因为每个时代都需要知识扎实、经验丰富又极富创意的人来解决真正的难题,而他们的工作,是艺术。

溃败

最近忙,主要是频繁出差,像一个乡村邮差。而在路上,除了飞机,动车是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得知动车D3115追尾的时候,我恰好就坐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动车上。说句实话,尽管汽车追尾、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的事情已经听多见多,但我的心还是一下就被提到了嗓子眼,随即又重重落下快速地跳了起来。在我的概念里面,无论存在什么样的客观因素,两辆列车要追尾或者相撞,至少调度是一定出了问题的,这赤裸裸的人祸由不得人不心惊,何况我坐的那班车恰巧不仅晚了点,还超了员。

不过在中国,灾难本身永远不会是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或者说比起事故本身,官方对事故救援与善后处理往往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掩盖真相、制造谎言早已成了天朝的基因,这不是某个头讲两句话、或者某只手做几个动作就可以改变的。但掩盖真相远比查清真相要困难,制造谎言也远比说出事实需要更多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512,还是723,权力暴露的不仅是它的蛮横和伪善,还有愚蠢和笨拙。

那些一环扣不起一环的事实陈述、那些不用脑袋用屁股也能找出逻辑错误的托词根本没有一点精心编造的痕迹,只是占着手中的“二杆子”胡来蛮干,水平之低劣甚至不如传销这类江湖骗子。连谎话都讲不好,借用胡总在红帮90年大会上的提法,这“执政能力”确确实实是大有问题。

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我也很怀疑究竟能不能找到真正的真相,真相要靠细节的支撑,而细节或许从动车运营的第一天起就没有真正被重视过。

我对政府部门、国企的印象一开始随大流的——人浮于事、相互推诿、机构庞杂等等,后来我发现政府、国企的很多管理思想和制度部署之精当是远远超过大部分民营企业的,但问题是好的管理思想和制度部署并没有产生好的管理效果,这其中的关键除了众所周知的潜规则(如“三讲”之类,明面的意思是要加强学习提升能力,实际上在多数地方都转化为换人调整班子)之外,就是对细节的刻意忽视。

我曾经专门对比过政府的发文,我惊奇的发现,同一件事情,省级部门的文件在谈宏观讲原则,地市的发文在谈宏观讲细一点的原则,到了县区只是讲了一点更细的原则,而关键的措施、具体的做法却往往云里雾里,省、市的人说不清让问县里,县里的人说没交代请问省、市。推诿的事情是解不开的,细节的缺失也不好怪省、市、县的,毛病在体制,集权管控往往会让对上的迎合与对上的隐瞒结合在一起,为了自身的安全,任何节点上的人,都不会傻到把细节亮出来,细节有对错,而原则永远正确。这不仅是政府、国企的问题,也是所有采取集权式管控模式企业的问题。

而一旦没有了细节,管理的思想也好、制度也好都成了空架子,再好的思路与原则都会失效,小的错误或许可以掩盖,大的过失就会造成无法承受的灾难,这不是那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这架机器无可避免的Bug。

回到动车,如果说如何调度、如何救援乃至如何编一个好的谎言还在“术”的层面,那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人祸、该怎么样面对公众甚至该不该说谎就是“道”的层面的问题了。

可悲的是,如果说官方在动车事件上的“术”还可以称为“庸术”的话,那么其“道”只能叫做“无道”了,关于“无道”的批评文字已经太多,我只想讲,“无道”之源是“逆势”,自由、民主在一、两百年前就成天下之大势,而天朝红帮却还处处抱守专制独裁之遗旧。

长江商学院的校训之一是“取势、明道、优术”,我个人以为这是至理,我无法想象一家“逆势、无道、庸术”的公司可以成长而非死亡,国家、朝廷也一样,追尾的动车已经宣告了它的溃败,而已逝去的生命不会因90万的赔偿而被淡忘,该来的迟早要来,该滚的也早晚得滚。

我相信。

中医与科学

中医是不是科学其实是一个本该没多少争议实际上却吵翻了天的争议性话题。

中医当然不是科学,至少说,现在已经不是了。

以我浅薄的理解,科学首先是一种精神——客观、实证、不断探索;接着是一种方法——以客观的态度,按照明确的推理原则和逻辑方法,通过观察和实验收集数据、建立模型,并对假说进行不断的重复性验证,否定、确认或者发展;最后,科学才是一种结论。

但结论往往又受到时间、空间、人类的认识水平和验证手段制约的,知识总是在不断更新递进的,很可能过去的“科学”到今天看可能就不那么科学甚至完全是伪科学了。

典型者如地心说,尽管今天所有人都说地心说不正确、不科学,但大家仍然把创立地心说的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等称为科学家,这恰恰是因为托勒密建立地心说不是因为收到了神的意旨,而是经过了大量的观察、精心的假设和反复的数据验证,他们是以科学的精神在做着科学的工作,所以到今天几乎所有的物理学教材都还在说地心说能初步解释从地球上观测到的天体现象,或许可以说,在公元2世纪,地心说是“科学的”。

但2世纪的“科学”不是永远只以2世纪的观测能力、认知水平和实验方法来验证并要永远尊崇其“科学性”的。对人和事的评价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但任何的科学结论乃至任何的经验、知识都会在后世接受新方法、新问题的不断挑战和检验,比如把地心说从科学殿堂扫地出门的哥白尼日心说,到现在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科学”,而只是一个在太阳系“局部”正确的结论了,宇宙远远超出了人类现有的认知能力,可真正称得上是“浩瀚”而“神秘”了,而地心说也好、日心说也罢都只是人类认识宇宙的一个阶段而已,可能对了,也可能错了。

回到中医,神农尝百草、扁鹊创望闻问切、华佗开手术之法、张仲景启辨证施治、李时珍重理药学都可视为有科学精神的科学之举,如李时珍发现过往的医术药店里面药名混杂、对药物生长环境、药性等的记述多有不清晰的地方,甚至有些是以讹传讹的胡写乱记(如果是现在李时珍的看法肯定会遭致挺中医人士的炮轰),为此他才上山下乡如神农般亲试百草,并终著成《本草纲目》。

但和地心说、日心说一样,神农也好、李时珍也好,他们的医学并不高于他们时代的认知水平,勾股定理的数学是支撑不起微积分时代的医学的。而且检验中医的也不再是“2世纪”的认识水平和观测方法,经验和表面的“有效”将让位于更准确的以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为基础的生物化学和未来更新的科学。死抱传统、拒绝新知甚至同现代医学对立起来只会让结论已经不那么科学的中医彻底沦为“巫医”,所谓的中医捍卫者其实是会气死李时珍的。

换句话说能让中医摆脱消亡再次发展的,恰恰不是所谓的传统,而是现代科学。当然,科学会让中医的面貌越来越模糊而变得越来越像西医——准确的说是现代医学。其实无所谓中医、西医、南医、北医,医就是医,就像并没有中式数学与西式数学之别、中式物理与西式物理之分一样,中国价值、美国价值终归都要让位于普世价值,无论这个普世的价值发源于东方还是西方。

爱运动的人

中国人过节似乎只剩下两个节目了:一是吃、二是送礼。所以端午的粽子还没有完全消化干净,中秋的月饼却在盛夏便已经发起了第一波的销售攻势。

这不,今天早上刚刚进到办公室,电脑还没开机,阴阳水也还没倒上一杯,电话便如车震一般在裤兜里跳将起来。原来是一位在某酒店做会计的朋友,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年他们酒店扩大了中秋月饼的生产规模,销售上和往年一样依然是按部门按职务全员摊任务,但任务额比往年高出不少,像他这样的非销售部门副职,要完成的任务是10万。他还说,只要我有空,他可以立刻把宣传资料和月饼的小样送过,而他们酒店离我办公的地方有10多公里,在昆明,这已经是一个可以被称为“远”的路程了。

这样的电话这几年我每年都会接到若干个,全体总动员丢掉本职工作去卖月饼早已不是哪一家酒店特立独行的方法,似乎已经成了酒店业的惯例(至少是昆明),而这其实也不是酒店业独有的秘技,它甚至借来了一个专业词汇——“全员营销”。

为什么说是“借来”呢?因为真正的全员营销并非是让所有员工走上大街去卖东西,它更强调的是以市场为核心,各职能立足于自身职责与功能,充分协调、整合,给予营销、销售环节最无缝的支持,其关键不是群殴,而是系统。

形象地说,要吃的更好,全面的领略食物的“色香味”,不能只靠嘴,而必须“全员吃”:以耳朵“听”食物上桌时新鲜的质感(当然特指铁板牛肉、锅巴、醉虾等会发出响声的菜式),以眼睛“看”食物的色泽形态,以鼻子“闻”食物的气味,最后在以口试食物本身的味道。我想谁都不会夹根青菜塞进鼻孔、撕只鸡腿插进耳朵、舀勺鸡汤倒入眼眶的,那不是“全员吃”,那不是疯子就是超人。

但遗憾的是,尽管无论在Google还是百度搜索“全员营销”得到的结果大都是教科书般的解释,但在实际的运作里面,往鼻子里塞青菜的人远比用鼻子闻味道的要多得多,甚至还推而广之用到了各个地方,比如仇和仇书记在昆明推行的“全员招商”——给所有党政部门都下达金额不等的招商引资指标甚至作为各部门的第一政绩指标。我经常在想,如果我是一个投资人或者实业家,当我收到一张来自计生委或者妇联的名片,我是耐心的和他讨论几天项目建议,还是质疑这个城市管理者的专业水平,我是认可这个城市管理者不分岗位的敬业精神,还是怀疑他们的不务正业。

归根结底,“全员营销”、“全员招商”无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运动,而在中国,爱运动的人不止在体育场和健身房。运动是这个国家这60多年来最最看家的管理手段,所谓的毛式管理,最凌厉的就是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春天植树是一场运动,大炼钢铁也是一种运动,学习雷锋是一种运动,大型国企上市也是一种运动,生命不息,运动不止。

运动或许可以树立权威,却不可能让一个系统走上合理的轨道,运动是专制的生存方式,而专制将伤害的是所有人。

关于政商关系的吐槽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和一帮做生意的朋友一起吃饭、闲侃,如果不慎提到自由、民主、人权、政改这样的话题,总会有人跳起制止,并声称“我不关心政治,我只是做生意的,我关心的只是生意”。但往往其话音未落,席间便会热议起最新的朝中八卦,上至江太上皇的生死与18大阁位之争,下至当地某股级小科长的异动,甚至最基层公务员间或明或暗的恩怨情仇。

简而言之,生意人们或许真不热衷“政治”,但却绝对关心“权力”。

考虑中国的现实,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权贵又借“市场”之手瓜分了绝大部分生产之利,行政之手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却处处发威毫不松手,民营资本、民间企业的生存空间其实是由权力定制的,杨继绳先生为这种专制权威主义与残疾市场经济“恶性结合”的经济体制所起的名字——“权力市场经济”——也恰好形象地说明了这种体制下的生存法则:权力,第一位的是权力。

吴晓波在《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博弈》里说“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这其实是高抬了中国的民间企业,以专制权力之强大、“抑商”文化之根深,中国的民间企业是根本无力博弈的。从古至今,中国民间企业的生存状态无非就是在专制强权的阴影下苟且求生,权力放松控制扩大一点民间企业的生存边界时工商业便蓬勃兴盛,权力加强了控制、挤占压缩了民间企业的生存边界时,工商业也便急速滑落。

不用回溯更久远的历史,仅仅在几年前,中国社会还洋溢着向上的活力、涌动着创业的激情,其时最重要的经济与商业话题之一是“国退民进”中的正义性问题;而当公务员成为大学生的首先职业,当国资与权贵合奏出一曲“国进民退”的大红歌,曾经的活力与激情荡然无存,曾经的创业偶像马云甚至说出了一句“我愿意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由于商人“逐利”的天职与有产者(不论“产”的多寡)“求稳定”的天性,尽管商业的发展受制于体制、商人的利益遭到权力的掠夺,但反抗对商人阶层仍是下下之选,对待权力,整体力量弱小得多的中国商人阶层的选择往往是:要么“躲开”、“绕开”,要么“迎合”、“共谋”(这也恰恰是商人们更关心谁掌握权力而不追问自身“权利”的原因)。

当然,“躲开”与“迎合”其实并非两个选择,因为只“躲”是“躲不开”的,除非你永不做大以至于权力对你毫无兴趣。在更多的时候,“躲开”与“迎合”就是民间商人对待政府的“一体两面”,正如吴晓波描述的: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

典型者如史玉柱,作为其立足之本的保健品及网游行业尽管堪称暴利,却还只能算非关国计民生难入权贵法眼的“小生意”,这可谓“躲”;另一方面,他拼命唱“红”、卯足力气大拍体制马屁,还要拉上马云一起“爱国”,这可谓迎合,何况能让脑白金这类毫无保健作用的伪保健品以“礼品”的方式横行全国,除了天下无二的软文功夫,对中国“礼品文化”的深刻理解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而以“礼”为代表的利益输送不正是“迎合”权贵最重要的方式吗?

典型的行为如入仕,这也是自古的传统,以今天而言,实缺当然不可能,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工商联这类民主党派的挂名职务等等虚衔还是很容易弄到的,毕竟从政不是目的,求一“自己人”的身份才是核心,而权贵也极其乐意派发此类虚衔,正所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不过以利益输送为结合点、依靠商人的“躲开”与“迎合”形成的政商关系却无疑算不得一枚好果,比吴晓波说到的“经济成长丧失创新力”更严重的是行业往往会在如此的政商生态下走向扭曲,比如集中国之病于一体的房地产业;企业也会因自身境遇之苟且而行苟且之恶并导致全行业的道德崩溃,如瘦肉精、三聚氰胺、塑化剂笼罩下的食品行业。

但比起这些,伤得最深的,还将是商人自己。

一方面政商关系的维持全赖于献血般得持续的利益输送,而权利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如果支付宝变局的最终结果是马云真把支付宝献给了国家,我一点都不会惊奇,因为四大家族的逻辑、公私合营的逻辑、官倒的逻辑从来就没有终结过,反而早已发扬光大了。

另一方面商人的利益和能力都在经商而非弄权,以权利斗争的黑暗,陷得越深、死得越惨,一旦有风吹草动,首先被仍出来的往往就是这些依附者。史玉柱的鞋还是干的,黄光裕的却已经湿了,还好他淌到的水不算深,只是呛了几口水,也可算一幸运儿了,而郁知非、张荣坤诸位却再也没有明天了。

更糟的是,一旦权利体系崩溃,攀附权利的商人往往是最早也最大的受害者,比起无形的体制,他们是有形的发了“不义财”的有产者,比起在后面扯线的权利,他们是在台前为恶的木偶,比起还可以尊为政协委员的末代皇帝和国军将领,他们只是必须被打倒的地主和资本家。

这又是一个死局。

但从根本上说,依附“权力”不能全怪现实,争取“权利”也绝非自杀式的空想,“权力”与“权利”只是短期利益长远风险与现实风险长远利益的利益计算。

我突然想起《十月围城》中的李玉堂,这位虚构的企业家在体制下的境遇其实并不弱于今天不谈政治的同行,但他知道未来是什么,自己要什么,该做什么,比起马云辈,他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人。

再次说到马云,再次说到支付宝

一、有关契约

让我意外的是,在最近因支付宝股权重组引发的风波中,“挺马”的人居然有那么多。

我不知道那些“挺马”的朋友里面有多少是买过阿里巴巴(HKG 1688)股票的,现在还继续持有的人又有多少?作为一个曾经买过阿里巴巴股票的小小股民,我庆幸的是我早就抛掉了那些股票,这样至少我现在不用担心哪天马总再次先斩后奏像终止支付宝“控制协议”那样,祭起“国家安全”的大旗、拿出“100%合法”的原则把阿里巴巴1688的“控制协议”也终止掉,不然看着电脑上跳跃的数字瞬间归零,你说我是去搞条绳子、找把剪刀,还是去学杨佳、钱明奇那样磨菜刀、制炸弹,或者像史玉柱那样为马总的爱国行为唱上一首红歌?

这句话当然近乎玩笑了,理性的选择是先看看马云开出的补偿条件。相信和这次马云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与雅虎、孙正义间的补偿谈判一样,宣称要建立“新商业文明”的马云肯定也会给予所有股东包括中小股民补偿,但问题有二:一是一个甚至一群小股民怎么可能具备雅虎、孙正义那样的谈判实力,何况就算是雅虎、孙正义,不也被马云批评为自私自利,当他们不以“阿里巴巴大部分人的利益,也就是我(指马云)的利益”为根本来考虑问题时,一切的损失在马总眼里皆因自作孽;二是和拆迁类似,有房子在,或许还可以做“最牛钉子户”,假如房子已经被强拆了,掌握谈判主动权的只会是马云,何况他“不完美但是正确”的行为不仅“100%合法”,而且合乎国家安全。

当然补偿谈不拢,还可以上法庭,而理由也只肯定不外乎这一个——违反契约。

就像我相信人权高于主权一样,我也相信在经济和商业领域里契约与产权是高于其他东西的,契约与产权就是经济与商业的自然法。如果一个人违背了契约或者侵占了他人产权则必然违法(何况是以违背契约的方式侵占他人产权),如果一项法律或者一个政策(及其执行效果)与契约及产权的精神相冲突的话,那么要检讨和修正的不是契约与产权,而是法律与政策。

二、有关安全

在马云发给胡舒立的短信及他在媒体沟通会的发言里,他连篇累牍地讲了一个问题——“国家安全”,他甚至感叹到“我第一次对国家央行有对未来国家安全考虑而敬重”。

那么支付宝的支付数据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财新网的《支付宝考验》和易凯资本CEO王冉的《制度之责与马云之错》都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他们给出了一致的意见——影响不大。王冉还进一步假设,“就算支付宝真的掌握了关乎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的核心数据,那么这样的数据似乎应该交与政府掌管,而不应让一个由两个自然人发起设立的公司成为它们的实际拥有者”,当然,马云已经放出话来“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尽管这话听起来与善于言辞的马总说过的另一些话是一个味道。

而且从商业上我也很难理解马云的这些话,就算淘宝不考虑海外的拓展(其实已在开拓日本市场),阿里巴巴也是有大量海外客户的,现在马云宣布他的公司和某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那么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民众会怎么看待他的公司,如果说央企、华为的海外并购频遭抵制是因为他们不可改变的背景,那么马云就是在自己给自己的未来设置障碍。

对比一下联想吧,说爱国,老柳可真是发自内心的,“产业报国”在他那里可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但国际化了的联想却迅速将其使命“去国家化”而调整为了世界性的主题,比如“创造世界最优秀、最具创新性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获得更新、更好的技术”等等,主动融入世界的联想是不会被排斥的,所以它刚刚完成了对NEC的收购,就又顺利的并购了德国公司Medion,而所有的评论都只讨论联想的战略与竞争的格局,而未见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

回到安全,实际上安全并非不重要,反而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这里说的安全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个人安全。

和对国内邮箱、IM的态度一样,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支付宝能给我什么真正的安全,国家安全可以随意的查看一个人的邮件,也就可以随意利用一个人的支付信息,当一个企业和所谓的“国家安全”如此紧密的捆绑在一起,被国家安全掩盖了的个人安全,总会让人觉得那么的不安全。

如果把诚信和安全看做支付行业的两根支柱的话,那么马云这次不但一脚踢飞了其中一根,还顺带让本就不很结实的另一根看起来那么的摇摇欲坠。

三、有关VIE

由马云“爆料”而掀起的关于VIE的讨论多少有些不痛不痒。

VIE的支持者大多强调VIE结构对中国互联网及创新行业的巨大贡献,但却每每卡在马云讲到的“完全合法”,因为有没有作用和违不违法是两回事情,不管VIE产生了多少正面的作用,但它的本质就是绕开法律。

而反对者呢,除了举着“100%合法”的大旗在道德层面诈唬一下,又实在是提不出什么可行方案既代替VIE又维持相关行业的正常发展,如果用马云最新出炉的“合法、透明、健康发展”的商业三原则作为标准,那么有了“合法”,几乎就断送了“健康”。

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VIE的错与对,而是互联网、新闻、支付等领域外资究竟能不能进入。如果不行,那么VIE也不行,如果可以,其实又何必搞什么VIE。

现在的局面很类似1978年的小岗村,18个农民已经按了血手印把田分了,而事实又证明不分是不行的,那是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身份,确认分田到户有理,还是回到人民公社,挑开潜规则并不可怕,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才是关键,上一次选对了,这一次呢?

如谢文在微博上所说“这轮进攻已经触及改革开放的底线了。三十年努力可能毁于一旦,或者毁于一事”,但这已经不单单只是勇气与智慧的问题了,它涉及意识形态、涉及权贵利益、也起决于官方的改革动力,但这已经是任何人都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了。

比如VIE的支持者,明知问题的根源其实是外资禁入的政策和过度监管的体制,却只在VIE的合理性上进行争辩,《创业家》甚至在其《关于VIE的看法》中呼吁“不要引发政策之争”,在红歌高唱、国进民退整个政治经济都全面左转的当下,求得政府对现状的默认肯定是更安全的做法,一旦刨根问底不成,伤得最重的肯定是企业和它的用户。

又比如央行,从财新网在《支付宝考验》中提供的信息来看,在外资是否可入、VIE是否可行的问题上,央行又打起了其擅长的太极拳。央行相关人员给财新传递的信息——内资可拿牌照、外资可走国务院审批通道、VIE的事以前不了解现正在研究——以其说是央行给外资进入留出了空间,不如说是央行给自己留出了空间,因为现实是没有一家企业是以外资持股身份走特别申领牌照的,把这些关乎根本的问题搁置起来远比卷入漩涡要好,毕竟十八大在即又有稳定高于一切的天条,维持现状才是最好的选择。

真正尴尬的人是马云,在业内固然是千夫所指,送给央行的黑锅又被原包退还,而他提出的、或许可以促成又一轮开放的问题,却很可能随着时间被河蟹得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个故事——关于他为了私利而拍给体制的一个马屁。

四、有关马云的决策

在马云发给胡舒立的短信里有这样一句:“评论者注重的是评论本身,而当事人必须关心正确的方向和用正确的方法把事做完了才考虑参与评论。”

这句话的一个潜在意思是评论者评论完就完了,就算错了也只要承担评论错了的责任就可以,而当事人必须为事情的全部负责;评论者可以只在理论和道义上进行分析,而当事人必须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寻找可行的方法。

不少人说由于政策本身的模糊,VIE结构在国内的既成事实普遍存在,加上支付宝的规模,就算支付宝以VIE协议控制的模式申领牌照,央行也必将进行慎重的考虑,协议控制不会有问题。

但不可忽略的是中国政策的解释与执行往往又有很大的随意性,用老罗的话说,他可能10年不查你一次暂住证,也可能1天查你10次。除非你是红到牙齿的太子格格,不然谁又敢肯定自己对政策口径的把握100%准确,谁又敢拍胸脯肯定马云所说的央行明确告知支付宝要获取牌照就必须内资化而且不能存在协议控制不是事实?

批评马云容易,但把你我放到马云的位置上去,谁又会拿自己的企业去做政策的试金石?

中国的民营企业,包括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在内,面临的生存环境是残酷的,除了资源被政府高度垄断之外,还有诡异的政策环境——严厉的行业准入、过度的监管、不完善而又模糊的政策、随意的执行和深入骨髓的腐败。

诡异的政策环境让本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显得更加脆弱,市场规则受到漠视,短期利益被无限放大,而这些恰恰是企业理性决策的天敌,却也恰恰容易成为企业恶劣决策的促因。

马云错了,错不在目标与方向,无论是支付宝要取得牌照,还是要从雅虎手中夺回阿里巴巴的绝对控制权,而在于其借着政策环境之乱,只求利益而漠视基本规则的做法。

还是我在《从迪伦到支付宝》中写的那句话:

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如果只看到个体的恶而不去找体制的恶因,那么恶永远不会消除;但如果只是把所有的恶归咎于体制造成的环境,而不去追问自身的从恶、助恶、行恶,还把从恶、助恶、行恶视为现实的生存之道甚至称之为成熟,那么恶最终将让每个个体都成为无可救赎的受害者。

五、有关社会责任

关于马云之错,我觉得王冉的话讲的最到位:

“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他本来完全有机会选择通过捍卫公司治理的原则和底线从而推动监管部门对过度监管做出某种有利于中国产业和经济长期发展的局部修正,但实际上最后却选择了触碰这样的原则和底线同时还顺带把所有采用VIE结构的中国公司悬在了半空。”

马云是最爱讲“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之一(也可以说是把“社会责任”讲得最深刻的中国企业家之一),而企业、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较高的层级(也是当前中国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呼吁政治体制的改革、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但马云说他不关心政治。

谁他妈关心政治?

只有捧体制臭脚、给芝麻绿豆都贴上“国家安全”标签、口口声声理解了政府的苦心的人才他妈的关心政治。

蜘蛛侠说“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马云却做了相反的事,他曾经是我尊敬的创业偶像,也因此,我希望有一天他会后悔。

从迪伦到支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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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为迪伦中国巡演画上句号的不是香港站,而是5月13日迪伦发在他官网上的一篇名为《To my fans and followers》的声明。

在这篇声明里,迪伦讲述了他在中国演出的真实情况,反驳了一些虚构的报道,特别对传闻中因文化部不发放批文而导致原本2010年就可进行的中国巡演流产一事进行了澄清。

迪伦说,事情都是一个中国演出商(更准确的说是一个台湾商人)搞出来的,他在未经迪伦同意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宣传,甚至印制了门票并和一些团体签了约,而当时迪伦其实并没有来中国演出的打算。后来事情黄了,这个演出商便声称演出未能举行是因为文化部驳回了迪伦的演出申请,以此推掉所有的责任。

关于这件事,我曾在《又闻迪伦到中国》一文中写过,正是由于严厉的言论控制和以审批制为特征的演出市场垄断,无良演出商的谎言才得以掩盖真相,“什么样的鸡就下什么样的蛋”,能黑流氓的多半是另一个流氓。

这件事让我联想起了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件事——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支付宝股权转让,一出雅虎和阿里巴巴团队联手表演的活报剧。

按雅虎的说法,支付宝的转让并未得到阿里巴巴董事会及股东的批准,作为阿里巴巴大股东的雅虎只是在交易完成多时后,才于今年3月31日“被告知”的。

支付宝也随即发表声明,反驳了雅虎的说法,称根据央行制定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了确保支付宝可以在国内拿到第三方支付的牌照,将支付宝70%的外资股权转入到一家独立的中国公司是早在2009年7月进行的阿里巴巴董事会上便确定了的事情,而当时雅虎是在场的。

我个人觉得阿里团队的说法更为可信一点,理由有二:

其一,马云不敢。如此重要的交易如果没有董事会和雅虎、软银两大股东的认可(至少是默许),马云的擅自操作就算没有触犯法律,也是在拿阿里巴巴的股价及淘宝、支付宝的上市前景开玩笑。更可能的情况是在09年7月的董事会上讨论了支付宝中资化的原则与框架,并确定了第一步(09年8月)交易的具体方式与金额,而对第二步的交易则只有一个大致方向而没有具体的细节,但在实际的操作中,马云却以这份董事会决议把已明确的第一步和还含糊的第二步都做了,其结果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其二,也是更根本的原因,没必要。央行关于外资不得介入第三方支付的政策雅虎方面肯定也是清楚的,尽管央行表示对于外资背景的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开放政策正在制定之中,但和中国的其他事情一样,这样的表态是不靠谱的,没有任何企业敢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这种没有时间表又难测深浅的政策上。对雅虎而言,尽管它不愿意支付宝划出阿里巴巴集团,但它同样不能接受支付宝因失去牌照而无法在中国这个核心市场经营并进而引起淘宝的动荡,让支付宝从阿里巴巴集团的下属企业变成关联企业也几乎是雅虎唯一的选择,在雅虎与阿里团队因控制权之争而越走越远的情况下,雅虎现实的要求或许只是一个合理的收益补偿而已了。

![2665_1[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5/2665_11.jpg)

真正的问题就出在“合理”二字,无论以什么估值方法,支付宝的交易金额3.3亿都显然是一个低得离谱的价格。看似合理的解释似乎只有避税,内部交易、关联交易通过故意做低交易价格来规避税收及财务费用自然是通行的做法,但雅虎与马云,尽管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但早已是两家人,“避税”的结果仍然是雅虎受损,马云得利。

无论如何辩解,雅虎在支付宝争夺中的被动与失控已显露无疑,这既是引起雅虎发飙的真正原因(所谓困兽犹斗),也是投资人对雅虎失去信心并致使雅虎股价大跌的根本原因之一(另外一个核心原因,我个人认为是拖延信息发布,比起丢失了一个核心资产,缺乏控制力又不够诚实的公司更令人失望)。

雅虎输了,但马云也没有赢。

无论把此次支付宝的交易称为“巧取”还是“豪夺”,马云都确确实实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尽管马云可以拿着央行的《办法》说事,但3.3亿远比《办法》更能说明问题,“马云欺诈雅虎”几乎是美国财经媒体对这一事件最主流的解读,而投资博客The Reformed Broker发表的一篇名为《The Red Collar Crime Wave》的博客更是流传甚广。在文中,博主Joshua Brown以此次支付宝交易为例讲述了中国公司的欺诈行为,并建议所有的投资者抛售中国公司的股票(文中提到的公司还包括新浪和百度)。

尽管从Joshua Brown的文章里面挑出偏颇的地方不难,但偏见不是一天形成的,“Made in China”山寨、低质的名声也不是一天筑成的(纵使并非所有的中国制造都是低质的),如果有违公平交易的事件一再发生,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环境下,投资人是会用脚来说话的,而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支付宝既不可能永远不上市,更不会选择在上海、深圳上市。

最新的消息是马云已经邀请雅虎和软银对支付宝交易一事再度进行协商,相信协商的结果一定是一个总额接近合理但形式多样的补偿方案,不过这既无法挽回雅虎已成的颓势,也很难扭转投资者对阿里团队已发生微妙改变的看法。

总结马云的失误,其实不在于他夺取阿里控制权之心,而是他过度地利用了第三方支付行业外资禁入这一政策带来的优势,如同试图运作迪伦巡演的演出商过度地利用了演出审批制的恶名一样。

栽赃的谎言终有被揭穿的一天,借刀杀人者也不可能永远把责任推到借来的刀上。

不过让我把迪伦巡演与支付宝交易联系起来的还并非马云与演出商行为的相似,而是和被演出商栽赃的对象其实很脏一样,马云借来的刀也不是什么好刀。

由央行制定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中国其他的经济政策一样,都是号称要来规范市场、促进市场发展的,但甚至不需要深入地分析这个《办法》的具体条款,只看一个表面的现象,就可以窥到这个文件真正的成色。

在《办法》出台前,国内几乎所有的第三方支付产品都是外资背景的,无论支付宝、财付通,还是市场份额小得多的易宝支付、拉卡拉等,而且在这个领域也并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恶性竞争事件,而且用户支付的安全也基本可以得到保障,……。

如果严格执行央行的规定,这些企业要么退出中国市场,要么被有牌照的公司收购,要么如支付宝般进行重组剔除外资股份,当一个并不坏的市场里面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因一个政府文件而要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甚至直面生死存亡的时候,就很难说这个政策是在规范市场了,其实它就是在破坏市场。

可以预料的是,《办法》执行的最终结果就是建立起一个政府主导的第三方支付市场——“国进民退”,而关于这个词的那些事已经用不着再多说了。

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如果只看到个体的恶而不去找体制的恶因,那么恶永远不会消除;但如果只是把所有的恶归咎于体制造成的环境,而不去追问自身的从恶、助恶、行恶,还把从恶、助恶、行恶视为现实的生存之道甚至称之为成熟,那么恶最终将让每个个体都成为无可救赎的受害者。

在史玉柱发出那条让马云联合有关部门夺回阿里控制权的微博后,@苏小和评论说“没有什么吃惊的,史玉柱这样的人,他的方法就是两点:忽悠无权无势无知的底层消费者;用所谓商业的小点子大拍体制的马屁。爱国主义只是史玉柱们的遮羞布。我把话撂在这里,史玉柱如果继续不认识商业的自由交换精神,还会栽跟头”。

对马云而言,如果他也继续不认识商业的自由交换精神,他借来砍雅虎的刀最终也将砍到他自己身上。

与流氓共舞的“非死不可”

教人做PPT的秋叶老师在新浪发了一条有争议的微博“在当下的中国,商业之道只有一条:学会与流氓共舞”,后来他为了给这句话做辩解在其博客发了一篇题为《你永远也不可能打败一个纯傻逼…》的文章,暴露了他的真实意思其实是“在当下的中国,商业之道只有一条:变成流氓”。

虽然他的真实意思透着世故的恶心,但我觉得“与流氓共舞”这个提法还是挺有道理的,一则在当下中国,大大小小的流氓林林总总,你的供应商可能是流氓,你的合作伙伴可能是流氓,你的客户也可能是流氓,就算他们都还尚属纯良,你也绝对离不开那个无处不在、无事不管的政府,不搞懂和流氓共舞,要么别开张,要么快关门。

二则“与流氓共舞”并不意味着要变成流氓,尽管在现有体制下,这很难,但不耍流氓的企业更能把精力放到企业真正核心的、根本性的事情上面去,只要能挺住,不是没有苦尽甘来的机会。但要出淤泥而不染,其前提恐怕也得先搞清楚流氓是怎么玩的,再研究出一套和流氓共舞的方法,否则要么难以坚持,要么近墨者黑。

写上面这段话,意不在反驳秋叶,而是因为近来盛传一条消息:Facebook即将通过与百度合作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众人眼里品学兼优的优等生要和公认的流氓共舞了。

![5iEA1[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5/5iEA11.jpg)

如果单看市场和竞争环境,Facebook是无需合作伙伴的,中国的社交网络的成熟度远不及微博,无论是用户数量还是商业价值都还有巨大的开发空间,同时这个市场里面的两大主角——刚刚上市的人人和准备上市的开心不仅离统治这个市场差得很远,还在微博和Qzone的夹击下疲态尽显,而Qzone,尽管已成为中国社交领域遥遥领先的老大,但它进入社交领域多少有些半推半就,而非全力投入,它依靠QQ建立起来的领先地位并非牢不可破,何况它还面临着虚拟转实名这样的根本性难题。

Facebook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政策,这也是有关Facebook进入中国的各种报道里面反复分析的问题。Facebook显然吸取了Google的教训,它通过寻找一个中国伙伴来负责内容审查及政府公关。抛开技术与道德因素,挑选一家政府信任的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这本身就是Facebook向中国政府传递的最大“善意”,这几乎是Facebook可以找到的进入中国的最佳路径。

在Facebook的绯闻合作伙伴里,除了呼声最高的百度,经常被提到的还有阿里巴巴和腾讯。比较这三者在内容审查经验和政府公关方面的能力,其差距是很细微的,所以Facebook对合作伙还伴的最终选择将考虑得更多的应该还是商业因素。比起手握用户的腾讯和掌控着流量分配大权的百度,阿里毫无疑问是最没有竞争力的,而腾讯和Facebook存在着过多的竞争,尤其是在极其核心的用户资源上的竞争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如果最终和Facebook达成合作协议的不是百度,才真正是令人意外的结果。而且与百度合作也可以进一步打压Google——在中国这个Google放而难弃的市场,而Google正是Facebook最大的竞争对手。

不过对Facebook中国版而言,不是Facebook的产品加上百度的流量支持及政府公关就万事大吉了,困难的不在于怎么进入中国,而在进入中国后怎么做。

从商业层面上来讲,表面上最大的挑战的是如何与QQ空间竞争,实质性的问题是如何适应中国用户的习惯并带来使用体验上的提升。劣币驱逐良币的故事之所以屡屡在中国上演,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国外的公司对中国用户特别是大多数的普通用户的特点和习惯研究的不够透彻,有好的产品却没有合适的卖法。比如Facebook首先要适应的或许就是中国用户不爱原创独爱转发的习惯,而也这可能是Facebook坚决要把中国版与Facebook全球连通的原因之一,在与中国同行的竞争中,全球性的用户与内容(运用)资源确实是Facebook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不过真正的挑战仍然是与政府的关系。比起少量的政治性敏感内容,Facebook与生俱来的“促进沟通与开放”才是真正被忌讳的,特别是考虑到它在年初突尼斯与埃及的事件中产生的作用(尽管并非Facebook主动为之),就算有了百度这样的合伙人,就算Facebook做出了种种关于内容审查与屏蔽的承诺,只要中国版和国际版是连通的,官方的戒心就不会减轻丝毫,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等待Facebook中国版的或许是一个比当年针对谷歌更严厉的监管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Facebook在中国的成败其实并不决定于它自己,无论它做出什么样的妥协,最终的结果还是得看别人的脸色,就算它最终放弃中国版与国际版连通的计划以顺应官方打造大局域网的趋势,它依然要面对可能出现的政策性的限制甚至压制,毕竟对官方而言,听话的腾讯、人人、开心显然都远比外来的脸谱让人放心;何况放弃与国际版连通也意味着它主动放慢了追赶QQ空间的步伐,在恶劣的市场环境下,这甚至会产生让Facebook沦为一个陪衬的风险,这显然不是Facebook下决心进入中国希望得到的结果。

要在中国这个舞池避免“非死不可”的命运,Facebook必须清醒的是,和它共舞的对象就是这个舞池里真正的大佬,想跳好这支舞仅仅借助百度这样的流氓小跟班是不够的,它不仅需要更加谨慎,更需要更多的智慧。

按马云的讲法,他们也可以说……

尽管我始终觉得马云既善于作秀,在价值观等问题上又很虚伪(参见《马云的公开信》),但他在4月27日由淘宝组织的媒体沟通会上的讲话还是又一次震撼了我,马总慷慨地说:

“淘宝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假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淘宝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假货了?我们只是一家公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一个骗子,我们明知道这家伙就是在造假,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把他投进监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按亲爱的马云同志的讲法,李彦宏也可以说:

“百度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盗版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百度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盗版了?我们只是一家公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一个小偷,我们明知道这家伙就是在盗版,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把他投进监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马云的好朋友牛根生也可以说:

“蒙牛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毒奶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蒙牛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蒙牛了?我们只是一家公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奶源,我们明知道这家伙就是在添加三聚氰胺,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把他投进监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甚至远在非洲的卡扎菲也可以说:

“利比亚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专制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利比亚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专制了?我们只是一个小国,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就是“五不搞”的结果,我们明知道这就是极权,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废掉,因为宪法没有给我们这个权利。”

山寨与创新——从Flipboard说起

毫无疑问,Flipboard是最棒的Ipad运用之一,它充分发挥了Ipad的特性,以杂志化的阅读方式提升了Twitter、Facebook、Google reader及其它提供Rss的互联网内容的阅读体验。对我而言,Flipboard不仅是最常用的阅读工具,也是炫机时必备的法宝。

和以往的故事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成功的国际性互联网运用背后必然有一群中国模仿者,Flipboard也成功也为它带来了不少产自中国“山寨兄弟”,比如博众资讯、鲜果联播,以及受欢迎程度最高的Zaker。

先简单的对比一下Flipboard和Zaker:

1、Logo

![FlipboardLogo[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4/FlipboardLogo1.jpg) ![Zakerlogo[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4/Zakerlogo1.jpg)

2、封面

![Flipboard1[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4/Flipboard11.jpg) ![Zaker1[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4/Zaker11.jpg)

3、导航页

![Flipboard2[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4/Flipboard21.jpg) ![Zaker2[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4/Zaker21.jpg)

4、阅读界面

![Picture%2010[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4/Picture20101.jpg) ![Zaker3[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4/Zaker31.jpg)

无论从外观还是功能,两者的差别小到如果抹去两款运用的名字和Logo,就很难分辨出这是两款不同的运用,不得不承认这的确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Copy2china。

其实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中文版的Flipboard,Zaker仍然是有意义的,在Flipboard提供较充实的中文内容之前,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中国这个大局域网真正和互联网互联之前,Zaker仍然可以列入装机必备的名单,何况至少到现在,Zaker也还没有露出那些中国山寨货通常都具有的让人倒胃的恶趣味(很不幸,在我截图的时候发现Zaker开始用封面做广告了,而且图巨难看,见上图)。

不过拿Zaker与Flipboard进行更细致的功能对比并没有多大意义,其结论无非是再一次证明了山寨货的品质虽然不如原装货,不过山寨货贴近国情,在中国又一次取得了胜利(在Itunes Shop中国区Zaker排名高于Flipboard)。但那Zaker与Ipad上另一款新闻/阅读运用Zite进行对比,就真正让人汗颜了。

说起来Zite也是一个Flipboard的学习者,看一下Zite的阅读界面:

![Zite1[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4/Zite11.jpg)

尽管在美工风格上和Flipboard略有区别,但这依然是Flipboard的套路。

但做一个号称“Flipboard第二”的山寨货显然不是Zite的目标。它借鉴了Flipboard的杂志化的界面,采用的却是与Flipboard完全不同的内容编辑模式。Zite根据用户关联的twitter及GR来判断用户的阅读兴趣并进行内容的推荐,而且它会根据用户对其推荐文章的评价(Yes/No)来改进推荐的结果。如果说从内容的获取方式上看,Flipboard仍属于老式的RSS阅读器,那么Zite就可以算是一个社会化的推荐阅读工具了,除去相近的阅读体验,Zite完全就是Flipboard这个根上开出的另一种花。

对比Zite和Zaker,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创新与山寨的区别不在于对别人的学习与模仿,甚至在很多时候,学习的深度也将决定了一个产品究竟是创新的、还是山寨的。

以Zite为例,它对Flipboard的分析与研究肯定不止于外观与功能,而一定是深入了Flipboard的商业逻辑和战略布局,它看清了Flipboard的优势,也看到了Flipboard留出的空间,所以它照搬了Flipboard的精华,却又可以从容的在不同的定位上建立起不一样的产品模式,创新不一定是石破惊天的,更是不断的积累由小变而大变的。

很多时候,创新与山寨的差别仅仅是是不是多想了一点,是不是多深入了一点的区别,而这个区别让Zite和Flipboard成为了两个相互不能代替的精彩运用,而Zaker,则是随时可以抛弃的那一个,这也就是创新和山寨对使用者的区别。

三说瘦肉精:从收入分配看瘦肉精

一、

上个礼拜在好朋友家包饺子,我们一边聊着主人采购的猪肉有没有瘦肉精,一边说起芹菜白菜牛肉猪肉汽油柴油不断上涨的价格,一个做公务员的朋友连连感叹“现在物价这么高,部队都又加工资了,而我们已经三年没动过了”。物价上涨、收入不变造成的实际收入下降大家都有感受,我这个朋友又面临着装修、结婚这些特别花钱的事情,有多一点的抱怨完全可以理解。

仔细分析我朋友的话,我发现他的抱怨来自两方面:

1、长时间收入没有增加,而且相对于物价水平,实际收入下降了; 2、相对于参与收入分配的其他群体,他分得的比例下降了,也就是相对收入下降了;

用那个著名的“切蛋糕”理论来说就是,眼看着蛋糕一天天大了起来,但自己分到的还是原来那么大一块,而隔壁邻居手里那一块却明显的大了起来,其他的东西也都变贵了,自己手里这块,越来越不像一块蛋糕了。

当然我朋友有应对的办法,早两年他喜欢彩票,现在则热爱上了股票,尽管下一轮牛市何时会出现仍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仍然每天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看盘和探听各类大道小道消息上,堤内损失堤外补,总得想点办法。

 

二、

去年南方周末网站曾经转载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表示,中国已基本具备条件,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文中提到的另一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对苏所长的“倍增计划”表示认同,并进一步提出“政府不能命令企业涨工资,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率先增加公务员工资,并带动企业等社会阶层向政府部门看齐”。

怎么理解这个收入倍增计划呢?

记得以前电视报纸经常宣传的是,蛋糕还小,大家努力,先把蛋糕做大,这个逻辑是以少以小来回避如何分配才公平合理;当蛋糕终于有点规模了,专家又告诉大家,“放心,花个5年时间,大家手上的蛋糕可以多出一倍”,这就是以多来回避如何分配才公平合理。而始终回避如何公平分配的结果就是在蛋糕仍然还不算大的时候,收入分配就已经失调。

至于杨专家开出的药方,就有点诡异了,他指着属于大家的蛋糕说,这蛋糕是我们政府公务员的,政府先分给公务员,你们其他阶层的人看着我们分了以后,努努力,学着我们,自己做一个去分去。说出这样话的人,很难说是脑子的有问题还是良心有问题,蛋糕再大,被你分完了,其他人还能分到什么?

当然比起其他雷雨滔滔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杨研究员的这番话算不上大雷,毕竟他确实说对了一点,政府没有权力去干涉加不加工资这类企业的私事。但政府确实有义务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而在中国,造成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又恰恰都和政府有关:

1、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生产资源和大部分高利润的行业,大部分民营企业和个人只能在利润率较低的行业或者产业链下游讨生活; 2、相对于糟糕的公共服务而言过高的税负水平; 3、由权力及资源垄断产生的寻租,而且“租”几乎已经和税一样是众人皆知的公开的存在了,更厉害的是,税还可逃,“租”绝难省。

由此,分配制度的改革直接触及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算得上是改革的深水区之一,看看温总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关于收入分配的段落,其提法已从2010年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变成了今年的“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道路之崎岖可见一般。

对普通的小老百姓而言,以其等待天上掉馅饼的收入分配改革,不如学我朋友一样多开几条财路,尽管选择并不多。

 

三、

说起增加收入的选择。很多中国企业的答案是做假账,这不是说国外的企业就不做假账,但普遍如中国的,恐怕还不多。

促使企业去做假账的直接原因是企业本身的低利润(形成的原因也就是上文提到过的造成收入分配失调的那个两个因素),对很多小企业而言,他们资源有限、渠道有限,哪怕它再努力,也不可能突破其在既有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位置,不少时候,如果不逃税,这一年就白干了。

但有趣的是,税务机关也明白这个道理。由于作为裁决者的税务机关永远是掌握主动权的,放企业一马不仅带来“租”,更可以稳住税源,对政府也好、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好、对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好,都是有利的;如果刚正不阿,只能是鱼死网破,逼得企业关张事小,税源丧失事大。因此只要别玩得过火,写几篇假账,溜掉一点税金,早成了彼此的默契。

这就形成了一个神奇的景象:执法者知道完全守法的人是很难生存的,因此执法者默认违法行为的存在,这已经成了这片神奇土地的又一个潜规则。

如果把这个潜规则写成一个故事,名字就该叫《流氓是怎么炼成的》

 

四、

最后说说瘦肉精,它的故事整体上和做假账的故事并无区别,要补充的只有下面几个小材料:

1、在像养殖业、食品加工业这样低投入、低技术、低利润又充分市场化了的行业里面,能够降低成本又提升品质,最终增加收入的方法很少,使用瘦肉精就是其中之一,可惜的是现有可以做瘦肉精的物质在安全性上都存在一点问题(参见《瘦肉精》),但我依然很难想象绝大部分农民在最初开始使用瘦肉精时,就知道瘦肉精对人体有害,也许他们中的不少人,到现在都不知道;

2、农民是整个收入分配中最受损的群体,统购的粮价当然远远低于粮食应有的价格,市场化了的蔬菜禽蛋价格产生的收入也低于农民应获得的收入;

3、去年到今年的食品涨价潮中,各地方政府都采取了近乎压制的方式控制价格,而农民及参与食品批发零售的群体的生产成本、生活成本其实已大幅上升。涨价潮中固然有借风乱涨的部分,但总体而言,对价格的单纯压制,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收入;

4、瘦肉精制造的问题如此之多,真正被打的只有双汇这个典型。

再说瘦肉精

在《瘦肉精》这篇博客里,我提到了一个观点:导致瘦肉精滥用的一个原因是监管失效,比起被查处的风险,使用瘦肉精的获利仍然高出很多。但监管是怎么失效的,因为问题太过于庞大复杂,超出了我的能力,在文中也就没有展开,今天有朋友在MSN上和我讨论起这个问题,并说腐败是导致监管失效的关键原因,这当然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这里就再借瘦肉精讨论一下腐败与监管。

经过经济学家们多年的布道,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道德,而是权力的寻租,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了腐败。而关于中国的腐败,杨继绳先生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更进一步地写到“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和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的恶性结合,使得中国社会空前腐败”,不过我觉得杨先生的表述有两个不大不小的缺憾:

其一,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恶不在于唯利是图,而在于这个市场仍然是个政府垄断资源操控一切的伪市场,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权力中心谋取利益的手段,权力与伪市场的合谋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市场;

其二,忽略了人情和关系。前几天,我和我一个在大型国企供职的朋友一起吃饭,他说起他的一个项目伙伴,“那个人上来就谈钱、算账,不处朋友,不喝酒,这种人能和他谈什么事情”,可见在中国,不少时候,做事靠的不是契约而是人情,讲的不是合同而是关系。腐败和人情的结合,让腐败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腐败也借人情这件外衣变得温柔,变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东西;同时腐败也由人情日常化了,比如逢年过节奔走送礼的人可以让相关的路段比平时拥堵十倍,而去送礼的人未必需要在这个时候解决什么问题,只求“礼轻人意重”,或者避免“平时不烧香,难时佛不帮”。

由此,缺乏制衡的权利、伪市场、人情与关系结成了一张大网,中国的腐败已不仅仅是制度性的,它还是社会性的,不过整个腐败过程依然是以权利为核心来运转的,腐败的逻辑不是小偷的逻辑,而是权利的逻辑。

回到瘦肉精,腐败当然是存在的,交情也是要谈的,在监管中打小放大、避重就轻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不过我们只能说腐败纵容了瘦肉精的滥用,但很难说是腐败导致了瘦肉精的滥用,因为不受监督的监管者是可以根据他的意愿来判断一块猪肉是否合格的,用来寻租换钱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更不是鉴定猪肉的标准,只有脑残的监管者才会先去教唆厂商先把产品做得不合格,再去收取贿赂,然后放厂商一马的。

而且中国的企业也知道,哪怕自己的产品确实过得硬,如果不去和相关的部门搞好关系,除非这个企业太小以至于提不起官员的任何兴趣,不然要在你的鸡蛋里挑出点骨头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促使企业去和相关的部门、官员搞好关系的原因不在于违法使用了瘦肉精(至多是在使用的时候胆子大了一些、气足了一些),而在于相关部门、官员拥有的绝对权力。另一个对企业而言残酷的客观事实是,当真正发生了大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保护伞并不是牢靠的,三鹿已经死了,蒙牛和双汇尽管因为种种原因活了下来,但也仅仅是活了下来。“墙倒众人推”,就算一起拿过你的钱,现在也绝对不会再收了,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一个官员会为了一点钱去拿政治生命救一个犯了众怒的企业的,乌纱帽是稀缺的,捞钱的机会没了一个还会生出来大把。

所以我的结论是腐败弱化了监管、放纵了瘦肉精的滥用,但腐败既不是瘦肉精滥用的主因、也不是监管失效的根本。

瘦肉精

周末到岳母家吃饭,岳母紧张地告诫我们,尽可能不要吃猪肉,如果实在要吃,就去超市买某品牌的,最好还别买太瘦的,而不久前,她还是纯瘦肉的支持者,一丁点肥肉都会引起她对健康的担忧。发生这么大的转变是因为CCTV这段时间大规模地报道了由双汇揭开的瘦肉精滥用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我和我家领导在09年广州发生大规模瘦肉精中毒事件后就曾经给她说过,但对岳母这个年纪又比较正统的中国人而言,CCTV才是最可信任的消息来源,这当然算得上CCTV的骄傲,却也是它最可悲的地方。

不说CCTV,关于瘦肉精的种类、安全性及对健康的影响,科学松鼠会的《“瘦肉精”的前世今生》、《为什么美国人不怕瘦肉精》、《云无心微博访谈瘦肉精》等文章已经用通俗易读的方式讲的十分清楚,今天我想讨论的只是下面这两个问题:

1、养殖业使用瘦肉精的初衷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提高品质、降低成本与价格。

这个说法当然注定会招来板砖,但如果抛开无谓的道德批判,瘦肉精的使用和三聚氰胺是完全不同的,三聚氰胺属于彻底的弄虚作假,而人们发明使用瘦肉精时期望的两大效果——增加瘦肉含量及增快猪的生长周期不一定都那么坏。

首先是增加瘦肉含量,这几乎不用再解释了,比起肥肉,瘦肉不仅更健康,而且更美味(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觉得带肥的瘦肉更好吃一点,但这依然是瘦肉),同时养一头猪的成本是由肥肉、瘦肉、骨头这些东西共同分摊的,肥肉卖不起价,瘦肉就要贵一点,提高了瘦肉含量,肉价也就会相对便宜一点。

然后是增快猪的生长周期,这也很好理解,生长周期加快,产量就会增加,喂养成本就会下降,生产规模也就容易扩大,市场供应也就增加,结果是价格下降,消费者受益,而且在大多数不神奇的国家,市场供应增加后形成的竞争加剧会推动生产者不断改进产品,最终的结果是消费者吃到质优价廉的猪肉。

现在的问题在于目前使用的瘦肉精的安全性还存在疑问,要么已证实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如虽在全球都被禁止但在中国仍大规模非法使用的克仑特罗;要么是毒性较小、人体代谢也较快,但是否在实验测定的安全剂量可以合法使用仍存争议,如在美国、加拿大、泰国等可以合法使用但欧盟、日本、中国均禁止的莱克多巴胺。

但因为克仑特罗有害就彻底否定瘦肉精这一类物质就显得很不理性,克仑特罗甚至莱克多巴胺不行不要紧,还可以去研发更安全的瘦肉精,让猪肉的肉质更好一点,出栏速度更快一点是这个行业合理合法的又理性的需求,而这不损害甚至是符合多数消费利益的。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假设有一天,研究发现伟哥对人体危害太大了要禁掉,是不是就得去否定一切治疗性功能障碍的药品?不会,一定有人发明出“光哥”、“正哥”,因为追求和谐而愉悦的生活是最基本的人性。

2、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瘦肉精非法滥用?

很多人会习惯性的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商家良心坏了,要谋取暴利,我们就先来简单的做个小小的计算:

按一头猪250公斤,猪肉占猪总重的70%,瘦肉率为50%,使用瘦肉精后瘦肉率提高到了75%,增加的瘦肉量为44公斤,按昆明市场猪肉价格最高时的脊肉价格30元/公斤计算,可以增加的收入是1320。如果考虑瘦肉与肥肉的价差,再考虑实际情况下增加的瘦肉不会完全是价格最高的脊肉,那么这个收益会大大降低,也许会在1000以内,而且这个收益还要由养殖、屠宰、批发、零售及肉类加工等各个环节来分摊,再加上养一头猪的周期,说养殖业得各个环节都通过瘦肉精牟到利了当然是事实,但恐怕没多少人好意思把这个利称之为暴利。

那么为什么还有如此之多的企业、个人为了这点利冒着违法的风险去使用瘦肉精?

我个人觉得有两个同等重要的原因:

其一,和其他同样是劳动密集型,又算得上完全竞争的行业一样,养殖和食品加工这个行业的整体利润水平是很低的,而且由于技术积累薄弱、市场管制严格,这些行业增收、增利的途径是非常有限的,就算不是暴利,只要能增加一点利,对整个行业仍然是有吸引力的;

其二,尽管使用瘦肉精获利有限,但比起被监管、被处罚的风险,这个利益仍然很高,一个看得见是事实是,尽管三鹿倒了,但蒙牛依然能过得下去,双汇在央视的广告又开播了,不愉快的事情也会很快烟消云散,而真正的受害人如赵连海依然无处伸冤,还曾经去过本该属于三鹿、蒙牛高管的小房间。

简单地说,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完全合法地去谋生去获取利益很难,搞歪门邪道、耍流氓致富却很容易,甚至在不少时候,你不当流氓就活不下去,没有人生来就想当流氓,多数人是活生生地被逼成了流氓,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已当了流氓以后,喜欢上了流氓的生活,以为只有流氓才是正常的,任何不流氓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天真和幼稚。

所以在痛斥蒙牛、双汇这类流氓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成就流氓的大环境,就如同在批评腐败官员的时候,更应批判的是腐败官员赖以生存的体制。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

![900x600_6VBA2MQK00AP0001[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3/900x600_6VBA2MQK00AP00011.jpg)

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越来越像一个拜师红歌门下的行为艺术家了。

在结束日本“救人”、散钱之旅后,陈大师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在云南盈江地震中受灾最重的拉勐村发钱,在发钱过程中,他还要求拿到钱的灾民高举他发的200块钱,和他一起高喊“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解放军”。

但是,自称拥有50亿资产的陈光标却从来不像一个企业家。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听到陈大师认真地介绍过一下他公司的业务和产品。通过外界的只言片语,也只能大约猜测他口中“绿色环保”的业务大概和拆迁及大型建筑垃圾回收有关,这里姑且不论在中国这些和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业必备的那些“中国特色”,在网上关于他及他的公司有关的最多的一条新闻恰恰是他在台湾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亲口承认公司情况不妙,已多月没有业务。

比陈光标像企业家的人有牛根生(很不幸,连续在两篇博客里面写到了他),而且牛总也和陈大师一样热爱慈善(包括作秀),而且他不只是砸钱,还高喊着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口号。想当年,蒙牛在牛总的指挥下,高举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大旗捐钱、送奶,更喊出了“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这样的口号,全然一派国家兴亡系于一身的气势。可惜的是,三聚氰胺门、恶意营销门接踵而至,表面的“义”字再也掩盖不住骨子里真正的“不义”,蒙牛固然game over,社会责任也从玩物变成了笑话。

当然,把做慈善的陈光标和要履行社会责任的牛根生放在一起讨论并不完全合适,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尽管交集很大、相关性也很大,但它们的确不是一回事,不过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不仅在具体行为上的有重合,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着共同的起点——道德层面上的“善”,和共同的终点——实质意义上对社会的贡献,何况它们在当下中国又都被残疾化的理解成了“捐钱”两个字。

一个很流行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说以捐款为代表的慈善行为是企业社会责任最高级的形式,其它的都是基础。这个理论也许并不错,但太过机械,其实很多时候,能用钱来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拿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才真正复杂,什么事都想靠钱来解决只会把事情搞的扭曲。

比起捐钱,要做一个真正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实在有太多基础的事情要去做好,以我的理解,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以产品价值实现社会价值**

引用一句德鲁克的名言“经营企业唯一正确而有效的目的,就是创造顾客”。换句话说,企业的价值是通过顾客价值来实现的,其间的纽带就是产品。而不管这个产品的市场分的再细、客群范围再狭窄,它的客群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做好产品,实现顾客的价值其实也就是实现了企业的社会价值,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价值。

比如马云就曾经说阿里巴巴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帮助中小企业做好生意,淘宝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人通过淘宝平台解决就业问题(原话为淘宝要提供2亿个就业机会)。而帮助中小企业做生意的阿里平台、帮助个人做小生意的淘宝平台不正是阿里系最核心的产品?正是因为对社会有价值,企业自身也才有了价值,和做人一样,负责任的人有价值,不负责的人必被抛弃。

最近一个反例是出现在今年的315,使用瘦肉精的双汇和当年的三鹿、蒙牛并没有什么不同,当你损害了你顾客的价值,你承诺的社会责任也就化为泡影,被抛弃只是迟早的事了。

2、善待员工

我曾经供职过的一家大型企业,该公司的持有人同时运作着国内某著名慈善机构,并因推行多项改革措施,一时为国内慈善界得风云人物。但在他领导公司的多间劳动密集型的下属公司里面,不签劳动合同、不买社会保险的员工有之,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有之,甚至部分年纪偏大的员工得申请低保才能养家糊口。这不免让公司最爱喊的“履行社会责任”、“关注弱势群体”这类口号显得那么可笑。

如我在《你会送你的小孩去踢球吗?》一文里面提到的那样,我始终认为员工的本分就是干活拿钱,卧薪尝胆、舍身奉献等等从根本上说是老板、是股东的事情,一家不能让员工过上体面生活的企业难言优秀,一家让员工吃不饱饭的企业更只能称作恶劣,如果这些企业还大谈社会责任、大挥支票本,只能让人觉得虚伪。

和其它做起来最难的事情一样,善待员工说起来最容易。

3、诚信不伪

这可是真正的知易行难。

不夸张的说,当下中国的任何社会弊病都可以找到造成它的体制弊病,不诚信也不例外。

拿最典型的既不诚信又作伪的行为作假帐来说,对一家在劳动密集又低技术低毛利的行业里讨生活的小企业(这样的公司恐怕在中国是大多数),如果不准备上两套账,恐怕一个股级得税收管理员就可以让这家公司直接从盈利变为破产,这个说法尽管夸张,但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过高的实际税负的确是作伪的一个重要动因。

另一方面,诚信既是一种自律,更是实现交易成本最低的契约行为。但中国人做事讲人情,而不是凭契约。为人情要拉关系、讲门路,也要照顾脸面,为人情还要讲究心里明白,也就得假做含糊地处处法外施恩、手下留情,为人情也就可以破坏契约,没有了严格的契约,也就产生了不诚信的土壤。

诚信很难,特别是在一片诚信不受益、诚信很孤独的神奇土地上。但是不是也可以说,对任何一个企业(个人)而言,只要诚信做事,都是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试想,还有比这更大的社会责任吗?而且看看蒙牛、看看双汇,不诚信固有一时利益,但却是埋下了致命的种子。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真正想说得一句话其实是,无论做什么事情,还是回到逻辑的起点,用最简单的逻辑、最根本的方法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最靠谱,那些做给别人看的秀只是虚幻的一时荣耀,做不得数、当不得真的。

选择题

1、一个地方发生了5.8级地震,你会(    )

A、很关心      B、关心      C、不关心

2、如果地震是8.8级的呢,你会(    )

A、很关心      B、关心      C、不关心

3、假设J地发生了8.8级地震、差不多的时候Y地5.8级地震,而这两个地方离你生活的地方都很远,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4、如果J和Y离你生活的地方都很近,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5、如果J地离你比较近,Y地离你比较远,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6、现在反过来,如果J地离你比较远,Y地离你比较近呢,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7、如果J和Y两个地方都在国外,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8、假设J在国内,Y在国外,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9、反过来,如果J在国外,Y在国内,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10、再加个条件,如果J在国内,而Y在与吾朝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11、还是反过来,如果J在在与吾朝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而Y国内,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12、换换条件,如果J在国内,而Y所属的国家却与吾国有着说不尽国仇家恨,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13、还是反过来,如果J所属的国家却与吾国有着说不尽国仇家恨,而Y在国内,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14、再稍微苛刻一点,如果J在国内但能看到的新闻只有通稿,而Y所属的国家虽与吾国有着说不尽国仇家恨却开放采访新闻不绝,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15、再次反过来,如果J所属的国家虽与吾国有着说不尽国仇家恨却开放采访新闻不绝,而Y在国内但能看到的新闻只有通稿,你会(    )

A、都很关心      B、关心J超过Y      C、关心Y超过J      D、只关心J      E、只关心Y      E、都不关心

……

再加上其他条件或者仅只是稍做变化,上面的题目就可以很容易地继续写下去,正如在现实里面,我们的选择总要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真正纯粹的选择或许根本就不存在的,让我们做出选择的往往已经不是事情本身,而是附加在事情上面的道德、政治、文化、人情等等。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选择也仅仅就是为了一种姿态。哪怕到最后选择的结果也可能和选择的初衷完全背离;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其实也就是被选择,“政治正确”、“道德正确”让我们自己绑架了自己,但道德总是那么可疑、政治也总是太过虚伪,我们从小就在说“真善美”,但“善”总是被利用,而“真”和“美”,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了。

从淘宝、百度被列入“恶名市场”说起

引子:

美国贸易代表处日前公布了一份“恶名市场”名单,列出全球30多个“帮助销售盗版及伪劣产品”的网络及实体市场。百度、阿里巴巴及秀水街均位列榜上。美国贸易代表处称,这30多个市场均帮助非法销售受知识产权或专利保护的商品和物资,使“全球的企业及行业受到损害”。

中国市场在这份榜单上所占比率最高。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百度、中国最大的网上交易系统阿里巴巴以及多家实体市场均位列这份名单上。进入这一名单的中国企业还包括:91.com、网络电视蚂蚁、北京秀水街、北京海龙电子城、上海杨浦颐高数码城、深圳罗湖市场、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香港女人街。

 

一、淘宝的抉择

马云重整阿里巴巴价值观的公开信还没有落灰,却又传来了淘宝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列入了年度“恶名市场”(Notorious Markets)的消息。和淘宝一起进入这个名单的除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北京秀水街、深圳罗湖市场、香港女人街等传统的仿冒伪劣商品集散地之外,国内另一互联网巨头百度也名列其中。

虽然我觉得马云对待仿冒与盗版的态度一直暧昧而虚伪(参见我另一篇博客《马云的公开信》),但客观说,比起不少国内网站对国外同行肆无忌惮的低水平剽窃,淘宝对产品的思考与创新在国内企业里面绝对是领先的,它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在它本身,它的野心很多时候受掣于低诚信又急功近利的中国经济,马云的选择很多时候只是对利益的妥协。

所以当马云的野心不再局限于B2B、C2C这类单纯的电子商务而时时在为以金融为核心的全功能的大电子商务布局,当淘宝的战略重点逐渐由单一的规模流量调整到盈利模式的突围,也当仿冒伪劣对淘宝本身的伤害越来越大,优质化——包括版权、诚信和服务——已成为了淘宝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淘宝不惜牺牲流量和卖家资源推动新的搜索规则(当然此举也可认为是为淘宝商城铺路),同时马云不仅高高举起了价值观的大旗,也在淘宝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击侵害商标权的运动。

二、无底线的百度

李志绥医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只有一直违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中国生存下去”。百度太了解中国了,相比淘宝对待版权问题的骑墙姿态,盗版几乎就是百度的另外一个名字。

除了USTR提到的利用“深层链接”引导买家购买侵权产品之外,百度MP3搜索、百度文库这些百度的拳头产品根本就是盗版的集散地,百度百科更是肆无忌惮地抄袭WIKI中文,而产品也基本来源于对国外同行的复制,甚至作为脸面的首页也完全照搬自Google(却发展不出Google的Doodle文化)。

和腾讯一样,百度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里面最重实利的公司,为了利益,它无所不为。它的命根子——竞价排名,它的杀手锏——人为干扰搜索结果,都是以阻碍信息流动为基础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行为稍稍放大,完全可以说百度和GFW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把促进信息流动可做互联网的基本精神的话,那么百度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底线,而对一个没有底线的企业,盗版根本就算不上一回事。

百度太依赖于对中国的了解了,它把毒药当糖水喝。

三、仿冒在中国

柳传志曾经这样描述联想的起步之路,缺资金、缺技术,只能在全球产业分工里利润最薄、技术含量最低的环节挣辛苦钱,而且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还多少是因为别人已经懒得挣这个小钱。

某种程度上说,联想得以成为今日的联想,当然是柳传志、倪光南、杨元庆等牛人超群才华和以命拼搏的结晶,却也得益于IBM对PC的开放和Wintel架构对技术标准的固化,联想得以以较低的成本合理合法地进入国际化的平台与国际巨头展开竞争。试想,如果当年的PC市场格局和一两年前的智能手机一样的话,以中国薄弱的技术积累,依靠自主开发,联想会有机会吗?别忘了,Intel的MeeGo至今还没什么产品,Nokia的塞班只能依靠惯性在中国忽悠人了,Windows Phone的命运依然难料,而一个成功者——Moto,依靠的恰恰不是核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

联想的故事也是很多中国企业的故事,靠贸易、加工起家,但联想的运气不是每一个行业都有的,比起华为选择的“自主创新”这样的险途。更多的企业投身于“仿制”这样的捷径。

同时,由于长时间和整个世界的隔绝,版权、专利这些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国人而言是闻所未闻的;而且版权对第三世界多少是带有掠夺性的(想想关于医药专利的那些争论和限制,想想中国合资企业以土地、人力换技术的不成功的尝试),比城墙还厚的技术壁垒及高额的专利费用是大部分中国企业难以承受之重,再加上政府的纵容乃至推动,仿冒盗版和假伪劣很快烽火燎原,外国人在北京秀水街、上海襄阳路买仿款甚至成了某些国人的骄傲。

有一种说法,中国人穷,仿冒商品正好满足中国人的需求,是消费者催生了假冒和盗版的市场,这个话得另外一层意思其实就是,中国人穷,三聚氰胺的奶粉、辣椒精的火锅、地沟油的小菜正好满足中国人的需求。总是有人把中国二、三线市场描绘的恶劣无比,好像不恶心就不能拿下哪里的市场,其实市场的生态就是这样被他们做坏的,把低端等同于低质等同于假冒伪劣,这多少有些阴谋的味道。哎,在中国,要搞清楚什么是无耻真不容易,无耻已经是这个国家的一种常态了。

说的有点激动了,回到主题,抛开没多大意义的道德拷问,仿制其实是中国企业起步时不多的现实路径之一,如果说殖民掠夺是西方国家资本积累的原罪,那么盗版仿制就是中国企业技术积累的原罪,有原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沉溺于原罪带了的巨大利益而不把自己洗白,中国的版权困局不在于曾经错了,而在于根本无心去修正这个错误;如果说最初是无选择的无奈,现在就完全是贪婪的无耻,用鲁迅的话说,西方人用鸦片治病,我们拿鸦片当饭吃。

四、复制的侏儒——中国互联网

不少人说,中国的互联网和美国几乎是同时起步的,是完全有能力和美国企业一较高低的。这个说法我个人觉得很可笑,比如我从没有那一个风靡全球的互联网应用是由中国企业开发而后风靡全球的,中国真正拿得出手的东西似乎还只有GFW,但这也是因为美国人打死都不会耗一国之力去弄这么一个恶心玩意。

中国的互联网的不幸在于,它不仅要面对对整个互联网而言都悬而未决的互联网版权理论争论,还要和传统行业一同面对中国式的版权困局,更致命的是要面对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审查与封锁制度(所以淘宝、百度被列入恶名市场的性质也和名单中的另一著名网站海盗湾不同)。

说到互联网管制,这实在是个无论用多恶劣的词汇去K它都不会显得过分的东西,这里只讨论它对互联网行业的影响,简单说,我觉得它就是互联网领域的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的危害,我们实在太懂了,想想明清相对于世界的衰落,想想我朝的前30年,再谈中国互联网的前景,再悲观都算不上悲观。

当政府对互联网的基本思路是管制而不是促进发展,当对互联网企业的惩罚集中于内容是否敏感而不是技术的抄袭和知识产权的盗用,互联网企业的核心也自然不在产品的创新而是对内容的审查,比如新浪微博,它的用户粘性更多时候不源自产品本身而是依靠名人效应,而它在微博小秘书上的投入(钱和精力)恐怕也不会低于研发。另一个现象是,在国内的互联网企业里面,最有野心也最有活力的企业出现在产品最传统、技术也最不前沿的电子商务领域,比如马云的阿里系,而这仅仅因为他们离敏感词足够远。

所以复制与抄袭对中国的互联网正常的就像喝水吃饭,Yahoo后面出了四大门户、Google后面自然产生百度、ebay后面有淘宝、Amazon后面有当当卓越、Youtube后面有优酷土豆、Facebook后面有人人开心、twitter后面有微博、……,还有山寨天王腾讯,更是几乎复制了任何成功的互联网产品。当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都打败了外国老师,诞生的也不是真正的强者,而只是耍流氓的侏儒,因为他们手中的多数产品其实都还是要弱于老师们的产品,他们的胜利凭借的只是对中国之恶的深刻理解与实践。什么版权、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和互联网理想都沦为了欺骗用户和大学毕业生的鬼话,耍流氓才是这个市场的本质。

五、希望与绝望

写到这里,实在想写几句河蟹的好话,留一个充满希望的尾巴,比如我相信随着中国消费市场与国际的融合、在充分竞争的那些行业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会主动抛弃仿冒假伪这些东西,加大创新,并促进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逐步完善。

是的,我确实相信上面这句话,因为对版权的尊重、对创新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是导向交易费用的降低和产品附加值的增加的,让人们最终抛弃仿冒与盗版的将不是道德,而是利益,比起利益,虚幻的道德是靠不住的,利益才产生真实的希望。

但让希望真正成为希望的前提是开放和充分的竞争,而这又不免让希望变成了真正的绝望,……

 

附:USTR官网“恶名市场”名单《Out-of-Cycle Review of Notorious Markets》

 

感谢月光博客提供的修改意见

公务员热与民工荒

今天看到一条新闻,说到2012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要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具体就是从村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工人、农民等基层一线人员中录取,这些年报考公务员的主体——应届大学毕业生被排除在外,按相关人士的说法,此举一则为调整优化公务员的来源与结构,二则也是给大学生考公务员的热潮降降温。

联想这两年很流行的书——《蚁族》,和很时尚的词——啃老,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早已成为当下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今公务员考试的大门也对大学生关上,大学生就业的渠道将越来越窄。可以想见,家庭稍有背景的学生将抢走数量有限的大学生村官岗位为两年后进入公务员系统打基础,不少原可“做村官”就业的家里无权无钱的学生不得不加入“蚁族”的队伍,他们将是新政真正的受害者。

关于就业,这些天的另一个新闻是,已持续了几年的民工荒今年进一步加剧,不少民营企业纷纷提高工资及福利待遇,却依然招不到工,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只愿到离家近的地方打工甚至不再外出打工。

其实无论是公务员热、还是民工荒,背后无非一个“利”字。

公务员这个职业提供了最稳定的职业环境、最可观的退休及医疗保障、很体面的社会地位、相对而言较小的工作压力和人所皆知的获得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机会,何况在阳光工资改革之后,公务员的账面收入水平也名正言顺地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低劳多得,如此好的工作,整个社会如果不对它趋之若鹜,那才是发了神经。

再看看农民工,固然这些年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收入较早些年也有了较大的增长,但相对于由公务员、大型国企带动的全社会的收入增长,其幅度可以叫做很小,绝对值更可以叫做可怜,同时由于农村、小城镇的收入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再加上大城市的消费水平也远高于小城市和农村,进城打工的绝对收益并不高于留在农村,如此,谁还肯去打工。

其实最可怜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它们解决了最大规模的就业,还要承担了道德上的恶名(当然作恶的民营企业不在少数),而且利润微薄。大家都知道,真正赚大钱的行业,不是国家垄断(如电信、电力等等)、就是权贵垄断(如房地产、矿业),一般人是进不去的。纺织、电子加工、……这些高度竞争、利润水平低下的行业才是民营企业的主战场(也是解决中国就业最主要的地方),同时,由于中国的实际税负水平极高,对很多毛利水平在5%以内的行业而言,如果不做假账,它辛苦一年的所得,完税后老板可能连汤都喝不上。罗永浩刚正不阿做企业的态度一直是我的榜样,但他厮混的毕竟是一个暴利行业,靠态度,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问题,在现有的利益分配体制下面,真正是神马都是浮云。

我们国家一直喜欢说,先把蛋糕做大,再来研究怎么分,可当蛋糕大了,大家才发现国家早就分走了最大的一块。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其根本是在于国家对民间的放权让利,是民间而不是政府让这个国家充满活力,短时间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创造财富的难享受财富,这已经是一种病了,但国富民穷最大的恶果——清华大学的孙立平先生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里面已经剖析的十分清楚——是社会生态特别是底层生态恶化造成的社会崩溃。

公务员热与民工荒的同时发生,已经表明了民间对创造财富热情的下降,也显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正在枯竭,没有进一步的放权让利,没有收入分配机制真正的向民间倾斜,政府年年在念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是一句空话,但想想国务院的“国八条”、想想北京市的“十五条”,我们的老爷们,还在做着春秋大梦呢。

马云的公开信

马云是个善于作秀又很懂得利用媒体的人,何况发现大众的G点、创造(转化)话题制造感天动地的效果从来就是马云特别突出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马云昨天关于卫哲辞职的公开信以其说是写给员工看的,不如说是面向公众一次公关行为,类似“真情告白”之类电视节目的一场真人秀。

一个组织的高层变动其实非常正常。像日本,一年不换上个把首相、不重组几次内阁,可能很多人就没事干得卷铺盖回家了。而高层变动的原因也非常多,以阿里巴巴此次的事件来看,或可说高层监督不力,严重失职,换;或可说,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影响公司的战略拓展,换;但马云却祭起了道德大旗,他以价值观的名义清退了高管,把阿里巴巴因管理疏忽、部分员工玩忽职守造成阿里B2B客户以阿里平台实施欺诈这样一件丑闻,成功地转化成了马云誓死捍卫诚信、挥泪斩马谡的动人故事。

但我没搞明白的是,既然阿里巴巴这么重视诚信和价值观,为什么假货横行、欺诈不绝的淘宝却没有人出来承担“触犯商业诚信原则和公司价值观底线的行为”应付的责任,反而由淘宝的CEO来兼任卫哲的空出的CEO职位呢?既然阿里和淘宝都存在违背阿里价值观的事情,为什么大当家马主席不引咎辞职,还在这里慷慨激昂呢?难道仅仅因为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的最终客户是国外的机构,而淘宝的绝大部分客户是国内的屁民?难道一把手就可以挥舞着企业价值观的大棒,指东打东,指西打西了?

马云曾经大义凛然地说“如果把淘宝关了就可以消灭假货的话,我明儿就关”。这很像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人,他混社会混得久了,变得和这个社会一样恶心,然后他告诉我,是这个社会恶心,他也没办法。把自己的责任都推给社会,还卯足力气撑门面,如果这就是马云要誓死捍卫的价值观,那这价值观恐怕还比不上婊子自己立的贞节牌坊。

马云的管理思想其实堪称精妙,包括这次关于企业价值观的阐述也十分精彩,把他讲的话收集起来做一本《马云语录》,绝对是一本很优秀的管理教材。但我始终觉得马云和柳传志、王石这些人还不在一个档次上,而他所缺的,也就是王阳明学问的精华——知行合一。

补课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昏聩的皇帝。如李煜、赵佶,为帝昏庸,却才华横溢,虽然皆亡国被俘,又都创造了可流传千古的艺术;如李治,有德无才,招的李唐旁落武周;如崇祯,空有大志,却没有坚钢之志和治乱世的才能,只能哀叹非亡国之君却遭亡国之运;如秦二世、刘阿斗,懦弱无知,既为傀儡,又怎么“扶得起”;如朱厚照、朱由校,荒诞不经,祸累子孙。

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很多残暴及至无耻的皇帝。最著名如刘邦、朱元璋,虽为开国之君,但其统治之残暴、手段之恶劣,至20世纪方才有人可比拟。而另一些皇帝,如唐太宗、康雍乾,当然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一些君王,但玄武门之变的血腥、文字狱的残酷,是可以让山呼的“万岁”调低几个音调的,当然,他们几个都懂得以讳史传后世,脸面,还是要要的。

当然,还有一些皇帝,既昏聩、又无耻、还不要脸,比如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其荒淫昏庸不仅搞垮了一个国家,甚至还传出了与其母亲乱伦的丑闻,我一直怀疑关于隋炀帝的那些荒淫故事恐怕就是移植于他。

我的历史不太好,经常需要补补课。还好,现实就是历史,生活在中国,并不需要把自己完全埋到故纸堆里面。这不,在老的“国八条”沦为一纸空文后,新“国八条”又出来告诉我什么叫做昏聩了;而在昨天的《人民日报》上,躲在那个唤做“任理轩”的代号下的那一群人也迫不及待地撕掉脸皮,表演了一下什么叫做无耻;还有早几年便已流传坊间的“一个云南女人搞到一堆部长”案件终于正式曝光,这起现代宫廷丑闻一把撕碎了华丽的遮羞布,下面是早已溃烂的脓疮。

呵呵,昏聩和无耻又碰头了,上层的荒诞更映出了底层的悲凉,……

很多时候,历史也就是现实。

附两个链接:

1、《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新国八条北京执行文件)

2、任理轩:《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

又闻迪伦到中国

今天早上在微博和twitter上又看到了Bob Dylan要来中国演出的消息,上迪伦的官网,发现在1月31日发布的Bob Dylan远东巡演中就包括了4月6日在北京工体、4月8日在上海大舞台两站(见截图);但在新浪、网易、腾讯等门户,在这篇博客发布时还没有发现相关的信息;在大麦网等票务网站,也暂时没有看到Dylan巡演的票务信息;而用google进行搜索,出来的大部分结果还是关于2010年那次流产的中国巡演。

对比去年的那场让无数Dylan粉丝春心大动、最终又黄掉的巡演,传言中今年的迪伦巡演与去年是何其相似,一样的官网公布、一样的时间(都是4月)、一样的城市甚至演出的场地也同样是工体和上海大舞台,真让人怀疑是Dylan官网的工作人员粗心大意,把去年的行程错贴了上来;而真正让人疑虑的是,去年的故事会不会重演,在中国看Bob Dylan会不会真只是春梦一场。

Bob Dylan作为抗议歌手的名气实在太大了,连不少摇滚乐迷也仅仅看到了Dylan这很小的一面,你很难要求手握批文的老爷们去了解整个Dylan的音乐脉络或者翻墙上youtube看几段Dylan近年的演出视频,何况他们确实被08年的Bjork吓怕了,随着对文化、言论管控的愈加严厉,要乌纱还是冒着风险去真正搞点文化,官员的逻辑决不会是乐迷的逻辑。

我始终觉得审批制是中国演出市场最大的毒瘤。审批制的存在,不仅让演出市场萧条,更使得这个市场扭曲而疯狂。其实在中国的演出商经营的不是演出,而是批文,只要关系到位、批文到手,就可以卖高价、赚暴利,在网上随便查查就可以知道,一场在美国100元的演出,搬到中国就可以卖到300、400元,即使把国际机票、住宿、音响运输这些考虑在内,这依然是夸张的,就连见多识广的Linkin Park也曾惊讶于他们在上海演出时的高票价。

可笑的是,去年贪婪的演出商搞黄Dylan的中国巡演后,为了掩盖是钱而不是其他让Dylan中国行流产的事实,竟然装着委屈、扯出了政府部门不发批文的谎言,真是什么样的鸡就下什么样的蛋。去他妈的无间道,真正的输家可是无数盼望Dylan多年的乐迷。

我对今年Bob Dylan的中国巡演一点都不乐观的,这几年,狼来的太多了,狼身边又有那么多的鬼影,不是麻木,而是绝望。但我还是会存上点机票和门票钱,毕竟到3月份,Bob Dylan就将满70岁了,尽管这几年佳作连连,我们又能指望这个如今很优雅的老头能再唱多少年?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可以用来等待Bob Dylan了。

举国体制的蛋与职业化的鸡

李娜获得澳网亚军可是一件大事,大到让CCAV的解说小姐又一次搬出了国家荣誉、民族大义;大到续姚明、刘翔之后,反对举国体制的人们又找到了一个市场化制胜的标本,看看这几天关于李娜的报道(包括新华社的那篇),你会以为专业体制很快就要终结了。

除非不动脑子或故意蒙蔽,不然想想就可以知道李娜包括郑洁、晏紫等中国金花的成功不能全部归结于始自09年的“单飞”,尽管李娜曾经激烈的反抗体制的束缚,但我依然很难想象没有举国体制下专业队时期打下的基础,仅靠仅仅两年的“单飞”乌鸡就可以变成凤凰,何况,没有了专业队模式,在现有的条件下,有多少个中国家庭可以承担网球所需的巨大投入。

不只是网球,比李娜更早成为中国职业体育标本的姚明和刘翔其实也都是举国体制的受益者,一个流传多年的说法是,由于看好姚明的血统与遗传,在姚明尚在娘胎时,相关体育部门便已把姚明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并开始给姚妈妈发营养补贴了;而刘翔,他身上的专业队味道比姚明、李娜要强得多,他的辉煌战绩也主要来自奥运会、世锦赛而不是彻底职业化的黄金联赛,他得以成为职业化代表主要还是由于田径项目的国际化。

简而言之,他们都是举国体制下的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NBA甚至CBA,以中国篮球的成绩,姚明也就是一个有点名气的运动员,连成为城市的骄傲恐怕都有点难度;如果没有“单飞”,李娜、郑洁要考虑更多的恐怕是争取一个参加三流比赛的外卡,而不是下一个大满贯的热身计划。

简而言之,没有职业化,他们也就是一个“蛋”而已了,是绝对孵不出“鸡”的。

举国体制下蛋加上市场化、职业化孵鸡,这就是张路平发表在体坛周报的文章里面提出的美丽共谋,如果再考虑以下事实,这个共谋似乎就更加完美了:

1、职业化后的中国足球、篮球相继出现了后备建设的崩盘;一方面各俱乐部急于功力不事后备队的建设,一方面专业体系废弛,旧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武功尽废,无论蓝、足,不仅后备人数在下降,新一代球员基本上也就是打酱油的角色;

2、丁俊晖。其实丁俊晖才是中国第一个按全职业化方式培养出的体育明星,抛开他成功的偶然因素不说,在丁俊晖成功的后面,他的家庭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大于姚明、李娜等人,他道路的曲折也非姚、李能比,况且斯诺克也就是一个区域性的项目,相比篮球、网球,要出头,毕竟要容易一点。

其实从张路平的观点,我最先想到的还不是体育,而是另外的两个事情。

其一,是万人唾骂的中国房地产:

和李娜们的成才之路一样,中国的房地产也是一个“举国”与“职业”混合的(有中国特色的)怪胎。在房地产价值链的最根部——土地市场,在”土地公有“的旗帜下,土地由政府垄断了产权与经营权,实行的是土地“计划”供应;而在楼市,则已经市场化,而且体现为业务离土地越远越市场化,比如中介比房产开发商市场化、房产开发商比土地一级开发商市场化。计划与市场共谋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有切肤的感受,土地计划供应造成的供应不足和土地垄断者的贪欲经由市场放大,房价已成大多数国人的心中之痛;同时,由于原料不足造成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的供应不足,也让房地产企业更关注原料的获取(拿地为王),造成房地产企业普遍经营能力低下,腐败、工程质量、违反合同、拖欠工资……各式丑闻不绝于耳;

其二,昆明市为平抑菜价推出的政府蔬菜直销点;

2010年下半年,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如脱缰之野马,再加上昆明为创建卫生城市,一年来拆除了菜市场无数,为响应中央政策,急搞了一批政府办蔬菜直销点,在菜市也玩了一把国进民退,其结果是蔬菜价格未降多少,菜贩却挤死一大堆(菜场少了,剩余新式菜场的入场费高了,菜贩的成本也就高了,价格争不过直销点,就死了)。市场经济的口号,天朝叫嚷了近20年,遇到任何事情想到的仍旧只是行政手段,别忘了,昆明现在的当家人可还是有“改革派”之名的仇书记。

这两个事情合在一起多少说明了一个荒谬的事实:渐进式市场化的改革带来了利益,也引发了问题,而问题本身很可能就是由非市场的部分造成的,但当局者开出的药方却是不是继续改革,而是退回过去。

回到本文的主题,我并不相信行政管制的举国体制和市场化的职业体育可以产生什么美丽的共谋,由于运动员培养靠国家,比赛却是职业化的个人选择,由此形成的产权不清将使得奖金分配、赛事选择随时会成为摧毁这个共谋的引爆点,王治郅事件暂时还没有出现在姚明(包括易建联)身上,更多的是由于姚明远超大郅的精明与圆润,而不是王治郅真的做错了什么。

再深入一点,由于下蛋的还是举国体制,那这个蛋是煮了吃掉,还是交给市场去孵鸡,这可由不得蛋,利益越大,腐败越深,与土地相关的腐败和暴力早已是中国社会的毒瘤,而南勇、谢亚龙也以活体解密了一下体育圈的腐败是怎么生成的;

再再再深入一点,和中国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中国体育的核心问题就是“体制”二字,举国体制之恶在这里不多说,从李娜、姚明、刘翔可以看到,只要体制开一个口,效益就那么大;从中国足球又可以看到,如果永远就那么大个口,甚至出了点问题,就搞“政府卖菜”加速向后退,其结果不过是蛋打鸡飞。

普京曾说“谁忘记过去(指苏联),就是没有良心,但谁还想回到过去,就是没有脑子”。

尽管这句话的上半句是那么的可疑,但后半句确是真理。

听说圆通山要搬走

加拿大籍的美国老太太简·雅各布斯写过很多书,但真正出色并为她建立了巨大声誉的却只有一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这本关于城市规划的经典著作里,简·雅各布斯批判了20世纪流行的城市规划理论,特别是那种号称科学的基于功能划分把行政、商业、住宅、交通等等一块块隔离开来的规划理论。雅各布斯指出城市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创造、保护多样化的生活,尽可能给市民提供活跃的街道和经济机制,她重新“发现”了人行道、社区公园、城市街区在城市生活中的功能,她提到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应该可以方便的让有共同兴趣或相关利益的人聚拢,一条好的街道或一块好的街区应该和周围的地方相互交错而不是截然分开,一个街区能否成为一个区域的中心取决于这个区域能否帮助其他的弱小街区摆脱隔离状态。由此,一个好的有生气的城市应该创造有趣的街道、功能交织的街道网,并把公园、广场和其他的公共设施融入街道,一方面丰富街道的功能的多样性,一方面也真正把城市的各种功能融合起来,创造真正适于人生活的环境。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于1961年,简体中文版于2005年出版,06年很快进行了再版,加上《南方周末》及王石等的推荐,这本书早已是一本大名鼎鼎的“老书”了,今天拿这本书出来回顾,实是因为在微博上流传的一则消息——昆明圆通山动物园将搬迁,原址或将进行地产开发。 查看大图

说句实话,对这条新闻的真实性一开始我是有所保留的,至少从短期来看,我觉得对圆通山进行地产开发面对的困难太大,文物保护、林地保护、市民感情甚至是开发细节涉及的土地价格、规划限制(哪怕仅考虑密度、容积率因素)、三通一平成本等等都将是让开发商不得不认真审视的问题;而昆明市政府尽管身负重债,在城中村改造遭遇瓶颈且资源逐步枯竭的情况下,加快新机场建设尽快释放巫家坝机场及其周边土地或推动地铁周边土地开发都将比开发圆通山带来的效益更大,而且阻力更小;对昆明现任的父母官仇和童鞋而言,开发圆通山就是直接推翻其建设“湖光山色”新昆明的战略,对于一个有更大仕途野心且处在调迁流言中又招惹了非法楼盘诈骗案件的官员,实在没必要为了一个在自己任期内见不到任何效益的事情(这句话纯属臆测),去招惹一身腥的。

但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而且这些年超越我们想象的疯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上演?何况,“拆那”不就是“拆哪都可以”。

关于昆明,昆明人最爱标榜的就是慵懒和闲散,为官者也费尽力气争得了“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名号,而长出这些慵懒与幸福的是翠湖、钱局街、文化巷……这样复合着购物、居住、教育、餐饮、游玩等等功能的区域,而不是世纪城、新亚洲这样的新住宅小区。很多时候,昆明人都会回忆起武城路、长春路、老金碧路这些传统的昆明街道,有时候,我们会讲起,这些老街随便留下一条,就没丽江古城什么事了,但真正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是这些老街构成的生态,和每一个个人普普通通的生活;一部《东寺街西寺巷》受到了多少昆明人的喜爱,除了幽默搞笑,剧中传递出的老昆明人的生活趣味又引发了多少人的共鸣。如果说上海人的市民文化长在弄堂里,那么昆明人的文化就藏在那些老街里。

经过多年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这些老街早被拆的七零八落,新建的号称“昆明老街”的正义坊连徒有其表都做不到,更别奢谈什么灵魂了,早在90年代末,堪称昆明文化代表的于坚便沉痛地说“我从未在其中居住过……”。

抗拒现代化的生活当然是一种愚蠢,但现代化的作用是改善而不是破坏。我不是在忆旧,也不为传统和现代而争论,翻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些年愚蠢的规划与建设破坏的其实是让百姓活出了滋味的多样性的生活,生产出的却只是北市区这样的睡城。这当然不仅仅是昆明的问题,全中国张着一样脸孔的大小城市都是这个样子,没有温情,太多冷漠,多样的城市文化早就唱成了同一首歌。

今天大部分昆明人不同意圆通山动物园的搬迁,实在是因为春天到圆通山看看樱花、带孩子去认识一些动物、和恋人坐上摩天轮看看昆明城早已融化在昆明人日常生活里面,甚至自然的不值一提。而这么多年的建设对城市生态的破坏,早已让我们相信如果对圆通山进行开发,其结果肯定是有一次的破坏,而我们已不能再忍受一次新的破坏了,保卫圆通山,就是保卫生活。

其实远比圆通山更具开发价值的是五华山,论风水,从吴三桂起便被推为昆明龙脉所在,并一直作为省府的办公地点;论地理,其可连通正义路、人民中路、圆通路、翠湖、青年路等地,若打通,可大大扩展昆明主城核心区的面积;论人望,此地若向公众开放,必得全城称颂;论发展,此地的开发成功,可消除大众对开发圆通山乃至翠湖的顾虑,届时昆明主城区的功能将大大加强。

开发五华山,而不是圆通山,作为一个市民的建议,烦请各级长官一议。

关于VeryCD下载的关闭

 

VeryCD的下载服务昨天晚上停掉了,和电影、剧集并列VeryCD三大板块的音乐从它的主页面上彻底抹掉了,如果不是这一年来VeryCD着力开拓了在线视频和类SNS服务的话,电影和剧集想来在昨晚也就一齐倒掉了。

VeryCD的命运其实在09年底BTchina被关掉的时候就能想象得到了,从那时起,VeryCD也就加快了转型的速度,面上的转型是“去盗版化”,除了SNS和在线播放业务外,这一年可下载内容也出现了明显的减少;台面下不敢说的是“河蟹化”,09年以后的VeryCD改装版emule(easymule)对搜索功能进行了毁灭性的改造(先是进行了关键字屏蔽,随后索性切掉了对eD2k服务器和Kad网络的搜索功能),本来就没有生殖能力的骡子再被狠狠地阉了几刀,VC版本的emule变成了VC网站的下载用客户端,而不再是那个号称全球第一的P2P共享软件了。

和Blog、SNS、微博这些互联网运用一样,emule在国外、国内写出的是两段不同的故事。

在国外,emule官方网站上的申明“eMule是完全免费的,它也决不包含广告软件、间谍和流氓软件。我们之所以创造eMule是为了快乐和知识,而不是为了金钱”依然没有变成一句空话,坚守非商业性质、不折不扣的实践开源与分享的理念、极力地禁止非法的ed2k链接,尽管emule已经成为了最大的P2P软件,eMule团队却很少遭到RIAA或其他组织的大规模控诉。

在国内,VeryCD体现了对天朝国情的超凡理解,它建立了适合国人搜索习惯的verycd.com,提供界面友好的下载索引,聚合了资源、也带动了人气,加上emule本身小众资源众多、文件干净的优势,VC网站和easymule很快成为了文艺青年、小资白领的最爱,VC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内P2P服务乃至影视音内容的重要提供商,再加上VeryCD在emule的中文名称究竟是“电骡”还是“电驴”上的一番浑水摸鱼,电驴品牌做大,VC的商业之花开始怒放。

抛开VC的商业化发展是否有违emule的非商业宗旨不谈,只看这次导致VC下载关闭的版权问题。互联网环境下的版权一直是学界论争的重要话题,比如最有名的互联网法律专家、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劳伦斯·莱斯格在他的多本著作(如已有简体中译本的《思想的未来》、《代码》等)中提出了旧有的版权制度和观念都已经不适应互联网了,很多时候必须打破版权的桎梏,思想、文化的创新才有可能,真正的互联网自由才可以实现。莱斯格教授发现的一个现象是,由于分享对于互联网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互联网上“分享经济”已经成为和“商品经济”一样重要的经济形态了。但分享对既有的版权概念有巨大的冲击,如何来重新界定版权将是互联网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的伦理问题。但有一点却还是比较清楚的,未取得授权的商业性传播就是盗版。

抛开学术问题,相信很多爱好音乐的朋友都有过拷带子的经验,在资讯贫乏的年代,一个朋友如果搞到一盘来之不易的磁带,就会有不少同好找他去复制一盘,传说中的手抄本(包括后来的复印)也是这样,对这样的分享,恐怕不会有谁拿版权问题来指责;

后来有的人觉得拷带子也可以是个生意,就开始拷带子卖,我最初的西方摇滚乐收藏就大多是这样的拷贝。拷带子生意慢慢大了,甚至还进行了工业化的生产,也就我们知道的盗版生意了,盗版给封闭的中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音乐和电影,考虑到音乐还有打口,说中国的电影迷都是被盗版滋润大的,是一点不为过的,但无论它带来了多少资讯,滋养了多少艺术,盗版就是盗版,当你有条件买到正版的时候,还是偷偷脸红一下为好。

当然也有聪明人,他拷带子也不收钱,也是分享,甚至他只是提供个地方,弄个索引,把张三李四家的带子都记下来,给大家互拷搭个平台,这就是emule干的活;还有更聪明的,他在拷带子的地方贴广告,这就是VeryCD干的活,他仍然说他是在做分享,从其他地方赚点钱只是为了更好的分享,但如果他鼓动分享的理由是为了盈利呢?

从这么些年VeryCD的作为来看,我并没有看到多少从emule那里继承过来的开源与分享的基因,更多的时候,VeryCD的目标就是盈利,分享不过是它盈利的手段,电驴早已和emule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而分享的商业化也是变相的盗版。

在一个言论受到严重封锁的国家,建立一个以正版资源为基础的内容提供商是异常艰难,单单内容的匮乏就可以让你玩不下去(这还不止是钱的问题)。不能说VeryCD没有过努力,但中国的现状决定了Itunes和Hulu这样的模式在国内基本没有什么生存空间,“正版化”挑战的已经不只是互联网参与者对商业模式、互联网伦理的创新,而是这个国家不能言说的一些东西了。

回到VeryCD,现实生存的压力逼迫着它在盗版的钢丝上讨生活,在背离emule非商业化宗旨随时面临版权危机的同时,VC并不清晰的战略与商业模式才是它真正的阿喀琉斯之踵。今天这把VC头上悬着的版权之刀终于落下时,其实对VeryCD本身也可算是一种解脱,它终于可以全身心的考虑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大大方方的把钱赚了;而对于VeryCD的用户,其实也不必难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真正的emule,尝试一下真正开源软件和不设防的分享平台,最好的话可以去支持一下正版(虽然国内渠道还很有限),现在国际信用卡那么普及、注册个paypal也很简单,至于互联网的伦理问题,先让学者们去思考着吧。

又到一年讨薪时

2010年12月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人社部年终工作会议上发飙“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我希望今年不要在出现这个问题”;

2011年1月1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称,人社部11日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国资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督查组,分赴江苏、河南等地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专项督促检查;

……

而在另一边,仅仅在我生活的城市昆明:

2011年1月17日,近200名农民工高举着“回家过年”的标语试图冲进昆明江东地产销售中心,与保安发生肢体冲突,包工头廖氏夫妇在冲突中受轻伤。据称因江东地产拖欠施工款,工程队工人被拖欠工资每人至少有7、8000元,而江东地产是因开发昆明北市区而显赫一时的本地大地产公司;

1月20日,昆明拓东路拓东大厦遭民工包围,民工称是来向拓东大厦11楼的大地地产公司讨薪,据称欠款约为600万。大地公司在云南石屏、大理有多个住宅及旅游地产项目;

而相关的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工会等部门近期除了应付节前送礼的单位,其主要工作便是接待节前讨薪的职工,据称,已焦头烂额;

……

我并不诧异,最多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发生在最暴利的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

中国地产行业的暴利并不来源于产品的独特价值和经营的高效(同样利润很高,苹果可是被顶礼膜拜的榜样),而主要依靠土地供应垄断及强力行政审批带来的非市场化环境,进入地产行业的门槛不在于经营能力,甚至不是资金,至关重要的是“关系”。这就造成在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行业依靠自有资金进行开发的企业却寥寥,除了众所周知的银行贷款和预售款之外,拖欠工程款、以房抵款都是行业的常态。再加上在行业利润分配上,土地>开发商>工程施工(其中总包商>分包商),到了具体的施工企业,面对的就是低下的利润和往往被拖欠的收入。没有真正的市场化环境和由此产生行业运作方式的调整,加大追查欠薪的力度,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追查,只能是讨薪暴力的继续升级。

我并不诧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尹部长只批评拖欠工资的企业无德,而不直斥他们违法,尽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劳动合同法》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过一场儿戏。如果说95年《劳动法》开启了劳动用工由计划方式向市场化方式的过渡,并提供了恰当的规则,是一部好法,到了《劳动合同法》不仅没有继续改革的方向,反而为了应付黑砖窑事件匆忙出台,处处开倒车,忽略的恰恰是大部分中国企业早不是生产、社会一把抓的旧国企了。

曾掀起轩然大波的华为事件,后来印证不过是华为的反应过激,从08年到现在,有多少企业因欠薪被强制执行(更多是漫长的调解)?又有多少企业因不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被处罚?政府逃避责任,把员工就业、社会保障的责任简单的推给企业,而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更合理地规范政府、企业、员工的权利、利益与义务,这不但造成了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而且由于利益失衡,但政府严查企业的违法或越界的行为,或许就将逼的企业家破人亡,而这个烂摊子最终也要政府来收场。

我并不诧异,追查欠薪年年进行,民工讨薪却年年发生

已成为社会问题的大范围、日常化的欠薪其实不仅仅是企业有良心与否、违法与否甚至法律好坏与否的问题,其根本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却没有合理的渠道让民间分享,扩大内需的关键不是去挤压老百姓的钱袋子,而是如何让民间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总理讨薪固然让人感动,但总理的本职似乎更应关注宏观经济的调整、关注税制的改革,关注国进民退给创业和小企业发展带来的困境,真正去履行多年来一直在说的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的承诺。

这世上最可怜的就是中国的农民,交着繁重的杂费、种着便宜的粮食、享受着一片空白的社会保障、还时时存在着失地的风险;进城打工的备受歧视,工资微薄条件险恶,回家过年还得忍受春运的痛苦,能挤上火车的兄弟还算幸运,那些还在讨薪的哥们姐们,你们几时才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