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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百态、社会闲杂无意义的清谈

听说圆通山要搬走

加拿大籍的美国老太太简·雅各布斯写过很多书,但真正出色并为她建立了巨大声誉的却只有一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这本关于城市规划的经典著作里,简·雅各布斯批判了20世纪流行的城市规划理论,特别是那种号称科学的基于功能划分把行政、商业、住宅、交通等等一块块隔离开来的规划理论。雅各布斯指出城市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创造、保护多样化的生活,尽可能给市民提供活跃的街道和经济机制,她重新“发现”了人行道、社区公园、城市街区在城市生活中的功能,她提到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应该可以方便的让有共同兴趣或相关利益的人聚拢,一条好的街道或一块好的街区应该和周围的地方相互交错而不是截然分开,一个街区能否成为一个区域的中心取决于这个区域能否帮助其他的弱小街区摆脱隔离状态。由此,一个好的有生气的城市应该创造有趣的街道、功能交织的街道网,并把公园、广场和其他的公共设施融入街道,一方面丰富街道的功能的多样性,一方面也真正把城市的各种功能融合起来,创造真正适于人生活的环境。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于1961年,简体中文版于2005年出版,06年很快进行了再版,加上《南方周末》及王石等的推荐,这本书早已是一本大名鼎鼎的“老书”了,今天拿这本书出来回顾,实是因为在微博上流传的一则消息——昆明圆通山动物园将搬迁,原址或将进行地产开发。 查看大图 说句实话,对这条新闻的真实性一开始我是有所保留的,至少从短期来看,我觉得对圆通山进行地产开发面对的困难太大,文物保护、林地保护、市民感情甚至是开发细节涉及的土地价格、规划限制(哪怕仅考虑密度、容积率因素)、三通一平成本等等都将是让开发商不得不认真审视的问题;而昆明市政府尽管身负重债,在城中村改造遭遇瓶颈且资源逐步枯竭的情况下,加快新机场建设尽快释放巫家坝机场及其周边土地或推动地铁周边土地开发都将比开发圆通山带来的效益更大,而且阻力更小;对昆明现任的父母官仇和童鞋而言,开发圆通山就是直接推翻其建设“湖光山色”新昆明的战略,对于一个有更大仕途野心且处在调迁流言中又招惹了非法楼盘诈骗案件的官员,实在没必要为了一个在自己任期内见不到任何效益的事情(这句话纯属臆测),去招惹一身腥的。 但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而且这些年超越我们想象的疯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上演?何况,“拆那”不就是“拆哪都可以”。 关于昆明,昆明人最爱标榜的就是慵懒和闲散,为官者也费尽力气争得了“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名号,而长出这些慵懒与幸福的是翠湖、钱局街、文化巷……这样复合着购物、居住、教育、餐饮、游玩等等功能的区域,而不是世纪城、新亚洲这样的新住宅小区。很多时候,昆明人都会回忆起武城路、长春路、老金碧路这些传统的昆明街道,有时候,我们会讲起,这些老街随便留下一条,就没丽江古城什么事了,但真正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是这些老街构成的生态,和每一个个人普普通通的生活;一部《东寺街西寺巷》受到了多少昆明人的喜爱,除了幽默搞笑,剧中传递出的老昆明人的生活趣味又引发了多少人的共鸣。如果说上海人的市民文化长在弄堂里,那么昆明人的文化就藏在那些老街里。 经过多年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这些老街早被拆的七零八落,新建的号称“昆明老街”的正义坊连徒有其表都做不到,更别奢谈什么灵魂了,早在90年代末,堪称昆明文化代表的于坚便沉痛地说“我从未在其中居住过……”。 抗拒现代化的生活当然是一种愚蠢,但现代化的作用是改善而不是破坏。我不是在忆旧,也不为传统和现代而争论,翻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些年愚蠢的规划与建设破坏的其实是让百姓活出了滋味的多样性的生活,生产出的却只是北市区这样的睡城。这当然不仅仅是昆明的问题,全中国张着一样脸孔的大小城市都是这个样子,没有温情,太多冷漠,多样的城市文化早就唱成了同一首歌。 今天大部分昆明人不同意圆通山动物园的搬迁,实在是因为春天到圆通山看看樱花、带孩子去认识一些动物、和恋人坐上摩天轮看看昆明城早已融化在昆明人日常生活里面,甚至自然的不值一提。而这么多年的建设对城市生态的破坏,早已让我们相信如果对圆通山进行开发,其结果肯定是有一次的破坏,而我们已不能再忍受一次新的破坏了,保卫圆通山,就是保卫生活。 其实远比圆通山更具开发价值的是五华山,论风水,从吴三桂起便被推为昆明龙脉所在,并一直作为省府的办公地点;论地理,其可连通正义路、人民中路、圆通路、翠湖、青年路等地,若打通,可大大扩展昆明主城核心区的面积;论人望,此地若向公众开放,必得全城称颂;论发展,此地的开发成功,可消除大众对开发圆通山乃至翠湖的顾虑,届时昆明主城区的功能将大大加强。 开发五华山,而不是圆通山,作为一个市民的建议,烦请各级长官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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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VeryCD下载的关闭

  VeryCD的下载服务昨天晚上停掉了,和电影、剧集并列VeryCD三大板块的音乐从它的主页面上彻底抹掉了,如果不是这一年来VeryCD着力开拓了在线视频和类SNS服务的话,电影和剧集想来在昨晚也就一齐倒掉了。 VeryCD的命运其实在09年底BTchina被关掉的时候就能想象得到了,从那时起,VeryCD也就加快了转型的速度,面上的转型是“去盗版化”,除了SNS和在线播放业务外,这一年可下载内容也出现了明显的减少;台面下不敢说的是“河蟹化”,09年以后的VeryCD改装版emule(easymule)对搜索功能进行了毁灭性的改造(先是进行了关键字屏蔽,随后索性切掉了对eD2k服务器和Kad网络的搜索功能),本来就没有生殖能力的骡子再被狠狠地阉了几刀,VC版本的emule变成了VC网站的下载用客户端,而不再是那个号称全球第一的P2P共享软件了。 和Blog、SNS、微博这些互联网运用一样,emule在国外、国内写出的是两段不同的故事。 在国外,emule官方网站上的申明“eMule是完全免费的,它也决不包含广告软件、间谍和流氓软件。我们之所以创造eMule是为了快乐和知识,而不是为了金钱”依然没有变成一句空话,坚守非商业性质、不折不扣的实践开源与分享的理念、极力地禁止非法的ed2k链接,尽管emule已经成为了最大的P2P软件,eMule团队却很少遭到RIAA或其他组织的大规模控诉。 在国内,VeryCD体现了对天朝国情的超凡理解,它建立了适合国人搜索习惯的verycd.com,提供界面友好的下载索引,聚合了资源、也带动了人气,加上emule本身小众资源众多、文件干净的优势,VC网站和easymule很快成为了文艺青年、小资白领的最爱,VC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内P2P服务乃至影视音内容的重要提供商,再加上VeryCD在emule的中文名称究竟是“电骡”还是“电驴”上的一番浑水摸鱼,电驴品牌做大,VC的商业之花开始怒放。 抛开VC的商业化发展是否有违emule的非商业宗旨不谈,只看这次导致VC下载关闭的版权问题。互联网环境下的版权一直是学界论争的重要话题,比如最有名的互联网法律专家、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劳伦斯·莱斯格在他的多本著作(如已有简体中译本的《思想的未来》、《代码》等)中提出了旧有的版权制度和观念都已经不适应互联网了,很多时候必须打破版权的桎梏,思想、文化的创新才有可能,真正的互联网自由才可以实现。莱斯格教授发现的一个现象是,由于分享对于互联网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互联网上“分享经济”已经成为和“商品经济”一样重要的经济形态了。但分享对既有的版权概念有巨大的冲击,如何来重新界定版权将是互联网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的伦理问题。但有一点却还是比较清楚的,未取得授权的商业性传播就是盗版。 抛开学术问题,相信很多爱好音乐的朋友都有过拷带子的经验,在资讯贫乏的年代,一个朋友如果搞到一盘来之不易的磁带,就会有不少同好找他去复制一盘,传说中的手抄本(包括后来的复印)也是这样,对这样的分享,恐怕不会有谁拿版权问题来指责; 后来有的人觉得拷带子也可以是个生意,就开始拷带子卖,我最初的西方摇滚乐收藏就大多是这样的拷贝。拷带子生意慢慢大了,甚至还进行了工业化的生产,也就我们知道的盗版生意了,盗版给封闭的中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音乐和电影,考虑到音乐还有打口,说中国的电影迷都是被盗版滋润大的,是一点不为过的,但无论它带来了多少资讯,滋养了多少艺术,盗版就是盗版,当你有条件买到正版的时候,还是偷偷脸红一下为好。 当然也有聪明人,他拷带子也不收钱,也是分享,甚至他只是提供个地方,弄个索引,把张三李四家的带子都记下来,给大家互拷搭个平台,这就是emule干的活;还有更聪明的,他在拷带子的地方贴广告,这就是VeryCD干的活,他仍然说他是在做分享,从其他地方赚点钱只是为了更好的分享,但如果他鼓动分享的理由是为了盈利呢? 从这么些年VeryCD的作为来看,我并没有看到多少从emule那里继承过来的开源与分享的基因,更多的时候,VeryCD的目标就是盈利,分享不过是它盈利的手段,电驴早已和emule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而分享的商业化也是变相的盗版。 在一个言论受到严重封锁的国家,建立一个以正版资源为基础的内容提供商是异常艰难,单单内容的匮乏就可以让你玩不下去(这还不止是钱的问题)。不能说VeryCD没有过努力,但中国的现状决定了Itunes和Hulu这样的模式在国内基本没有什么生存空间,“正版化”挑战的已经不只是互联网参与者对商业模式、互联网伦理的创新,而是这个国家不能言说的一些东西了。 回到VeryCD,现实生存的压力逼迫着它在盗版的钢丝上讨生活,在背离emule非商业化宗旨随时面临版权危机的同时,VC并不清晰的战略与商业模式才是它真正的阿喀琉斯之踵。今天这把VC头上悬着的版权之刀终于落下时,其实对VeryCD本身也可算是一种解脱,它终于可以全身心的考虑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大大方方的把钱赚了;而对于VeryCD的用户,其实也不必难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真正的emule,尝试一下真正开源软件和不设防的分享平台,最好的话可以去支持一下正版(虽然国内渠道还很有限),现在国际信用卡那么普及、注册个paypal也很简单,至于互联网的伦理问题,先让学者们去思考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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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成路

武成路拆迁更名已经15年了,我30岁,却有一半的年纪在这条街上渡过。 我和我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这条街上的小孩,我们见面频繁,却总爱聊起武成路,如果有外人在,那几乎就是一种炫耀,却忘了7.8岁开始记事,到15、6岁搬走,我们知道的那点掌故,实在拿不出手,何况八、九十年代的少年,梦想的是单元楼房、阳台、煤气和家里的厕所,那些青石板、格子窗实在太过常见,在我的儿时生活里,它们太普通,没有那些作家写得那么沉重,也没有我们自己回忆里的那么亲切。 武成路上的房子留到今天的只有紧紧相邻的武成小学和三一圣堂了,它们却是以前的武成路上最新的建筑。 武成小学是我的母校,那里原来是旧昆明的武庙,后来却变成了学校。昆明也有文庙,后来里面开了茶馆、台球室、游戏厅,现在“庙”还在,还成为了文物要保护,但它的主要的功能却是停车场。实际上,对很多昆明人来说,文庙早已仅仅只是一个地名而已了。 因为扩路,武成小学现在的面积比我念书的小了差不多1/3,那颗百年的大槐树还在,以前高大光鲜的教学楼却早已显得破旧,它依然是昆明最好的小学之一,每天上学放学的时段,校门口门庭若市、接送小孩的车辆总是让6车道的人民中路(武成路拆迁改建后改名人民中路)短暂的堵死。尽管学校周围没多少住户,要想把你的孩子送进去念书,单有钱恐怕也还是不行的。这个想法仅仅是我的揣测,无非是早几年,一位我以前的老师曾告诉我,当时我们班上不少干部子弟,省长家的就当班长、市长家的就当学习委员、……、普通百姓家的就什么都不当,事情从来都那么复杂,而我总怀念那时的天真。 “天真”这个词早已烂俗的可以被归入郭敬明、余秋雨一类了。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从人性恶的角度来看待人和事,但我仍然觉得把我所知道的所有好词都用来赞美“天真”,也还远远不够。中国教育一个很恶劣的地方,是它为了强调精神的力量,就莫名其妙地把精神和物质对立了起来。八十年代,有几年的六一节,三一圣堂会给小朋友发小蛋糕,排队领取小蛋糕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之一,如果你以蛋糕是物质来批评我快乐的低下,我实在不知道你怎么为教堂不计物质传递福音的精神来唱颂歌,当然,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者。 武成路的拆迁,是当年昆明大规模旧城改造的一部分,长春路、金碧路、青年路……这些当年昆明最热闹的老街也一一消失,如今的这些街道,只剩宽阔的马路,不再有如潮的人流和昆明的味道。 被从城中心赶走的人们,却依然继续着往昔的生活。最多拆迁户居住的丰宁小区,很快的热闹了起来,卖报的、修表的、服装店、水果铺一家接着一家开业,各种吃食更是丰富,小吃、炒菜、烧烤、火锅家家人声鼎沸,伊天园、飞阳铁板烧这些昆明大的连锁餐饮起家的时候都是丰宁小区里的大排档。在丰宁的菜场你会碰到诗人于坚,他喜欢那里的丰富和带着泥土味的新鲜。在一个慢慢变快的昆明,丰宁小区却执拗的停在了那个吃吃喝喝、喝茶聊天晒太阳的昆明。 去年年初昆明拆防盗笼的时候,顺便把路边的菜市场也一起清理掉了;更早的时候,有生羊血买的羊肉一条街也在拆违章建筑的时候拆掉了;不少老人家去世了,他们的儿女卖掉或者租掉了丰宁的房子,搬去更新的小区了,新搬来的年轻人忙于工作,街边聊天的人也渐渐少了,或许有一天这里也将变的安静,脱掉不合时宜的市井气味。 我们这个时代对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好的定义实在是太单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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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讨薪时

2010年12月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人社部年终工作会议上发飙“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我希望今年不要在出现这个问题”; 2011年1月1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称,人社部11日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国资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督查组,分赴江苏、河南等地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专项督促检查; …… 而在另一边,仅仅在我生活的城市昆明: 2011年1月17日,近200名农民工高举着“回家过年”的标语试图冲进昆明江东地产销售中心,与保安发生肢体冲突,包工头廖氏夫妇在冲突中受轻伤。据称因江东地产拖欠施工款,工程队工人被拖欠工资每人至少有7、8000元,而江东地产是因开发昆明北市区而显赫一时的本地大地产公司; 1月20日,昆明拓东路拓东大厦遭民工包围,民工称是来向拓东大厦11楼的大地地产公司讨薪,据称欠款约为600万。大地公司在云南石屏、大理有多个住宅及旅游地产项目; 而相关的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工会等部门近期除了应付节前送礼的单位,其主要工作便是接待节前讨薪的职工,据称,已焦头烂额; …… 我并不诧异,最多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发生在最暴利的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 中国地产行业的暴利并不来源于产品的独特价值和经营的高效(同样利润很高,苹果可是被顶礼膜拜的榜样),而主要依靠土地供应垄断及强力行政审批带来的非市场化环境,进入地产行业的门槛不在于经营能力,甚至不是资金,至关重要的是“关系”。这就造成在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行业依靠自有资金进行开发的企业却寥寥,除了众所周知的银行贷款和预售款之外,拖欠工程款、以房抵款都是行业的常态。再加上在行业利润分配上,土地>开发商>工程施工(其中总包商>分包商),到了具体的施工企业,面对的就是低下的利润和往往被拖欠的收入。没有真正的市场化环境和由此产生行业运作方式的调整,加大追查欠薪的力度,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追查,只能是讨薪暴力的继续升级。 我并不诧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尹部长只批评拖欠工资的企业无德,而不直斥他们违法,尽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劳动合同法》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过一场儿戏。如果说95年《劳动法》开启了劳动用工由计划方式向市场化方式的过渡,并提供了恰当的规则,是一部好法,到了《劳动合同法》不仅没有继续改革的方向,反而为了应付黑砖窑事件匆忙出台,处处开倒车,忽略的恰恰是大部分中国企业早不是生产、社会一把抓的旧国企了。 曾掀起轩然大波的华为事件,后来印证不过是华为的反应过激,从08年到现在,有多少企业因欠薪被强制执行(更多是漫长的调解)?又有多少企业因不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被处罚?政府逃避责任,把员工就业、社会保障的责任简单的推给企业,而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更合理地规范政府、企业、员工的权利、利益与义务,这不但造成了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而且由于利益失衡,但政府严查企业的违法或越界的行为,或许就将逼的企业家破人亡,而这个烂摊子最终也要政府来收场。 我并不诧异,追查欠薪年年进行,民工讨薪却年年发生。 已成为社会问题的大范围、日常化的欠薪其实不仅仅是企业有良心与否、违法与否甚至法律好坏与否的问题,其根本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却没有合理的渠道让民间分享,扩大内需的关键不是去挤压老百姓的钱袋子,而是如何让民间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总理讨薪固然让人感动,但总理的本职似乎更应关注宏观经济的调整、关注税制的改革,关注国进民退给创业和小企业发展带来的困境,真正去履行多年来一直在说的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的承诺。 这世上最可怜的就是中国的农民,交着繁重的杂费、种着便宜的粮食、享受着一片空白的社会保障、还时时存在着失地的风险;进城打工的备受歧视,工资微薄条件险恶,回家过年还得忍受春运的痛苦,能挤上火车的兄弟还算幸运,那些还在讨薪的哥们姐们,你们几时才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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