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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百态、社会闲杂无意义的清谈

盘点仇和

不知道昨天坐在主席台上的仇和是什么心情?是高兴,还是遗憾,或者五味杂陈、已经分辨不出味道。看新闻的时候,我妈说“仇和比刚来的时候老多了”,是啊,4年来,这个被冠以“最具争议市委书记”名号的官员,一心政绩、事必躬亲,他也许是昆明最忙、最操心的人,最终却没有如坊间传说的那样成为省委书记、省长或者调入中央,只略升了小半格,担任了排名“小三”的省委副书记,当然,这个职位在他眼里也真就只是“小三”。 尽管仇和还挂着昆明市委书记的头衔,尽管升职的仇和在未来几年也还将继续在云南,远远算不上离开,却也是时候回顾一下仇和07年底至今在昆明的执政历程了。 一、转折点 我觉得对仇和本人最重要的事不是滇池治污或者招商引资,也不是地铁建设、交通治堵或者城中村改造,甚至不是“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诈骗案,而是在昆明“创卫”过程的一件小事——拆除防盗笼,但这件事却堪称仇和在昆明执政生涯的分水岭。 在拆防盗笼之前,借着整肃政府作风、公开办公电话、各级领导进行公开承诺、推行限时办结制等举措,仇和以极短的时间就征服了昆明市民。记得09年曾出版过一本叫《仇和十年》的书,虽然明显是软文,但在昆明仍然销售火爆,当时仇和在昆明的声誉之隆,在我印象里,或许只有98年要趟“地雷阵”的朱镕基可比。 分析仇和的为官之道,其实和朱镕基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用高新、何频写的《朱镕基传》中的提法就是“讨好两头,得罪中间”。“讨好两头”就是上讨好中央,下讨好普通百姓;而得罪中间指的是得罪昆明的中层官员,虽然得罪人总归算不上好事,但这里面的利弊得失却是很容易计算的,得罪中层尽管可能带来麻烦,但如果不得罪这部分人,工作就无法开展,没有政绩,讨好中央就成了空话;不得罪这部分人,也无法迎合普通市民整肃官僚、拖沓、推诿、腐败的期望,讨好百姓也就成为了幻想。 应该说仇和的策略是成功的,他在普通百姓甚至基层公务员中获得了一边倒的赞誉,关于他升迁的小道消息在各级官员中广泛流传,最重要的,被他得罪的那些中层官员尽管怨声载道,却只能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干活。 但拆除防盗笼的政策恰恰破坏了这个策略,仇和的枪口竟然对准了他必须要讨好的普通百姓。在昆明,几乎所有90年代后期以前修建的房屋都装有防盗笼,对昆明这个治安极其一般的城市,防盗笼不仅是市民对安全的一种精神寄托,还有晾晒衣物、储存杂物等功能,拆除防盗笼不仅增加了不安全感,客观上还减小了住房的可用面积。这项直接损害了市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市民的政策几乎在出台的一瞬间,就点燃了市民的怒火。 因此,当拆除防盗笼的政策一出,形势立刻逆转,再加上拆临拆违、密植行道树、螺丝湾搬迁、城中村改造、地铁建设封路、华西诈骗案等引发民间激愤的事件接踵而至,仇和在市民中的声誉急转直下,由沸点瞬间降至冰点。如果说在09年底拆防盗笼之前,骂仇和会被市民看做腐败官员的同僚,是政治不正确的话,那么在拆防盗笼之后,称赞仇和,就成了新的政治不正确。 更糟的是,以前只在私下骂仇和的中层官员,尽管现在仍不会直接对抗,却也敢明目张胆地用曲解、推诿、拖延等方式应付仇和,甚至故意将他的要求执行偏以激起更大的民愤。比如种植行道树,对绿化糟糕的昆明本来是好事,但在窄窄的人行道上种两排行道树的结果是人行道没人走的地方,种两排树并非仇和的要求,但板子仍然打在了他身上。更多的时候,仇和不亲自检查的工作就没人行动,以前很多在局一级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都要等他签字,在一片骂声中,他真的很辛苦。 仇和真正忽略的是,支撑他仕途的除了人脉、政绩,民众的支持也是极其关键的,或者说民众的支持其实就是他政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朝廷甚少重用争议人物的情况下。丢掉了民声,仇和丢掉的其实是上位最大的砝码,考虑仇和透支式发展给未来昆明带来的巨大压力(甚至可以说是烂摊子),仇和没有被按死在昆明市委书记的位子上,还得以升了半格,他真该谢天谢地谢朝中人了。 二、仇和不是改革派 关于仇和最大的误会,是把他称为改革派。当然,这首先是因为“改革”概念的混乱。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改革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词汇被加上了无数美好的光环,政府、企业几乎言必称改革,除了经济改革、时断时续的行政体制改革和从未真正启动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等宏观的全局性的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养老改革、就业改革、住房改革、工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农业改革、金融改革……,几乎每个领域都在改革,这些改革触到了每一个国民的切身利益,无数人流泪甚至流血,当然,也有少数人获得了利益,真正的少数人。 对“改革”的迷恋甚至到了食堂使用餐盘代替饭盆可以叫伙食改革、公厕使用马桶代替蹲坑可以叫卫生改革的地步。“改革”代替了“革命”在中国的地位,却没有改掉“革命”后面文革般的狂热,而在狂热中,我们甚至忘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改革”。 在当下中国,真正的改革,其逻辑必然是由极权走向分权与制衡、由专制走向民主和自由、由封闭走向开放与融合。 但如果拿上面这三条来衡量仇和,就会发现仇和在昆明的所作所为和改革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仇和整肃官员,别说触碰体制,甚至没有真正引入监督,只是给他增添一个管理属下、制约属下的法宝,为他集中力量出政绩创造了条件;仇和行政,无论是滇池治污、招商引资、昆明创卫、地铁建设、城中村改造……,每一件都是集全社会之力办大事的典型,他的每一项重要举措几乎都是以“运动”的方式来推行的,政府不仅没有变小,甚至更大了。 这里还想讲两个小事: 一个是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的拆除防盗笼,可能是预料到了拆除的阻力,仇和当时的一个举措是要求昆明市各级公务员先行拆除,而且作为死任务下发到各部门,并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一人不拆,整个部门班子受累。但在消息曝光后,市政府又匆匆申明,从未发过类似的文件,从未开过类似的会议,所有的公务员拆防盗笼都是自愿行为。 另一个事是仇和的用人,在他刚到昆明时,为了给昆明官员足够的威慑,仇和在推行官员公开承诺的同时,面向社会招考、培训了100名科级以上的后备干部,他把这100人放到各县区、各部门,并直言,一旦哪个部门的领导被拿下,他不怕没人换了。用屁股都能想明白的是,这100人到岗后,尽管职务不低,却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被排挤、被闲置的待遇。当仇和度过了适应期,确定了他的核心人马之后,我想他甚至有可能忘了他曾经大张旗鼓地搞过这么一次公开招考。后来这拨被称为“仇100”中的部分人曾经联名给仇和写信,要求调整岗位、授予实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博士毕业、硕士毕业直接参加招考的,他们在几无社会经验的情况下,就进入了泥沼般的官场,我想他们仍然太不了解中国了。 讲这两个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说仇和同那个被塑造的“争议人物”是不完全一样的,他并没有那么的直率。机变与权谋,这些官员生存的基本技能,他都有,甚至还很强,他想打造一个高效的政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霸道的、无所不能的政府,他对公平、公正、公开却远没有他嘴上说的那么执着,从根本上说,他和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其他官员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可否认的是,仇和确实是实干家,我至今还记得他刚到昆明去视察高架桥建设时准确地说出了桥面产生裂纹的原因,去视察污水处理厂时对污水处理方法的熟悉,就算他是临时抱佛脚,现在又有几个领导肯去抱一抱呢?但问题是他的实干能给多少人带来幸福?他的实干产生的成效比那些混吃等死的官僚又多了多少? 如果不触碰体制,做任何事情要么是为过去查缺补漏,要么是沿着老路越走越偏,真正的机遇在未来,只盯着过去,不革新体制,流再多汗也将毫无成效。 真正吊诡的是,仇和成为“争议人物”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他的实干,他比别人干了更多的事。他再次证明了这个体制其实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革新的能力了,这个体制仅仅只是凭它的惯性在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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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iTunes

在苹果众多的硬、软件产品中,iTunes无疑是遭受非议最多的一个。 用google随便搜一搜,抱怨iTunes启动慢、系统占用大、支持格式少、有时会崩溃等等缺点的文章举不胜举。但比起这些小问题,iTunes最让用户恼火的是它的文件管理方式,比如它必须先把音乐文件导入曲库,要想把自己想听的歌放在一起听还得编一个播放列表,加上国内低品质的MP3泛滥,相当部分MP3的ID3信息非常混乱,可能一首歌导进iTunes,下一次就再也找不到它了。更糟糕的是,比起其它播放器(手机)复制粘贴极其直观的歌曲导入方式,如果你使用iPod、iPhone或者iPad来听歌,你必须通过iTunes才能把歌曲传入,就算你真的讨厌它,它却让你离不开它。 不过我是喜欢iTunes的,特别是我开始使用Mac以后。 准确的说,iTunes并不是一款音乐播放器,播放只是它的功能之一。iTunes实际上是一个音乐管理平台,苹果把音乐的导入(从CD、AppStore、文件导入、格式转换等)、管理、导出、播放等等功能全部都集成到iTunes,在Mac上,iTunes就是管理音乐的Finder,和管理其它文件一样,你不需要知道一首歌曲究竟存在硬盘的那个位置(而在Win下这似乎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你只要通过iTunes提供的索引和搜索功能使用它就可以。Mac甚至设计了一个极其方便的“自动添加到iTunes”文件夹,只要把音乐文件拖入这个文件夹,所有的分类、整理、存储这些工作就可以统统交给Mac,而你所需要做的,仍然只是按你的想法使用这些歌曲就可以了。 iTunes和其它播放软件的区别实际上就是苹果和微软在设计操作系统时理念的区别,苹果倾向于以封闭和一体化的方式给用户更简单直接的用户体验,它让用户更专注于用户自身的需要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其它地方;微软则更开放,它留给用户的空间更多,但也增加了用户的学习成本和管理成本。虽然Mac OS和Windows都是伟大的产品,但它们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因此,在Mac上体验无比平滑的iTunes到了Windows下之所以会让人有一种“隔”的感觉。就是因为Win版本的iTunes是Mac版的移植而非重造,这使得在Win下使用iTunes必须时时在Mac式的文件管理与Win式的文件管理方式间切换(除非你的硬盘只有一个C盘,不然你绝不可能因为使用了iTunes就扔掉盘符和层层叠叠的文件夹),把两种迥异思维方式简单地凑在一起产生的不一定是火花,也很可能是尴尬。 当然,我相信乔布斯绝对不会适应微软去做一款“好用”的Win版iTunes,一来因为微软的产品思维在他眼里就是垃圾,他不会容许自己去制造一堆垃圾;二来,苹果推出Win版iTunes的初衷就是为了销售iPod,到现在也只是为了让Win用户有一个进入iPod、iPhone和iPad的通道而已,iTunes的伟大已经由其商业模式和Mac版证明了,并不缺少Win版的彩头。 但多数人和公司是不可能有像乔布斯一样彪悍的实力的,对处理不同思维创造的平台与工具的关系时,需要更加的谨慎,不同平台的融合最忌讳的是生拉硬拽和东施效颦,只看表象而忽略实质往往只能产生糟糕的结果,比如当我们看到其它公司有一套运行的非常好的管理体系时,不加考虑就把它们的制度、流程等复制到自己的公司,在通常情况下,就算不产生副作用,也很难收到什么好效果。 关注实质,而不是表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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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工作者的杂记

这几天在读《双程心事—十二位中国性工作者记述》,一本记录了拿双程证赴香港从事性工作的内地妇女的书。从这本书我认识了紫藤社——已经有十多年历史的、专门从事性工作者权益保护的香港公益组织,也对香港关于卖淫的法律有了一点了解。 香港关于卖淫的法律是很有趣的,它没有说卖淫合法,却也没有说卖淫违法,说的学术一点就是“非罪化”,通俗一点就是“不犯法”。但香港又制定了很多法律来限制卖淫,比如它规定一个人卖淫是可以的(这直接催生了香港特色的“一楼一凤”),但两个人以上就不可以;比如性工作者在自己家卖淫是可以的,但如果她租了其它人的房子来做场地,房子的业主就可能受到10年刑期的惩罚;比如它还规定在家卖淫是可以的,但上街拉客就不可以。诸如此类的法律还有很多,通过这些法律,香港把“不犯法”的卖淫压制在了一个极小的空间(试想有几个性工作者可以在香港买得起房子),所以尽管卖淫不犯法,但在香港的电视里又经常可以听到“扫黄”的新闻。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把这些法律理解为限制的话,那么它们恰恰也体现了立法者对性工作者的保护。所有支持性工作合法化或者非罪化的理由都不能违反一个前提,即从事性工作必须出于本人的自愿。如何才能保证自愿性呢?当然是一个人独立的卖淫,两个人以上的卖淫群体、专门出租给性工作者的房子等等,都有可能变成有组织的、控制性的卖淫活动,而性工作者一旦被利益团体控制,不仅自愿将受到冲击,胁迫、暴力、诱骗这些必然侵害性工作者权益的犯罪行为也很能成为常态,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性工作者。 香港法律的逻辑是缜密的,但这种缜密却形成了一个悖论——不保护会造成损害,但保护本身就是损害。这种悖论也很深地影响着像紫藤这样的性工作者维权机构,紫藤的一个诉求是希望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加大对性工作者权益的保护,使他们免受强奸、暴力、抢劫等犯罪的困扰。但新的立法有可能会进一步限制性工作的空间;而增加保护,最有效的办法是实行牌照制度,但香港现行的按摩牌照却也是被紫藤经常抨击的靶子。 这当然不是紫藤要面对的唯一悖论,我在看紫藤和其它一些性工作权益保护的资料时发现,这些组织经常把性工作美好化了,甚至举出不少女孩的例子,说她们很享受这份工等等。我当然相信有这样的人,但这个行业里更多的人考虑的却是早日上岸。在看这些资料时,我也经常会想起邱礼涛的《性工作者十日谈》中的一个镜头:一个性工作者权益组织的女干事在夜总会宣传性工作者的权益,朱茵扮演的妈咪只问了一句“做鸡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做”,女孩便无言以对了。 性工作当然没有现实道德认为的那么糟,但也绝对没有NGO宣传的那么好,把它放在不恰当的位置其实对所有的性工作从业者也是一种伤害,我个人觉得性工作至少就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首先,性工作吃的是青春饭,它对人而言是在消耗而不是积累,而且相比其它吃青春饭的行业,它转型的难度最大。 第二,从事性工作的人很少是因为自己喜欢性工作而进入这个行业的,很多人是为生活所迫,也有不少人是被骗、被胁迫,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但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是他们其实是不愿意从事性工作的,或者说从根本上他们仍然认为性不是可以拿来卖的。而当不可以卖的东西都变成了日常的交易,人就会变得功利,世界在他眼里也就只剩下残酷。 第三,这一点是第二点的延续。我想很少会有性工作者会把他真实的姓名、年龄、家庭这些情况告诉他的同伴和客人,当然他也不会相信同伴和客人告诉他的这些信息。也许仅仅是为了最低限度的自我保护,但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全是谎言的空间里,何况他们的工作让他们看到的多数是人的恶,背着妻子出来嫖的丈夫、嫖完不给钱的贱男、骗女孩钱的小白脸、收保护费的黑社会、各式虚伪的人⋯⋯。一个人看多了世间的恶,就算他不变恶,他的心也注定绝望。性工作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可能会伤害人的身体,而是它注定粉碎人对世界的认识。 我是特别的佩服紫藤社尤其是紫藤的核心吴雅姗女士的,但我并不认为吴女士和紫藤的工作可以解决上面这三个问题,何况所有选择性工作的人还随时可能受到道德问题的骚扰。 我当然不认为性工作者是不道德的,这在一定范围内已经是很主流的观点了,但问题是主流的观点同时又认为嫖是不道德的,全世界有无数维护性工作者权益的组织,但却很少听说有哪一个维护买春者权益的组织,哪怕在性交易合法的荷兰,对公众人物而言,嫖妓仍然是大的丑闻,对普通民众,嫖仍然被认为是不好的行为。这就引出了又一个悖论,为什么卖的一方是道德的而买的一方却不道德,如果买卖双方有一方是不道德的,那么作为买卖过程的性工作、性交易究竟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就道德讨论道德是无益的,何况道德本身就是可疑的,真正有意思的是道德背后的东西——人性和人权,让性工作产生那么多悖论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恰恰处在人性和人权的盲点上。 我相信性与爱是不可分割的,有爱的性必然比无爱的性要美好,促使性工作出现的根本原因不是经济,而是爱与性的不自由,但现有的道德观念、现实的婚姻制度恰恰决定了爱与性都是不那么自由的。从爱说,一个人究竟能不能同时爱上几个人?爱必须是专一的吗?爱可以是永恒的吗?爱可以在几个人间发生吗?比起婚姻制度,爱的问题其实是人性的问题,拓宽爱的自由实际是发掘人性深藏的秘密;从性说,让大部分国家决定卖淫不合法的,让几乎所有国家禁止活体器官移植的,其实不是表面的道德,而是人权——一个人究竟可以在多大尺度上使用自己的身体,这是最根本的人权问题,也是最前沿、还有待探索的人权问题。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篇博客里面,提到性工作者,我大部分用“他”指代,不是专指男性性工作者,也不是别字,仅只是因为“他”比“她”的性别指向性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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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一个朋友,然后扯淡

昨晚在朋友的茶室喝茶,闲谈中聊起了一个过去的朋友,我想“过去的”这个词用的非常恰当,我发现我和那个朋友竟然已经找不到什么交集了。 我不想写又一个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的故事,太老套,也太自恋,我不免批评我的朋友,但他错了吗?也许是我错了,或者说纠缠于谁对谁错本身就毫无意义,虽然这个时代并没有宽容到可以容纳不同的价值观,但它已经产生的差异却可以用“撕裂”来形容了。就像我和我的那个朋友,我和他认识5年以后,我调去和他一起工作,当我和他同处一室,我惊讶地发现相交5年,我竟从未真正了解过他,虽然在之前的5年里,我和他一直在在同一座写字楼里上班。 我挺讨厌用“变了”这个词来评价人,无论是评价别人,还是别人来评价我,我觉得那是一个陷阱,因为我们总是过分地高估自己对自己的把握,又习惯性地忽略环境对自己的改变,然后片面地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我们并不曾真正的认识自己,也很少能越过自己的视角换一个维度去理解别人。 上面这些话说得太沉重了,让交朋友从好玩堕落到无趣甚至痛苦了,应该放松一点的,友情其实和爱情一样,如果硬要套上“天长地久”、“心灵相通”这类枷锁,往往就扼杀了人性。不是说“天长地久”有错,而是说到不了天长地久的爱情其实也是美好的。我不反对婚姻,对相爱的人而言,婚姻是可以催化爱情的,但我一直觉得婚姻制度是有缺陷的,它增加了已经不爱的人的痛苦,离婚的痛苦远比失恋大的多,而继续苟合却只是说不出的痛苦。爱就爱了,不爱了就不爱了,只要曾经有过爱,就是美好的。 但中国的教育传递了太多说不清的信息,比如“实质大于形式”,如果说爱情是实质,那为什么长辈总告诫已经没有爱情的夫妇,婚姻来之不易,要珍惜;如果说共同价值观是实质,那为什么总有人说“多个朋友多条路”,为了这个关系,一定要交这个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已分不清什么是实质、什么是形式,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对形式的刻意打压,反而造就了铺天盖地的形式主义。 其实形式是很重要的,我如今最亲近的朋友,就是在一起吃吃喝喝最多的几个。我父母现在又开始和他们早年的同学啊这类朋友往来密切了,他们曾经多年没有联络,但现在都退休了,有了大把的时间,生活的平台从单位回到了家庭,生活的主题从工作变成了玩乐,玩的到一起的人又重新聚到了一起。 所以我的一个结论是,就算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也还是需要那碗淡水吧,如果连碗水都没有,也就别死撑着装亲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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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的背影

(这个标题起的其实极不妥帖,请见谅。) 11月2日,柳传志先生从联想集团的第二次辞职并没有半丝落寞,反而是极荣耀的。2年前,已淡出联想集团多年的老柳出山,挽狂澜于既倒,将危机中的联想重新拉回增长的轨道,更重要的是,经柳传志“扶上马、送一程”,如今的杨元庆已真正可以掌控具备世界级体量的巨型企业了。而另一方面,在今日,老柳心中的“联想”,早已不止是联想集团,经过改制的联想控股,其棋局刚刚摆开,仅仅从老柳把得力干将陈绍鹏从联想集团调至控股旗下的农业板块便可看出,他的野心还大得很。 或许是大家都预料到了老柳向杨元庆的第二次交班,个人感觉柳先生的第二次辞职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大肆报道,反而老柳之前的一次谈话获得了更热烈的反响。在那次谈话里,柳传志先生坦诚地表示,联想对乐phone的宣传过头了,远远超过了产品的实际水准。 我当然相信这是柳先生发自肺腑的真诚之言,他也对得起之后媒体对其发言的全部赞誉,但客观说,纵观联想自成立至今的历史,联想确实从未生产出哪怕一款能与其声誉相配的产品,在一个被称为“创新”的行业里,联想的创新从来不是在技术上,而是在商业上,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贸”,而不是“工”和“技”。 有一种说法,说自柳传志把倪光南逐出联想后,联想便没有了创新的基因,也失去了成为伟大公司的可能。这种看起来蛮有道理的说法,其实仅仅是看起来有道理,它太忽视中国的实际了,柳传志当然不具备乔布斯的技术眼光,但倪光南也不具备沃兹尼亚克的技术能力,这不是个人的局限,而是大环境的局限。柳传志的高明恰恰就在于他看清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他知道自己的限度,也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他兜了一个大圈子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不仅没有死掉,还进入了同世界豪强竞争的舞台。 但有趣的是,当联想有了足够大的规模时,问题却又回到了柳倪之争的原点——技术还是继续贸易? 如今正挣扎痛苦着的惠普,其所有的努力正是为了不“沦落”为联想、宏基这样的公司,而联想似乎还没有找到变成现在的惠普的途径,联想有市场的基因、有控制成本的基因……但绝对没有技术的基因,当第三世界和中国大陆那点有限的市场增长空间被耗尽,靠乐phone这样的产品是无法抗衡苹果、Google这些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创新气味的怪物的,想想诺基亚吧,联想的技术储备厚过现在的诺基亚了吗?更关键的是,现在联想的领军人物,无论杨元庆还是刘军等人,当然都是极为优秀的企业家,但他们的优势依然是市场、营销和内控,他们的技术眼界并不在老柳之上,他们有能力给联想植入技术的基因吗?一个重要的旁证是微软,自盖茨交班鲍尔默之后,微软就失去了在技术上的领导地位,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商业专家鲍尔默缺少盖茨的技术能力和技术眼光。 但联想真正的隐忧还不在于此,而是其越来越明显的官僚化,这甚至不需要向联想的局中人求证,当联想给它的乐Pad内地版标出远远高于其海外发行价的天价时,就已经暴露了,一个靠市场起家的公司失去了对市场的感觉。导致这种错误最普遍的原因就是公司的员工盯着的不再是市场和客户、而是领导,这几乎就是官僚化最明显的病征。 柳传志先生近来很推荐的一本书是《侯卫东官场笔记》,我在机场书店多次看过这本书,虽然确实如老柳所说,这本书描绘的乡镇县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运作是很真实的,也确实如老柳所说,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要想在乡镇县立足做生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不喜欢这本书,也不觉得它有什么深刻的地方,我甚至觉得老柳喜欢这本书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联想已经沾染上了书中用赞许的口吻描述的官场作风。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本书里面描绘的那种以权利为核心靠各种潜规则建立起来的运作体系和以私产保护、契约、自由交换为基础的现代商业体系是存在巨大冲突的,这也正透露了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两难之境,一方面他们要搞清楚权利和权利下的潜规则以求得生存,另一方面他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挑战现有规则建立新的规则才可以求得真正的发展。但这两者间的平衡是极难把握的,前者的利益谁敢轻言放弃,后者的风险谁又敢随意藐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当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那往往也就是这个社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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