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瞎扯淡

对生活百态、社会闲杂无意义的清谈

走好,乔布斯

和往常一样,今天早上起床,我习惯性的打开手机进入Google Reader,第一眼就看到了乔布斯辞去苹果CEO的消息。 对于乔布斯的突然辞职,我其实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意外,有了04年确诊患有胰腺癌、09年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今年初又开始长期病假这些预兆,乔布斯退居二线甚至彻底离开早已成为计划内的事情了。 但当他的隐退成为现实,仍然让人伤怀,尽管他的离开无比潇洒,远比比尔·盖茨交棒鲍尔默时更从容、淡定;尽管他的隐退是华丽的转身,而非英雄的落寞。 作为一个果粉,我不想在这里重复帮主曾经创造的神奇,他作为一个传奇,早已进入了人类的历史。我只记得10年前我省吃俭用几个月托了朋友几近周折才从香港买到我的第一个苹果产品Ipod二代时的兴奋,我只记得我和我家领导(当时还是女友)用分线接口连上两对耳机后一起听音乐时的甜蜜,我只记得父亲唯一真正学会使用的电脑设备就是Ipad,我只记得母亲玩Tom Cat时笑得合不拢嘴…… 苹果当然找不到第二个乔布斯,这个世界也找不到。 祝你愉快,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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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

中午,我在昆明顺城王府井负一楼禾禄回转寿司旁边的味千拉面吃了碗面。 晚上,我钻进深圳金光华广场负二楼味千拉面旁边的禾禄回转寿司点了一人份的寿司拼盘。 如果不是超过10度的温差提醒我,我甚至会忘了在这个下午,我坐了半个钟头的的士、2个钟头的飞机和1个钟头的地铁,从珠江的源头晃荡到了珠江的入海口。 世界似乎真的已经变平了。 理论上说,有了互联网,任何一个偏僻小镇的青年,他可以享有的资讯、可扩展的社交圈子与北京、上海乃至纽约、巴黎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现实是,翻墙玩推特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IT精英与存钱买Q币升级黄钻、绿钻扮靓QQ空间的三线城市MM间是没有交集的,互联网给了每个人选择的自由,但多数人的选择仍然无法脱离自己所处的环境。 前几天我接待了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他现在工作、生活在一个大城市旁边的小县城,我惊讶的发现曾经同吃、同住的我和他竟然除了忆忆旧、交换一下其他同学的近况之外,再找不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通过SNS联系,我偷他的菜、他转我的转帖,但所谓的交流也就仅此而已,并不多过在网络勾搭上的未知男女人鬼的“路人甲”、“宋兵乙”,世界是平了,我却还在我原来的地方。 除了互联网,商业也在不遗余力地让世界变“平”。 凭借品牌的力量,无孔不入的商业重新定义了口味、品味、审美甚至内心和身体的暧昧。变换的是城市,不变的是麦当劳。无论走到哪,都会被熟悉的logo包围,就算在无人问津的五线、六线的小县城,也绝不会缺少外表诡异的“麦肯基”和“沃尔福”。 生活被商业修剪的如此相似,但也仅仅是表面的相似而已。北上广衣着光鲜的小白领花一两个礼拜工资买部iphone4的心情会和衣着同样光鲜却要花一两个月工资才买得起一部iphone4的昆明小白领一样吗?那些把玩着山寨版iphone的小镇青年呢? 消费填平的不是世界,而是欲望。 维多利亚的秘密售卖的是欲望,星巴克也是;乔布斯的演讲讲的就是欲望,叫买A版LV包包的小贩嘴里冒出的也是欲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的更好,而更好本身就是欲望。 小城市要想变得像大城市一样,但大城市却要让自己显得和小城市不一样,欲望既要拉平世界,又要把世界折起来。 世界是平的吗?这还重要吗? 因为有欲望,就会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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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乔是个什么蛋?

卡马乔来了,顶着前皇马、西班牙国家队主教练的名头,但归根结底,他的到来不过是大连万达和中国足球野合后产下的一颗蛋,尽管是第一颗蛋。 其实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质疑卡马乔的资历,虽然比起里杰卡尔德、斯科拉里这些绯闻对象,卡马乔的名头要略逊一筹,比起阿拉贡内斯、瓜迪奥拉、博斯克这些西班牙同胞,卡马乔的战绩更是相差甚远,但把卡马乔和中国队的历任主帅放到一起,他毫无疑问是第一大牌,如果再考虑他和中国足球在世界足坛的地位,说他到中国任教是屈就也不为过。 但让我更难理解的是,万达与中国足球的联姻竟然获得了一边倒的赞誉,如曾经做过经济学教师的《体坛周报》名笔周文渊甚至为万达只是出钱、出力、出建议而不是全面接管拿到“话事权”而感到遗憾(我个人认为,在现实的政治格局中,这恰恰体现了万达的精明)。 支持万达介入中国足球的理由很多,浓缩一下,大约可以概括为三点:中国足球缺钱、足协的管理能力太弱、足球的管理体制需要变革。 先说钱的事,尽管中国足球形象不佳,但本质上却不能算不良资产,反而它很有潜力,关键看操作者会不会玩、怎么去玩,懂行的如恒大,风生水起,不懂的如足协,穷困潦倒(当然对足协官员而言、个人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足球的利益往往不会完全一致,也许不是他们不会玩,而是他们玩的游戏我们并不懂),但本质上,要找到钱,其实并不困难,所以在支持万达的声音里,都会提到5亿巨资,但重点还是在万达可能会带来的管理变革。 再说管理能力,套用个术语,也就是“行政体制改革”,抛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支持的“行政体制改革”是否有效不谈,如果足协真是要改革内部管理、提升管理能力,更应该去找的应该是麦肯锡、埃森哲、罗兰贝格这样的咨询公司,而不是万达这样的地产商。 最后说说体制的问题。 关于体制的改革,我觉得离不开两条:一是政治的民主化,二是政府权力的让渡,且这种让渡的对象是全体公民,而不能是明码标价的交易。 如果以这两条为标准来衡量,以其说万达对中国足球的介入可以引发一次体制的变革,不如说这是官与商打着变革旗号的公开交合。 杨继绳先生曾把中国当前的体制描述为极权专制与贪婪市场经济的恶性结合,如果说以前专制与市场、官与商之间更多的是利益交换的话,那么万达对中国足球的直接介入不正说明在利益交换升级的同时,利益共同体已经达成,而且正在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路上狂奔而去。万达的介入不仅不会让体制产生变革,官与商的恶性结合反而是体制变得更恶、更顽固的信号。 万达和中国足球的野合还会生出什么样的蛋,我不清楚,但我知道,真正的混蛋一定和足球无关,更糟的日子也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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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技术

看病还是要找有经验的医生,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前十几天外公突然腹痛,送到医院后,经过验血、B超、CT等检查,一位30岁左右的医生初步诊断为急性胰腺炎和胆结石,住院后,通过绝食、排空胃中食物、打消炎针和营养液等治疗,两三天后,外公的病情便基本稳定了。但在出院前,该医生向我妈说明,从拍的CT片来看,外公存在胰头肿大的现象,验血的结果里面几项关于胰腺的指标仍然很高,依他的判断很可能是胰腺癌。 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其可怕之处在于胰腺夹在众多器官的中间,很容易像周围多个器官扩散,如果手术治疗,除了要切除胰腺、胆,还必须切除一部分的胃、肝和肠,手术不仅风险高,手术康复更是对病人的考验。考虑我外公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该医生建议不采取手术治疗,甚至建议如果不做手术,进一步的检查也可以不用做了,免得增加病人的心理负担,当然,一切由家属决定。 三天前,外公再次腹痛,再次送进医院。 接到老妈的电话,想起上次医生说的话,我心里不禁一沉。赶到医院,发现我妈和两个嬢嬢的脸上居然有轻松的表情,原来初步的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胆囊肿大,胰腺的各项指标已经回到了正常水平而且已经消肿了,从症状上基本排除了癌的可能,更神奇的是胆结石居然“消失”了。 这次的医生当然比上次的那位靠谱,不仅是该科的主任,在云南也算得上是肝胆领域的权威,若不是老妈托了关系,恐怕也很难找到他来亲诊。 他的权威来自知识与经验的积累,见过的病例多、将知识用于诊断、治疗的次数多,对疾病、病人及诊疗方法的理解也就越深,对复杂情况的分析处理能力也就越强,可以说,经验也是一种知识,而运用经验,就是一门艺术。 但经验也是有很大局限的,比如用望闻问切的经验是不可能查出胆结石或者胰腺炎的,没有现代解剖学,胆也罢、肝也罢,在中医里更多的是概念,而非具体的人体器官。以我外公的病为例,如果只依靠B超、CT的结果,有经验的医生和刚出道的新手对我外公是否患上胰腺癌的判断其实都只是一种推论,依经验的深浅,推论的准确性可能不同,但要真正验证还是需要更深入的切片等手段。 技术进步带来了确定性的增加,看起来似乎压缩了艺术性经验的生存空间,但实际上,正是技术的进步,让经验和艺术得以上升到更高的平台发挥作用、展示魅力,望闻问切的传统医学可以治疗几种病?验血、B超、X光的现代医学又可以治疗多少种病?而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名医,就算未来的技术再先进、由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进步而带动的医学再昌明,也仍然会有名医诞生,因为每个时代都需要知识扎实、经验丰富又极富创意的人来解决真正的难题,而他们的工作,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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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败

最近忙,主要是频繁出差,像一个乡村邮差。而在路上,除了飞机,动车是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得知动车D3115追尾的时候,我恰好就坐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动车上。说句实话,尽管汽车追尾、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的事情已经听多见多,但我的心还是一下就被提到了嗓子眼,随即又重重落下快速地跳了起来。在我的概念里面,无论存在什么样的客观因素,两辆列车要追尾或者相撞,至少调度是一定出了问题的,这赤裸裸的人祸由不得人不心惊,何况我坐的那班车恰巧不仅晚了点,还超了员。 不过在中国,灾难本身永远不会是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或者说比起事故本身,官方对事故救援与善后处理往往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掩盖真相、制造谎言早已成了天朝的基因,这不是某个头讲两句话、或者某只手做几个动作就可以改变的。但掩盖真相远比查清真相要困难,制造谎言也远比说出事实需要更多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512,还是723,权力暴露的不仅是它的蛮横和伪善,还有愚蠢和笨拙。 那些一环扣不起一环的事实陈述、那些不用脑袋用屁股也能找出逻辑错误的托词根本没有一点精心编造的痕迹,只是占着手中的“二杆子”胡来蛮干,水平之低劣甚至不如传销这类江湖骗子。连谎话都讲不好,借用胡总在红帮90年大会上的提法,这“执政能力”确确实实是大有问题。 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我也很怀疑究竟能不能找到真正的真相,真相要靠细节的支撑,而细节或许从动车运营的第一天起就没有真正被重视过。 我对政府部门、国企的印象一开始随大流的——人浮于事、相互推诿、机构庞杂等等,后来我发现政府、国企的很多管理思想和制度部署之精当是远远超过大部分民营企业的,但问题是好的管理思想和制度部署并没有产生好的管理效果,这其中的关键除了众所周知的潜规则(如“三讲”之类,明面的意思是要加强学习提升能力,实际上在多数地方都转化为换人调整班子)之外,就是对细节的刻意忽视。 我曾经专门对比过政府的发文,我惊奇的发现,同一件事情,省级部门的文件在谈宏观讲原则,地市的发文在谈宏观讲细一点的原则,到了县区只是讲了一点更细的原则,而关键的措施、具体的做法却往往云里雾里,省、市的人说不清让问县里,县里的人说没交代请问省、市。推诿的事情是解不开的,细节的缺失也不好怪省、市、县的,毛病在体制,集权管控往往会让对上的迎合与对上的隐瞒结合在一起,为了自身的安全,任何节点上的人,都不会傻到把细节亮出来,细节有对错,而原则永远正确。这不仅是政府、国企的问题,也是所有采取集权式管控模式企业的问题。 而一旦没有了细节,管理的思想也好、制度也好都成了空架子,再好的思路与原则都会失效,小的错误或许可以掩盖,大的过失就会造成无法承受的灾难,这不是那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这架机器无可避免的Bug。 回到动车,如果说如何调度、如何救援乃至如何编一个好的谎言还在“术”的层面,那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人祸、该怎么样面对公众甚至该不该说谎就是“道”的层面的问题了。 可悲的是,如果说官方在动车事件上的“术”还可以称为“庸术”的话,那么其“道”只能叫做“无道”了,关于“无道”的批评文字已经太多,我只想讲,“无道”之源是“逆势”,自由、民主在一、两百年前就成天下之大势,而天朝红帮却还处处抱守专制独裁之遗旧。 长江商学院的校训之一是“取势、明道、优术”,我个人以为这是至理,我无法想象一家“逆势、无道、庸术”的公司可以成长而非死亡,国家、朝廷也一样,追尾的动车已经宣告了它的溃败,而已逝去的生命不会因90万的赔偿而被淡忘,该来的迟早要来,该滚的也早晚得滚。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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