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夜读书

关于阅读、关于书籍

关于《未来10年-谁将实现雄霸梦?》

我很少读国际政治类的书,预言类的读得就更少,不过我挺喜欢这本乔治·弗里德曼所著的《未来10年-谁将实现雄霸梦?》。 判断一本“预言”类书籍的优劣,我觉得不在于其预言的准确性,而在于其方法。“错误方法正确结论”比“错误方法错误结论”要恐怖得多,因为后者还可以让人通过错误的结果去反思、修正方法,避免进一步的错误;而前者只会蒙蔽人的眼睛,制造真正致命的错误。 而《未来10年》正提供了一种可信赖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以弗里德曼深厚的国际政治、历史学养为基础,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透彻理解,在书中,弗里德曼写到: 理想与现实本来是权利这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纯粹为了争权夺利而追求权力是一种极其恐怖的做法,不仅不会获得任何长远持久的东西,而且还会不可避免地歪曲篡改美国的政体。然而,只讲理想不讲权力就会流于空谈,因为只有以行动能力作为后盾的理想才可能变为现实。所谓现实,就是要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但现实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为实现目标而应当在何处施展自己的权力。如果不懂得权力的宗旨所在而奢谈现实,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就成了凶相毕露的代名词,最终也会脱离实际。同样,单纯的理想主义往往是自以为是的代名词,这也是一种通病,只有完全懂得权力的意义所在,才能治愈;而毫无原则的现实主义又往往表现为固执己见,这其实是对色厉内荏、力不从心的一种掩饰。事实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不是非彼即此,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往往把美国的成功归结为以宪法为代表的美国制度,或多或少的忽略了以“美国梦”为代表的融合了现实与理想的美国性格。而事实上,美国的宪法、制度不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融一道的民族性格的结晶吗? 对我而言,这本书的另一看点是它提供了对中国的精准观察,试举两例: 1、关于中国的基本情况 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东部沿海约400英里范围内,那么,这个狭长岛屿的形象似乎更站得住脚了。这种人口的高度集中性主要归因于水源问题。地图中将整个版图一分为二的粗线是15英寸等降水量线,这也是维持大量人口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降水量。中国的西部因过于干旱贫瘠而难以承载大量人口,因此,超过10亿人口的实际居住面积仅相当于密西西比河以东、不包括新英格兰州在内的美国东部面积。这部分地域就是所谓的‘大汉’。 2、关于中国的崛起(下文出自弗里德曼的访谈,书中有意思相同但文字长得多的描述) 我对中国的评价是崩溃(collapse),而不是崛起(rise)。中国做得很好,但同时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困。6亿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亿人口的收入不到6美元。13亿人口中10亿以上过着像非洲一样的贫困生活。当然也有6000万人年收入达2万美元,但这些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的5%,这不是真正的中国。 我非常赞同弗里德曼对中国未来的判断——“先搞好自己的事”。归根到底,在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前,中国的问题不是强与弱的问题,而是算不算得上一个”现代国家“的问题。 这本书的缺憾在于,弗里德曼太过看轻互联网对未来的影响了。互联网已经远远超越了技术的范畴,它正在和即将融入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甚至已经开始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我想弗里德曼如果在”阿拉伯之春“后再写这本书,他或许会修正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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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浩荡两千年》

从两厚本的《激荡三十年》,到两薄本的《跌荡一百年》,再到只有一本的《浩荡两千年》,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叙述的时间跨度越来越长,篇幅却越来越短,这也恰恰反映了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不仅从来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商业传统,还在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中被压成了碎片,最终被历史遗忘。 限于有限的史料,《浩荡两千年》对中国古代企业与企业家的书写是碎片式的,对各朝特别是较早朝代的商业面貌描写是模糊的,但从整体上看,却又呈现了清晰的脉络,即春秋战国时期为商业体系、商业制度、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摸索期;至秦汉,以“重农抑商”和“国有专营”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尽管后世各朝多有针对经济的变法,但其核心直至清末都没有任何变化。中国古代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一样呈现了超稳定性,政治制度上的“汉承秦制”,到了经济与商业上便是“乱世思弘羊”,这种稳定性最大的结果却是停滞。 吴晓波对造成这种超稳定性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他的一个结论是:以郡县制、尊儒、科举和国有专营为支柱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事实上阻碍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与发展。郡县制收拢了权力,独尊儒术控制了思想,科举作为独特的激励制度,在将重要的资源——人才——吸引到权力当中的同时,还鼓励了民众自动接受思想的控制,而国有专营体制则为中央集权体制的维系提供了资金的来源。 从根本上说,传统经济只是维护中央集权体制运转的工具,传统经济运行的基础不是支撑现代经济的产权与契约,而是权力——无论是属于朝廷的“公权力”,还是属于权贵的“私权力”,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经济与商业行为其本质都是权力行为。但权力主导经济必然造成特权的泛滥并带来巨大的公平缺失,进而动摇统治的根基,但中国解决危机的方法却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结果却以更大的不公平来替代原有的不公平。所以,当中国的政治在集权的主导下走进了“治乱循环”,中国的商业阶层也丧失了制造“捕鼠器”的能力,彻底地沦为了“权力”的附属品。 我在读《浩荡两千年》时,经常想到所谓的中国模式,如果说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话,那么这个中国模式从秦汉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说黄亚生先生通过横向的比较在他的著作《“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论证了30年来的“中国奇迹”不仅不独特,反而处处印证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常识(无论是其成功还是失败的地方),那么《浩荡两千年》则证明了所谓的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只能导致“繁荣—崩溃”的历史再度上演。 吴晓波说中国的商业“早慧而晚熟”,“早慧”也许是对的,“晚熟”这个说法,却过于的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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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乔布斯传》说起

一、 2011年出版界的焦点之一是“乔布斯”,而Walter Isaacson的《乔布斯传》又是焦点中的焦点。这本书由于其“独家性”与“权威性”,在全球掀起了购买和阅读的狂潮,又因为它实现了不同介质、不同语言版本的全球同步发行而成为了观察书籍(与阅读)未来走向的重要样本。当然乔布斯的声名、版本的多样也吊起了不少人的收藏欲,比如我就购买了Kindle的mobi版、中信的中文纸质版和IOS上的唐茶版。 对比这三个版本,阅读体验最差的是中信版。翻译的质量当然是一大问题,但如果考虑国内整体的翻译水平和这本书极其紧迫的翻译时间,中信版的译文质量其实远没有网络上批评的那么糟糕,只是批评书的翻译比批评书的内容要容易,而《乔布斯传》又比其它翻译书籍吸引了更多的关注,翻译的毛病就被突出化了。 至于同遭诟病的“众包”式的团队翻译,其实恰恰是提升中文翻译水平的有效路径,以我的理解,“众包”的关键在于以相对开放的方式实现多人的互译、互校并在不断的修改、完善中提升译文的质量,但互译、互校及更多深入的讨论与合作比传统的翻译方式需要更多的时间,不断地完善也需要恰当的介质来支持,而纸质的传统书籍并不是这样的介质。 让中信版显得如此不堪的原因其实不在于它翻译的错漏、而是它没有办法去修正这些错漏,特别是当和它同宗同源的唐茶版把“免费的修正完善”作为卖点并高速地发布一个又一个更新的时候,中信版彻底地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中信版的尴尬也是所有传统纸质书籍的尴尬,电子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不是那个除了便携之外一无是处的毛头小子了。以Kindle和IOS下的电子书为代表,电子书已经具备了诸多超越纸质书的优越特性: 1、更方便的搜寻与购买。 我不否认逛书店有着极大的乐趣,但当网络购书已经超越书店成为主流的时候,也就别再把逛书店当做抵制电子书的借口了,何况电子书突破了印数的限制、突破了库存的限制,找到一本书、买到一本书将比以往更容易; 2、更方便的出版与发行 就算不考虑言论与出版的管制,由于高昂的制作成本,纸质书籍的出版与发行受控于出版商,不仅减少了出版的机会,也拉低了作者的收益。电子出版让书籍的制作成本几近为零,Apple Store和Amazon提供的商业模式(解决了支付问题)又使得作者可以抛开出版商直接面对读者,这使得作者就算仍然同出版商合作,也获得了更大的谈判空间。更低的门槛、更高的收益,必将造就更多的出版。 3、具备“更新”能力的作品 电子书的一大特性就是可以像软件一样持续更新完善,错漏在纸质书籍是遗憾的艺术,在对电子书则是进步与改进的动力。而且通过更新与完善,电子书将具备纸质书无法比拟的低成本。 4、更方便、更强大的笔记与分享功能 1637年,费马在丟番图的著作《算术》时,在一个命题旁的空白处写下了著名的费马大定理,他还调皮地写道“关于此,我确信已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 ,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他没有写出的证明困扰了数学界300多年,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拿不过是费马开的一个玩笑。假设如果300年前就有了电子书,那么费马就会有足够的空间来写他的证明,或者就没理由来开这个玩笑。 电子书创造了纸质书不具备的近似无限的笔记空间,而且这些笔记不会干扰阅读,再加上笔记的分享功能,可以实现多人间阅读的互动,大大的提升阅读的效率和学习的效果。 甚至在纸质书一向骄傲的排版,电子书也大有赶超的趋势,iPad上杂志的阅读体验已经超过纸质版本了,而以唐茶为代表的电子书,其排版的精细也不亚于优秀的纸质书。千万不要拿那些猫三狗四的盗版电子书来讨论电子书的未来,就像不能拿猫三狗四的盗版纸质书代表纸质出版物的水平一样。 纸质书另一个常被提起的优势是“翻页”。做“翻页”做的最好的电子书是Kindle,而Kindle的“翻页”在纸质书面前也只能叫幼稚。但如果我们换一种理解,“翻页”的实质其实是对书中内容的搜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电子书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翻页”的效果,而是更方便、更不干扰阅读的搜索。互联网早已造就了更快捷、准确的搜索技术,现在需要的只是与阅读结合的更紧密的搜索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看好苹果可以解决“翻页”的问题,因为把技术以人性化的方式变成完美的用户体验是乔布斯真正厉害的地方,我相信这已经是苹果基因的一部分了。 当然,我并不认为纸质书会因电子书的发展而消亡,因为纸质书创造的独特质感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就像MP3无法让黑胶、磁带消亡一样。我很难想象玻璃、塑料的屏幕可以制造出纸质带来的温暖感,何况书籍未来的发展方向要实现的是更高效的阅读,而不是去复制传统。 纸质书不会消亡,但它的归宿是艺术品,属于电子书的未来才刚开始。 二、 Isaacson的《乔布斯传》出版前,另一本在国内受到追捧的乔布斯传记是王咏刚、周虹合写的《帮主乔布斯》(也曾出过唐茶版,但已下架),李开复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里甚至把它称为“所有中文书里最有料也最好读的乔布斯评传”。 我无法判断李开复说的话,因为我没有读过国内其它作者写的乔布斯传记,但如果拿《帮主》和Isaacson的《乔布斯传》做比较,却可以找出区分三流传记与一流传记的一些标准: 首先是材料: 用这一点来责难《帮主》的作者并不合适,毕竟作为唯一获得乔布斯授权的作者,Isaacson可以接触的第一手材料在全球无人能及,但如果忽略取得材料的原因与过程,只论结果的话,不及《乔布斯传》三分之一厚度的《帮主》,其内容仍然比《乔布斯传》要空洞很多。   另一个证明材料重要性的地方是,无论《帮主》还是《Steve Jobs》对乔布斯NeXT10年的描述都较为简略,虽然正是在那10年乔布斯构建了支撑苹果再度崛起的技术基础,但那10年的确是乔布斯较为低调沉默的10年,可用的材料相对苹果前后两段辉煌时期必然有限,哪怕大牌如Isaacson也不可能超越材料的限制,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字。 第二是立场: 传和评是不一样的。评尽可以主观,而传却需要客观,需要靠事实而非议论(或者推测)来还原事件塑造形象,写传就是写史,特别忌讳预设立场。   读《乔布斯传》,很容易就能发现作者的客观,Isaacson没有乔布斯的独家授权就去拍老乔的马屁,他反而拉开了与乔布斯的距离,更全面地去解剖乔布斯,他写了一个英明的商业领袖,也写出了一个自私、粗暴、冷酷的乔布斯,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Isaacson是把自己放到乔布斯的对立面来审视乔布斯的,或许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场力真的太强了,想要摆脱它就会矫枉过正。 而《帮主》则是一片粉丝心态,当对乔布斯的崇拜成为作者的预设立场,笔下的乔布斯也就成为了平面的肖像而失去了生气。 但最过分的是作者对李开复的刻意吹捧,在《乔布斯传》中没有出现过一次的李开复,在《帮主》中不仅占掉大量篇幅,还成了乔布斯和苹果最大的、永远的遗憾。由于我没有看到过其它的材料,我无法判断《帮主》对李开复与乔布斯关系描写的真伪(程度的深浅),假设其描写是真,那要么证明乔布斯为人的冷酷(对他和苹果这么重要的人物竟然不对Isaacson提起),要么就证明了Isaacson的疏忽和乔布斯的所托非人;如果此描写是伪,那我只能说,虽然《帮主》的作者向李开复报恩没错,但选择以夸大报恩对象及至改写历史细节来报恩,则是最最愚蠢的方式——既无法真正提高恩公的地位,更让自己的写作因失实变作无用的废纸。 第三是文字: 《帮主》比《乔布斯传》有更多的煽情片段,文字取向也更华丽,但读起来却少了很多味道,低好几个层次,最关键的是《帮主》写了很多事、唱了很多赞歌,却没有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作为传记,这无疑是失败的。   而Isaacson,以简洁、流畅的文字清晰地描述每一件事便写出了一个立体的乔布斯,让读者感受到了现实扭曲立场。事实上,比起卖弄辞藻,清晰地描绘一件事要男的多。 第四是知识储备: 理由很简单,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不仅说不清事情,还会闹笑话。   这方面,Isaacson堪称表率,他的主业是编辑、记者,这个工作当然会让他的知识结构较为全面。但当他开始写一部传记,比如《Steve Jobs》时,仅仅全面的知识是不够的,对信息技术、互联网、商业等领域他还必须要有深入的了解,不然别说写出深刻透彻的作品,恐怕连准确的整理材料都做不到。 我还读过他写的另一本传记《爱因斯坦传》,那本书涉及了物理学、种族问题、一战史、二战史等领域,如果考虑他还写过《富兰克林传》和《基辛格传》,在如此多领域的拥有如此深入的知识储备,再怎么夸赞似乎都不为过,而知识的积累(无论全面的还是深入的)归根到底是学习能力的问题,这才是Isaacson最让人佩服的地方。 当然,衡量传记的优劣的标准还有很多,但我觉得这四点是很基础的,写在这里,为以后的阅读,做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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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伟的《江城》

读完《寻路中国》再读《江城》,我是有些失望的,就像吃过山珍海味俱全的主菜之后,再回头去吃餐前的小碟。《寻路中国》立下的标准太高了,相比之下,《江城》就显得稚嫩了。 《江城》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书中描写的涪陵,也是他“寻路中国”的起点。作为一个西方人,刚到中国的何伟也无可避免地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我想这并非偏见,更非环球体所指的“别有用心”,一个相对封闭、权利又高度集中的专制国家,在其它正常国家的公众眼中,除了愚昧和所谓的神秘,剩下的当然就只有政治,这就和我们谈论朝鲜时一模一样。何况在这个政治依然无孔不入的国家,要发现那些因政治而荒谬的东西其实并不难。 何伟关注到了在中国无处不在的标语,在他学习中文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留心去看这些标语,甚至以看懂多少标语来检验他的中文水平。但当他终于看懂了这些标语的时候,他竟毫无满足感,因为他发现这些遍布大街小巷的东西不过是些极端空洞、甚至有些伪善的政治口号。 何伟也留意到了和口号一样充斥着政治的活动或事件,有像邓小平逝世和香港回归这样的大事件,也有其支教的学校里其它大大小小的校园活动,他发现在这些事件里面,学生和老师的表现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符合官方的要求,但又不像刻意的扮演。当然如果碰上大事件,官方更会大张旗鼓的组织各类只有政治的活动,何伟详细记录了学校组织的“重走长征路”,他不无调侃的说,一个纪念艰苦长征的活动,却拿着烟厂的赞助,更有趣的是,学生代表终于从涪陵走到了延安,却因花光了钱而不得不由学校派出救援队才保证了学生的返回,这当然是讽刺,现实的讽刺。 何伟还发现了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当他在课堂上比较中国和西方,甚至仅仅是讲美国存在些什么问题时,学生们都总会说“中国是好的,不存在那些问题”;在香港回归时,他发现,尽管他的学生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似乎是在渡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更让他惊讶的是,学校组织篮球赛,当他和另一个支教老师亚当代表英语系参加学校篮球赛时,普通的比赛带上了“爱国”的性质,连裁判的判罚标准都开始倾斜,但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样无可厚非;而在他个人参加的涪陵长跑比赛里面,因为他的夺冠,甚至让被赋予了“爱国”意义的长跑比赛都变得尴尬。其实正如何伟在书中所说,全世界的爱国主义虽然披着高尚的外衣,但骨子里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无知和恐惧。 何伟最不能忍受的是政治对教育的极端控制,他发现不只是给学生的教材全是政治宣传,连他学习中文的教材也全是宣传,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填鸭式,为此他和他的汉语老师甚至爆发了“鸦片战争”。不过中国教育的真正问题还并非教材,何伟观察到,中国学生机械式的学习,他们毫无思考,只要老师说了,就完全相信。他们跟随范本甚至到了抄袭的地步,而相互抄袭更是普遍,他布置一个题目,然后在学生的作业里收到几分一模一样的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按教材,对毛太祖的功过评价为“七三开”,有次他故意说,毛的功有67%,立马就有学生纠正,他说少了3%。 我很佩服何伟对细节的观察、分析、组织能力,零散的材料到了他的手里往往会被梳理的清晰而有条理,《寻路中国》如此,《江城》也如此,但《江城》却远没有达到《寻路中国》的深度。尽管写《江城》时,何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两年,但我想他对中国仍然是不够了解的,《江城》被局限在政治,而并未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里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写他的中文老师,这位廖老师在教何伟中文的两年里一直因教育方法和政治观点同何伟摩擦不断,但在何伟的送行宴上,当学校外办的领导取消何伟的中文时,廖老师竟然出何伟意料地很严肃地指出了外办领导的错误,何伟感到了温暖,也许也感到了迷惑,那个宴会上的廖老师和平常的廖老师实在差异太大。 让何伟迷惑的恰恰就是中国社会最不可言说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有人称为“文化”,也有人叫它“哲学”。当时的何伟可能还不知道“八面玲珑”、“外圆内方”这些词,在当时也许他也不知道,廖老师与他的争辩时的态度仅仅是因为“老师”这个头衔;他或许也不知道,当他的学生申请入党时,压根可能没想过什么是共产主义,而仅仅只是为了现实的功利。很多时候,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知道不代表要说出来,说不说、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已不仅仅只是利益的机变,甚至成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些必须穿越政治才能真正看得清楚。 好在何伟是一个真正有探索精神的人,《江城》获得了很大的赞誉,他却携妻子再度来到了中国,并一住七年。他本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惊人的洞察力,当他用了足够多的时间在足够大的空间上观察了中国,写出《寻路中国》这样的杰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最后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英文书,在理解上肯定有非常多不到位的地方,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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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极简欧洲史》

约翰•赫斯特的《极简欧洲史》是一本极好的书,虽然它在亚马逊的售价(¥13 .4)比一个肯德基的汉堡还便宜。 这本书确实极简,从希腊到近代差不多3000年的历史,却只花了230来页,而且还是小开本。它不像多数通史性历史书那样靠事件来推动,它靠逻辑来推动整本书的结构,赫斯特在一开篇就说,欧洲的历史是希腊和罗马文明、基督教、对罗马帝国进行侵略的日耳曼战士文化三大元素的混合与变异,然后便顺着这三大元素发生、发展、斗争、融合的脉络把欧洲历史上的关键事件进行了梳理,呈现了一个异常清晰的历史的骨架。它像书中提到的“希腊灵感”一样,“答案简单,符合逻辑”,尽管历史无法用数学来表达,但这本书的叙述却也和F=ma、E=mc^2一样简洁、优雅。 这本书有非常多精彩的观点和极其准确的历史视角,但我从这本书中感受最深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学习的方法。 第一,这本书靠逻辑推动,但和国内中学教材那种“逻辑推动”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设定了一个逻辑框架,让所有的事件来适应这个逻辑框架,它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是正向的,它还原历史场景,然后从事件的推进中找出内在的联系,它的逻辑是归纳、推理、总结出来的,作为一种研究成果,它的逻辑是结论,而不是预设的。找到真实场景、假设、推论,然后结论,这其实正是最经典的学习方法。 第二,这本书在第一部分讲三大元素的混合这条“整”的主线,第二部分从战争、现代民主产生发展、语言、皇权与教权、百姓生活等多个“分”的支线切入,由整而分最后合于“结语”,讲清了欧洲文明成为“第一”的根本原因。由整而分再和,通过立体而又有层次的视角对同一对象进行分析研究,这也是学习最基本的方法。 最后想说的是,《极简欧洲史》其实是一本在澳大利亚和欧洲不少国家广为使用的教科书,一本把知识和方法结合的如此之好的教材,除了羡慕,还真有骂娘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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