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一月 2011

举国体制的蛋与职业化的鸡

李娜获得澳网亚军可是一件大事,大到让CCAV的解说小姐又一次搬出了国家荣誉、民族大义;大到续姚明、刘翔之后,反对举国体制的人们又找到了一个市场化制胜的标本,看看这几天关于李娜的报道(包括新华社的那篇),你会以为专业体制很快就要终结了。 除非不动脑子或故意蒙蔽,不然想想就可以知道李娜包括郑洁、晏紫等中国金花的成功不能全部归结于始自09年的“单飞”,尽管李娜曾经激烈的反抗体制的束缚,但我依然很难想象没有举国体制下专业队时期打下的基础,仅靠仅仅两年的“单飞”乌鸡就可以变成凤凰,何况,没有了专业队模式,在现有的条件下,有多少个中国家庭可以承担网球所需的巨大投入。 不只是网球,比李娜更早成为中国职业体育标本的姚明和刘翔其实也都是举国体制的受益者,一个流传多年的说法是,由于看好姚明的血统与遗传,在姚明尚在娘胎时,相关体育部门便已把姚明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并开始给姚妈妈发营养补贴了;而刘翔,他身上的专业队味道比姚明、李娜要强得多,他的辉煌战绩也主要来自奥运会、世锦赛而不是彻底职业化的黄金联赛,他得以成为职业化代表主要还是由于田径项目的国际化。 简而言之,他们都是举国体制下的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NBA甚至CBA,以中国篮球的成绩,姚明也就是一个有点名气的运动员,连成为城市的骄傲恐怕都有点难度;如果没有“单飞”,李娜、郑洁要考虑更多的恐怕是争取一个参加三流比赛的外卡,而不是下一个大满贯的热身计划。 简而言之,没有职业化,他们也就是一个“蛋”而已了,是绝对孵不出“鸡”的。 举国体制下蛋加上市场化、职业化孵鸡,这就是张路平发表在体坛周报的文章里面提出的美丽共谋,如果再考虑以下事实,这个共谋似乎就更加完美了: 1、职业化后的中国足球、篮球相继出现了后备建设的崩盘;一方面各俱乐部急于功力不事后备队的建设,一方面专业体系废弛,旧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武功尽废,无论蓝、足,不仅后备人数在下降,新一代球员基本上也就是打酱油的角色; 2、丁俊晖。其实丁俊晖才是中国第一个按全职业化方式培养出的体育明星,抛开他成功的偶然因素不说,在丁俊晖成功的后面,他的家庭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大于姚明、李娜等人,他道路的曲折也非姚、李能比,况且斯诺克也就是一个区域性的项目,相比篮球、网球,要出头,毕竟要容易一点。 其实从张路平的观点,我最先想到的还不是体育,而是另外的两个事情。 其一,是万人唾骂的中国房地产: 和李娜们的成才之路一样,中国的房地产也是一个“举国”与“职业”混合的(有中国特色的)怪胎。在房地产价值链的最根部——土地市场,在”土地公有“的旗帜下,土地由政府垄断了产权与经营权,实行的是土地“计划”供应;而在楼市,则已经市场化,而且体现为业务离土地越远越市场化,比如中介比房产开发商市场化、房产开发商比土地一级开发商市场化。计划与市场共谋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有切肤的感受,土地计划供应造成的供应不足和土地垄断者的贪欲经由市场放大,房价已成大多数国人的心中之痛;同时,由于原料不足造成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的供应不足,也让房地产企业更关注原料的获取(拿地为王),造成房地产企业普遍经营能力低下,腐败、工程质量、违反合同、拖欠工资……各式丑闻不绝于耳; 其二,昆明市为平抑菜价推出的政府蔬菜直销点; 2010年下半年,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如脱缰之野马,再加上昆明为创建卫生城市,一年来拆除了菜市场无数,为响应中央政策,急搞了一批政府办蔬菜直销点,在菜市也玩了一把国进民退,其结果是蔬菜价格未降多少,菜贩却挤死一大堆(菜场少了,剩余新式菜场的入场费高了,菜贩的成本也就高了,价格争不过直销点,就死了)。市场经济的口号,天朝叫嚷了近20年,遇到任何事情想到的仍旧只是行政手段,别忘了,昆明现在的当家人可还是有“改革派”之名的仇书记。 这两个事情合在一起多少说明了一个荒谬的事实:渐进式市场化的改革带来了利益,也引发了问题,而问题本身很可能就是由非市场的部分造成的,但当局者开出的药方却是不是继续改革,而是退回过去。 回到本文的主题,我并不相信行政管制的举国体制和市场化的职业体育可以产生什么美丽的共谋,由于运动员培养靠国家,比赛却是职业化的个人选择,由此形成的产权不清将使得奖金分配、赛事选择随时会成为摧毁这个共谋的引爆点,王治郅事件暂时还没有出现在姚明(包括易建联)身上,更多的是由于姚明远超大郅的精明与圆润,而不是王治郅真的做错了什么。 再深入一点,由于下蛋的还是举国体制,那这个蛋是煮了吃掉,还是交给市场去孵鸡,这可由不得蛋,利益越大,腐败越深,与土地相关的腐败和暴力早已是中国社会的毒瘤,而南勇、谢亚龙也以活体解密了一下体育圈的腐败是怎么生成的; 再再再深入一点,和中国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中国体育的核心问题就是“体制”二字,举国体制之恶在这里不多说,从李娜、姚明、刘翔可以看到,只要体制开一个口,效益就那么大;从中国足球又可以看到,如果永远就那么大个口,甚至出了点问题,就搞“政府卖菜”加速向后退,其结果不过是蛋打鸡飞。 普京曾说“谁忘记过去(指苏联),就是没有良心,但谁还想回到过去,就是没有脑子”。 尽管这句话的上半句是那么的可疑,但后半句确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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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市狂欢——关于顶楼的马戏团《上海市经典流行摇滚金曲十三首》

在上海最流行的脏话里面,有一句是“十三点”,我总觉得顶楼的马戏团的新专辑《上海市经典流行摇滚金曲十三首》选了13个曲子,不是12首或者14首,多少和这个有点关系。 或许是我们已经压抑的太久,已经习惯了无处不在的隐喻了。一部《让子弹飞》,姜文挥洒着豪情要“站着把钱赚了”,却在片中设置了层层叠叠的密码和迷宫;观众恨不得拆碎每一个桥段、解构每一句台词,让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字都生出一个所指。 一场隐喻的狂欢。 这个国家的悲哀之一,就是隐喻已不只是官方的教导(想想每一篇语文课文后面都有的总结课文意义的题目)和世故的伎俩,隐喻已成为在这个国家言说乃至生活必需的一种策略。所以当顶楼的马戏团砸出这张毫不虚伪、表达清晰真实的唱片,难免让人一腔热血涌向心头,当然也可以说是涌向龟头,这种淋漓尽致的快感,多少,我们已经有点陌生了。 这张唱片是一场生活的狂欢。宛如Bob Marley的阿姨、风里来雨里去的快递员、爱好魔兽讨厌工作的小白领、拜金的美女、墨赤乌黑的苏州河……,碎片一般的十三个人物和场景依次登场,没有矫饰,真情流露,甚至不见愤怒。如果说在《EP》里,顶马矜持于“坐在马路旁边,看你们经过”的冷眼旁观;在《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里面,随处可见的是自嘲与嘲他;而《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胡搞加恶搞升级为一场暴乱,那么,当“四大金刚当早饭永远吃勿厌”,《十三首》已完全成为一曲对小市民生活的颂歌。 在中国,现实主义已被狭隘(神话)成了只剩苦难和崇高的现实主义(无论在官方还是地下、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非官方更喜崇高、民间更近苦难),庸众和他们的喜怒哀乐被迫缺席。当顶马以一场大酒为上海男人正名(“是男人就干掉它”,这句话你听的还少吗),当顶马娓娓道出烧得一手好小菜的外来妹是如此的可爱,当顶马回忆起“范志毅、申思辰光额申花”“踢球从不捣糨糊”,这些用最直白的歌词唱出的普通而庸常的故事,竟让人泪不能止。 我相信《进来白相相》里面那位“绝对清爽”的发廊女孩一定生得一双动人的慧眼,不然她怎能如此洞悉新老少长各式男人那微妙的心理,又怎能看破世间的百态。我想称赞这首歌是一首杰作,它如此直白,却又因真实而变得荒诞,不是每次称赞好东西都要讲它是人性的,但它远比那些正襟危坐、大慈大悲……的家伙要更接近人性的真实,嬉笑和猥亵之间,泪早已涨满双眼。 又一次提到了泪水,这张唱片当然是顶马最感人的一张(尽管胡闹依旧),也因为音乐上刻意的采用了从rap、reggae到80年代舞厅歌曲等各式流行曲调而变得亲民,它本该是顶马销量最大的一张唱片,考虑到一年来物价飞涨,引得国内不少烂乐队的烂唱片都敢把价格提到7、80块(去年ESP的特价都不要这个钱),顶马却以免费下载来进行唱片的发行,还加赠了吉他谱、中英文歌词和搞怪的卡拉ok版音轨,“站着把钱砸了”,这才是真正的牛B。 当才思枯竭的老崔挣扎着还想再去证明点什么,顶马却拿每一张唱片来完成对自己的颠覆,要去迎合公众期望的不是艺术家,是政客,而顶马只是弄堂里一心操翻自己的小朋克。《上海市经典流行摇滚金曲十三首》已经造成了一场闹市的狂欢,但主角或许早已离场。顶楼的马戏团不演隔夜的马戏,他们还有着大把的创造力和胡搞的勇气,世界那么有趣,顶马可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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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圆通山要搬走

加拿大籍的美国老太太简·雅各布斯写过很多书,但真正出色并为她建立了巨大声誉的却只有一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这本关于城市规划的经典著作里,简·雅各布斯批判了20世纪流行的城市规划理论,特别是那种号称科学的基于功能划分把行政、商业、住宅、交通等等一块块隔离开来的规划理论。雅各布斯指出城市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创造、保护多样化的生活,尽可能给市民提供活跃的街道和经济机制,她重新“发现”了人行道、社区公园、城市街区在城市生活中的功能,她提到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应该可以方便的让有共同兴趣或相关利益的人聚拢,一条好的街道或一块好的街区应该和周围的地方相互交错而不是截然分开,一个街区能否成为一个区域的中心取决于这个区域能否帮助其他的弱小街区摆脱隔离状态。由此,一个好的有生气的城市应该创造有趣的街道、功能交织的街道网,并把公园、广场和其他的公共设施融入街道,一方面丰富街道的功能的多样性,一方面也真正把城市的各种功能融合起来,创造真正适于人生活的环境。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于1961年,简体中文版于2005年出版,06年很快进行了再版,加上《南方周末》及王石等的推荐,这本书早已是一本大名鼎鼎的“老书”了,今天拿这本书出来回顾,实是因为在微博上流传的一则消息——昆明圆通山动物园将搬迁,原址或将进行地产开发。 查看大图 说句实话,对这条新闻的真实性一开始我是有所保留的,至少从短期来看,我觉得对圆通山进行地产开发面对的困难太大,文物保护、林地保护、市民感情甚至是开发细节涉及的土地价格、规划限制(哪怕仅考虑密度、容积率因素)、三通一平成本等等都将是让开发商不得不认真审视的问题;而昆明市政府尽管身负重债,在城中村改造遭遇瓶颈且资源逐步枯竭的情况下,加快新机场建设尽快释放巫家坝机场及其周边土地或推动地铁周边土地开发都将比开发圆通山带来的效益更大,而且阻力更小;对昆明现任的父母官仇和童鞋而言,开发圆通山就是直接推翻其建设“湖光山色”新昆明的战略,对于一个有更大仕途野心且处在调迁流言中又招惹了非法楼盘诈骗案件的官员,实在没必要为了一个在自己任期内见不到任何效益的事情(这句话纯属臆测),去招惹一身腥的。 但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而且这些年超越我们想象的疯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上演?何况,“拆那”不就是“拆哪都可以”。 关于昆明,昆明人最爱标榜的就是慵懒和闲散,为官者也费尽力气争得了“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名号,而长出这些慵懒与幸福的是翠湖、钱局街、文化巷……这样复合着购物、居住、教育、餐饮、游玩等等功能的区域,而不是世纪城、新亚洲这样的新住宅小区。很多时候,昆明人都会回忆起武城路、长春路、老金碧路这些传统的昆明街道,有时候,我们会讲起,这些老街随便留下一条,就没丽江古城什么事了,但真正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是这些老街构成的生态,和每一个个人普普通通的生活;一部《东寺街西寺巷》受到了多少昆明人的喜爱,除了幽默搞笑,剧中传递出的老昆明人的生活趣味又引发了多少人的共鸣。如果说上海人的市民文化长在弄堂里,那么昆明人的文化就藏在那些老街里。 经过多年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这些老街早被拆的七零八落,新建的号称“昆明老街”的正义坊连徒有其表都做不到,更别奢谈什么灵魂了,早在90年代末,堪称昆明文化代表的于坚便沉痛地说“我从未在其中居住过……”。 抗拒现代化的生活当然是一种愚蠢,但现代化的作用是改善而不是破坏。我不是在忆旧,也不为传统和现代而争论,翻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些年愚蠢的规划与建设破坏的其实是让百姓活出了滋味的多样性的生活,生产出的却只是北市区这样的睡城。这当然不仅仅是昆明的问题,全中国张着一样脸孔的大小城市都是这个样子,没有温情,太多冷漠,多样的城市文化早就唱成了同一首歌。 今天大部分昆明人不同意圆通山动物园的搬迁,实在是因为春天到圆通山看看樱花、带孩子去认识一些动物、和恋人坐上摩天轮看看昆明城早已融化在昆明人日常生活里面,甚至自然的不值一提。而这么多年的建设对城市生态的破坏,早已让我们相信如果对圆通山进行开发,其结果肯定是有一次的破坏,而我们已不能再忍受一次新的破坏了,保卫圆通山,就是保卫生活。 其实远比圆通山更具开发价值的是五华山,论风水,从吴三桂起便被推为昆明龙脉所在,并一直作为省府的办公地点;论地理,其可连通正义路、人民中路、圆通路、翠湖、青年路等地,若打通,可大大扩展昆明主城核心区的面积;论人望,此地若向公众开放,必得全城称颂;论发展,此地的开发成功,可消除大众对开发圆通山乃至翠湖的顾虑,届时昆明主城区的功能将大大加强。 开发五华山,而不是圆通山,作为一个市民的建议,烦请各级长官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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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VeryCD下载的关闭

  VeryCD的下载服务昨天晚上停掉了,和电影、剧集并列VeryCD三大板块的音乐从它的主页面上彻底抹掉了,如果不是这一年来VeryCD着力开拓了在线视频和类SNS服务的话,电影和剧集想来在昨晚也就一齐倒掉了。 VeryCD的命运其实在09年底BTchina被关掉的时候就能想象得到了,从那时起,VeryCD也就加快了转型的速度,面上的转型是“去盗版化”,除了SNS和在线播放业务外,这一年可下载内容也出现了明显的减少;台面下不敢说的是“河蟹化”,09年以后的VeryCD改装版emule(easymule)对搜索功能进行了毁灭性的改造(先是进行了关键字屏蔽,随后索性切掉了对eD2k服务器和Kad网络的搜索功能),本来就没有生殖能力的骡子再被狠狠地阉了几刀,VC版本的emule变成了VC网站的下载用客户端,而不再是那个号称全球第一的P2P共享软件了。 和Blog、SNS、微博这些互联网运用一样,emule在国外、国内写出的是两段不同的故事。 在国外,emule官方网站上的申明“eMule是完全免费的,它也决不包含广告软件、间谍和流氓软件。我们之所以创造eMule是为了快乐和知识,而不是为了金钱”依然没有变成一句空话,坚守非商业性质、不折不扣的实践开源与分享的理念、极力地禁止非法的ed2k链接,尽管emule已经成为了最大的P2P软件,eMule团队却很少遭到RIAA或其他组织的大规模控诉。 在国内,VeryCD体现了对天朝国情的超凡理解,它建立了适合国人搜索习惯的verycd.com,提供界面友好的下载索引,聚合了资源、也带动了人气,加上emule本身小众资源众多、文件干净的优势,VC网站和easymule很快成为了文艺青年、小资白领的最爱,VC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内P2P服务乃至影视音内容的重要提供商,再加上VeryCD在emule的中文名称究竟是“电骡”还是“电驴”上的一番浑水摸鱼,电驴品牌做大,VC的商业之花开始怒放。 抛开VC的商业化发展是否有违emule的非商业宗旨不谈,只看这次导致VC下载关闭的版权问题。互联网环境下的版权一直是学界论争的重要话题,比如最有名的互联网法律专家、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劳伦斯·莱斯格在他的多本著作(如已有简体中译本的《思想的未来》、《代码》等)中提出了旧有的版权制度和观念都已经不适应互联网了,很多时候必须打破版权的桎梏,思想、文化的创新才有可能,真正的互联网自由才可以实现。莱斯格教授发现的一个现象是,由于分享对于互联网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互联网上“分享经济”已经成为和“商品经济”一样重要的经济形态了。但分享对既有的版权概念有巨大的冲击,如何来重新界定版权将是互联网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的伦理问题。但有一点却还是比较清楚的,未取得授权的商业性传播就是盗版。 抛开学术问题,相信很多爱好音乐的朋友都有过拷带子的经验,在资讯贫乏的年代,一个朋友如果搞到一盘来之不易的磁带,就会有不少同好找他去复制一盘,传说中的手抄本(包括后来的复印)也是这样,对这样的分享,恐怕不会有谁拿版权问题来指责; 后来有的人觉得拷带子也可以是个生意,就开始拷带子卖,我最初的西方摇滚乐收藏就大多是这样的拷贝。拷带子生意慢慢大了,甚至还进行了工业化的生产,也就我们知道的盗版生意了,盗版给封闭的中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音乐和电影,考虑到音乐还有打口,说中国的电影迷都是被盗版滋润大的,是一点不为过的,但无论它带来了多少资讯,滋养了多少艺术,盗版就是盗版,当你有条件买到正版的时候,还是偷偷脸红一下为好。 当然也有聪明人,他拷带子也不收钱,也是分享,甚至他只是提供个地方,弄个索引,把张三李四家的带子都记下来,给大家互拷搭个平台,这就是emule干的活;还有更聪明的,他在拷带子的地方贴广告,这就是VeryCD干的活,他仍然说他是在做分享,从其他地方赚点钱只是为了更好的分享,但如果他鼓动分享的理由是为了盈利呢? 从这么些年VeryCD的作为来看,我并没有看到多少从emule那里继承过来的开源与分享的基因,更多的时候,VeryCD的目标就是盈利,分享不过是它盈利的手段,电驴早已和emule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而分享的商业化也是变相的盗版。 在一个言论受到严重封锁的国家,建立一个以正版资源为基础的内容提供商是异常艰难,单单内容的匮乏就可以让你玩不下去(这还不止是钱的问题)。不能说VeryCD没有过努力,但中国的现状决定了Itunes和Hulu这样的模式在国内基本没有什么生存空间,“正版化”挑战的已经不只是互联网参与者对商业模式、互联网伦理的创新,而是这个国家不能言说的一些东西了。 回到VeryCD,现实生存的压力逼迫着它在盗版的钢丝上讨生活,在背离emule非商业化宗旨随时面临版权危机的同时,VC并不清晰的战略与商业模式才是它真正的阿喀琉斯之踵。今天这把VC头上悬着的版权之刀终于落下时,其实对VeryCD本身也可算是一种解脱,它终于可以全身心的考虑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大大方方的把钱赚了;而对于VeryCD的用户,其实也不必难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真正的emule,尝试一下真正开源软件和不设防的分享平台,最好的话可以去支持一下正版(虽然国内渠道还很有限),现在国际信用卡那么普及、注册个paypal也很简单,至于互联网的伦理问题,先让学者们去思考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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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成路

武成路拆迁更名已经15年了,我30岁,却有一半的年纪在这条街上渡过。 我和我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这条街上的小孩,我们见面频繁,却总爱聊起武成路,如果有外人在,那几乎就是一种炫耀,却忘了7.8岁开始记事,到15、6岁搬走,我们知道的那点掌故,实在拿不出手,何况八、九十年代的少年,梦想的是单元楼房、阳台、煤气和家里的厕所,那些青石板、格子窗实在太过常见,在我的儿时生活里,它们太普通,没有那些作家写得那么沉重,也没有我们自己回忆里的那么亲切。 武成路上的房子留到今天的只有紧紧相邻的武成小学和三一圣堂了,它们却是以前的武成路上最新的建筑。 武成小学是我的母校,那里原来是旧昆明的武庙,后来却变成了学校。昆明也有文庙,后来里面开了茶馆、台球室、游戏厅,现在“庙”还在,还成为了文物要保护,但它的主要的功能却是停车场。实际上,对很多昆明人来说,文庙早已仅仅只是一个地名而已了。 因为扩路,武成小学现在的面积比我念书的小了差不多1/3,那颗百年的大槐树还在,以前高大光鲜的教学楼却早已显得破旧,它依然是昆明最好的小学之一,每天上学放学的时段,校门口门庭若市、接送小孩的车辆总是让6车道的人民中路(武成路拆迁改建后改名人民中路)短暂的堵死。尽管学校周围没多少住户,要想把你的孩子送进去念书,单有钱恐怕也还是不行的。这个想法仅仅是我的揣测,无非是早几年,一位我以前的老师曾告诉我,当时我们班上不少干部子弟,省长家的就当班长、市长家的就当学习委员、……、普通百姓家的就什么都不当,事情从来都那么复杂,而我总怀念那时的天真。 “天真”这个词早已烂俗的可以被归入郭敬明、余秋雨一类了。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从人性恶的角度来看待人和事,但我仍然觉得把我所知道的所有好词都用来赞美“天真”,也还远远不够。中国教育一个很恶劣的地方,是它为了强调精神的力量,就莫名其妙地把精神和物质对立了起来。八十年代,有几年的六一节,三一圣堂会给小朋友发小蛋糕,排队领取小蛋糕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之一,如果你以蛋糕是物质来批评我快乐的低下,我实在不知道你怎么为教堂不计物质传递福音的精神来唱颂歌,当然,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者。 武成路的拆迁,是当年昆明大规模旧城改造的一部分,长春路、金碧路、青年路……这些当年昆明最热闹的老街也一一消失,如今的这些街道,只剩宽阔的马路,不再有如潮的人流和昆明的味道。 被从城中心赶走的人们,却依然继续着往昔的生活。最多拆迁户居住的丰宁小区,很快的热闹了起来,卖报的、修表的、服装店、水果铺一家接着一家开业,各种吃食更是丰富,小吃、炒菜、烧烤、火锅家家人声鼎沸,伊天园、飞阳铁板烧这些昆明大的连锁餐饮起家的时候都是丰宁小区里的大排档。在丰宁的菜场你会碰到诗人于坚,他喜欢那里的丰富和带着泥土味的新鲜。在一个慢慢变快的昆明,丰宁小区却执拗的停在了那个吃吃喝喝、喝茶聊天晒太阳的昆明。 去年年初昆明拆防盗笼的时候,顺便把路边的菜市场也一起清理掉了;更早的时候,有生羊血买的羊肉一条街也在拆违章建筑的时候拆掉了;不少老人家去世了,他们的儿女卖掉或者租掉了丰宁的房子,搬去更新的小区了,新搬来的年轻人忙于工作,街边聊天的人也渐渐少了,或许有一天这里也将变的安静,脱掉不合时宜的市井气味。 我们这个时代对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好的定义实在是太单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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