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二月 2011

公务员热与民工荒

今天看到一条新闻,说到2012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要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具体就是从村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工人、农民等基层一线人员中录取,这些年报考公务员的主体——应届大学毕业生被排除在外,按相关人士的说法,此举一则为调整优化公务员的来源与结构,二则也是给大学生考公务员的热潮降降温。 联想这两年很流行的书——《蚁族》,和很时尚的词——啃老,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早已成为当下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今公务员考试的大门也对大学生关上,大学生就业的渠道将越来越窄。可以想见,家庭稍有背景的学生将抢走数量有限的大学生村官岗位为两年后进入公务员系统打基础,不少原可“做村官”就业的家里无权无钱的学生不得不加入“蚁族”的队伍,他们将是新政真正的受害者。 关于就业,这些天的另一个新闻是,已持续了几年的民工荒今年进一步加剧,不少民营企业纷纷提高工资及福利待遇,却依然招不到工,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只愿到离家近的地方打工甚至不再外出打工。 其实无论是公务员热、还是民工荒,背后无非一个“利”字。 公务员这个职业提供了最稳定的职业环境、最可观的退休及医疗保障、很体面的社会地位、相对而言较小的工作压力和人所皆知的获得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机会,何况在阳光工资改革之后,公务员的账面收入水平也名正言顺地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低劳多得,如此好的工作,整个社会如果不对它趋之若鹜,那才是发了神经。 再看看农民工,固然这些年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收入较早些年也有了较大的增长,但相对于由公务员、大型国企带动的全社会的收入增长,其幅度可以叫做很小,绝对值更可以叫做可怜,同时由于农村、小城镇的收入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再加上大城市的消费水平也远高于小城市和农村,进城打工的绝对收益并不高于留在农村,如此,谁还肯去打工。 其实最可怜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它们解决了最大规模的就业,还要承担了道德上的恶名(当然作恶的民营企业不在少数),而且利润微薄。大家都知道,真正赚大钱的行业,不是国家垄断(如电信、电力等等)、就是权贵垄断(如房地产、矿业),一般人是进不去的。纺织、电子加工、……这些高度竞争、利润水平低下的行业才是民营企业的主战场(也是解决中国就业最主要的地方),同时,由于中国的实际税负水平极高,对很多毛利水平在5%以内的行业而言,如果不做假账,它辛苦一年的所得,完税后老板可能连汤都喝不上。罗永浩刚正不阿做企业的态度一直是我的榜样,但他厮混的毕竟是一个暴利行业,靠态度,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问题,在现有的利益分配体制下面,真正是神马都是浮云。 我们国家一直喜欢说,先把蛋糕做大,再来研究怎么分,可当蛋糕大了,大家才发现国家早就分走了最大的一块。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其根本是在于国家对民间的放权让利,是民间而不是政府让这个国家充满活力,短时间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创造财富的难享受财富,这已经是一种病了,但国富民穷最大的恶果——清华大学的孙立平先生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里面已经剖析的十分清楚——是社会生态特别是底层生态恶化造成的社会崩溃。 公务员热与民工荒的同时发生,已经表明了民间对创造财富热情的下降,也显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正在枯竭,没有进一步的放权让利,没有收入分配机制真正的向民间倾斜,政府年年在念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是一句空话,但想想国务院的“国八条”、想想北京市的“十五条”,我们的老爷们,还在做着春秋大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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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的公开信

马云是个善于作秀又很懂得利用媒体的人,何况发现大众的G点、创造(转化)话题制造感天动地的效果从来就是马云特别突出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马云昨天关于卫哲辞职的公开信以其说是写给员工看的,不如说是面向公众一次公关行为,类似“真情告白”之类电视节目的一场真人秀。 一个组织的高层变动其实非常正常。像日本,一年不换上个把首相、不重组几次内阁,可能很多人就没事干得卷铺盖回家了。而高层变动的原因也非常多,以阿里巴巴此次的事件来看,或可说高层监督不力,严重失职,换;或可说,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影响公司的战略拓展,换;但马云却祭起了道德大旗,他以价值观的名义清退了高管,把阿里巴巴因管理疏忽、部分员工玩忽职守造成阿里B2B客户以阿里平台实施欺诈这样一件丑闻,成功地转化成了马云誓死捍卫诚信、挥泪斩马谡的动人故事。 但我没搞明白的是,既然阿里巴巴这么重视诚信和价值观,为什么假货横行、欺诈不绝的淘宝却没有人出来承担“触犯商业诚信原则和公司价值观底线的行为”应付的责任,反而由淘宝的CEO来兼任卫哲的空出的CEO职位呢?既然阿里和淘宝都存在违背阿里价值观的事情,为什么大当家马主席不引咎辞职,还在这里慷慨激昂呢?难道仅仅因为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的最终客户是国外的机构,而淘宝的绝大部分客户是国内的屁民?难道一把手就可以挥舞着企业价值观的大棒,指东打东,指西打西了? 马云曾经大义凛然地说“如果把淘宝关了就可以消灭假货的话,我明儿就关”。这很像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人,他混社会混得久了,变得和这个社会一样恶心,然后他告诉我,是这个社会恶心,他也没办法。把自己的责任都推给社会,还卯足力气撑门面,如果这就是马云要誓死捍卫的价值观,那这价值观恐怕还比不上婊子自己立的贞节牌坊。 马云的管理思想其实堪称精妙,包括这次关于企业价值观的阐述也十分精彩,把他讲的话收集起来做一本《马云语录》,绝对是一本很优秀的管理教材。但我始终觉得马云和柳传志、王石这些人还不在一个档次上,而他所缺的,也就是王阳明学问的精华——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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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坏了

我家的家用电器使用频率很低,除了电灯和电脑。如同我对电灯的依赖一样,电脑坏了,日子也变得难熬。 我早就自觉自愿地被各种电脑和类电脑设备包围,仅电脑我就有工作用的笔记本、一台放在书房的PC和一台放在客厅看高清的PC,何况还有手机,在我发现电脑坏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机收邮件,然后上twitter和微博看消息,然后看google reader的更新,然后才去检查电脑的问题;而我在商场等待售后修理电脑的时候,我就在一边拿手机用IM和朋友聊天,一边上twitter看推友对北京M记热闹的直播。 我真正离不开的是互联网。 对我而言,互联网也就像电灯一样,它带来了便利,无论获取信息、结交朋友,还是工作消费、发飙骂娘,而且,对任何一个使用互联网的人来说,获得的空间和机会其实并不是虚拟的,互联网从根本上拓展了每一个使用互联网的人的生活空间,特别是在facebook出来以后。如果说电灯改变了夜晚,那么也可以夸张地说互联网让我们突破了24小时的限制,它重新塑造了生活。 由此,我很怀疑埃及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断网的举动,互联网已经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了,你断了网,也就是让这些人的生活变的更差,这除了激起更大的民愤外,还起到其他什么作用。 我也一直怀疑阉割互联网的实际效果,对“反动”新闻感兴趣的人多半会去学习翻墙,更多的人却因此只能流连于QQ空间、开心网这类的山寨运用,就像手机的世界里只有山寨机,而没有iphone、andriod和黑莓。当然,在我们这个国家,把百度当宝,把iphone当装饰品的人绝对不少。 我还怀疑那些整天拿网瘾说事的人,要么是得了失心疯(这个病在中国比感冒还常见),要么还生活在史前社会。一群屁股坐上麻将桌(或坐到电视机前)就离不开的人,去指责坐在电脑前打游戏的人,还要以病的名义把他们送上电椅,这不仅荒唐,还再一次让那个挥之不去的法西斯的幽灵爆了光。 不扯了,回到我的电脑,问题不大,修的很好,应应景,听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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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课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昏聩的皇帝。如李煜、赵佶,为帝昏庸,却才华横溢,虽然皆亡国被俘,又都创造了可流传千古的艺术;如李治,有德无才,招的李唐旁落武周;如崇祯,空有大志,却没有坚钢之志和治乱世的才能,只能哀叹非亡国之君却遭亡国之运;如秦二世、刘阿斗,懦弱无知,既为傀儡,又怎么“扶得起”;如朱厚照、朱由校,荒诞不经,祸累子孙。 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很多残暴及至无耻的皇帝。最著名如刘邦、朱元璋,虽为开国之君,但其统治之残暴、手段之恶劣,至20世纪方才有人可比拟。而另一些皇帝,如唐太宗、康雍乾,当然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一些君王,但玄武门之变的血腥、文字狱的残酷,是可以让山呼的“万岁”调低几个音调的,当然,他们几个都懂得以讳史传后世,脸面,还是要要的。 当然,还有一些皇帝,既昏聩、又无耻、还不要脸,比如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其荒淫昏庸不仅搞垮了一个国家,甚至还传出了与其母亲乱伦的丑闻,我一直怀疑关于隋炀帝的那些荒淫故事恐怕就是移植于他。 我的历史不太好,经常需要补补课。还好,现实就是历史,生活在中国,并不需要把自己完全埋到故纸堆里面。这不,在老的“国八条”沦为一纸空文后,新“国八条”又出来告诉我什么叫做昏聩了;而在昨天的《人民日报》上,躲在那个唤做“任理轩”的代号下的那一群人也迫不及待地撕掉脸皮,表演了一下什么叫做无耻;还有早几年便已流传坊间的“一个云南女人搞到一堆部长”案件终于正式曝光,这起现代宫廷丑闻一把撕碎了华丽的遮羞布,下面是早已溃烂的脓疮。 呵呵,昏聩和无耻又碰头了,上层的荒诞更映出了底层的悲凉,…… 很多时候,历史也就是现实。 附两个链接: 1、《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新国八条北京执行文件) 2、任理轩:《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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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书

这几天最热门的话题是打拐和救助乞讨儿童,不管批评的声音有多理性,在媒体、网络的推波助澜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似乎已经开始了。和这些年反日、仇美、围攻家乐福这些群情激昂的群众运动一样,冲锋在前态度最激愤的大抵都属于被亲切称为“不明真相的”那部分群众,而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幕后推手,“那一小撮”,其实不言自明。 天朝政府实在是无所不能,如梁文道所说“你所想得出来的一切事情,无不在政府的规划之下”。但中国的问题恰恰也出在政府管的太多,改革开放30年,如果说政府做对了什么,那一定是放权让利、国退民进,尽管领域极小、出让也极少。而国家退不退、退多少、怎么退一直以来也是事关中国改革的最核心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间与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博弈也是成就这30年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0年出了一本畅销的好书,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关注的一直是个人、市场与国家的博弈,而熊培云指出了在国家、市场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广泛的存在——社会。而在我们这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或许有主义,但在国家的强力压制之下,社会则早就苟延残喘、若有若无了。 但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社会高度成熟的时候,熊培云说“梦里回到宋朝”,今天的中国仍然没有走出农业社会,而在宋朝,不仅GDP占了全球的一半,更令人惊讶的是,北宋时期的工商业税收已达财政收入的70%,这意味着中国在宋朝曾经一度进入了工商业社会。同时宋诗词、宋散文、书法、绘画,文化的繁荣恐怕不亚唐朝,而中国历史上一大半的科技发明也出现在宋朝,而宋朝却是秦以来皇权较弱的一个朝代,政府力量的弱化,使得社会得到了充分的空间,也造就了空前的繁荣。 社会与现代的国家观念其实并不是矛盾的。用熊培云的话说,“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已”。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至少在我们这个国家,“国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少数人的统治工具,爱国主义对少数人而言是爱自己,对多数人其实也就是草民乃奴才、皇上万万岁而已。重新发现社会,也就是重新认识国家,真正解放自己。 熊培云的讨论并不只限于国家—社会,还包括人。熊培云提出,有人的地方未必有社会,只有有了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才真正是建立了一个社会。而中国真正让人痛心疾首的,还不是国家的强权,而是源于价值观念的社会崩溃。 这里要翻出另一本书,2009年出版的不畅销的好书,孙立平先生的《重建社会》。这本书的书名起的其实并准确,因为这本书几乎就是一幅中国社会溃败的全景图。 从权利失控造成的不可遏制的腐败,到暗箱操作、潜规则的明规则化;从政治生态的恶化,到民间道德的沦丧;从中产的失势到底层的沦陷,当社会资源越来越往少部分人和利益集团手里面集中,道德、共同价值的流失、社会底线的失守其实不能仅仅责怪某一个具体的人,无论他是腐败的官员,还是自身也吃不上好饭的黑砖窑主。听听周云蓬的《中国孩子》吧,这个看不见光的人,比我们每一个看得见这世界的人,都更深刻的写出了这个社会的沦丧。 面对社会转型产生的问题,天朝的办法是维稳,而孙立平先生认为,社会的溃败和社会的动荡不是一回事情,社会的溃败对应的是社会健康,社会的动荡对应的是社会的稳定。尽管当下有着很多的社会矛盾,但真正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机会却不大,对中国威胁最大的还是社会的溃败。而现在的维稳体制,夸大了不稳定因素,造成财力、物力、人力的极大浪费,一味的“堵”,不仅会造成矛盾的积累,也将加速社会的溃败。 这两本书都是真正的好书,一本理清了观念、一本讲出了症结,在一片喧嚣中已不啻于“盛世危言”,但现实往往比书本要残酷,“如何做”,这才是最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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