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三月 2011

对付骗子,开开玩笑也可以

我已经很久不用QQ了,刚才上了一下,是为了和个盗号的骗子聊聊天。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骗子盗了我朋友A的QQ号,就迫不及待的去联系A的好友,主要内容是他的一个朋友缺钱,想借一点钱,并打到他朋友的银行卡上。这个情节当然过于老套了,但我的另一个朋友B是一个有心人,他想套到这个小骗子的账号然后给他一点小小惩罚(其实不用套,他给你账号的时候主动的不得了),但可惜的是,聊天过程中我朋友去接了个电话——按电话的长度看,可能是他家领导打来的,回来之后,发现他已经被那个家伙从好友名单里面删了,聊天记录也没了,他有点不甘心,便联系了我,让我和那个小朋友开个小玩笑。 本着娱乐大众的精神,我就上线了,不过小骗显然比我着急,我一露面他就和我打起了招呼,下面是我和这个小骗的聊天记录: Cheater :在吗? 宋大妈    :在 Cheater :你在哪里啊? 宋大妈    :我在单位 宋大妈    :怎么说,听说你要结婚了,是不是要来送帖子 Cheater :是啊 Cheater :你现在有空吗?我有点事要你帮忙 宋大妈    :干嘛?替你收红包啊? Cheater :你现在手头有钱吗? 宋大妈    :要买什么?可以先帮你买的 Cheater :帮我去银行打点钱给我个朋友,我后天再给还你啊 宋大妈    :哦,打给你老婆? Cheater :不是,打给我个朋友 宋大妈    :我认识吗 宋大妈    :要多少 Cheater :柴亮,你不认识 Cheater :5000块 宋大妈    :哦 宋大妈    :你什么时候给我借条 Cheater :还要跟我打借条? Cheater :钱我后天就给你了 宋大妈   :废话,5000人民币,又不是越南盾 Cheater :那你先帮我办一下啊 宋大妈    :今天晚上你送借条来我家 Cheater :可以 Cheater :那我给卡号你,你等会去帮我办一下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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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南

这一届的云之南是历届里面我看片最少的一次。 七天的影像展,我一共只去了一个上午两个晚上,看了《阿仆大的守候》、《生活而已》、《姑奶奶》、《在一起》和《神翳》五部片,错过了《胶带》、《算命》、《未完成的生活史》、《两个人的村庄》、《猪脚 葡萄酒 死亡迅速》及贾樟柯的《语路》这几部先前比较期待的片子。特别是《未完成的生活史》,它是我喜欢的诗人丛峰的系列纪录片《甘肃的意大利》的第三部,因为这个系列的前两部《信仰》和《马大夫的诊所》我都很喜欢,本来一直把这个片当做这届云之南里面我自己的首选要看的片,再加上这个片一共安排了两次放映而且第二场是在礼拜天,原以为怎么着都可以看上一场,最后还是因事错过了,非常的遗憾。 在我看了的五部片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魏晓波的《生活而已》。自己拍摄自己不算是新鲜的手法,但依然充满挑战。和写日记、写自传一样,记录自己的纪录片最大的难度在于真实的同时还可以忠于自己。魏晓波最大的好处是他坦诚而且姿态轻松,他不为是否需要掩盖、粉饰自己而操心,这也就使得他的私人生活在镜头下依然那么纯粹。何况他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已经被主流文化脸谱化了的80后的生活在这里重注血肉起死回生,并在放映现场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以我的观察,那天的现场感慨、欣喜、低头不语或者喃喃自语的年轻人史无前例的多,而我到今天仍会不时想起片中的片段。 另一部我喜欢的片子是和润的《阿仆大的守候》。同故事丰满、叙事流畅,可以当剧情片来看的《生活而已》正相反,《阿仆大的守候》几乎没讲什么故事,就是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了略有些智障的儿子照顾生病的父亲这么一个过程。和润不动声色地串起了爱、生命、生死这些终极命题,他不铺张感情,也不累述观念,而是把整个片子处理的极为宁静,让力量自己从平静的影像中渗出来。《阿仆大的守候》是感人的,却和眼泪无关,它充满的是敬畏与尊严,我甚至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情怀,尽管我不清楚和润导演是否信仰某个宗教。 让我比较失望的是赵亮的《在一起》,特别是对比他的旧作《上访》。我多少觉得《在一起》能有现在的名声是因为它触及了艾滋病这个敏感的题材。但问题也在此,话题太大,又是热点,如果视角不够独特、切片不够深入,很容易被同题材的作品(不管是电影还是文字或者其他形式的东西)淹没掉。而且《在一起》过于强调事先预设的观念了,这不仅让片子沾染了些许说教的意味,也限制了疾病隐喻可能产生的想象空间。 说完片子,再讲几句云之南,作为昆明的文艺青年,能骄傲起来的事情真的不多。 今年的云之南比起前几届最大的变化是除了省图主场外,又增加了北辰财富中心影院和环影国际两个商业影院做放映点,规模的扩大当然可喜可贺,但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易思成老师的坚持与低调。以云之南今天的江湖地位,要把虎皮扯得更大一些,牛逼吹的更响一些并不难,但易老师操盘的云之南依然不急不缓,并已悄然形成了“竞赛+青年论坛+特邀影片”这样合理的影片参展结构,而这也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参展片数量与质量提升后的水到渠成,这种深挖田、广积粮的策略在一片浮躁的中国,不仅难能可贵,简直可以看做要成大事的标志。 最后,我还想称赞一下北辰财富中心影院,一半是因为从它开业以来就一直在支持独立电影的放映,一半也因为虽然它位于较偏的北市区,却一直创造着不亚于市中心影院的票房,这充分说明了有一个真正喜爱电影的总经理,对一个电影院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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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伦,现场

很多人都说摇滚乐是现场的艺术,但对我这样生活在三线城市的人来说,特别在DVD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对现场的印象除了唱片里面的欢呼嘶吼,就主要来自文字。 记得《音像世界》还很红火的时候,经常会在上面读到“现场之王”这个词,感恩而死、Jimi Hendrix、Led Zeppelin、……,几乎每一个在摇滚英雄谱上标名挂号的人物都和这个词发生过关系,但在我印象里面,却很少有人用这个词来称呼Bob Dylan。   其实在很多时候,迪伦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特别在中国,提起迪伦,大家往往更愿意谈论附加在迪伦身上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社会运动斗士、60年代文化代言人这些标签,就算说起迪伦最根本的身份——歌手,也总爱在前面加上“抗议”二字(尽管迪伦真正作为抗议歌手的时间不到10年,在他长达50年的歌唱生涯里面不过一瞬)。似乎不如此,就很难体现迪伦的正义和文化,也显得自己很没文化。而“现场之王”这个词和文化关系不大,还多少显得粗鄙,自然也少有人用它来形容迪伦。 不过说起来,我最早接触迪伦的音乐,除了《答案飘在风中》,恰好是两套现场唱片——引进版的《The 30th Anniversary Concert Celebration》和打口的《MTV Unplugged》,前者是众星捧月的超级翻唱大派对,评价巨高,后者是迪伦自己对早期作品的小小回顾,通常被认为是其90年代重回高峰前的最后低谷。不过这两张唱片的好与坏对我全是浮云,那是属于Grunge的年代,我迷恋的是Nirvana和他们的前辈Black Flag,相比之下,迪伦不仅音量小,旋律也要难听很多,何况比起迪伦那些词意意象繁复的歌,《Rape Me》、《Damaged》这些简单而绝望的歌更能让荷尔蒙分泌过量的青春期少年发狂。 我真正对迪伦发生兴趣是2002年,在那一年我买到了迪伦的另外两套现场唱片——《The Bootleg Series, Vol. 4: The "Royal Albert Hall" Concert》和《The Bootleg Series, Vol. 5: Bob Dylan Live 1975 – The Rolling Thunder Revue》,前一张记录的66年“皇家阿伯特宫”演唱会(实际为在曼彻斯特的演唱会)和后一张记录的75年的滚雷巡演都堪称迪伦传奇人生里面最神秘的片段。由这两张唱片,我真正见识了迪伦的牛逼,我刨出压在箱底的迪伦的磁带和CD,上网下载MP3和歌词,几乎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完全颠倒在迪伦的世界里面。 作为一个后进的迪伦歌迷,我最感幸运的地方是,迪伦的传奇还远远没有变成过去式,我指的不只是《Time Out of Mind》以来4张大受好评的录音室专辑,还有现场。 和同样热爱巡演的滚石不同,迪伦并没有从巡演里面赚到多少钱。演出对他而言,更像一种宣泄过剩创造力的方式,而且迪伦不但从不讨好公众,还总是有意识地把自己从公众视野里面隔离开,因此他的现场没有固定的曲目,就算同一首歌曲也会因他经常重新进行编曲而变得面目全非,不到迪伦开口,你很难猜到迪伦要唱什么,就算他开了口,你也很难猜到他下一句会怎么唱,他是为自己歌唱的人,他才是真正的“Master of the Concert”。而对乐迷而言,每一个晚上的迪伦都是一个全然不同的迪伦,这也是让迪伦成为Bootleg最多的歌手的一个原因。 还有两个礼拜,迪伦就将开始他第一次中国巡演,当然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很希望他在这两场演出中能够有《Desolation Row》和《A Hard Rain’s A-Gonna Fall》,这两首歌写的是美国,也是现在的中国;我也期盼着有高人可以做一个现场的录音,那将是绝对牛逼的Bootleg。 最后,今天,2011年3月24日,是迪伦先生70岁整寿,happy birthday!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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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企业社会责任

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越来越像一个拜师红歌门下的行为艺术家了。 在结束日本“救人”、散钱之旅后,陈大师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在云南盈江地震中受灾最重的拉勐村发钱,在发钱过程中,他还要求拿到钱的灾民高举他发的200块钱,和他一起高喊“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解放军”。 但是,自称拥有50亿资产的陈光标却从来不像一个企业家。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听到陈大师认真地介绍过一下他公司的业务和产品。通过外界的只言片语,也只能大约猜测他口中“绿色环保”的业务大概和拆迁及大型建筑垃圾回收有关,这里姑且不论在中国这些和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业必备的那些“中国特色”,在网上关于他及他的公司有关的最多的一条新闻恰恰是他在台湾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亲口承认公司情况不妙,已多月没有业务。 比陈光标像企业家的人有牛根生(很不幸,连续在两篇博客里面写到了他),而且牛总也和陈大师一样热爱慈善(包括作秀),而且他不只是砸钱,还高喊着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口号。想当年,蒙牛在牛总的指挥下,高举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大旗捐钱、送奶,更喊出了“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这样的口号,全然一派国家兴亡系于一身的气势。可惜的是,三聚氰胺门、恶意营销门接踵而至,表面的“义”字再也掩盖不住骨子里真正的“不义”,蒙牛固然game over,社会责任也从玩物变成了笑话。 当然,把做慈善的陈光标和要履行社会责任的牛根生放在一起讨论并不完全合适,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尽管交集很大、相关性也很大,但它们的确不是一回事,不过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不仅在具体行为上的有重合,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着共同的起点——道德层面上的“善”,和共同的终点——实质意义上对社会的贡献,何况它们在当下中国又都被残疾化的理解成了“捐钱”两个字。 一个很流行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说以捐款为代表的慈善行为是企业社会责任最高级的形式,其它的都是基础。这个理论也许并不错,但太过机械,其实很多时候,能用钱来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拿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才真正复杂,什么事都想靠钱来解决只会把事情搞的扭曲。 比起捐钱,要做一个真正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实在有太多基础的事情要去做好,以我的理解,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以产品价值实现社会价值 引用一句德鲁克的名言“经营企业唯一正确而有效的目的,就是创造顾客”。换句话说,企业的价值是通过顾客价值来实现的,其间的纽带就是产品。而不管这个产品的市场分的再细、客群范围再狭窄,它的客群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做好产品,实现顾客的价值其实也就是实现了企业的社会价值,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价值。 比如马云就曾经说阿里巴巴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帮助中小企业做好生意,淘宝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人通过淘宝平台解决就业问题(原话为淘宝要提供2亿个就业机会)。而帮助中小企业做生意的阿里平台、帮助个人做小生意的淘宝平台不正是阿里系最核心的产品?正是因为对社会有价值,企业自身也才有了价值,和做人一样,负责任的人有价值,不负责的人必被抛弃。 最近一个反例是出现在今年的315,使用瘦肉精的双汇和当年的三鹿、蒙牛并没有什么不同,当你损害了你顾客的价值,你承诺的社会责任也就化为泡影,被抛弃只是迟早的事了。 2、善待员工 我曾经供职过的一家大型企业,该公司的持有人同时运作着国内某著名慈善机构,并因推行多项改革措施,一时为国内慈善界得风云人物。但在他领导公司的多间劳动密集型的下属公司里面,不签劳动合同、不买社会保险的员工有之,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有之,甚至部分年纪偏大的员工得申请低保才能养家糊口。这不免让公司最爱喊的“履行社会责任”、“关注弱势群体”这类口号显得那么可笑。 如我在《你会送你的小孩去踢球吗?》一文里面提到的那样,我始终认为员工的本分就是干活拿钱,卧薪尝胆、舍身奉献等等从根本上说是老板、是股东的事情,一家不能让员工过上体面生活的企业难言优秀,一家让员工吃不饱饭的企业更只能称作恶劣,如果这些企业还大谈社会责任、大挥支票本,只能让人觉得虚伪。 和其它做起来最难的事情一样,善待员工说起来最容易。 3、诚信不伪 这可是真正的知易行难。 不夸张的说,当下中国的任何社会弊病都可以找到造成它的体制弊病,不诚信也不例外。 拿最典型的既不诚信又作伪的行为作假帐来说,对一家在劳动密集又低技术低毛利的行业里讨生活的小企业(这样的公司恐怕在中国是大多数),如果不准备上两套账,恐怕一个股级得税收管理员就可以让这家公司直接从盈利变为破产,这个说法尽管夸张,但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过高的实际税负的确是作伪的一个重要动因。 另一方面,诚信既是一种自律,更是实现交易成本最低的契约行为。但中国人做事讲人情,而不是凭契约。为人情要拉关系、讲门路,也要照顾脸面,为人情还要讲究心里明白,也就得假做含糊地处处法外施恩、手下留情,为人情也就可以破坏契约,没有了严格的契约,也就产生了不诚信的土壤。 诚信很难,特别是在一片诚信不受益、诚信很孤独的神奇土地上。但是不是也可以说,对任何一个企业(个人)而言,只要诚信做事,都是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试想,还有比这更大的社会责任吗?而且看看蒙牛、看看双汇,不诚信固有一时利益,但却是埋下了致命的种子。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真正想说得一句话其实是,无论做什么事情,还是回到逻辑的起点,用最简单的逻辑、最根本的方法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最靠谱,那些做给别人看的秀只是虚幻的一时荣耀,做不得数、当不得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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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大姐的□□□

早几年,在牛根生还频频上镜指导青年创业的时候,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三聚氰胺事发,他不再在媒体露面,这句话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低。思想没有挺住,困惑却一如既往的多。 有困惑的人,就有解惑的主,在中国最有名解惑专家里面,有一位叫“知心大姐”。说起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她,记得中央广播电台少儿节目里除了“小铃铛”,最受欢迎的便是“知心姐姐”。她的影响也让当时几乎所有的少年儿童刊物都各自配上一位“知心姐姐”,甚至连小学的广播站里面也会有一位“知心姐姐”,虽然她们说过的话、答过的疑,我从来没有任何印象。不过,最有名的“知心大姐”或许还要算《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牛大姐,靠着朔爷的笔,这位姓“牛”的大姐把“知心大姐”这个行当的说教面孔展现的淋漓尽致。 后来,“知心大姐”不再叫“知心大姐”,卸去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沉重负担,话题也渐渐集中于爱情,随着播出时间的推晚,她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都市情感类夜谈”,现在这类节目虽然已经没有了90年代的火爆,但那个温柔、磁性又总企图安抚你灵魂的声音依然每个电台晚间节目最不缺少的部分。 不过,中国最出色、可能也是最有名的情感问题解惑人并不是大姐,也不在电台,而是厦门的写字猛男连岳。他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他在情感战场坚持战斗了数十年后依然不厌倦,还在一本接一本的制造《我爱问连岳》,更让人佩服的是那些还在孜孜不倦给他写信的读者,面对连岳的老虎凳、辣椒水,他们“不抛弃、不放弃”,实在比许三多还令人钦佩。 连岳之外,近来高速蹿红的爱情顾问是香港导演彭浩翔,他的专栏结集成书叫做《爱的地下教育》。 和不少有才情的人一样,彭浩翔喜欢在边缘上干活,一部励志的青春片可以被他拍成充满荷尔蒙味道的《AV》,一出小清新的爱情故事在他手里也可以变成十八禁的《志明与春娇》,哪怕做起了“知心大姐”,《爱的地下教育》依然是在一片春光里来讨论爱情,真正让人意外的是这本书竟然高密度的用“□□□□□□“来替代文字,难免不让人恍惚,是不是拿错了书,抄起了近20年前的《废都》。 《爱的地下教育》的主题——爱与性,可谓是最私人的问题。对被称为隐私的爱与性,界限是必要的(所以彭浩翔开展的也是地下教育)。而当个人的隐私转化为大众的“隐公”,界限也就成为大众的禁忌。但正如“全民所有制”这个词里面的“全民所有”一样,“大众”本身太可疑,当公权被垄断,禁忌也往往就会变成了权力的工具,性与爱在不少时候不仅仅是情感、欢乐和繁殖,也是政治和权利。 但我并不觉得彭浩翔的文字触到了什么真正的禁忌,关于爱与性,彭浩翔所说得并不比连岳更出位,也远没有充斥各电视台的妇科、男科的医疗广告露骨,更不像李银河一样直指权利。可能我已经习惯了“阴谋论”,所以我总是觉得他的“□□□”意不在隐晦,而在营销,不然依天朝有关部门的一贯作风,剪了也就剪了,还会让你留条尾巴,做个经典的书签(见上面图片)?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彭浩翔为审批部门准备的一个玩笑,既然你可以用禁忌删爷的书、剪爷的电影,爷也可以靠禁忌现现你的底。 作为对读者的补偿,彭浩翔随书附赠了云南白药创可贴一枚用来疗伤,还公布了一个Gmail邮箱来供读者索取被删内容。但不幸的是,Gmail也是禁忌的一部分,当《爱的地下教育》开始在二级市场铺货的时候,Gmail也开始遭遇“掉包”,身体的禁忌和思想的禁忌终于混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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