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四月 2011

升级了Ubuntu11.04 Natty Narwhal

比起习惯于跳票的微软、不介意跳票的苹果,Ubuntu的准时令人感动,何况每半年就整体升级一次的Ubuntu更新的频率比Windows可要频繁的多。 前天,在4月结束前,新一版的Ubuntu 11.04 Natty Narwhal终于正式发布了,这个版本最大的变化是不再使用GNOME3桌面,而换成了Ubuntu自家的Unity,而Ubuntu的掌门人Mark Shuttleworth甚至把这称为“Ubuntu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冲这句话,我几乎在第一时间(当然,只是我的第一时间)就把系统从10.10升级到了11.04。 客观地说,Ubuntu当然是Linux无数发行版里面最贴近大众用户的版本,不过它的亲民形象也只能局限在和其他Linux版本比较上,我不能说它比Windows更麻烦,但对我这样的门外汉,搞定这次升级还是花了整整一个晚上。 但Unity并没有带来什么惊喜,尽管它的界面比以前的版本细腻精美了不少,但还是要分跟谁比。我觉得它的界面设计(尤其是方方的图标)更接近于IOS、Andriod等移动设备的操作系统,如果再考虑Ubuntu此次把台式机/笔记本版本同上网本版本合并这个因素的话,是不是可以认为Ubuntu也在考虑进军移动领域了?毕竟这既是当前的热点,又有脱胎与Linux的Andriod的示范在前。 真正让我意外的是在Ubuntu官网的浏览器页面上竟然出现了百度的图标,这是不是意味着正在研发的百度浏览器将支持Linux?如果再考虑百度浏览器采用的是IE核心,事情就变得真正有趣了。 不过对我这样非专业的普通使用者而言,Ubuntu 11.04依然算不上一个理想的平台。Linux最爱宣称的是专业,最爱举的例子是大部分的服务器使用的都是Linux,但这也恰恰是它难以打开桌面市场的最重要原因,尽管Linux大部分的发行版本都是免费的。 对比Mac OS就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尽管Mac OS也发源自Unix,但苹果是完全站在用户的立场来进行设计的,这使得Mac OS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易用性。从Windows转用Mac当然也会有很大的不适应,但这个不适应更多的是从复杂变到简单的不适应,而从Win转到Ubuntu呢?恐怕最少也得去学几条如sudo这类的命令,否则是难以驾驭这个系统的,尽管它已经竭力在为用户考虑了,但那依然是立足在开发者立场的,用7-11董事长铃木敏文先生的话说,为客户考虑和从顾客立场出发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Ubuntu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对普通用户而言,缺乏真正堪称杀手级的主流运用,可以在这个平台使用的软件相对于Win和Mac,更多的是功能上的替代,而不是性能上的取代乃至颠覆性的提升,开源对普通用户而言,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以办公软件为例,像Libreoffice、Openoffice这样的软件是根本不能和Microsoft office、iWrok相提并论的,如果不是因为有Google Docs,那么这个平台对我就几乎没有任何粘性了。 对像我这样的非IT从业者而言,使用Ubuntu这样的平台,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尝鲜猎奇,另一个在中国很实际的原因是,我没能力或者舍不得去购买正版,但不管是道德感泛滥也好、虚荣心作祟也罢,我不想使用盗版,那么Ubuntu就成了一个不错的补充平台,但这样产生的吸引力及用户的忠诚度显然是不可靠的,作为一个意在个人市场的操作系统,Ubuntu真正的变革显然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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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马云的讲法,他们也可以说……

尽管我始终觉得马云既善于作秀,在价值观等问题上又很虚伪(参见《马云的公开信》),但他在4月27日由淘宝组织的媒体沟通会上的讲话还是又一次震撼了我,马总慷慨地说: “淘宝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假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淘宝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假货了?我们只是一家公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一个骗子,我们明知道这家伙就是在造假,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把他投进监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按亲爱的马云同志的讲法,李彦宏也可以说: “百度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盗版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百度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盗版了?我们只是一家公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一个小偷,我们明知道这家伙就是在盗版,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把他投进监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马云的好朋友牛根生也可以说: “蒙牛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毒奶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蒙牛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蒙牛了?我们只是一家公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奶源,我们明知道这家伙就是在添加三聚氰胺,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把他投进监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甚至远在非洲的卡扎菲也可以说: “利比亚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专制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利比亚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专制了?我们只是一个小国,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就是“五不搞”的结果,我们明知道这就是极权,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废掉,因为宪法没有给我们这个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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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局——读野夫《水生风起》

关于《水生风起》,野夫先生自己说到“解剖一个乡村关于水的故事,骨子里是要借以揭示基层政权究竟是怎样维稳的。管中窥豹,足以看见这个体制面对诸如此类事故时的惯例动作”。 野夫选取的切片在地属四川都江堰灌溉区的安家镇长堤村六组,这个地方尽管属于岷江流域,却没有一条河经过,属于较缺水的地区。五十年代为扩大都江堰灌溉范围而由家家派工修的人民渠也仅从村边缘经过,而队里唯一的堰塘已经承包给了外来人养鱼。到每年5月插秧季节,如果雨水不盛,村民唯一的指望就是都江堰了。 不过由于都江堰灌溉的范围太大,如果一起开闸,水也是不够用的,因此水利局制订了一个时间表,各个县镇轮流开闸取水,但长提村六组在下游边缘地区,每年轮到他们取水提灌的时候,要么农时稍过,要么水量已经不足,再加上49年以后的一个新政策是每户都要按亩计算按年缴纳水费,这项在农业税废除之后仍然存在的税费尽管不高,却依然让村民产生了积怨——水不解燃眉,钱不少一分。 按中国人一贯的处事习惯,就算遇到很大的委屈,多数时候也是抱怨几句便吞到肚子里面了事。但这怨愤一旦爆发,就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由点而面,小问题往往引发一连串无解的问题(本文中我称为死局),最终变成触及根本的大事件,《水生风起》记述的发生在六组的张老汉抗水费便是这样一件事。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天干无水,张老汉心急如焚。但水未到,村组长却已经来收当年的水费,尽管张老汉只要为家里的5亩地交约200多元的水费,但一时火起,他决定不交,他还对组长说“水是岷山上流下来的,凭什么要农民出钱?”、“更何况这个人民渠还是我们自己以前挖的,那时也没给我们一分钱工资啊。再说都江堰也不是共产党修的,凭什么几千年都不收钱,现在反而还要我们人民来缴费呢?” 这句让组长无以作答、只能尴尬离开的话却牵出了一个死局——水费征收的合法性问题。用宪政的观点当然可以从委托代理关系、授权程序等诸多方面找出水费的破绽,但在中国,合法性的问题远远不止在水费,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现有体制下无解的问题。让这件事真正显得荒谬的是,向来视为压在农民头上大山的封建帝王,也从来没有从农民手里拿走过一毛水费,这是新社会的新政策。 不过曾经在村里做过会计的张老汉是个聪明人,他是不会把用来对付村长的话说到底的,一来他毕竟还是要用水的,二来水费毕竟是国家规定的,而且已经交了那么多年了,如果只有他一人不交,也是不行的。他的策略是转移话题,把矛头指向村里的堰塘。 作为村里唯一的水源,堰塘已经由村长代表全村承包给了外地人养鱼,但租金是几年前定下的,现在看来已经很低。这里面暗藏的一个死局是,堰塘如果不出租,那么村里还要出一笔钱进行清淤,这对于负债严重的乡村财政几乎是无法承受的,但出租的话,虽然可以省下这笔费用,还可以带来一点收益,而且作为管事人的村组长往往还可以得到一点额外的好处,不过因此产生的村民与组长间的矛盾就难以避免,还时时会成为村民发泄不满的一个借口。 张老汉不仅用了这个借口,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解决方案——用涨租金的钱来支付全组人的水费,这让张老汉很快得到了组里人的支持和响应。但他离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很远,首先他不能去政府或者纪委告组长,因为组长从出租堰塘上得到好处这个事是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很难确证的,何况组长这样的编制外职位本来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干,一旦不能查实,政府肯定是要支持组长的,到时减免水费的目的也就落空了;其次,他不能上法院,因为承包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无论是讲道理还是拼关系,都绝没有赢的可能。这就又引出了一个死局,对中国的底层,是没有什么合法有效的途径去参与社会博弈的,留给他们唯一的路就是上访,而上访本身恰恰又是死局一个。 野夫先生分析说,上访是国家制度的特别设计,其目的在监督基层,但却又强力规定严禁越级上访,并把控制越级上访列为一个政务考核的指标。这就造了一个很大的矛盾。以六组为例,按规定张老汉们只能在村两委反映问题,但一来村两委权力有限,二来村两委如果轻易推翻组长的权威就很难到人来做这个工作了,他们的决定当然会偏向组长,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违规,越级上访的发生却成为必然。而对于基层的政府部门,其实他们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来彻底的解决问题,但稳定是无条件的,为了维稳,妄为、乱为乃至做恶也就几乎成了必然。 野夫的一个观察是,今天的大部分县级信访机关,不再像过去那么官僚,面对这样群访事件,他们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甚至还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一方面,他们会马上在政法委的主持下,召开了镇、村、组负责人都参加的联席会议,集中分析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公安、国保也会快速行动,搞清发起人的背景、并及时安插线人,彻底杜绝下一次群访的发生;同时,相关的宣传部门也会去做记者的工作,防止消息的扩散;当然,还有一方面,六组所在镇的党委书记会很快接到县里打来的电话,被骂一顿之外,还得马上派车去把上访的村民接回去,劝说访民甚至已经成这了些基层干部必备的基本技能。 但单把访民送回去、消息封锁住是不行的,关键还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文中提到的意见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把问题限定在堰塘承包问题上来解决 方案1:维持现有承包合同,这相当于问题没有解决; 方案2:偏向访民,改变合同。但这个方案存在几个问题,首先,这不合法;其次,承包商也不是好惹的,他也很可能发动他的雇工来上访,而且他的渠道更多;更重要的,能出来混这碗饭的,往往都有各种关系,他背后的谁谁谁,都是得罪不起的,何况他还占着理; 结论:此路不通 二、回到水费这个根本问题上来解决 方案1:免除张老汉水费。如果是个案,这就是最好的方案,但水费是普遍的事情,如果免了张老汉,就得免全组,然后就是全村、全镇……,最终就是变相的废除水费,这个马蜂窝当然捅不起的; 方案2:孤立张老汉。这不难,只要去做工作,多数人是不会和官方为难的,他们不会再和张老汉一同去上访,但只要张老汉不交水费,他们也不会交,他们既不会主动去得罪政府,但也不会轻易放弃可能得到的利益。这仍然不足以解决问题; 方案3:不交水费就强制停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方案,一旦因为缺水而造成农民弃田不种导致颗粒无收的话,这将造成真正严重的问题。 方案4:把收缴水费的责任落实在组长,收不齐就从组长的补助工资中扣。这当然不行,收不齐水费的责任不在组长,这样做只能逼得他辞职,而且将不会再有人肯来接任,所以通常是一番撒娇式的博弈后,组长还是那个组长,水费也还是那笔水费; 方案5:组长的建议:用镇里欠队里的债务来抵消水费。野夫先生用一节的篇幅来详细解释了这笔由农村合作基金引发的乡镇对村组(实际上是全体村民)的欠款,简单的描述一下这笔欠款就是数额巨大(单安家镇就有3000多万,平均到各村组也在30万)、涉及范围广(几乎是全国)和几无可能清偿。组长的这个建议触到了县乡财政中无人愿意提起的死局,而且这无疑是一个任何局中人都无力也无胆解决,甚至不愿提起的死局。 结论:此路不仅不通,而且是大大的不通。 三、其他途径 野夫提到在现实情况下,被经常采用且成本低风险小的一个做法就是所谓的强制手段——送牵头人劳教或者强制精神治疗,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轻易采取强制手段的,何况张老汉的事件尽管复杂,却不恶劣,也没有直接触及任何层面的一个具体官员的利益,只要能掌握张老汉的动态,对他们而言就足够了。 在把各种可能的方案都梳理了一遍后,相关的干部发现,要以一种相对彻底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没有可能的(这似乎也是广泛存在于中国的一个死局),既然张老汉都知道水费是不能提的,那就还是回到堰塘上来,按很有中国味道的方式,由县里出面宴请承包商,说明县里的难处和维稳的安排,然后承包商立马调高了租金(也就是六组一年的水费),然后就是当承包商想再在其它地方承包一个河段,有了书记的电话,一切水到渠成…… 这其实又是一个难以言清的死局——诡异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是互有钳制的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可以很直接,比如在《水生风起》的承包商拿钱提县政府买到了稳定,县政府回馈了其它的项目;也可以很隐蔽,比如蒙牛事件,在三聚氰胺门、恶意营销门之后,相关部门还肯替蒙牛顶雷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政府要稳定,他们不像蒙牛数量巨大的员工及数量更巨大的牧民因蒙牛的三长两短成为不稳定的因素(短时间内再扶持一个蒙牛这样规模的企业几乎不可能),这其中当然有可能存在蒙牛对政府官员的行贿行为,但那更接近于融洽政商关系的润滑剂,而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可参考另一篇博客《再说瘦肉精》)。比起个人腐败,直接涉及了政府本身利益的腐败要更加可怕,或许可以把这称为体制性腐败。 到这里,《水生风起》读完,我顿生一篇读罢头飞雪之感。野夫先生惊人的洞察力和坚实的笔力令人叹服,但这篇杰作的命运却令人唏嘘——作为新创刊的《天南》杂志创刊号的主打文章在送审时被拿掉。这当然不是奇怪的事情,和文中记述的事情汇在一起,却说出了死局背后真正的死局——禁止触碰问题的真正核心,只准在边缘抹平甚至遮盖问题,哪怕“那些微风掀起的波澜,以及任何一轮波澜都可能汹涌成潮的惊险……”。   附:野夫《水生风起》的原文地址: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3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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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业类、管理类书籍的一些杂想

1、买商业类、管理类书籍是最麻烦的,比起其他门类,这个行当的伪书特别多。随便去一个机场书店逛逛,基本上都是厚黑类、励志类、神奇类、中国式管理类的书,而摆放这些书的书架上基本上都贴着管理、营销、商业、战略、人力资源之类的标签。很多时候怪不得文艺青年、知识分子看不起商业书籍,自己把自己弄得很烂,还想别人高看,这简直就是白日梦; 2、比伪书多更麻烦的是,好书和伪书往往混杂在一起,让人无从分辨。其它类别的书,像文史哲这些,尽管只看封面依然不能挑出好书,但靠封面确实可以排除掉相当部分差书,毕竟谁也不会发疯似的拿一张裸照给一本叫《中国近代史》的书作封面。但到了商业类,估计出版商是把所有的读者都想象成了文盲暴发户或者大学在校生,大部分的商业类图书的封面要么就是神奇的妖魔鬼怪,要么就是一副呆板的国产大学教材的脸孔,比如我自己很喜欢的莱尔·史班瑟写的《才能评鉴法》,一本关于能力测评的非常专业的技术性书籍,在国内出第一版(左图)的时候,尽管已经印上了“建立卓越的绩效模式”、“美国军方”这样的字样,但总体还很含蓄,拿到大学做教材,也很合适的;但到了第二版(右图),不仅大大的放大了美国军方的字样,印上了美军的徽标,甚至改了书的名字,我不知道取这个书名的同志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尽管这本书讨论的是才能,但其讨论(使用)的范围可远不止招聘与选材。这样胡诌的名字往往有很大的欺骗性,如果一些人因这个实用的名字而买了这本书,并耐着性子把这本机械得有些晦涩的书看完,那是幸运,但如果不少人一看封皮就把它看做一本国产速成宝典而置之不理,就非常可惜了。 所以要挑一本好的商业书籍,往往要站到书柜前,一本本翻,虽然不少伪书翻个目录就可探究竟,但总归费时费力,还不免招来旁人鄙夷的眼光。 3、说到书的好坏,商业类、管理类书籍的好坏也是最难区分的。抛开加西亚、没借口这类显而易见的垃圾,也抛开德鲁克、明茨伯格这类公认的经典,对相当部分的商业书籍的评价其实是因时因地因人的。 商业太复杂了,往大处讲,商业已经成为现在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之一,而管理则是任何性质的组织都离不开的工具,几乎任何领域、任何事情都可以和商业、管理搭上界,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可以讨论个人管理的问题(例如德鲁克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里面给我启发最大的就是关于个人管理的最后一章);从小处细处讲商业可以是一套具体的技术,和钳工、焊工、木匠、泥瓦匠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商业还是人生,有句流传了一万遍的话是“做事先做人”,商业甚至还可以是权谋、欺骗……。这也就使得对于商业的讨论可以从任何角度切入,何况从本质上讲,做一个流动小贩和做一家全球连锁超市区别甚微(尽管复杂性差距巨大),讨论商业问题、管理问题从来都是件门槛很低的事情。 而且真正有价值的商业和管理知识都必须是实用的,无论它讲的是趋势、理念还是方法。如果把商业和管理也看做一门科学的话,那它就是有史以来最为实用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学不致用的唯一结果就是你可能学了不少东西,但没一样是你学懂过的。不过实用性对每个人是不同的,这也使得一本对我有用的好书,对你可能毫无阅读的价值。 再有,由于这个领域里面绝大部分的顶尖人物都不是在学院里面做学术,而是真刀真枪的在拼杀,而案例的分析与学习当然是学习商业和管理最有效的途径,这就使得不少管理经典都是企业家的自传,最精彩的如亨利·福特的《我的工作与生活》。但这也形成了一个尴尬的情况,读者想了解的是企业家整体的管理思维,但企业家提供的线索却是他从小到大、从工作到退休的经历,他的理念、思路、方法全都打碎到这些经历当中去了,必须要读者自己花力气去总结,另一方面,尽管我作为读者确实对不少企业家的生平感兴趣,但一辈子忙于商业,很少有几个企业家有漂亮的文笔,尽管不少人写书的方式都是口述加代笔,但说故事毕竟还要靠他自己。所以我们经常读到得都是确实有货,但又充斥了太多水分的东西,比如我前两天写过的铃木敏文的《我的零售人生》。 4、实用在中国是一个坏词,就连读最实用的商业管理类书的时候,也有不少人怕实用。最被吹捧的管理学大师是思想性最强的德鲁克,大家也都在谈论德鲁克的思想,却很少人讨论占了德鲁克大部分篇幅的具体的措施,在德鲁克那里理念与方法是完美统一的,这才是他最伟大的地方。 理念与方法是商业实践的两面,怕实用就造成了理念与方法的分离,相当部分中国自产的管理书包括大部分教材都是空谈理念的典型,比如现在的热门话题领导力,不少书里面花了无数篇幅讲领导力的意义、作用,却没有一页提过怎样做才能提升领导力。 怕实用反面就是特别实用,不提那些厚黑类、邪教类的书,欧美讲技术的书是《平衡计分卡》,而国产的却是《做XX岗位必须的50种技能》,我很难说后一本书不好,但它和前一本的差距是可想而知的。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衡量管理水平高低的往往不是理念,而是技术,但我们对打磨技术的耐心实在太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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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歌(3):Marianne Faithfull《Song For Nico》

这首歌,Marianne Faithfull不仅仅唱给Nico的,也是献给她自己的。 这是两个有着太多交点的女人,她们的名字都曾经出现在阿兰·德龙、bob dylan、滚石的绯闻轶事里。和另一个伟大的女性歌手Janis Joplin不同,她们最初被世人知晓的身份不是演员、不是歌手,而是骨肉皮。 但当Faithfull在《Song for Nico》里面平静地唱出那些曾经进入Nico生命的男人的名字的时候,她歌唱的不是所谓的燃烧的60年代,埋藏在流畅旋律下面是真正的绝望。 Nico曾说,她总是在不该走的时候走了,这可以理解为她把自己看做是不合时宜的;而Faithfull也曾经因滥用毒品落魄到流浪街头。我在Nico冰冷而疏离的歌声里面听到的痛苦,和在Faithfull沙哑粗粝的嗓音里听到的一样。 当一个女人如自己预言般的在不该走的时候永远的走了,另一个女人却在给她的献歌里面唱出了“昨天已经过去,这里只有今天,不再有明天”这样的句子,这两个美丽的女人是用在生命享受着与生俱来的绝望。   Song For Nico Born in 1938 A good year for the Reich. She could not participate She didn’t have the right. For she was fatherless in the Fatherland Now it’s 1966 Andrew’s up to all his tricks. And when Brian Jones is near Ni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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