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六月 2011

写给团队的“成功学”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是一本研究个体为什么“成功”的书,而不是一本教人如何才能“成功”的书。 比如书中讲述的比尔·盖茨的成功之路:一方面当然离不开他的天分(但拥有他天分的人其实并不少)和勤奋(用于编程的时间达到了10000个小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计算机数量稀少、体积庞大的年代,因为家庭和学校的关系,比尔·盖茨才有了足够的机会去接触计算机编写程序,从而积累起获得成功所需的10000个小时。对起与比尔·盖茨同时代的其它年轻人,他们也许不缺天分,也不缺勤奋,他们缺少的只是使用计算机的机会,但没有计算机,他们的天分和勤奋也就失去了转化为“成功”的载体,他们缺少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机遇——可以把天分通过勤奋转化为“成功”的机遇,而机遇恰恰是无法通过学习、模仿得到的。 这也是让想通过这本书找“成功”的读者最无奈的地方,因为成功的关键竟然是自己无法控制的“天时地利人和”,甚至连勤奋也是需要机遇的,要想成功,自己能做的实在有限。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是从作者预设的个人,而是从一个团队、一个组织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本书仍然是极其实用的——个人固然无法改变其所在的外部环境,但一个组织、一个团队是可以改变其内部生态来促进个人发展的,也就是说组织和团队可以为个人成功创造机遇和适当的环境,并进一步带动个人和组织的成功,这其实是一部写给团队的成功学。 书中讲到的一个例子是大韩航空,一家曾经事故频发的航空公司。后来经过研究,发现造成大韩航空事故频频的一个核心原因是飞行员间的“权力距离系数”(衡量特定文化中尊重和重视权威程度的指标)过高,这使得副架、工程师等下级不敢轻易向作为上级的机长提出反对意见,甚至是一般性的提议或者参考性的意见都要权衡再三才会用极为含蓄的方式进行表达,一旦遇到非常情况,往往就容易因意见沟通不充分而形成的盲区,进而引发事故。 但造成大韩航空“权力距离系数”高的原因其实在于韩国(东方)的文化传统,因为韩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极其讲究老幼尊卑的,如韩语里面的敬语,而要让某个飞行员独自去突破文化传统显然是不现实的。 大韩航空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它把英语确定为新的工作语言,一方面英语是航空界的国际语言,更重要的是使用英语使得大韩航空的机组成员在一个小范围内得到了转换身份、摆脱传统文化影响的机会,这个改革使得飞行员在进行交流时不必考虑尊卑和说话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更直接的表达。经过改革,大韩航空的飞行员变得自信又勇于承担责任,而大韩航空也由事故频发、不被信任的航空公司变成了世界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的曲棍球联赛,格拉德威尔发现加拿大优秀的曲棍球选手大多出生在1-3月,经果研究,这并非由于巧合或者天意,而是因为加拿大曲棍球联赛的注册日期是1月1日,这使得1-3月出生的选手从小就因年龄的优势比其他月份出生的同年选手可以多经历更高水平的训练和比赛,他们比其他球员更容易达到获得成功必经的10000个小时。由此,格拉德威尔甚至设想,如果加拿大改革联赛制度增设秋季联赛的话,那么加拿大顶尖水平的曲棍球选手就有可能增加一倍。 套用一个早已烂俗的说法,现在是一个团队的年代,我们也常常讨论团队成功与个人成功的关系,但这种讨论往往是以“团队优先”为前提的,很多的结论都是要个人为团队而变。而格拉德威尔的“成功学”给出了不一样的新思路,当我们思考团队发展的时候,是否可以优先考虑团队里每个人的发展,当我们要求团队成员适应团队文化与制度的时候,是否可以先想想什么样的文化和制度更能帮助每个人的发展。团队、组织的小改变或许就可以促成个人的大发展,而这或许才是所谓的“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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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歌(12):Otomo Yoshihide’s New Jazz Orchestra《Hat and Beard》

整理唱片经常是件有始无终的事情。 比如今天,随手拿起大友良英的爵士乐队Otomo Yoshihide’s New Jazz Orchestra全曲翻玩Eric Dolphy的《Out to Lunch》,第一曲“Hat and beard”还没听完,便已经停下了手里的活,坐到了沙发上。接着又翻出了Dolphy的原作,接着又把《Berlin Concerts》、《Far cry》和五点俱乐部这几张Dolphy名作听了一遍,几个钟头过去,收拾唱片就变成下个礼拜要做的事情了。 对比Dolphy的原版。在大友良英翻玩的《Out to Lunch》里面,很容易发现爵士乐传统对大友良英的影响,如果说Dolphy还是站在传统里面“反传统”,那么大友良英看似颠覆了传统,但实际上他是在推动着发展着这个传统,他惊人的创造力恰恰不是偶然,而是从阿部熏、高柳昌行甚至包括John Zorn、Bill Laswell这些人一代代累计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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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的陈芝麻与烂谷子

读台湾作家刘克襄的《11元的铁道旅行》,勾起了我很多关于火车的回忆。 10年前我还在上大学,开学就坐着火车从昆明去上海,放假又坐着火车从上海回家,中间还靠着火车四处去游荡。 当时从昆明到上海的快车(K79/80次)要48个小时,而飞机已经普及了,除了沿路的短途客,这趟车真正的乘客基本变成了往来于浙江、云南的小老板(及他们的家人)、由贵州、湖南往浙江、上海去的打工者(云南人多为“家乡宝”,很少人到外省打工)和只有在寒暑两季才出现的学生。 一般情况下,小老板多坐硬卧,打工者基本上是坐硬座,而学生则要看家庭条件和票源的松紧,以我而言,从家去学校基本都是卧铺,从学校回家就坐硬座多些,尤其是寒假回家,因为春运的缘故,我更是次次硬座,不过我并没有觉得春运的硬座是人间地狱,反而次次都是很high的旅程。 由于春节,寒假回家的人多,时间也比较统一,加之每年都会有“好事”的人出来协调大家订票的时间,甚至串联起几个学校的同学一起订票,尽管云南学生人数不多,但总是轻而易举地就可以“霸占”两三节车厢。 上了车,大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普通话,捡起有些生疏了的方言,然后就是老同学介绍新同学,新朋友再介绍新朋友,然后有人就会开始唱歌了,然后有人就开始组织游戏了,再然后就有人开始打牌、有人开始泡妞……,当然,有人也会喝一点酒,不过这种情况是极少的,毕竟人太多、酒太贵,而且火车毕竟不是派对。 有一个例行的“节目”令我印象深刻,每次快到鹰潭,都会有同学站出来说:“老乡们,同学们,从南昌过来转车的江西财大、江西大学的云南同学马上就要上车了,大家挤一挤、让一让,给他们空出一点座位”,然后一定是掌声和喧腾的附和。当火车进站后,更会掀起高潮,很多人离开座位,“欢迎江西同学”这样的口号不绝于耳,甚至有善于激动的女生眼里已经挂满晶莹的泪花。 这个温情的场面让我感动过好几年,我也曾经觉得“我们”在一个有些冷漠的时代干了一件很温情的事,但后来我发觉我和“我们”其实很狭隘,那些早就出现在我们身边站着的、蹲着的、躺在座位下面的甚至霸占了厕所的纺织妹、砌砖男那个不值得我们挤一挤、让一让温情一下? 在火车上还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是看“贼”。 这趟车坐得多了,我甚至摸出了规律,比如从株洲上车的小偷往往到了娄底就会下车,而从娄底上车的会在玉屏下车,从玉屏上车的又会在凯里下车,而在凯里则是最需要留意的时候,一方面要防着别让要下车的小偷随时捎走了点什么东西,还得防着车窗外的小孩,他们冷不丁就会爬到车窗上拿走你点什么,也许是一个苹果、半瓶可乐,也可能是其他贵重的东西,虽然当时的空调车每节车厢都只剩一两个透气用的可以打开的窗子了。 由于这些小偷是按“地盘”活动的,乘警对他们其实相当熟悉。记得有一次,火车刚刚过了娄底,我和几个女生谈兴正浓,一个乘警路过,指着我蹲在我对面女生旁边的一个正在打瞌睡的人说:“你们几个学生,别只顾着玩,看好你们自己的东西,这个人是小偷,别丢了东西,再来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大约只过了5分钟,又一个乘警路过,他看看我们,又看看那个还在打瞌睡的人,想了想然后离开了,随即又回来了,一把抓起那个还在打瞌睡的人,说:“跟我回乘警室去”,然后有交代我们:“车上贼多,抓不过来,你们管好自己的东西”。 后来我一直把这个事情当做段子说,我想那几个当时和我聊天的女孩也一样,现在我不再记得她们的样子如同我早忘了那两个乘警和那个一直在打瞌睡的“小偷”的样子一样。 这些年我再也没再坐过长途火车,而在我现在常坐广深高铁和昆明到曲靖的城际列车上也不再有令人窒息的拥挤和肮脏,但很多时候,痛苦与不堪才是更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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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说到马云,再次说到支付宝

一、有关契约 让我意外的是,在最近因支付宝股权重组引发的风波中,“挺马”的人居然有那么多。 我不知道那些“挺马”的朋友里面有多少是买过阿里巴巴(HKG 1688)股票的,现在还继续持有的人又有多少?作为一个曾经买过阿里巴巴股票的小小股民,我庆幸的是我早就抛掉了那些股票,这样至少我现在不用担心哪天马总再次先斩后奏像终止支付宝“控制协议”那样,祭起“国家安全”的大旗、拿出“100%合法”的原则把阿里巴巴1688的“控制协议”也终止掉,不然看着电脑上跳跃的数字瞬间归零,你说我是去搞条绳子、找把剪刀,还是去学杨佳、钱明奇那样磨菜刀、制炸弹,或者像史玉柱那样为马总的爱国行为唱上一首红歌? 这句话当然近乎玩笑了,理性的选择是先看看马云开出的补偿条件。相信和这次马云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与雅虎、孙正义间的补偿谈判一样,宣称要建立“新商业文明”的马云肯定也会给予所有股东包括中小股民补偿,但问题有二:一是一个甚至一群小股民怎么可能具备雅虎、孙正义那样的谈判实力,何况就算是雅虎、孙正义,不也被马云批评为自私自利,当他们不以“阿里巴巴大部分人的利益,也就是我(指马云)的利益”为根本来考虑问题时,一切的损失在马总眼里皆因自作孽;二是和拆迁类似,有房子在,或许还可以做“最牛钉子户”,假如房子已经被强拆了,掌握谈判主动权的只会是马云,何况他“不完美但是正确”的行为不仅“100%合法”,而且合乎国家安全。 当然补偿谈不拢,还可以上法庭,而理由也只肯定不外乎这一个——违反契约。 就像我相信人权高于主权一样,我也相信在经济和商业领域里契约与产权是高于其他东西的,契约与产权就是经济与商业的自然法。如果一个人违背了契约或者侵占了他人产权则必然违法(何况是以违背契约的方式侵占他人产权),如果一项法律或者一个政策(及其执行效果)与契约及产权的精神相冲突的话,那么要检讨和修正的不是契约与产权,而是法律与政策。 二、有关安全 在马云发给胡舒立的短信及他在媒体沟通会的发言里,他连篇累牍地讲了一个问题——“国家安全”,他甚至感叹到“我第一次对国家央行有对未来国家安全考虑而敬重”。 那么支付宝的支付数据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财新网的《支付宝考验》和易凯资本CEO王冉的《制度之责与马云之错》都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他们给出了一致的意见——影响不大。王冉还进一步假设,“就算支付宝真的掌握了关乎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的核心数据,那么这样的数据似乎应该交与政府掌管,而不应让一个由两个自然人发起设立的公司成为它们的实际拥有者”,当然,马云已经放出话来“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尽管这话听起来与善于言辞的马总说过的另一些话是一个味道。 而且从商业上我也很难理解马云的这些话,就算淘宝不考虑海外的拓展(其实已在开拓日本市场),阿里巴巴也是有大量海外客户的,现在马云宣布他的公司和某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那么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民众会怎么看待他的公司,如果说央企、华为的海外并购频遭抵制是因为他们不可改变的背景,那么马云就是在自己给自己的未来设置障碍。 对比一下联想吧,说爱国,老柳可真是发自内心的,“产业报国”在他那里可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但国际化了的联想却迅速将其使命“去国家化”而调整为了世界性的主题,比如“创造世界最优秀、最具创新性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获得更新、更好的技术”等等,主动融入世界的联想是不会被排斥的,所以它刚刚完成了对NEC的收购,就又顺利的并购了德国公司Medion,而所有的评论都只讨论联想的战略与竞争的格局,而未见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 回到安全,实际上安全并非不重要,反而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这里说的安全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个人安全。 和对国内邮箱、IM的态度一样,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支付宝能给我什么真正的安全,国家安全可以随意的查看一个人的邮件,也就可以随意利用一个人的支付信息,当一个企业和所谓的“国家安全”如此紧密的捆绑在一起,被国家安全掩盖了的个人安全,总会让人觉得那么的不安全。 如果把诚信和安全看做支付行业的两根支柱的话,那么马云这次不但一脚踢飞了其中一根,还顺带让本就不很结实的另一根看起来那么的摇摇欲坠。 三、有关VIE 由马云“爆料”而掀起的关于VIE的讨论多少有些不痛不痒。 VIE的支持者大多强调VIE结构对中国互联网及创新行业的巨大贡献,但却每每卡在马云讲到的“完全合法”,因为有没有作用和违不违法是两回事情,不管VIE产生了多少正面的作用,但它的本质就是绕开法律。 而反对者呢,除了举着“100%合法”的大旗在道德层面诈唬一下,又实在是提不出什么可行方案既代替VIE又维持相关行业的正常发展,如果用马云最新出炉的“合法、透明、健康发展”的商业三原则作为标准,那么有了“合法”,几乎就断送了“健康”。 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VIE的错与对,而是互联网、新闻、支付等领域外资究竟能不能进入。如果不行,那么VIE也不行,如果可以,其实又何必搞什么VIE。 现在的局面很类似1978年的小岗村,18个农民已经按了血手印把田分了,而事实又证明不分是不行的,那是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身份,确认分田到户有理,还是回到人民公社,挑开潜规则并不可怕,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才是关键,上一次选对了,这一次呢? 如谢文在微博上所说“这轮进攻已经触及改革开放的底线了。三十年努力可能毁于一旦,或者毁于一事”,但这已经不单单只是勇气与智慧的问题了,它涉及意识形态、涉及权贵利益、也起决于官方的改革动力,但这已经是任何人都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了。 比如VIE的支持者,明知问题的根源其实是外资禁入的政策和过度监管的体制,却只在VIE的合理性上进行争辩,《创业家》甚至在其《关于VIE的看法》中呼吁“不要引发政策之争”,在红歌高唱、国进民退整个政治经济都全面左转的当下,求得政府对现状的默认肯定是更安全的做法,一旦刨根问底不成,伤得最重的肯定是企业和它的用户。 又比如央行,从财新网在《支付宝考验》中提供的信息来看,在外资是否可入、VIE是否可行的问题上,央行又打起了其擅长的太极拳。央行相关人员给财新传递的信息——内资可拿牌照、外资可走国务院审批通道、VIE的事以前不了解现正在研究——以其说是央行给外资进入留出了空间,不如说是央行给自己留出了空间,因为现实是没有一家企业是以外资持股身份走特别申领牌照的,把这些关乎根本的问题搁置起来远比卷入漩涡要好,毕竟十八大在即又有稳定高于一切的天条,维持现状才是最好的选择。 真正尴尬的人是马云,在业内固然是千夫所指,送给央行的黑锅又被原包退还,而他提出的、或许可以促成又一轮开放的问题,却很可能随着时间被河蟹得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个故事——关于他为了私利而拍给体制的一个马屁。 四、有关马云的决策 在马云发给胡舒立的短信里有这样一句:“评论者注重的是评论本身,而当事人必须关心正确的方向和用正确的方法把事做完了才考虑参与评论。” 这句话的一个潜在意思是评论者评论完就完了,就算错了也只要承担评论错了的责任就可以,而当事人必须为事情的全部负责;评论者可以只在理论和道义上进行分析,而当事人必须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寻找可行的方法。 不少人说由于政策本身的模糊,VIE结构在国内的既成事实普遍存在,加上支付宝的规模,就算支付宝以VIE协议控制的模式申领牌照,央行也必将进行慎重的考虑,协议控制不会有问题。 但不可忽略的是中国政策的解释与执行往往又有很大的随意性,用老罗的话说,他可能10年不查你一次暂住证,也可能1天查你10次。除非你是红到牙齿的太子格格,不然谁又敢肯定自己对政策口径的把握100%准确,谁又敢拍胸脯肯定马云所说的央行明确告知支付宝要获取牌照就必须内资化而且不能存在协议控制不是事实? 批评马云容易,但把你我放到马云的位置上去,谁又会拿自己的企业去做政策的试金石? 中国的民营企业,包括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在内,面临的生存环境是残酷的,除了资源被政府高度垄断之外,还有诡异的政策环境——严厉的行业准入、过度的监管、不完善而又模糊的政策、随意的执行和深入骨髓的腐败。 诡异的政策环境让本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显得更加脆弱,市场规则受到漠视,短期利益被无限放大,而这些恰恰是企业理性决策的天敌,却也恰恰容易成为企业恶劣决策的促因。 马云错了,错不在目标与方向,无论是支付宝要取得牌照,还是要从雅虎手中夺回阿里巴巴的绝对控制权,而在于其借着政策环境之乱,只求利益而漠视基本规则的做法。 还是我在《从迪伦到支付宝》中写的那句话: 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如果只看到个体的恶而不去找体制的恶因,那么恶永远不会消除;但如果只是把所有的恶归咎于体制造成的环境,而不去追问自身的从恶、助恶、行恶,还把从恶、助恶、行恶视为现实的生存之道甚至称之为成熟,那么恶最终将让每个个体都成为无可救赎的受害者。 五、有关社会责任 关于马云之错,我觉得王冉的话讲的最到位: “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他本来完全有机会选择通过捍卫公司治理的原则和底线从而推动监管部门对过度监管做出某种有利于中国产业和经济长期发展的局部修正,但实际上最后却选择了触碰这样的原则和底线同时还顺带把所有采用VIE结构的中国公司悬在了半空。” 马云是最爱讲“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之一(也可以说是把“社会责任”讲得最深刻的中国企业家之一),而企业、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较高的层级(也是当前中国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呼吁政治体制的改革、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但马云说他不关心政治。 谁他妈关心政治? 只有捧体制臭脚、给芝麻绿豆都贴上“国家安全”标签、口口声声理解了政府的苦心的人才他妈的关心政治。 蜘蛛侠说“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马云却做了相反的事,他曾经是我尊敬的创业偶像,也因此,我希望有一天他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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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歌(11):Richard Skelton《Noon Hill Wood》

刚刚结束了昏天黑地的一周。 平均每天睡不够5个钟头,下一站固定在了机场,一个人背着台破电脑没离开中国的南方就飞了上万公里,还有地铁、出租、公交,还有会议、文件、沟通,还有寒暄、客套、应酬,还有…… 还好还有Richard Skelton和他的两张唱片——09年的《Landings》及08年的《Marking Time》。 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Richard Skelton的美,在他创造的声音面前,唯美之类的词显然已经化了浓妆,他的声音不是什么天外之音,它根源于传统的英格兰民间音乐,干净得像一个18世纪的英格兰农家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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