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九月 2011

关于《浪潮之巅》

在《浪潮之巅》里,吴军在讲述著名的博客服务商Blogger的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时曾写到: 几年前大家普遍认为Blogger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时机和运气,但是当埃文·威廉姆斯再次创业,两年后又搞出了风靡世界的Twitter时,大家回过头来看Blogger的创始人,才觉得他们在商业眼光、技术方案和时机把握上都是一流的。 而通读整部《浪潮之巅》,比起书中提到的诸如摩尔定律/反摩尔定律、70-20-10定律、基因决定论等规律,我觉得决定各家公司、各项技术、各个产品兴衰成败的诸多因素中最关键其实就是商业眼光、技术方案和时机把握这三要素。 在这三要素中最具决定性的是技术。电话成就了AT&T、大型计算机成就了IBM、PC成就了Inter和微软、互联网成就了思科、雅虎和Google,相反地,在基于模拟信号的第一代移动通信中独占鳌头的摩托罗拉,在向第二代移动通信的转型中行动迟缓,最终被Nokia超越,并逼至了生存的边缘。所谓的浪潮从根本上说就是技术的浪潮,没有AT&T也会有BT&T,把握技术发展的潮流甚至引领了技术的发展不一定可以成为伟大的公司,但偏离了潮流,则一定只能成为失败者。 好的技术离不开好的商业模式的支持,比如施乐最早开发出了交互式图形界面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但如果没有苹果和后起的Windows,命令行操作系统被替代的时间或许还要推迟很多年;又比如摩托罗拉拥有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但Inter通过强化产品的兼容性并与微软结盟等商业措施,最终以弱于摩托罗拉的产品在芯片领域击败摩托罗拉;当然最典型的例子是苹果与IBM-PC的竞争,80年代的麦金托什比同期的IBM-PC在技术上领先一代,但IBM开放兼容的策略促成了微软、Inter、DELL等的大发展,进而垄断了个人电脑市场,而坚守封闭策略的苹果,由于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等主要领域腹背受敌而每况愈下,微软最火红的90年代,恰恰是苹果最黯淡的10年。 时机也非常重要。比如书中提到的由甲骨文在90年代开发的Web PC,其设想类似于Google使用Chrome OS的笔记本,把运用、存储全放到云端,但在网速很忙、网费很贵、网上运用极其稀少的90年代,这个产品所包含的“云计算”的概念就显得过于超前了,同样命运的著名产品还有苹果在斯卡利时代推出的Newton PDA,他们都是不错的产品,也都预示了未来,但时机不对决定了它们只能是未来明星的铺路石。 不过比起技术和商业,时机其实是最难把握的一个部分,抛开无法言说的运气的成分,把握时机需要的其实是历史的眼光,而建立“历史的眼光”其实恰恰是我个人认为《浪潮之巅》最有意义的地方,吴军的写作并没有停留在分析案例阐述一般的技术规律、商业规律上,他借案例理清了整个信息产业发展的脉络,建立了一个从过去看现在、看未来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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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音乐的回响

我从来不是Eric Clapton的歌迷,尽管他从60年代起便被尊为了“吉他上帝”,至今已经三次入主摇滚名人堂、收获了十九座格莱美奖杯,在任何一个吉他英雄榜上都名列前茅,但我依然只把他看做杰出的吉他匠人而非具备超凡创造力的艺术家。加在Cream(Clapton为核心的三人布鲁斯乐队)这类乐队身上的“技术型摇滚乐队”的标签,当然是一种赞誉,却也多多少少包含了些揶揄的意味,在艺术的世界里,技术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对比60年代那些真正伟大的摇滚乐队,比如the Doors,或者Clapton看不上眼的Janis Joplin,技术卓绝的Clapton却从未超越过技术本身,他的音乐华美精妙,却甚少真正直抵人性深处的力量。 所以当我开始读《天堂十字路口》时,我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沉醉于美满家庭的中产阶级老头居然可以写出了这样一本汁液淋漓、血肉横飞的自传。技巧第一次在Clapton的作品中让位于生活的苦难与欢愉,他是如此的坦诚,我甚至可以触摸到直白文字下面挣扎的心灵与悸动的灵魂,尽管拿笔的Clapton和操琴的Clapton一样平静、淡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八卦是,这本自传最初也是按照商业名人传记的标准做法——Clapton口述、代笔人执笔来进行的。尽管由其好友代笔的初稿已经直白的让出版商和编辑的惊叹,但Clapton仍然觉得那不过是隔靴搔痒,并没有写出真正的自己。于是正在进行世界巡演的Clapton随身带上书稿,把所有的空闲时间用于自传的写作。在这本自传的末章,他描述了他全身心投入写作的疯狂状态,“我完全沉浸到写作中去了,我写个不停,除了没有灵感时我会像小鸡啄食般疯狂地啃自己的手指之外,再没有什么能让我搁笔”。 我想我能理解Clapton对代笔的不满,也可以感受到他写作时的疯狂。作为一个根在60年代、生命已经完全融入那个绚烂而荒谬、美好又绝望的时代的人,他的一生不免已成为那个伟大时代的延续,正如后世的摇滚不过是那个摇滚盛世的回声。那个年代太强大了,每一次对它的回望,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尽管痛苦,却充满无可抵抗的魔力。 作为60年代灰烬中的幸存者,Clapton其实算不上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人。论音乐,他的英国老乡Beatles、吉他同行Jimi Hendrix都好过他太多;论叛逆,不问政治的Clapton在一众社会斗士和妖魔鬼怪中间,简直可以叫做听话的乖孩子;论嗑药,比起LSD的祖宗the Grateful Dead的Jerry Garcia,Clapton只能算一个潮流的跟随者;论泡妞,有了Mick Jagger这样的天才,Clapton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昨夜枕畔的女友(即萨科齐之妻Carla Bruni)被好友带走。 但如果说到爱、说到对音乐的执着,Eric Clapton却绝不输给同时代的任何人,当爱和音乐铺满整本《天堂十字路口》,传说中的60年代竟在Clapton简洁、直白又带着些英式幽默的叙述中还了魂。 是啊,60年代从来就不是性与毒品、自毁自溺的时代,而是理想主义与爱的时代。 Clapton说“好音乐与坏音乐的比例一直没变——95%是垃圾,只有5%是纯粹的好东西”,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甚至犹豫着是成为一个乐队的灵魂,还是仅仅做一个伴奏乐手;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在“稚鸟”(Yardbird,书中译为“新兵”)刚要起飞时离开了“稚鸟”,在Cream大放异彩时解散了Cream;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参与、组建了Blind Faith、Derek & The Dominos这些名噪一时的超级组合,又快速地结束了他们。尽管我不认同Clapton的音乐理念,却不得不佩服他对传统布鲁斯近乎宗教般的追求。 Clapton是一个执着于情感与爱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和痛,童年之痛、成长之痛、求爱之痛、吸毒酗酒之痛、丧子之痛……,但他却总能让爱从痛里面生长出来。我想把他对George Harrison的妻子Pattie Boyd的爱称为伟大的,不然很难想象Clapton可以创作出《Layla》这样动人的求爱之歌(而收录这首歌、整张全为Pattie而作的《Layla and Other Assorted Love Songs》也堪称Clapton整个音乐生涯的最佳唱片)。 读这本自传后半段,特别是他第二次戒酒以及他和Melia的爱情,我竟然觉得我在读的其实是又一个娜娜离家的故事,这或许也是整整一代嬉皮的缩影,所谓彻底的反叛不过是青春期例行公事的躁动,当荷尔蒙耗尽,他们发现能带给他们温暖,或者说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竟然是那个他们一直在反叛的主流世界。 我无力去判断Clapton的回归是他人生的成功还是对60年代的背叛,尽管我从心里更认同Syd Barrett这样的隐士或是Bob Dylan这样始终一意孤行的人。但成功或是背叛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了,他依然抱着他的吉他,他正在“赫特伍德”享受着天伦,他依然在为“十字路口”治疗中心奔忙,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音乐和爱。 我们还是打开一瓶啤酒吧,就算我们的城市再也看不到星星,让我把《天堂十字路口》里的句子大声地读出来,在最好的时代,在最差的时代,只要有爱、有音乐,就已经足够了。   —— 刊于《新京报》,刊发时标题为《克莱普顿的爱与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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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Different

上面这段视频,是苹果历史上最伟大的广告——发布于1997年的“Think different”。那一年,曾被苹果踢出局的乔布斯重掌苹果,他让迷失的苹果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他让理想主义而不是金钱成为苹果的信条,他让创造完美、追求极致成为苹果的宗教,他让像我这样的粉丝再一次相信,生活在疯狂的人身边,是如此的美好。 在读唐茶版乔布斯传记《帮主乔布斯》时,我读到了这部广告诞生的历史,也再次读到了这段激动人心的广告词: 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 那些不合时宜、惹是生非、桀骜不驯的人 他们就像塞在方孔子里的圆楔子,他们总是从与众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 他们不墨守成规,他们也不安于现状 你尽可以赞美他们、可以否定他们,也可以吹捧他们,或者污蔑他们 但你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漠视他们 因为他们改变了一切,是他们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却是我们眼里的天才 因为,只有疯狂到极点,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才真正改变了世界 在昆明已经略有些凉意的夜晚,借这本书回顾两个疯子(另一个是苹果共同创始人Steve Wozniak)的疯狂故事,竟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 我们不能改变外面压抑的世界,却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疯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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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内分泌有点失调

内分泌失调的时候,人会做出很多稀奇古怪甚至让自己都感到意外的事情。 比如张四十三——那个给自己取了古怪名字、叫嚣着“台湾有种”的唱片作坊小老板便曾在内分泌失调的时候“深情”地唱到: 昨天的大便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色彩灿烂味道美妙形状很风骚 朋友看了都说我的幸福将来到,这种命运,是多么美好 而当我内分泌失调的时候,我竟然抱着这个男人仅有的两张唱片,像追星族一样冲到这个已经10年没有再开口唱歌的“前歌手”的纪录片交流会现场,只为索取一个有如浮云般的签名。   追星族,这个读起来有点土气的词,早已被“粉丝”扫进了垃圾堆。而张四十三的歌手身份也早已隐藏在了制作人、唱片公司老板、海洋音乐祭主持人、音乐剧监制、纪录片监制这些身份之后。但在他帮我签名时,我仍然能感受到他作为歌手的骄傲,虽然他谦虚地说“这两张唱片在角头的出品里是卖得最差的两张”,但实际上,尽管角头又多了10年的积累,《张四十三的三姑六婆》和《庄脚店仔》在角头的所有唱片里面依然可以轻松列入前五。 昨天交流会的主题是张四十三监制的纪录片《很久没有敬我了你》,这部纪录片讲述了同名的原住民音乐剧从创意、排演到最终演出的全过程。 这部纪录片是让人欢乐的,我看到了那么多熟悉的面孔——胡德夫、陈建年、纪晓君及张四十三本人,还有我只闻其声未见过其人的南王姐妹花、AM家族,还有更多天赋异禀的原住民歌者,尤其是那几个改编了胡德夫《牛背上的小孩》的少年。 这部纪录片又如此的让人不满足,它讲到了排演过程中交响乐团和原住民歌手的冲突(其实也就是所谓“专业”和“业余”的冲突)但却浅尝辄止。当然大家都是出来混的,早已学会了协商,学会了妥协,交响乐团可以去记下每个歌手演唱的习惯以备配合,不识谱的胡德夫也可以用数字数的方式来记节拍对准交响乐团的节奏,但这样的妥协是让音乐更好还是更坏,或者说融合了交响、融合了多媒体的音乐剧是提升了原住民的音乐,还是仅仅制造出一份可适合大众口味的甜点? 交流会的现场有朋友提到了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张四十三本人也说起了张艺谋的“印象”系列,他还说他下一步的计划是做一部原住民的音乐电影,计划请张惠妹和张震来主演,而在未来他还打算在台东搞一场“印象”那样的演出,他苦于做唱片传播力的有限,他要更快的在更大的范围把好的东西推广出去。 他说他是一个商人,他说他只是一个做东西的人,他无法兼顾评论、判断、制定标准,他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把东西做好。但在我和他提起郭明龙——角头旗下酒仙般的传奇歌手时,他两眼放光,他说龙哥那张花了两年才完成的唱片是角头历史上花钱最多的一张,但比起制作费用,更多的钱其实是花在了给龙哥买酒上面,龙哥的一个特点是酒喝到七分还唱不出味道,但喝到九分就可能爬下再唱不出了,每次录音他都要小心的控制着龙哥喝酒的速度,在八分的地方录下龙哥最具神采的演唱。 或许我并不认同他搞结合交响的音乐剧、拍大明星主演的音乐电影、搞“印象台东”这类噱头多过实质的计划,但谁知道他做出的就只是“印象·刘三姐”一样的假大空,而不是又一部可以传世的“Mamma Mia”。 他是一个商人,但他绝对是一个识货又不欺客的纯粹的商人,就像他曾经是一个纯粹的歌手一样。我想在有机会看到音乐剧《很久没有敬我了你》的时候我会去买票,在他的音乐电影上映时我也一定会去捧场,在角头出新片的时候再收一张。 再纯粹的艺术也是需要商业的,而我相信他这样的商人。 从北辰财富中心出来,地铁工地旁的财富中心广场街灯昏暗,但依旧嘈杂喧闹,和嗓音甜美、待人友善的美女主持道别后,我竟觉得我的内分泌又开始失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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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是独裁者吗?

这是我在知乎上提的问题,起因是乔布斯辞职后,推友@BillGatesCN发的一条被多次RT的推“看来独裁者都倒下了,包括乔布斯”。看知乎上的回答,也几乎一边倒的认为乔布斯是独裁者,但我始终相信“只有独裁的制度,没有独裁的人”,下面是我的自问自答: 不是每一个独裁的组织都必然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也许他们还会大讲“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也不是每一个霸道、独断甚至专权的人都必然成为一个独裁者,也许他们只是合法地行使着被合法授予的权利。 独裁与民主,讲的是权力,但从根本上说,这权力只是所有者的权力。 举个例子: 某君有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是出租还是卖掉、是豪装还是简修,他当然可以听听保姆的建议,不过最终的决定权只属于他,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他不去和保姆商量而说他独裁。而如果保姆跳出来说某君不民主搞独裁,那差不多就是又一个冷笑话了。 同一个道理,对国家,全体公民是所有者,而政府官员、公务员只是保姆,权力属于所有者,而不是保姆,尽管多数时候官员、公务员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政治体制的民主或独裁是一回事,行政体系的管理架构、管理风格又是一回事。 对公司,也是这样。公司的治理结构(政治体制)和经营管理体系其实也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权力属于股东,无论是个人公司、几个人的合股公司还是上了市的公众公司。 当然,个人公司天然就是独裁的(私产谁不独裁?);几个人的合股公司也可以看做一个团队的独裁,但股东间议事机制、决策机制必然是按资民主的,甚至会建立起委托代理机制——现代民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在规模更大、股东人数众多的公众公司,股东间按资投票的民主机制、股东—董事会—管理团队的委托代理机制甚至已经成为决定公司质量的一个因素,试想究竟是一家美国的上市公司更让人放心,还是视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权益为家常便饭的国内上市公司更让人放心? 独裁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民主逼着管理层不得不考虑多数所有者的利益。 因此,当我们考察一个公司的管理者是不是独裁,着眼点不应在其管理风格,而应落脚在他对待股东权益和委托代理机制的态度。 写到这里,我薄弱的宪政常识其实早已完全透支了,作为一个乔粉,我终于可以写出我的结论了: 尽管霸道、尽管独断,但乔布斯依然不是独裁者,美国这只民主的鸡,下出的依然是民主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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