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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伟的《江城》

读完《寻路中国》再读《江城》,我是有些失望的,就像吃过山珍海味俱全的主菜之后,再回头去吃餐前的小碟。《寻路中国》立下的标准太高了,相比之下,《江城》就显得稚嫩了。 《江城》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书中描写的涪陵,也是他“寻路中国”的起点。作为一个西方人,刚到中国的何伟也无可避免地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我想这并非偏见,更非环球体所指的“别有用心”,一个相对封闭、权利又高度集中的专制国家,在其它正常国家的公众眼中,除了愚昧和所谓的神秘,剩下的当然就只有政治,这就和我们谈论朝鲜时一模一样。何况在这个政治依然无孔不入的国家,要发现那些因政治而荒谬的东西其实并不难。 何伟关注到了在中国无处不在的标语,在他学习中文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留心去看这些标语,甚至以看懂多少标语来检验他的中文水平。但当他终于看懂了这些标语的时候,他竟毫无满足感,因为他发现这些遍布大街小巷的东西不过是些极端空洞、甚至有些伪善的政治口号。 何伟也留意到了和口号一样充斥着政治的活动或事件,有像邓小平逝世和香港回归这样的大事件,也有其支教的学校里其它大大小小的校园活动,他发现在这些事件里面,学生和老师的表现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符合官方的要求,但又不像刻意的扮演。当然如果碰上大事件,官方更会大张旗鼓的组织各类只有政治的活动,何伟详细记录了学校组织的“重走长征路”,他不无调侃的说,一个纪念艰苦长征的活动,却拿着烟厂的赞助,更有趣的是,学生代表终于从涪陵走到了延安,却因花光了钱而不得不由学校派出救援队才保证了学生的返回,这当然是讽刺,现实的讽刺。 何伟还发现了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当他在课堂上比较中国和西方,甚至仅仅是讲美国存在些什么问题时,学生们都总会说“中国是好的,不存在那些问题”;在香港回归时,他发现,尽管他的学生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似乎是在渡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更让他惊讶的是,学校组织篮球赛,当他和另一个支教老师亚当代表英语系参加学校篮球赛时,普通的比赛带上了“爱国”的性质,连裁判的判罚标准都开始倾斜,但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样无可厚非;而在他个人参加的涪陵长跑比赛里面,因为他的夺冠,甚至让被赋予了“爱国”意义的长跑比赛都变得尴尬。其实正如何伟在书中所说,全世界的爱国主义虽然披着高尚的外衣,但骨子里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无知和恐惧。 何伟最不能忍受的是政治对教育的极端控制,他发现不只是给学生的教材全是政治宣传,连他学习中文的教材也全是宣传,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填鸭式,为此他和他的汉语老师甚至爆发了“鸦片战争”。不过中国教育的真正问题还并非教材,何伟观察到,中国学生机械式的学习,他们毫无思考,只要老师说了,就完全相信。他们跟随范本甚至到了抄袭的地步,而相互抄袭更是普遍,他布置一个题目,然后在学生的作业里收到几分一模一样的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按教材,对毛太祖的功过评价为“七三开”,有次他故意说,毛的功有67%,立马就有学生纠正,他说少了3%。 我很佩服何伟对细节的观察、分析、组织能力,零散的材料到了他的手里往往会被梳理的清晰而有条理,《寻路中国》如此,《江城》也如此,但《江城》却远没有达到《寻路中国》的深度。尽管写《江城》时,何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两年,但我想他对中国仍然是不够了解的,《江城》被局限在政治,而并未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里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写他的中文老师,这位廖老师在教何伟中文的两年里一直因教育方法和政治观点同何伟摩擦不断,但在何伟的送行宴上,当学校外办的领导取消何伟的中文时,廖老师竟然出何伟意料地很严肃地指出了外办领导的错误,何伟感到了温暖,也许也感到了迷惑,那个宴会上的廖老师和平常的廖老师实在差异太大。 让何伟迷惑的恰恰就是中国社会最不可言说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有人称为“文化”,也有人叫它“哲学”。当时的何伟可能还不知道“八面玲珑”、“外圆内方”这些词,在当时也许他也不知道,廖老师与他的争辩时的态度仅仅是因为“老师”这个头衔;他或许也不知道,当他的学生申请入党时,压根可能没想过什么是共产主义,而仅仅只是为了现实的功利。很多时候,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知道不代表要说出来,说不说、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已不仅仅只是利益的机变,甚至成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些必须穿越政治才能真正看得清楚。 好在何伟是一个真正有探索精神的人,《江城》获得了很大的赞誉,他却携妻子再度来到了中国,并一住七年。他本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惊人的洞察力,当他用了足够多的时间在足够大的空间上观察了中国,写出《寻路中国》这样的杰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最后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英文书,在理解上肯定有非常多不到位的地方,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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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仇和

不知道昨天坐在主席台上的仇和是什么心情?是高兴,还是遗憾,或者五味杂陈、已经分辨不出味道。看新闻的时候,我妈说“仇和比刚来的时候老多了”,是啊,4年来,这个被冠以“最具争议市委书记”名号的官员,一心政绩、事必躬亲,他也许是昆明最忙、最操心的人,最终却没有如坊间传说的那样成为省委书记、省长或者调入中央,只略升了小半格,担任了排名“小三”的省委副书记,当然,这个职位在他眼里也真就只是“小三”。 尽管仇和还挂着昆明市委书记的头衔,尽管升职的仇和在未来几年也还将继续在云南,远远算不上离开,却也是时候回顾一下仇和07年底至今在昆明的执政历程了。 一、转折点 我觉得对仇和本人最重要的事不是滇池治污或者招商引资,也不是地铁建设、交通治堵或者城中村改造,甚至不是“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诈骗案,而是在昆明“创卫”过程的一件小事——拆除防盗笼,但这件事却堪称仇和在昆明执政生涯的分水岭。 在拆防盗笼之前,借着整肃政府作风、公开办公电话、各级领导进行公开承诺、推行限时办结制等举措,仇和以极短的时间就征服了昆明市民。记得09年曾出版过一本叫《仇和十年》的书,虽然明显是软文,但在昆明仍然销售火爆,当时仇和在昆明的声誉之隆,在我印象里,或许只有98年要趟“地雷阵”的朱镕基可比。 分析仇和的为官之道,其实和朱镕基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用高新、何频写的《朱镕基传》中的提法就是“讨好两头,得罪中间”。“讨好两头”就是上讨好中央,下讨好普通百姓;而得罪中间指的是得罪昆明的中层官员,虽然得罪人总归算不上好事,但这里面的利弊得失却是很容易计算的,得罪中层尽管可能带来麻烦,但如果不得罪这部分人,工作就无法开展,没有政绩,讨好中央就成了空话;不得罪这部分人,也无法迎合普通市民整肃官僚、拖沓、推诿、腐败的期望,讨好百姓也就成为了幻想。 应该说仇和的策略是成功的,他在普通百姓甚至基层公务员中获得了一边倒的赞誉,关于他升迁的小道消息在各级官员中广泛流传,最重要的,被他得罪的那些中层官员尽管怨声载道,却只能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干活。 但拆除防盗笼的政策恰恰破坏了这个策略,仇和的枪口竟然对准了他必须要讨好的普通百姓。在昆明,几乎所有90年代后期以前修建的房屋都装有防盗笼,对昆明这个治安极其一般的城市,防盗笼不仅是市民对安全的一种精神寄托,还有晾晒衣物、储存杂物等功能,拆除防盗笼不仅增加了不安全感,客观上还减小了住房的可用面积。这项直接损害了市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市民的政策几乎在出台的一瞬间,就点燃了市民的怒火。 因此,当拆除防盗笼的政策一出,形势立刻逆转,再加上拆临拆违、密植行道树、螺丝湾搬迁、城中村改造、地铁建设封路、华西诈骗案等引发民间激愤的事件接踵而至,仇和在市民中的声誉急转直下,由沸点瞬间降至冰点。如果说在09年底拆防盗笼之前,骂仇和会被市民看做腐败官员的同僚,是政治不正确的话,那么在拆防盗笼之后,称赞仇和,就成了新的政治不正确。 更糟的是,以前只在私下骂仇和的中层官员,尽管现在仍不会直接对抗,却也敢明目张胆地用曲解、推诿、拖延等方式应付仇和,甚至故意将他的要求执行偏以激起更大的民愤。比如种植行道树,对绿化糟糕的昆明本来是好事,但在窄窄的人行道上种两排行道树的结果是人行道没人走的地方,种两排树并非仇和的要求,但板子仍然打在了他身上。更多的时候,仇和不亲自检查的工作就没人行动,以前很多在局一级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都要等他签字,在一片骂声中,他真的很辛苦。 仇和真正忽略的是,支撑他仕途的除了人脉、政绩,民众的支持也是极其关键的,或者说民众的支持其实就是他政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朝廷甚少重用争议人物的情况下。丢掉了民声,仇和丢掉的其实是上位最大的砝码,考虑仇和透支式发展给未来昆明带来的巨大压力(甚至可以说是烂摊子),仇和没有被按死在昆明市委书记的位子上,还得以升了半格,他真该谢天谢地谢朝中人了。 二、仇和不是改革派 关于仇和最大的误会,是把他称为改革派。当然,这首先是因为“改革”概念的混乱。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改革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词汇被加上了无数美好的光环,政府、企业几乎言必称改革,除了经济改革、时断时续的行政体制改革和从未真正启动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等宏观的全局性的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养老改革、就业改革、住房改革、工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农业改革、金融改革……,几乎每个领域都在改革,这些改革触到了每一个国民的切身利益,无数人流泪甚至流血,当然,也有少数人获得了利益,真正的少数人。 对“改革”的迷恋甚至到了食堂使用餐盘代替饭盆可以叫伙食改革、公厕使用马桶代替蹲坑可以叫卫生改革的地步。“改革”代替了“革命”在中国的地位,却没有改掉“革命”后面文革般的狂热,而在狂热中,我们甚至忘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改革”。 在当下中国,真正的改革,其逻辑必然是由极权走向分权与制衡、由专制走向民主和自由、由封闭走向开放与融合。 但如果拿上面这三条来衡量仇和,就会发现仇和在昆明的所作所为和改革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仇和整肃官员,别说触碰体制,甚至没有真正引入监督,只是给他增添一个管理属下、制约属下的法宝,为他集中力量出政绩创造了条件;仇和行政,无论是滇池治污、招商引资、昆明创卫、地铁建设、城中村改造……,每一件都是集全社会之力办大事的典型,他的每一项重要举措几乎都是以“运动”的方式来推行的,政府不仅没有变小,甚至更大了。 这里还想讲两个小事: 一个是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的拆除防盗笼,可能是预料到了拆除的阻力,仇和当时的一个举措是要求昆明市各级公务员先行拆除,而且作为死任务下发到各部门,并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一人不拆,整个部门班子受累。但在消息曝光后,市政府又匆匆申明,从未发过类似的文件,从未开过类似的会议,所有的公务员拆防盗笼都是自愿行为。 另一个事是仇和的用人,在他刚到昆明时,为了给昆明官员足够的威慑,仇和在推行官员公开承诺的同时,面向社会招考、培训了100名科级以上的后备干部,他把这100人放到各县区、各部门,并直言,一旦哪个部门的领导被拿下,他不怕没人换了。用屁股都能想明白的是,这100人到岗后,尽管职务不低,却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被排挤、被闲置的待遇。当仇和度过了适应期,确定了他的核心人马之后,我想他甚至有可能忘了他曾经大张旗鼓地搞过这么一次公开招考。后来这拨被称为“仇100”中的部分人曾经联名给仇和写信,要求调整岗位、授予实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博士毕业、硕士毕业直接参加招考的,他们在几无社会经验的情况下,就进入了泥沼般的官场,我想他们仍然太不了解中国了。 讲这两个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说仇和同那个被塑造的“争议人物”是不完全一样的,他并没有那么的直率。机变与权谋,这些官员生存的基本技能,他都有,甚至还很强,他想打造一个高效的政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霸道的、无所不能的政府,他对公平、公正、公开却远没有他嘴上说的那么执着,从根本上说,他和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其他官员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可否认的是,仇和确实是实干家,我至今还记得他刚到昆明去视察高架桥建设时准确地说出了桥面产生裂纹的原因,去视察污水处理厂时对污水处理方法的熟悉,就算他是临时抱佛脚,现在又有几个领导肯去抱一抱呢?但问题是他的实干能给多少人带来幸福?他的实干产生的成效比那些混吃等死的官僚又多了多少? 如果不触碰体制,做任何事情要么是为过去查缺补漏,要么是沿着老路越走越偏,真正的机遇在未来,只盯着过去,不革新体制,流再多汗也将毫无成效。 真正吊诡的是,仇和成为“争议人物”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他的实干,他比别人干了更多的事。他再次证明了这个体制其实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革新的能力了,这个体制仅仅只是凭它的惯性在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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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书

余华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已经记不起上一次读余华的作品是什么感受了,《活着》或者《许三观卖血记》,那时我年纪还小,也许《现实一种》、《鲜血梅花》这类的短篇给我的印象更深,血腥的暴力多少比残酷的现实更容易让一个少年震撼。 因为我对余华的陌生感,也因为我只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看做是一个职业小说家玩票式的散文作品,我看低了它,却被它震得眼泪直流。 在这本书里,余华写出了一种普遍的痛感,他写的是中国,却以他小说家特有的敏感,把宏大的国家主题融化进极其私人的个人际遇里。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是国家史、政治史,那么我相信以后的历史将越来越多的变成个人史,但个人,这个词太可怕了,它甚至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因此余华记录的他的个人经历比他写出的格言般的句子更动人心魄,他述说的每一个故事都直指这个国家掩饰不住的荒谬,尽管那些故事放在它们所处的年代里是如此的平淡,那些故事其实正是这个国家多数人的故事。 另外,我确实非常喜欢余华讲的那些小故事,尽管它们短的就像段子,却再一次证明了讲故事的能力对一个小说家是多么的重要。   吴法宪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在吴法宪的名字前面可以加很多头衔,我觉得最恰当的一个是“重要历史事件的配角”,主角们都死了,要了解那段至今还被重重遮蔽的历史,配角的发言就显得更重要了。 不过作为一本被吹捧了多年的书,我对吴法宪的这本回忆录是很有些失望的。虽然任何自传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美化,但吴法宪的自我美化显然有些过度了,在不少他应该在场的历史场景里,他竟然都退到一旁成了一个无关的旁观者,丢失了细节甚至修改了细节的历史,其可信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当然,这本书被追捧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反思”,但把文革、大跃进都归罪于毛泽东是不是就足够深刻了?作为一个在政治斗争中走上人生的顶点,又因政治斗争锒铛入狱的高级干部,他的反思竟然只微微擦了体制的边而未深入其中,换句话说,60年代风光无限的吴法宪在21世纪的反思,其深度竟然远远不及60年代就已遇难的林昭、遇罗克,如果说吴法宪的反思在朝臣中已属激进,那么对朝廷的任何希望都终将变成绝望。 不过吴法宪的回忆录仍然透露一些真正有趣的信息,比如吴法宪在回忆斗垮罗瑞卿的过程时,提到叶群多次打电话给他,要求他按叶群拟好的罪状揭发罗瑞卿,叶群还暗示吴法宪,如果他不出头批斗,就将被划入罗瑞卿一党一起打倒,与罗瑞卿关系甚好的吴法宪不得已才挑头批判罗瑞卿。这其实不仅仅是体制、人品的问题,而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或者说文化的问题。 辛亥之后有五四,正说明把中国的问题简化为体制而忽略文化、忽略民族性实在太过简单、粗糙了,100年过去了,我们毫无进步,甚至还在那个历史轮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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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的背影

(这个标题起的其实极不妥帖,请见谅。) 11月2日,柳传志先生从联想集团的第二次辞职并没有半丝落寞,反而是极荣耀的。2年前,已淡出联想集团多年的老柳出山,挽狂澜于既倒,将危机中的联想重新拉回增长的轨道,更重要的是,经柳传志“扶上马、送一程”,如今的杨元庆已真正可以掌控具备世界级体量的巨型企业了。而另一方面,在今日,老柳心中的“联想”,早已不止是联想集团,经过改制的联想控股,其棋局刚刚摆开,仅仅从老柳把得力干将陈绍鹏从联想集团调至控股旗下的农业板块便可看出,他的野心还大得很。 或许是大家都预料到了老柳向杨元庆的第二次交班,个人感觉柳先生的第二次辞职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大肆报道,反而老柳之前的一次谈话获得了更热烈的反响。在那次谈话里,柳传志先生坦诚地表示,联想对乐phone的宣传过头了,远远超过了产品的实际水准。 我当然相信这是柳先生发自肺腑的真诚之言,他也对得起之后媒体对其发言的全部赞誉,但客观说,纵观联想自成立至今的历史,联想确实从未生产出哪怕一款能与其声誉相配的产品,在一个被称为“创新”的行业里,联想的创新从来不是在技术上,而是在商业上,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贸”,而不是“工”和“技”。 有一种说法,说自柳传志把倪光南逐出联想后,联想便没有了创新的基因,也失去了成为伟大公司的可能。这种看起来蛮有道理的说法,其实仅仅是看起来有道理,它太忽视中国的实际了,柳传志当然不具备乔布斯的技术眼光,但倪光南也不具备沃兹尼亚克的技术能力,这不是个人的局限,而是大环境的局限。柳传志的高明恰恰就在于他看清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他知道自己的限度,也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他兜了一个大圈子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不仅没有死掉,还进入了同世界豪强竞争的舞台。 但有趣的是,当联想有了足够大的规模时,问题却又回到了柳倪之争的原点——技术还是继续贸易? 如今正挣扎痛苦着的惠普,其所有的努力正是为了不“沦落”为联想、宏基这样的公司,而联想似乎还没有找到变成现在的惠普的途径,联想有市场的基因、有控制成本的基因……但绝对没有技术的基因,当第三世界和中国大陆那点有限的市场增长空间被耗尽,靠乐phone这样的产品是无法抗衡苹果、Google这些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创新气味的怪物的,想想诺基亚吧,联想的技术储备厚过现在的诺基亚了吗?更关键的是,现在联想的领军人物,无论杨元庆还是刘军等人,当然都是极为优秀的企业家,但他们的优势依然是市场、营销和内控,他们的技术眼界并不在老柳之上,他们有能力给联想植入技术的基因吗?一个重要的旁证是微软,自盖茨交班鲍尔默之后,微软就失去了在技术上的领导地位,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商业专家鲍尔默缺少盖茨的技术能力和技术眼光。 但联想真正的隐忧还不在于此,而是其越来越明显的官僚化,这甚至不需要向联想的局中人求证,当联想给它的乐Pad内地版标出远远高于其海外发行价的天价时,就已经暴露了,一个靠市场起家的公司失去了对市场的感觉。导致这种错误最普遍的原因就是公司的员工盯着的不再是市场和客户、而是领导,这几乎就是官僚化最明显的病征。 柳传志先生近来很推荐的一本书是《侯卫东官场笔记》,我在机场书店多次看过这本书,虽然确实如老柳所说,这本书描绘的乡镇县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运作是很真实的,也确实如老柳所说,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要想在乡镇县立足做生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不喜欢这本书,也不觉得它有什么深刻的地方,我甚至觉得老柳喜欢这本书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联想已经沾染上了书中用赞许的口吻描述的官场作风。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本书里面描绘的那种以权利为核心靠各种潜规则建立起来的运作体系和以私产保护、契约、自由交换为基础的现代商业体系是存在巨大冲突的,这也正透露了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两难之境,一方面他们要搞清楚权利和权利下的潜规则以求得生存,另一方面他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挑战现有规则建立新的规则才可以求得真正的发展。但这两者间的平衡是极难把握的,前者的利益谁敢轻言放弃,后者的风险谁又敢随意藐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当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那往往也就是这个社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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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下Goagent的设置

习惯是怎么养成的,很多时候是因为环境,比如我现在拿到一台新的电脑,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安装习惯的软件,而是设置翻墙,而且往往要采用多种方式,这又是一件可以被命名为“中国特色”的事情。 我常用的穿墙组合包括VPN、SSH、Goagent和Telex(暂无Mac版本),其中我现在使用频率最高的是Goagent。比起VPN、SSH,它总是免费的,比起Telex,它又有速度优势,除了对SSL支持不太好(实际使用中可以忽略),它几乎没有太多缺点,何况近期开发者极其勤快,版本更新飞速,而且对Windows之外的平台支持也越来越好,它甚至让我已经很少去关注免费VPN、SSH的动向了。 关于Goagent的设置,网上有很多教程,但基本上都是根据Goagent官网上的以Windows为例的简易教程改编扩展出来的,虽然官网在FAQ里提到了一点Mac下的设置,但不是很详细,而且在GoagentMac GUI发布后,Mac下Goagent的安装也大大简化了,这里就把我个人设置过程简单的记录一下: 申请Google Appengine并创建appid(老用户可忽略) 下载GoagentMac GUI,运行后,把GoagentMac .app拖入Applications完成安装 下载Goagent稳定版 http://code.google.com/p/goagent/并解压 修改local\proxy.ini中的[gae]下的appid=你的appid 这是关键的一步,用右键点击GoagentMac.app,选择“显示包内容”,打开Content,选中info.plist打开,把当中预设的Goagent路径/Users/hewigovens/Downloads/local/proxy.py,修改为proxy.py实际所在的路径 双击GoagentMac,然后Chrome+ProxySwithysharp、Firefox+AutoProxy,睁眼看世界吧 另外,很多朋友担心Goagent的保密性,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处理,就是把local\proxy.ini中的appspot域及mode修改成https即可,虽然这样会牺牲掉一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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