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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乔布斯传》说起

一、 2011年出版界的焦点之一是“乔布斯”,而Walter Isaacson的《乔布斯传》又是焦点中的焦点。这本书由于其“独家性”与“权威性”,在全球掀起了购买和阅读的狂潮,又因为它实现了不同介质、不同语言版本的全球同步发行而成为了观察书籍(与阅读)未来走向的重要样本。当然乔布斯的声名、版本的多样也吊起了不少人的收藏欲,比如我就购买了Kindle的mobi版、中信的中文纸质版和IOS上的唐茶版。 对比这三个版本,阅读体验最差的是中信版。翻译的质量当然是一大问题,但如果考虑国内整体的翻译水平和这本书极其紧迫的翻译时间,中信版的译文质量其实远没有网络上批评的那么糟糕,只是批评书的翻译比批评书的内容要容易,而《乔布斯传》又比其它翻译书籍吸引了更多的关注,翻译的毛病就被突出化了。 至于同遭诟病的“众包”式的团队翻译,其实恰恰是提升中文翻译水平的有效路径,以我的理解,“众包”的关键在于以相对开放的方式实现多人的互译、互校并在不断的修改、完善中提升译文的质量,但互译、互校及更多深入的讨论与合作比传统的翻译方式需要更多的时间,不断地完善也需要恰当的介质来支持,而纸质的传统书籍并不是这样的介质。 让中信版显得如此不堪的原因其实不在于它翻译的错漏、而是它没有办法去修正这些错漏,特别是当和它同宗同源的唐茶版把“免费的修正完善”作为卖点并高速地发布一个又一个更新的时候,中信版彻底地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中信版的尴尬也是所有传统纸质书籍的尴尬,电子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不是那个除了便携之外一无是处的毛头小子了。以Kindle和IOS下的电子书为代表,电子书已经具备了诸多超越纸质书的优越特性: 1、更方便的搜寻与购买。 我不否认逛书店有着极大的乐趣,但当网络购书已经超越书店成为主流的时候,也就别再把逛书店当做抵制电子书的借口了,何况电子书突破了印数的限制、突破了库存的限制,找到一本书、买到一本书将比以往更容易; 2、更方便的出版与发行 就算不考虑言论与出版的管制,由于高昂的制作成本,纸质书籍的出版与发行受控于出版商,不仅减少了出版的机会,也拉低了作者的收益。电子出版让书籍的制作成本几近为零,Apple Store和Amazon提供的商业模式(解决了支付问题)又使得作者可以抛开出版商直接面对读者,这使得作者就算仍然同出版商合作,也获得了更大的谈判空间。更低的门槛、更高的收益,必将造就更多的出版。 3、具备“更新”能力的作品 电子书的一大特性就是可以像软件一样持续更新完善,错漏在纸质书籍是遗憾的艺术,在对电子书则是进步与改进的动力。而且通过更新与完善,电子书将具备纸质书无法比拟的低成本。 4、更方便、更强大的笔记与分享功能 1637年,费马在丟番图的著作《算术》时,在一个命题旁的空白处写下了著名的费马大定理,他还调皮地写道“关于此,我确信已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 ,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他没有写出的证明困扰了数学界300多年,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拿不过是费马开的一个玩笑。假设如果300年前就有了电子书,那么费马就会有足够的空间来写他的证明,或者就没理由来开这个玩笑。 电子书创造了纸质书不具备的近似无限的笔记空间,而且这些笔记不会干扰阅读,再加上笔记的分享功能,可以实现多人间阅读的互动,大大的提升阅读的效率和学习的效果。 甚至在纸质书一向骄傲的排版,电子书也大有赶超的趋势,iPad上杂志的阅读体验已经超过纸质版本了,而以唐茶为代表的电子书,其排版的精细也不亚于优秀的纸质书。千万不要拿那些猫三狗四的盗版电子书来讨论电子书的未来,就像不能拿猫三狗四的盗版纸质书代表纸质出版物的水平一样。 纸质书另一个常被提起的优势是“翻页”。做“翻页”做的最好的电子书是Kindle,而Kindle的“翻页”在纸质书面前也只能叫幼稚。但如果我们换一种理解,“翻页”的实质其实是对书中内容的搜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电子书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翻页”的效果,而是更方便、更不干扰阅读的搜索。互联网早已造就了更快捷、准确的搜索技术,现在需要的只是与阅读结合的更紧密的搜索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看好苹果可以解决“翻页”的问题,因为把技术以人性化的方式变成完美的用户体验是乔布斯真正厉害的地方,我相信这已经是苹果基因的一部分了。 当然,我并不认为纸质书会因电子书的发展而消亡,因为纸质书创造的独特质感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就像MP3无法让黑胶、磁带消亡一样。我很难想象玻璃、塑料的屏幕可以制造出纸质带来的温暖感,何况书籍未来的发展方向要实现的是更高效的阅读,而不是去复制传统。 纸质书不会消亡,但它的归宿是艺术品,属于电子书的未来才刚开始。 二、 Isaacson的《乔布斯传》出版前,另一本在国内受到追捧的乔布斯传记是王咏刚、周虹合写的《帮主乔布斯》(也曾出过唐茶版,但已下架),李开复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里甚至把它称为“所有中文书里最有料也最好读的乔布斯评传”。 我无法判断李开复说的话,因为我没有读过国内其它作者写的乔布斯传记,但如果拿《帮主》和Isaacson的《乔布斯传》做比较,却可以找出区分三流传记与一流传记的一些标准: 首先是材料: 用这一点来责难《帮主》的作者并不合适,毕竟作为唯一获得乔布斯授权的作者,Isaacson可以接触的第一手材料在全球无人能及,但如果忽略取得材料的原因与过程,只论结果的话,不及《乔布斯传》三分之一厚度的《帮主》,其内容仍然比《乔布斯传》要空洞很多。   另一个证明材料重要性的地方是,无论《帮主》还是《Steve Jobs》对乔布斯NeXT10年的描述都较为简略,虽然正是在那10年乔布斯构建了支撑苹果再度崛起的技术基础,但那10年的确是乔布斯较为低调沉默的10年,可用的材料相对苹果前后两段辉煌时期必然有限,哪怕大牌如Isaacson也不可能超越材料的限制,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字。 第二是立场: 传和评是不一样的。评尽可以主观,而传却需要客观,需要靠事实而非议论(或者推测)来还原事件塑造形象,写传就是写史,特别忌讳预设立场。   读《乔布斯传》,很容易就能发现作者的客观,Isaacson没有乔布斯的独家授权就去拍老乔的马屁,他反而拉开了与乔布斯的距离,更全面地去解剖乔布斯,他写了一个英明的商业领袖,也写出了一个自私、粗暴、冷酷的乔布斯,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Isaacson是把自己放到乔布斯的对立面来审视乔布斯的,或许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场力真的太强了,想要摆脱它就会矫枉过正。 而《帮主》则是一片粉丝心态,当对乔布斯的崇拜成为作者的预设立场,笔下的乔布斯也就成为了平面的肖像而失去了生气。 但最过分的是作者对李开复的刻意吹捧,在《乔布斯传》中没有出现过一次的李开复,在《帮主》中不仅占掉大量篇幅,还成了乔布斯和苹果最大的、永远的遗憾。由于我没有看到过其它的材料,我无法判断《帮主》对李开复与乔布斯关系描写的真伪(程度的深浅),假设其描写是真,那要么证明乔布斯为人的冷酷(对他和苹果这么重要的人物竟然不对Isaacson提起),要么就证明了Isaacson的疏忽和乔布斯的所托非人;如果此描写是伪,那我只能说,虽然《帮主》的作者向李开复报恩没错,但选择以夸大报恩对象及至改写历史细节来报恩,则是最最愚蠢的方式——既无法真正提高恩公的地位,更让自己的写作因失实变作无用的废纸。 第三是文字: 《帮主》比《乔布斯传》有更多的煽情片段,文字取向也更华丽,但读起来却少了很多味道,低好几个层次,最关键的是《帮主》写了很多事、唱了很多赞歌,却没有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作为传记,这无疑是失败的。   而Isaacson,以简洁、流畅的文字清晰地描述每一件事便写出了一个立体的乔布斯,让读者感受到了现实扭曲立场。事实上,比起卖弄辞藻,清晰地描绘一件事要男的多。 第四是知识储备: 理由很简单,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不仅说不清事情,还会闹笑话。   这方面,Isaacson堪称表率,他的主业是编辑、记者,这个工作当然会让他的知识结构较为全面。但当他开始写一部传记,比如《Steve Jobs》时,仅仅全面的知识是不够的,对信息技术、互联网、商业等领域他还必须要有深入的了解,不然别说写出深刻透彻的作品,恐怕连准确的整理材料都做不到。 我还读过他写的另一本传记《爱因斯坦传》,那本书涉及了物理学、种族问题、一战史、二战史等领域,如果考虑他还写过《富兰克林传》和《基辛格传》,在如此多领域的拥有如此深入的知识储备,再怎么夸赞似乎都不为过,而知识的积累(无论全面的还是深入的)归根到底是学习能力的问题,这才是Isaacson最让人佩服的地方。 当然,衡量传记的优劣的标准还有很多,但我觉得这四点是很基础的,写在这里,为以后的阅读,做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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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书

余华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已经记不起上一次读余华的作品是什么感受了,《活着》或者《许三观卖血记》,那时我年纪还小,也许《现实一种》、《鲜血梅花》这类的短篇给我的印象更深,血腥的暴力多少比残酷的现实更容易让一个少年震撼。 因为我对余华的陌生感,也因为我只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看做是一个职业小说家玩票式的散文作品,我看低了它,却被它震得眼泪直流。 在这本书里,余华写出了一种普遍的痛感,他写的是中国,却以他小说家特有的敏感,把宏大的国家主题融化进极其私人的个人际遇里。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是国家史、政治史,那么我相信以后的历史将越来越多的变成个人史,但个人,这个词太可怕了,它甚至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因此余华记录的他的个人经历比他写出的格言般的句子更动人心魄,他述说的每一个故事都直指这个国家掩饰不住的荒谬,尽管那些故事放在它们所处的年代里是如此的平淡,那些故事其实正是这个国家多数人的故事。 另外,我确实非常喜欢余华讲的那些小故事,尽管它们短的就像段子,却再一次证明了讲故事的能力对一个小说家是多么的重要。   吴法宪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在吴法宪的名字前面可以加很多头衔,我觉得最恰当的一个是“重要历史事件的配角”,主角们都死了,要了解那段至今还被重重遮蔽的历史,配角的发言就显得更重要了。 不过作为一本被吹捧了多年的书,我对吴法宪的这本回忆录是很有些失望的。虽然任何自传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美化,但吴法宪的自我美化显然有些过度了,在不少他应该在场的历史场景里,他竟然都退到一旁成了一个无关的旁观者,丢失了细节甚至修改了细节的历史,其可信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当然,这本书被追捧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反思”,但把文革、大跃进都归罪于毛泽东是不是就足够深刻了?作为一个在政治斗争中走上人生的顶点,又因政治斗争锒铛入狱的高级干部,他的反思竟然只微微擦了体制的边而未深入其中,换句话说,60年代风光无限的吴法宪在21世纪的反思,其深度竟然远远不及60年代就已遇难的林昭、遇罗克,如果说吴法宪的反思在朝臣中已属激进,那么对朝廷的任何希望都终将变成绝望。 不过吴法宪的回忆录仍然透露一些真正有趣的信息,比如吴法宪在回忆斗垮罗瑞卿的过程时,提到叶群多次打电话给他,要求他按叶群拟好的罪状揭发罗瑞卿,叶群还暗示吴法宪,如果他不出头批斗,就将被划入罗瑞卿一党一起打倒,与罗瑞卿关系甚好的吴法宪不得已才挑头批判罗瑞卿。这其实不仅仅是体制、人品的问题,而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或者说文化的问题。 辛亥之后有五四,正说明把中国的问题简化为体制而忽略文化、忽略民族性实在太过简单、粗糙了,100年过去了,我们毫无进步,甚至还在那个历史轮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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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读书记

今年十一,遗憾地错过了和朋友去德钦徒步的旅行,只因为七天的假期,我家领导倒有六天要去学校上课。领导去受苦,我便猫在家,读书听歌看球上网,过起了黑白颠倒、昼伏夜也不出的宅男生活。 事实再一次证明我是一个眼大肚小的人,十一前我订了庞大的阅读计划,然后在京东、卓越进行了大采购。但我实在是高估了我的阅读能力,也把七天想象的太过漫长,再加上网络和足球的诱惑,还有必须要参加的家庭聚会,时间被分得七零八落后,大部头的东西一点没碰,只看完了“一厚两薄”三本相对轻量级的书,其他的存货要消化完看来要到春节了,冬春零售旺季,书商是很难从我这里赚到钱了。 读了的三本书,都和美国有关,虽然是“轻量级”,但作为美国政治、司法制度的入门性读物,却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书。 小布什《抉择时刻》 尽管任何自传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美化,但小布什在《抉择时刻》中的自我美化比起真理部指挥下的中国舆论对他的刻意丑化显然更加诚实,至少那些把小布什当笨蛋的观点可以见鬼去了。 我很喜欢这本自传的体例,它不是循规蹈矩的按时间顺序来回顾他的一生,而是选取了14个关键的事件即所谓的“抉择时刻”来进行讲述。他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和各个事件有关的背景,清晰地描述了决策的过程和决策的动力,这不仅提供了一个个有价值的历史场景,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的能力——能把如此复杂情况讲得如此清晰的人会是一个无能之辈吗?决定行动的可是思维。 读这本书给我的另一个强烈感受是,拥有坚定的信仰对一个领导人是多么地重要,因为失去了信仰、甚至从来没有信仰的领导人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我们早已经习惯了。 何帆译《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 如果要在简体中文出版物里面了解关于美国司法制度,就职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何帆法官已经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写的《大法官说了算》和翻译作品《九人》都已经被贴上了必读的标签。 这本《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的自传。这本书的重点是布莱克门整个大法官生涯最重要的案件——1972年的“罗伊诉韦德案”,这起堕胎案让布莱克门成为了美国“20世纪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大法官之一”(《时代》周刊语),而案件更成为检验美国政治家立场的试金石。 作为中国人,有时很难理解堕胎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甚至连小布什也在《抉择时刻》说,在他年幼的时候,“堕胎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我的一个理解是,人权的发展让堕胎议题越来越重要,在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涉及生命权、隐私权、健康与医疗权力的堕胎问题已经成为了探讨和进一步提升人权的关键领域,这个问题在天朝的无人问津,也从侧面证明了天朝基本人权的缺失。 何帆译、安东尼·刘易斯著《批评官员的尺度》 何帆的另一本译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威刘易斯的作品,比《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要精彩不少。 这本书讲述的是美国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但本书并没有停留在对案件的记录,而是深入了案件的核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刘易斯在书中写到言论自由不是天然存在的,甚至时时都可能受到外力(尤其是政府)的侵扰,美国的言论自由可以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联邦法院大法官、律师、陪审团、政府、公民的合力,在不断地争论中一步步拓展落实这一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句拗口的话说,正是自由的言论实现了言论的自由。 而保护这种争论正常进行并最终达成有益结果正是宪法。美国宪法最可贵的不是它超强的稳定性,而是它建立在基础原则之上开放的可解释性。在怀疑政府、相互制约这一基础逻辑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通过其解释宪法的法定职责,不断创新“宪法”以适应国父们不可能预见的现代甚至未来的社会变迁。但推动创新的往往不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旧思想,而新思想的产生与去伪存真恰恰需要宽容的环境,禁锢思想最终只会导致社会的退步,终结错误思想的应该是思想的争论而不是会被滥用的行政暴力,宽容才是一个社会真正强大的标志,正如约翰·哈伦大法官所说“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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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音乐的回响

我从来不是Eric Clapton的歌迷,尽管他从60年代起便被尊为了“吉他上帝”,至今已经三次入主摇滚名人堂、收获了十九座格莱美奖杯,在任何一个吉他英雄榜上都名列前茅,但我依然只把他看做杰出的吉他匠人而非具备超凡创造力的艺术家。加在Cream(Clapton为核心的三人布鲁斯乐队)这类乐队身上的“技术型摇滚乐队”的标签,当然是一种赞誉,却也多多少少包含了些揶揄的意味,在艺术的世界里,技术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对比60年代那些真正伟大的摇滚乐队,比如the Doors,或者Clapton看不上眼的Janis Joplin,技术卓绝的Clapton却从未超越过技术本身,他的音乐华美精妙,却甚少真正直抵人性深处的力量。 所以当我开始读《天堂十字路口》时,我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沉醉于美满家庭的中产阶级老头居然可以写出了这样一本汁液淋漓、血肉横飞的自传。技巧第一次在Clapton的作品中让位于生活的苦难与欢愉,他是如此的坦诚,我甚至可以触摸到直白文字下面挣扎的心灵与悸动的灵魂,尽管拿笔的Clapton和操琴的Clapton一样平静、淡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八卦是,这本自传最初也是按照商业名人传记的标准做法——Clapton口述、代笔人执笔来进行的。尽管由其好友代笔的初稿已经直白的让出版商和编辑的惊叹,但Clapton仍然觉得那不过是隔靴搔痒,并没有写出真正的自己。于是正在进行世界巡演的Clapton随身带上书稿,把所有的空闲时间用于自传的写作。在这本自传的末章,他描述了他全身心投入写作的疯狂状态,“我完全沉浸到写作中去了,我写个不停,除了没有灵感时我会像小鸡啄食般疯狂地啃自己的手指之外,再没有什么能让我搁笔”。 我想我能理解Clapton对代笔的不满,也可以感受到他写作时的疯狂。作为一个根在60年代、生命已经完全融入那个绚烂而荒谬、美好又绝望的时代的人,他的一生不免已成为那个伟大时代的延续,正如后世的摇滚不过是那个摇滚盛世的回声。那个年代太强大了,每一次对它的回望,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尽管痛苦,却充满无可抵抗的魔力。 作为60年代灰烬中的幸存者,Clapton其实算不上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人。论音乐,他的英国老乡Beatles、吉他同行Jimi Hendrix都好过他太多;论叛逆,不问政治的Clapton在一众社会斗士和妖魔鬼怪中间,简直可以叫做听话的乖孩子;论嗑药,比起LSD的祖宗the Grateful Dead的Jerry Garcia,Clapton只能算一个潮流的跟随者;论泡妞,有了Mick Jagger这样的天才,Clapton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昨夜枕畔的女友(即萨科齐之妻Carla Bruni)被好友带走。 但如果说到爱、说到对音乐的执着,Eric Clapton却绝不输给同时代的任何人,当爱和音乐铺满整本《天堂十字路口》,传说中的60年代竟在Clapton简洁、直白又带着些英式幽默的叙述中还了魂。 是啊,60年代从来就不是性与毒品、自毁自溺的时代,而是理想主义与爱的时代。 Clapton说“好音乐与坏音乐的比例一直没变——95%是垃圾,只有5%是纯粹的好东西”,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甚至犹豫着是成为一个乐队的灵魂,还是仅仅做一个伴奏乐手;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在“稚鸟”(Yardbird,书中译为“新兵”)刚要起飞时离开了“稚鸟”,在Cream大放异彩时解散了Cream;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参与、组建了Blind Faith、Derek & The Dominos这些名噪一时的超级组合,又快速地结束了他们。尽管我不认同Clapton的音乐理念,却不得不佩服他对传统布鲁斯近乎宗教般的追求。 Clapton是一个执着于情感与爱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和痛,童年之痛、成长之痛、求爱之痛、吸毒酗酒之痛、丧子之痛……,但他却总能让爱从痛里面生长出来。我想把他对George Harrison的妻子Pattie Boyd的爱称为伟大的,不然很难想象Clapton可以创作出《Layla》这样动人的求爱之歌(而收录这首歌、整张全为Pattie而作的《Layla and Other Assorted Love Songs》也堪称Clapton整个音乐生涯的最佳唱片)。 读这本自传后半段,特别是他第二次戒酒以及他和Melia的爱情,我竟然觉得我在读的其实是又一个娜娜离家的故事,这或许也是整整一代嬉皮的缩影,所谓彻底的反叛不过是青春期例行公事的躁动,当荷尔蒙耗尽,他们发现能带给他们温暖,或者说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竟然是那个他们一直在反叛的主流世界。 我无力去判断Clapton的回归是他人生的成功还是对60年代的背叛,尽管我从心里更认同Syd Barrett这样的隐士或是Bob Dylan这样始终一意孤行的人。但成功或是背叛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了,他依然抱着他的吉他,他正在“赫特伍德”享受着天伦,他依然在为“十字路口”治疗中心奔忙,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音乐和爱。 我们还是打开一瓶啤酒吧,就算我们的城市再也看不到星星,让我把《天堂十字路口》里的句子大声地读出来,在最好的时代,在最差的时代,只要有爱、有音乐,就已经足够了。   —— 刊于《新京报》,刊发时标题为《克莱普顿的爱与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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