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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内分泌有点失调

内分泌失调的时候,人会做出很多稀奇古怪甚至让自己都感到意外的事情。 比如张四十三——那个给自己取了古怪名字、叫嚣着“台湾有种”的唱片作坊小老板便曾在内分泌失调的时候“深情”地唱到: 昨天的大便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色彩灿烂味道美妙形状很风骚 朋友看了都说我的幸福将来到,这种命运,是多么美好 而当我内分泌失调的时候,我竟然抱着这个男人仅有的两张唱片,像追星族一样冲到这个已经10年没有再开口唱歌的“前歌手”的纪录片交流会现场,只为索取一个有如浮云般的签名。   追星族,这个读起来有点土气的词,早已被“粉丝”扫进了垃圾堆。而张四十三的歌手身份也早已隐藏在了制作人、唱片公司老板、海洋音乐祭主持人、音乐剧监制、纪录片监制这些身份之后。但在他帮我签名时,我仍然能感受到他作为歌手的骄傲,虽然他谦虚地说“这两张唱片在角头的出品里是卖得最差的两张”,但实际上,尽管角头又多了10年的积累,《张四十三的三姑六婆》和《庄脚店仔》在角头的所有唱片里面依然可以轻松列入前五。 昨天交流会的主题是张四十三监制的纪录片《很久没有敬我了你》,这部纪录片讲述了同名的原住民音乐剧从创意、排演到最终演出的全过程。 这部纪录片是让人欢乐的,我看到了那么多熟悉的面孔——胡德夫、陈建年、纪晓君及张四十三本人,还有我只闻其声未见过其人的南王姐妹花、AM家族,还有更多天赋异禀的原住民歌者,尤其是那几个改编了胡德夫《牛背上的小孩》的少年。 这部纪录片又如此的让人不满足,它讲到了排演过程中交响乐团和原住民歌手的冲突(其实也就是所谓“专业”和“业余”的冲突)但却浅尝辄止。当然大家都是出来混的,早已学会了协商,学会了妥协,交响乐团可以去记下每个歌手演唱的习惯以备配合,不识谱的胡德夫也可以用数字数的方式来记节拍对准交响乐团的节奏,但这样的妥协是让音乐更好还是更坏,或者说融合了交响、融合了多媒体的音乐剧是提升了原住民的音乐,还是仅仅制造出一份可适合大众口味的甜点? 交流会的现场有朋友提到了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张四十三本人也说起了张艺谋的“印象”系列,他还说他下一步的计划是做一部原住民的音乐电影,计划请张惠妹和张震来主演,而在未来他还打算在台东搞一场“印象”那样的演出,他苦于做唱片传播力的有限,他要更快的在更大的范围把好的东西推广出去。 他说他是一个商人,他说他只是一个做东西的人,他无法兼顾评论、判断、制定标准,他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把东西做好。但在我和他提起郭明龙——角头旗下酒仙般的传奇歌手时,他两眼放光,他说龙哥那张花了两年才完成的唱片是角头历史上花钱最多的一张,但比起制作费用,更多的钱其实是花在了给龙哥买酒上面,龙哥的一个特点是酒喝到七分还唱不出味道,但喝到九分就可能爬下再唱不出了,每次录音他都要小心的控制着龙哥喝酒的速度,在八分的地方录下龙哥最具神采的演唱。 或许我并不认同他搞结合交响的音乐剧、拍大明星主演的音乐电影、搞“印象台东”这类噱头多过实质的计划,但谁知道他做出的就只是“印象·刘三姐”一样的假大空,而不是又一部可以传世的“Mamma Mia”。 他是一个商人,但他绝对是一个识货又不欺客的纯粹的商人,就像他曾经是一个纯粹的歌手一样。我想在有机会看到音乐剧《很久没有敬我了你》的时候我会去买票,在他的音乐电影上映时我也一定会去捧场,在角头出新片的时候再收一张。 再纯粹的艺术也是需要商业的,而我相信他这样的商人。 从北辰财富中心出来,地铁工地旁的财富中心广场街灯昏暗,但依旧嘈杂喧闹,和嗓音甜美、待人友善的美女主持道别后,我竟觉得我的内分泌又开始失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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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歌(10):巴奈《爱爱爱》

刚刚过了我的结婚纪念日,一晃眼,结婚就已经两年了,记得在结婚的时候,我和我家领导放了两首歌,一首是老李的《Perfect Day》,另一首就是台湾原住民歌手巴奈的《爱爱爱》,尽管这首歌其实是巴奈为她女儿而作的,但它唱的也正是我理解的爱——平淡、欣赏和支持。 这首歌收录在她的第二张唱片《停在那片蓝》,对比她第一张唱片《泥娃娃》的苦涩,这张唱片温暖的简直让人吃惊。或许是因为巴奈离开了流浪的台北回到了故乡,也或许是因为她有了女儿,一个曾经唱到“我不要不要不要丧失爱的能力”的人,居然唱出了“这样的感觉好幸福好满足”。 这首歌再次送给我家领导,和我。   附歌词: 爱爱爱 每当我看着你熟睡的脸 粉嫩嫩櫻桃般的小嘴微微张开 这样的感觉好幸福好满足 看你满脸泪水哭着說如何如何被谁欺負 我笑著 预见你一生的喜怒哀乐 我会用满满的爱拥抱你 你要勇敢往前走不管多委屈挫折 喔  爱爱爱 爱着你 喔  爱爱爱 爱着你 喔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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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歌(9):侯德健《漂亮的中国人》

《漂亮的中国人》是侯德健最伟大的一首歌,远远超过《龙的传人》。 关于这首歌却没有更多要说的,只是希望有一天,这首歌可以被大声的唱出来。   附歌词: 漂亮的中国人 爱自由的朋友 展开我们的翅膀 有良心的朋友 敞开我们的胸膛 为民主的朋友 握紧我们的双手 丑陋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多漂亮 一切都可以改变 一切都不会太远 不愿被压抑的朋友 挣开自己的枷锁 丑陋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多漂亮 一切都可以改变 一切都不会太远 把耳朵竖起来 谁也不许再撒谎 把眼睛睁开来 谁也不许歪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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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歌(8):新宝岛康乐队《钱歌》

一直觉得陈升和黄连煜组成的新宝岛康乐队是一支带点玩票性质的乐队,但这个乐队却已经存在了将近20年,而他们的第八张唱片《脚开开》也将在几天后(6月3日)正式发行,在靠怀旧和演唱会混吃等死的华语主流唱片界,这几乎可以称为奇迹了。 这张新唱片的一大重头是升哥用台语翻唱了左小祖咒的名曲《钱歌》。这首歌唱出了纠结与无奈、事故和通达,祖咒曾说《钱歌》是他歌曲里面台湾人最能听懂的一首, 升哥的翻唱没有左小原唱中狡黠的智慧,却多了淡定,甚至还有一丝戏谑的道德感。 作为台湾、大陆当前最牛B的音乐人,他们俩确实都早已成精了。   附歌词: 钱歌   不能证明他的错,那么就算是你的对 关于异性的问题,朋友啊你自成一套 笑意味着老土,切下了一片云当面包 关于钱财的问题,朋友啊你多了一套 朋友啊朋友 如果说爱你有点轻,说不爱你有点重 什么时候把欠我的钱还了? 不要说你什么时候欠过我的钱了 给我个面子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尊敬我? 我知道我的存在让你感到压力 我知道我的行为让你感到自卑 我知道我的言语让你感到渺小 可是我的钱哪为何不让你感到恶心? 不借钱给朋友就会失去朋友失去钱 借钱给朋友又会失去钱失去朋友 不借钱给朋友就会失去朋友失去钱 借钱给朋友又会失去钱失去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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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芳《昨日书》

马世芳在他的新书《昨日书》(简体版)的扉页上写到“若非印行简体版,我大概不会意识到自己文字的‘台湾性’”。 而在这本书的新书发表会(台湾)上,作为嘉宾的陈升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左小祖咒到台湾,陈升、马世芳等人带他去花莲游览,住在昊恩的民宿,烤肉、喝酒、开唱。然后来一辆警车,跳下两个警察,左小大呼“公安来了”,他下意识的以为警察是来罚款的,结果穿着制服的原住民警察拿起吉他就弹就唱,而且弹唱俱佳。唱罢,警察说他们还在值班,不能喝酒,等他们半个钟头。然后是他们穿着便装骑着摩托回来,然后是都喝醉了,摩托车停在路旁,他们躺在小沟边。惊得惯见风雨的左小祖咒也连连感叹“真是牛逼啊”。 相比大陆,台湾有着太多的放松、宽容与平和。马世芳回忆他1989年正式进入广播这个行当的时候(其时解严两年),他参与录制的节目所在的电台“中广青春网”是台湾第一个锁定年轻听众,全天播放流行音乐的电台。更让人兴奋的是,当时的青春网首先打破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存在的“播音员国语”对广播的垄断,它集合了一批“台湾广播史上最放肆乖张、在老播音员耳里简直‘动摇国本’的年轻DJ”,这些DJ几乎没有谁再在乎标准的“播音员国语”,ABC腔、广东腔、台语腔、……一下子都出现在电台里面,但他们却一个个都是“活字典”级的厉害人物,在获取资讯还很不容易的年代,他们让青春网变成了不少乐迷眼里的普罗米修斯。而在大陆,连说球的黄健翔、做饭的刘仪伟在正统眼里都还属异类,普通话依然是电台里唯一合法的语言,像孙孟晋这样真正杰出的声音早已消失,电波里面除了念稿的,就几乎只剩下胸大无脑的。 放松与宽容也带来了了更多的可能性,对比台湾最知名的两位乐评人,政治学博士出身的张铁志关注着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联,探索着音乐对社会运动的作用;马世芳则自言“课室外的社会激腾动荡,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但这两位最爱的音乐家里面却又都包括bob dylan,马世芳甚至直接以迪伦的歌名命名他至今所出的两本文集(“地下乡愁蓝调”来自《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昨日书”来自《My Back Pages》),在《昨日书》的封面上他更印上了迪伦名曲《Desolation Row》的歌词。 马世芳也曾经两次亲历迪伦的现场。第一次是1997年在日本,一口气连看四场。这四场演出属于迪伦从88年开始至今没有的结束、人称“The never ending tour” 的超长巡演(今年4月迪伦在北京、上海的演出也属于这个没有结束计划巡演),这场“永不停歇”的巡演也早已经成了迪伦传奇的一部分。而在97年,魔岩带来的热潮还没有完全消退,我离听全迪伦的全部录音室唱片也还差得远,迪伦的现场如滚雷巡演、1966年在英国皇家阿伯特宫包括正在发生的“永不停歇”,对我而言完全就是传说。能够亲眼看着传说写成,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所以《昨日书》里面关于迪伦的几篇文章,毫不意外的到处写满了兴奋、激动和泪水。 如果把《昨日书》看做一本为青春而作的记忆之书,马世芳所说的“台湾性”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注脚,乡愁与记忆在台湾文化里面算得上一个最基本的命题,而《昨日书》里面最精彩的文章也恰恰都和已成为台湾记忆的那些音乐故事有关。 比如1976年12月3日在淡江文理学院的那场后来被称为“淡江事件”的民谣音乐会,我觉得那天顶替打架受伤的胡德夫、像扛扁担一样扛着吉他上台的邋遢胖子李双泽讲出的那句“我们应该唱自己的歌”,不仅是民歌时代最重要的一句话,也让这场在当时极普遍的校园音乐集会的意义一点不亚于10年后在工体那场因崔健唱出《一无所有》而成为一代人记忆的群星演唱会。但比起做了录像的群星演唱会,“淡江事件”却连一张照片、一段声音都没有留下来,所以马世芳写的《一九七六年那支可乐瓶》,因为记录了胡德夫、陶晓清两位当事人的回忆也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尽管在这篇文章里面马世芳说李双泽砸碎可乐瓶这个具有象征性的事情属于后人的添油加醋,但这丝毫无损李双泽的形象,比起人为的神话,真实才是最可贵的。 说到马世芳的母亲陶晓清,从民歌时代开始就一直是台湾流行音乐最重要的推手之一。马世芳写了很多和台湾流行音乐有关的人和事,却从来没有让陶晓清作为主角在他的文章里出现,我期待着马世芳能够写一本关于他母亲的书,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替他想好了书的名字,还是一首迪伦的歌——Mama, You Been On M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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