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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仇和

不知道昨天坐在主席台上的仇和是什么心情?是高兴,还是遗憾,或者五味杂陈、已经分辨不出味道。看新闻的时候,我妈说“仇和比刚来的时候老多了”,是啊,4年来,这个被冠以“最具争议市委书记”名号的官员,一心政绩、事必躬亲,他也许是昆明最忙、最操心的人,最终却没有如坊间传说的那样成为省委书记、省长或者调入中央,只略升了小半格,担任了排名“小三”的省委副书记,当然,这个职位在他眼里也真就只是“小三”。 尽管仇和还挂着昆明市委书记的头衔,尽管升职的仇和在未来几年也还将继续在云南,远远算不上离开,却也是时候回顾一下仇和07年底至今在昆明的执政历程了。 一、转折点 我觉得对仇和本人最重要的事不是滇池治污或者招商引资,也不是地铁建设、交通治堵或者城中村改造,甚至不是“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诈骗案,而是在昆明“创卫”过程的一件小事——拆除防盗笼,但这件事却堪称仇和在昆明执政生涯的分水岭。 在拆防盗笼之前,借着整肃政府作风、公开办公电话、各级领导进行公开承诺、推行限时办结制等举措,仇和以极短的时间就征服了昆明市民。记得09年曾出版过一本叫《仇和十年》的书,虽然明显是软文,但在昆明仍然销售火爆,当时仇和在昆明的声誉之隆,在我印象里,或许只有98年要趟“地雷阵”的朱镕基可比。 分析仇和的为官之道,其实和朱镕基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用高新、何频写的《朱镕基传》中的提法就是“讨好两头,得罪中间”。“讨好两头”就是上讨好中央,下讨好普通百姓;而得罪中间指的是得罪昆明的中层官员,虽然得罪人总归算不上好事,但这里面的利弊得失却是很容易计算的,得罪中层尽管可能带来麻烦,但如果不得罪这部分人,工作就无法开展,没有政绩,讨好中央就成了空话;不得罪这部分人,也无法迎合普通市民整肃官僚、拖沓、推诿、腐败的期望,讨好百姓也就成为了幻想。 应该说仇和的策略是成功的,他在普通百姓甚至基层公务员中获得了一边倒的赞誉,关于他升迁的小道消息在各级官员中广泛流传,最重要的,被他得罪的那些中层官员尽管怨声载道,却只能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干活。 但拆除防盗笼的政策恰恰破坏了这个策略,仇和的枪口竟然对准了他必须要讨好的普通百姓。在昆明,几乎所有90年代后期以前修建的房屋都装有防盗笼,对昆明这个治安极其一般的城市,防盗笼不仅是市民对安全的一种精神寄托,还有晾晒衣物、储存杂物等功能,拆除防盗笼不仅增加了不安全感,客观上还减小了住房的可用面积。这项直接损害了市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市民的政策几乎在出台的一瞬间,就点燃了市民的怒火。 因此,当拆除防盗笼的政策一出,形势立刻逆转,再加上拆临拆违、密植行道树、螺丝湾搬迁、城中村改造、地铁建设封路、华西诈骗案等引发民间激愤的事件接踵而至,仇和在市民中的声誉急转直下,由沸点瞬间降至冰点。如果说在09年底拆防盗笼之前,骂仇和会被市民看做腐败官员的同僚,是政治不正确的话,那么在拆防盗笼之后,称赞仇和,就成了新的政治不正确。 更糟的是,以前只在私下骂仇和的中层官员,尽管现在仍不会直接对抗,却也敢明目张胆地用曲解、推诿、拖延等方式应付仇和,甚至故意将他的要求执行偏以激起更大的民愤。比如种植行道树,对绿化糟糕的昆明本来是好事,但在窄窄的人行道上种两排行道树的结果是人行道没人走的地方,种两排树并非仇和的要求,但板子仍然打在了他身上。更多的时候,仇和不亲自检查的工作就没人行动,以前很多在局一级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都要等他签字,在一片骂声中,他真的很辛苦。 仇和真正忽略的是,支撑他仕途的除了人脉、政绩,民众的支持也是极其关键的,或者说民众的支持其实就是他政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朝廷甚少重用争议人物的情况下。丢掉了民声,仇和丢掉的其实是上位最大的砝码,考虑仇和透支式发展给未来昆明带来的巨大压力(甚至可以说是烂摊子),仇和没有被按死在昆明市委书记的位子上,还得以升了半格,他真该谢天谢地谢朝中人了。 二、仇和不是改革派 关于仇和最大的误会,是把他称为改革派。当然,这首先是因为“改革”概念的混乱。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改革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词汇被加上了无数美好的光环,政府、企业几乎言必称改革,除了经济改革、时断时续的行政体制改革和从未真正启动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等宏观的全局性的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养老改革、就业改革、住房改革、工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农业改革、金融改革……,几乎每个领域都在改革,这些改革触到了每一个国民的切身利益,无数人流泪甚至流血,当然,也有少数人获得了利益,真正的少数人。 对“改革”的迷恋甚至到了食堂使用餐盘代替饭盆可以叫伙食改革、公厕使用马桶代替蹲坑可以叫卫生改革的地步。“改革”代替了“革命”在中国的地位,却没有改掉“革命”后面文革般的狂热,而在狂热中,我们甚至忘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改革”。 在当下中国,真正的改革,其逻辑必然是由极权走向分权与制衡、由专制走向民主和自由、由封闭走向开放与融合。 但如果拿上面这三条来衡量仇和,就会发现仇和在昆明的所作所为和改革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仇和整肃官员,别说触碰体制,甚至没有真正引入监督,只是给他增添一个管理属下、制约属下的法宝,为他集中力量出政绩创造了条件;仇和行政,无论是滇池治污、招商引资、昆明创卫、地铁建设、城中村改造……,每一件都是集全社会之力办大事的典型,他的每一项重要举措几乎都是以“运动”的方式来推行的,政府不仅没有变小,甚至更大了。 这里还想讲两个小事: 一个是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的拆除防盗笼,可能是预料到了拆除的阻力,仇和当时的一个举措是要求昆明市各级公务员先行拆除,而且作为死任务下发到各部门,并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一人不拆,整个部门班子受累。但在消息曝光后,市政府又匆匆申明,从未发过类似的文件,从未开过类似的会议,所有的公务员拆防盗笼都是自愿行为。 另一个事是仇和的用人,在他刚到昆明时,为了给昆明官员足够的威慑,仇和在推行官员公开承诺的同时,面向社会招考、培训了100名科级以上的后备干部,他把这100人放到各县区、各部门,并直言,一旦哪个部门的领导被拿下,他不怕没人换了。用屁股都能想明白的是,这100人到岗后,尽管职务不低,却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被排挤、被闲置的待遇。当仇和度过了适应期,确定了他的核心人马之后,我想他甚至有可能忘了他曾经大张旗鼓地搞过这么一次公开招考。后来这拨被称为“仇100”中的部分人曾经联名给仇和写信,要求调整岗位、授予实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博士毕业、硕士毕业直接参加招考的,他们在几无社会经验的情况下,就进入了泥沼般的官场,我想他们仍然太不了解中国了。 讲这两个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说仇和同那个被塑造的“争议人物”是不完全一样的,他并没有那么的直率。机变与权谋,这些官员生存的基本技能,他都有,甚至还很强,他想打造一个高效的政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霸道的、无所不能的政府,他对公平、公正、公开却远没有他嘴上说的那么执着,从根本上说,他和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其他官员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可否认的是,仇和确实是实干家,我至今还记得他刚到昆明去视察高架桥建设时准确地说出了桥面产生裂纹的原因,去视察污水处理厂时对污水处理方法的熟悉,就算他是临时抱佛脚,现在又有几个领导肯去抱一抱呢?但问题是他的实干能给多少人带来幸福?他的实干产生的成效比那些混吃等死的官僚又多了多少? 如果不触碰体制,做任何事情要么是为过去查缺补漏,要么是沿着老路越走越偏,真正的机遇在未来,只盯着过去,不革新体制,流再多汗也将毫无成效。 真正吊诡的是,仇和成为“争议人物”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他的实干,他比别人干了更多的事。他再次证明了这个体制其实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革新的能力了,这个体制仅仅只是凭它的惯性在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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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吞面

春城已经名不符实了。昨天来了冷空气,昆明的气温一夜间降了10度,只穿衬衣,坐在房间里竟还觉得冷,这才10月中旬,却已经有了12月的味道。 天冷,肚子饿得就快。晚上在家看球,曼城对维拉,刚过半场,就觉得腹中空空了。云南的夜宵主打的是烧烤,热爱夜晚的颜峻就曾说“云南是烧烤的故乡”,不用说个旧、建水、版纳这些烧烤圣地,在昆明也可以轻易地找到美味;也不用说像“江湖一盏灯”这样已成传说的江湖名店,在昆明比得上传说的无名烧烤摊子不会比城中村大规模拆迁后空置的地块更少。 但我对烧烤却从来没有像我不少好友那样持久的热情,往往就是尝尝鲜,实在没有发展成爱好的欲望。再加上这几天上火,别说吃,闻到烧烤又辣又燥的味道都会觉得嗓子发痒,还好烧烤的好生意也带动起其他的吃食,比如号称来自安徽的担担饺,现在就几乎成了昆明烧烤摊的固定搭档。 多数的担担饺并不好吃,它能得以生存,全赖其近似无味的清淡恰可调节烧烤的浓烈,味精败坏了人们调制美食的耐心,香菜的清香、虾米和紫菜带来的自然鲜甜是层次丰富的,而谷氨酸钠,尽管是鲜的本质,但它的外延实在太单薄也太无趣了。 广东的餐厅就很喜欢标榜自己“决不使用味精”,尽管多数时候这也就是招揽生意的噱头,却也再次印证了把吃看做生活的广东人对食物的挑剔。这种挑剔让他们有了足够的耐心,我曾见过朋友的母亲花去一整天的时间只为煲一锅汤,而朋友说他妈妈已经这样过了30年。 煲汤如此,小食亦然,广东最招人爱的美食,都是极耗心力的,像云吞面,街头巷尾家家小店都在买,看似简单,实际却很复杂。比如云吞,很多人只关注里面的虾仁,个够不够大、味够不够鲜,而忽略了里面的猪肉,其实正是猪肉的包裹的让虾的鲜味不会在煮云吞的过程里流失,而肥瘦得宜的肉馅流出的肉汁更是激发了虾仁的鲜味,不仅更多汁,也鲜得更有层次。 好的云吞,口感是丰富而不是极致,所以尽管多数店家也都在出售云吞净食,但卖得好的仍然是云吞面,也许就是因为银丝细面的加入可以让云吞的口感更丰富,当然可以说得更地道一点,面才是主角,云吞其实就是调料。 广东的细面不同北方的面条,它极细但又要有极好的筋骨,咬起来要可以弹牙,又不能像皮筋一样咬不断。这是真正考功夫的手艺,从打面到煮面到拌面,每一道工序没有三、五年的摸索都很难出师,而高明的食家嘴刁得甚至可以分辨出做面用得是鸡蛋还是鸭蛋,所以当机器制面普及后,虽然机制面比不上好的手工面,但产量低、工艺难的手工打面和其他很多手工活计一样,都已经奢侈的可以消失了。 云吞面的另一个关键是汤底,通常是用大地鱼、猪骨和虾壳来熬,汤要熬得很清,而味道要鲜但又不致鲜,要突出面和云吞的味道,又要引起回味。所以,每次在吃云吞面的时候,我都会想,发明云吞面的那位广州师傅一定是深谙中国人处事之道的,他的一碗云吞面竟处处是中庸的哲学。 我吃过最好的云吞面是在香港,那次是我第一次去香港,和我家领导一起。我们从尖沙咀扫街到中环,当我两手都拿满购物袋,我家领导也基本走不动了,我们想去坐天星小轮看维港的夜景,却又走岔了路,我有点饿了,就抓着我家领导进了一间卖云吞面的小店。30块钱的细蓉却只有很小的一碗,那次旅行我们一直在感慨香港的便宜,那碗云吞面是我们唯一抱怨贵的一次,但味道却出人意料的好,无论面、云吞还是汤底,几乎每一口都是惊喜。 后来我才知道了这家貌不惊人的“麦奀记”是香港数一数二的面店,但和香港的很多小店一样,尽管它已经出了名,却仍然只有两家店,如果在内地,恐怕早不下十间甚至可以考虑加盟连锁了,但他们却乐得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小生意、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不是野心大小的问题,自由而宽松的环境从来可以给人更多的选择。 后来我又吃过不少云吞面,甚至也再次去了麦奀记,却再也找不到曾经吃过的味道了,很多时候,最好的味道其实不是食物,而是记忆,就像柏桦写的那样,“唯有旧日子带给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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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有句口号叫“有事找警察”,这句口号在昆明叫的特别响,电视上、电台里经常都可以听到。但昆明的治安却一直不算好,偷盗抢劫事件时有耳闻,不过在我的印象里,警察还算好找,虽然来了也没解决过问题。 昨天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他刚从医院出来,他告诉我,前几天他遭遇了一次抢劫,幸好他行伍出身,拳脚了得,三两下摆平了来抢劫的三个毛贼,却未发现一直站在旁边抱着一个小孩的婆娘原来和这三人乃是同伙,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这婆娘一刀刺入腹部,血流不止。 一来受了伤,二来也由于不打妇女的祖训,朋友放跑这三男一女。眼见血越流越多,他脑子里竟然钻出了五个奇怪的字“有事找警察”。 还好不远处就有为抓电动自行车带人而设的卡点,朋友走了过去,请求一警察帮忙,正在罚款开票的警察瞟了他一眼,说: “等等,现在忙得很。” 想到离医院已经很近了,朋友便决定自己走去医院治疗。不想在半路又遇到一骑电动车得交警,朋友再次求救,这位同志的态度显然要好的多,他停下车,坐在车端详了一下朋友,然后冷静的说: “等等,我是交警,这事不归我管,我去叫人” 说罢,骑着电动车便消失了。 说完这个近乎段子的真事,朋友总结了一句,“瞎猫只等死耗子,有事等不得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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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圆通山要搬走

加拿大籍的美国老太太简·雅各布斯写过很多书,但真正出色并为她建立了巨大声誉的却只有一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这本关于城市规划的经典著作里,简·雅各布斯批判了20世纪流行的城市规划理论,特别是那种号称科学的基于功能划分把行政、商业、住宅、交通等等一块块隔离开来的规划理论。雅各布斯指出城市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创造、保护多样化的生活,尽可能给市民提供活跃的街道和经济机制,她重新“发现”了人行道、社区公园、城市街区在城市生活中的功能,她提到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应该可以方便的让有共同兴趣或相关利益的人聚拢,一条好的街道或一块好的街区应该和周围的地方相互交错而不是截然分开,一个街区能否成为一个区域的中心取决于这个区域能否帮助其他的弱小街区摆脱隔离状态。由此,一个好的有生气的城市应该创造有趣的街道、功能交织的街道网,并把公园、广场和其他的公共设施融入街道,一方面丰富街道的功能的多样性,一方面也真正把城市的各种功能融合起来,创造真正适于人生活的环境。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于1961年,简体中文版于2005年出版,06年很快进行了再版,加上《南方周末》及王石等的推荐,这本书早已是一本大名鼎鼎的“老书”了,今天拿这本书出来回顾,实是因为在微博上流传的一则消息——昆明圆通山动物园将搬迁,原址或将进行地产开发。 查看大图 说句实话,对这条新闻的真实性一开始我是有所保留的,至少从短期来看,我觉得对圆通山进行地产开发面对的困难太大,文物保护、林地保护、市民感情甚至是开发细节涉及的土地价格、规划限制(哪怕仅考虑密度、容积率因素)、三通一平成本等等都将是让开发商不得不认真审视的问题;而昆明市政府尽管身负重债,在城中村改造遭遇瓶颈且资源逐步枯竭的情况下,加快新机场建设尽快释放巫家坝机场及其周边土地或推动地铁周边土地开发都将比开发圆通山带来的效益更大,而且阻力更小;对昆明现任的父母官仇和童鞋而言,开发圆通山就是直接推翻其建设“湖光山色”新昆明的战略,对于一个有更大仕途野心且处在调迁流言中又招惹了非法楼盘诈骗案件的官员,实在没必要为了一个在自己任期内见不到任何效益的事情(这句话纯属臆测),去招惹一身腥的。 但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而且这些年超越我们想象的疯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上演?何况,“拆那”不就是“拆哪都可以”。 关于昆明,昆明人最爱标榜的就是慵懒和闲散,为官者也费尽力气争得了“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名号,而长出这些慵懒与幸福的是翠湖、钱局街、文化巷……这样复合着购物、居住、教育、餐饮、游玩等等功能的区域,而不是世纪城、新亚洲这样的新住宅小区。很多时候,昆明人都会回忆起武城路、长春路、老金碧路这些传统的昆明街道,有时候,我们会讲起,这些老街随便留下一条,就没丽江古城什么事了,但真正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是这些老街构成的生态,和每一个个人普普通通的生活;一部《东寺街西寺巷》受到了多少昆明人的喜爱,除了幽默搞笑,剧中传递出的老昆明人的生活趣味又引发了多少人的共鸣。如果说上海人的市民文化长在弄堂里,那么昆明人的文化就藏在那些老街里。 经过多年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这些老街早被拆的七零八落,新建的号称“昆明老街”的正义坊连徒有其表都做不到,更别奢谈什么灵魂了,早在90年代末,堪称昆明文化代表的于坚便沉痛地说“我从未在其中居住过……”。 抗拒现代化的生活当然是一种愚蠢,但现代化的作用是改善而不是破坏。我不是在忆旧,也不为传统和现代而争论,翻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些年愚蠢的规划与建设破坏的其实是让百姓活出了滋味的多样性的生活,生产出的却只是北市区这样的睡城。这当然不仅仅是昆明的问题,全中国张着一样脸孔的大小城市都是这个样子,没有温情,太多冷漠,多样的城市文化早就唱成了同一首歌。 今天大部分昆明人不同意圆通山动物园的搬迁,实在是因为春天到圆通山看看樱花、带孩子去认识一些动物、和恋人坐上摩天轮看看昆明城早已融化在昆明人日常生活里面,甚至自然的不值一提。而这么多年的建设对城市生态的破坏,早已让我们相信如果对圆通山进行开发,其结果肯定是有一次的破坏,而我们已不能再忍受一次新的破坏了,保卫圆通山,就是保卫生活。 其实远比圆通山更具开发价值的是五华山,论风水,从吴三桂起便被推为昆明龙脉所在,并一直作为省府的办公地点;论地理,其可连通正义路、人民中路、圆通路、翠湖、青年路等地,若打通,可大大扩展昆明主城核心区的面积;论人望,此地若向公众开放,必得全城称颂;论发展,此地的开发成功,可消除大众对开发圆通山乃至翠湖的顾虑,届时昆明主城区的功能将大大加强。 开发五华山,而不是圆通山,作为一个市民的建议,烦请各级长官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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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成路

武成路拆迁更名已经15年了,我30岁,却有一半的年纪在这条街上渡过。 我和我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这条街上的小孩,我们见面频繁,却总爱聊起武成路,如果有外人在,那几乎就是一种炫耀,却忘了7.8岁开始记事,到15、6岁搬走,我们知道的那点掌故,实在拿不出手,何况八、九十年代的少年,梦想的是单元楼房、阳台、煤气和家里的厕所,那些青石板、格子窗实在太过常见,在我的儿时生活里,它们太普通,没有那些作家写得那么沉重,也没有我们自己回忆里的那么亲切。 武成路上的房子留到今天的只有紧紧相邻的武成小学和三一圣堂了,它们却是以前的武成路上最新的建筑。 武成小学是我的母校,那里原来是旧昆明的武庙,后来却变成了学校。昆明也有文庙,后来里面开了茶馆、台球室、游戏厅,现在“庙”还在,还成为了文物要保护,但它的主要的功能却是停车场。实际上,对很多昆明人来说,文庙早已仅仅只是一个地名而已了。 因为扩路,武成小学现在的面积比我念书的小了差不多1/3,那颗百年的大槐树还在,以前高大光鲜的教学楼却早已显得破旧,它依然是昆明最好的小学之一,每天上学放学的时段,校门口门庭若市、接送小孩的车辆总是让6车道的人民中路(武成路拆迁改建后改名人民中路)短暂的堵死。尽管学校周围没多少住户,要想把你的孩子送进去念书,单有钱恐怕也还是不行的。这个想法仅仅是我的揣测,无非是早几年,一位我以前的老师曾告诉我,当时我们班上不少干部子弟,省长家的就当班长、市长家的就当学习委员、……、普通百姓家的就什么都不当,事情从来都那么复杂,而我总怀念那时的天真。 “天真”这个词早已烂俗的可以被归入郭敬明、余秋雨一类了。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从人性恶的角度来看待人和事,但我仍然觉得把我所知道的所有好词都用来赞美“天真”,也还远远不够。中国教育一个很恶劣的地方,是它为了强调精神的力量,就莫名其妙地把精神和物质对立了起来。八十年代,有几年的六一节,三一圣堂会给小朋友发小蛋糕,排队领取小蛋糕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之一,如果你以蛋糕是物质来批评我快乐的低下,我实在不知道你怎么为教堂不计物质传递福音的精神来唱颂歌,当然,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者。 武成路的拆迁,是当年昆明大规模旧城改造的一部分,长春路、金碧路、青年路……这些当年昆明最热闹的老街也一一消失,如今的这些街道,只剩宽阔的马路,不再有如潮的人流和昆明的味道。 被从城中心赶走的人们,却依然继续着往昔的生活。最多拆迁户居住的丰宁小区,很快的热闹了起来,卖报的、修表的、服装店、水果铺一家接着一家开业,各种吃食更是丰富,小吃、炒菜、烧烤、火锅家家人声鼎沸,伊天园、飞阳铁板烧这些昆明大的连锁餐饮起家的时候都是丰宁小区里的大排档。在丰宁的菜场你会碰到诗人于坚,他喜欢那里的丰富和带着泥土味的新鲜。在一个慢慢变快的昆明,丰宁小区却执拗的停在了那个吃吃喝喝、喝茶聊天晒太阳的昆明。 去年年初昆明拆防盗笼的时候,顺便把路边的菜市场也一起清理掉了;更早的时候,有生羊血买的羊肉一条街也在拆违章建筑的时候拆掉了;不少老人家去世了,他们的儿女卖掉或者租掉了丰宁的房子,搬去更新的小区了,新搬来的年轻人忙于工作,街边聊天的人也渐渐少了,或许有一天这里也将变的安静,脱掉不合时宜的市井气味。 我们这个时代对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好的定义实在是太单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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