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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是个大问题

(谨以此文向标题党致敬) 一、 我有一个亲戚,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分配进了政府机关,平平淡淡(也或许是血雨腥风)地工作了三十多年。 我的另一个亲戚,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分配进了一家工厂,三十多年过来,他的生活也平平淡淡,但他工作的工厂却经历了从承包制开始的每一轮企业改革,最终关停并转。接手这家工厂的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工厂的在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新式的小区,关于这家工厂,除了当年的老工人,已经没人再记得起。 我这两个亲戚都已经退休了,前者的退休工资差不多是后者的4倍,还不算差距更大的住房与医疗待遇,后者常常感叹,当年机关和工厂都差不多,哪知道现在差别那么大,要是进了机关该多好? 让他感叹的是“贫”与“富”的对比。 二、 我有一个朋友,做安利的,每天上课、见客,忙忙碌碌,她很早就得了传销强迫症,很多时候我都很怕和她吃饭、聊天,因为三句话一定回到安利。 我的另一个朋友,也是做安利的,也是传销强迫症患者,他每天也上课、见客,忙忙碌碌,我更怕见他,因为他每句话都是安利。 他们差不多时间开始做安利,现在前一个朋友已经换了房、买了车,而后面这个依然租住在狭小的旧式单元房里。一次聚会,后面这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多少有些沮丧地说,他考虑不再做安利了,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没有前面那个朋友办法多、路子活。 让他沮丧的是“贫”与“富”的对比。 三、 贫富差距往往被错误的理解,特别是在贫富差距被恶性拉大的社会。 一家私有企业不会刻意去缩小员工间的收入差距,如前文提到的安利,它不会为我那位业绩不佳的朋友建立补偿机制,相反它的提成制度是倾向于业绩优秀者的,它让绩优者获得“超额”的收益,从而鼓励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就是管理上常说的“绩效导向”。 “绩效导向”不仅适用于企业,同样适用于社会,为社会创造更大财富、把“蛋糕”做大的人,理应获得更多的收入。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不断地投入到创新性的工作中去,社会也才会保持活力。另一方面,创新者不仅增加了社会的财富,也带了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行的成本,事实上增加了所有人的收益。因此,创新带来的贫富差距不仅不可怕,反而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需要注意的是,创造财富的人不一定等同于占有财富的人,占有财富的人如果不继续进行创造性的工作,那么它财富的增加也将放缓甚至停滞,它占有的财富占整个社会财富的比例也会不断地下降。比如2000年以后的微软。 还需要注意的是,创新机制也包含了淘汰机制,缺乏创新能力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缺乏工作能力的员工会被企业淘汰。如果说对企业,重要的是淘汰机制的公平,那么对社会,则不能缺少合理的补偿机制。没有人希望生活在血腥的丛林社会,包括最具创新能力的那部分人。负责建立补偿机制的通常是政府,还包括被称为“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只是政府往往会刻意夸大补偿机制的有效性及政府在建立补偿机制中的作用,而且政府也更乐意采取财物等事后补偿的方式而非增加教育投入等有利于提升起点公平性的方式,因为政府总是希望干涉正常甚至主导收入分配。 四、 我并不赞同欧洲式的“高福利”,高福利不仅会削弱对创新的激励,也变向地鼓励了懒惰和保守,社会财富的增加会变得缓慢,社会的生态也将变得封闭。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证明,一个缺少创新的封闭市场将会导致资本向少数人集中,无论设置多高税率,都无法阻止这一趋势。高福利,这一看似平等的制度其实蕴含了极大的不平等因素。 如果说民主政治下的“高福利”虽然存在着创新枯竭、社会停滞的隐忧,但的确做到了前所未有的“均富”,那么专制制度下的“均贫富”不仅无法做到“均富”,甚至也不是“均贫”,而只会造成极少数特权阶层垄断绝大部分财富,而多数人贫穷的局面。 以中国的历史为例,当统治者发现贫富差距扩大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时,就会提出“均贫富”,但在落实过程中,根本不会触及占有最多财富的特权阶层,而只是打击民间的相对富裕者,“均贫富”往往变成特权集团对民间的抢劫,“均富”的结果是民间的“均贫”,同时还严重的损伤社会本就匮乏的创造力。 当统治者要避免社会因停滞而陷入崩溃时,就会把“均贫富”的理想放到一边,推行刺激经济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民间的动力,从而带动社会财富的增长,但传统经济的本质是权力经济,而权力获取收益的方式不是创造而是掠夺,权力经济的增长不是做大“蛋糕”,而是抢走别人的“蛋糕”。历史上的盐铁专营部门,今天的石油、电信等国企,都是权力经济损害民众与社会利益的生动范例,这类企业越强大,就意味着特权对民间掠夺越严重,社会的生态也就越扭曲。 事实上,权力体制下,做为手段的“均贫富”与“不均贫富”,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其目的不在于创造公平或推动发展,而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看似截然相反的“均贫富”与“不均贫富”实际上有着完全一致的内在逻辑,它们如“权力导向”分配体制的“一体两面”,联手制造了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难以弥合的贫富差距,求稳定而最终丧失稳定,它们的交替出现也成为了中国治乱循环中最典型的景象之一。 五、 “权力导向”的分配体制之所以只会造成恶性的贫富差距,原因在于“权力导向”不仅无法实现起点公平,也不可能做到过程的公正。由于权力垄断了资源、控制了规则,财富分配不是看谁更能为社会增加财富,而是看谁掌握权力,谁离权力更近。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两个亲戚,当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一样由统治者直接控制时,他们获得的收益是没有多少差别的,当国企民营化了,他们的收入便因离“权力”的远近迅速体现出了差别。 但有趣的是,和我在工厂工作的亲戚一样,我观察到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并不特别厌恶这个分配体制,因为相比在资源被垄断的市场里面创造,进入权力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或者说,相比进入权力后收益的可预期性,市场——无论是健全市场、还是跛脚的市场——的不可预知性让人却步。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导向”的分配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因而不具备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动力的创新,其实也是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创新不只是人类的自觉,更是人类的天性。 而创新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支持,不利于创新的制度不管占尽多少优势,也必然衰败,而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不论遭受多少误解,也会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自我完善,不断成长,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贫富差距并不总是可怕的,“权力导向”的分配制度产生的贫富差距扭曲社会,而“绩效导向”的分配制度产生贫富差距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却是社会的动力,自由市场必然取代权力经济,“绩效导向”的分配制度也必然取代“权力导向”的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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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说对了什么?

不久前,柳传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就跟外汇似的,砰一下拧过来,老百姓接受不了,就会出事。打比方说,我上次在中欧商学院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老柳的话一出口,便招来了如潮的恶评。但遗憾的是,除了那些简单地把柳传志划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的“愤怒”之言外,多数批柳的文章(或言论)也只是在讲民主(或现代民主)的好及老柳“否定”的民主的错,而甚少去回应老柳言论中隐藏的问题——民主不错,但如何实行? 和专制不同,专制,无论是极权专制,还是所谓的“开明”专制,都是个人的灾难,也都必然导致老柳所说的“万劫不复”。而民主,尽管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却并非有了民主就可以产生好的社会生态。民主的核心是权力的归属,但更重要的是权力的制衡,有了适当的制衡机制,一人一票的英美就成了是民主的典范;而缺少合理的制衡,一人一票的拉美就成了失败的标杆,而一人一票的俄罗斯则只能叫做“民主的专制”。 一人一票不难,但设计好的制衡机制却很难。事实上,制衡从来都不是设计出来的,制衡来源于不同利益群体(个人)的斗争,因此也可以说,民主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当政者的自觉,而更依赖于民间权利(非权力)意识的增长而产生的民间力量的增强,虽然民间不会是铁板一块,甚至会有巨大的冲突,但多元文化的冲突造成的往往不是灾难,而是“伟大的妥协”。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并非目的,而是手段。我们追求民主,是因为民主是最能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争取民主的实质就是争取人权。而离开了人权这个核心目的,民主将变成另一种掠夺权力、侵犯权利的工具。 因此,尽管我不同意柳传志“民主应该缓行”的观点,但我也不认为他对“一人一票”的担心是多余的,脱离的人权、忽略了制衡的民主是空洞的,就像没有产权保护、没有法制支持的市场经济只是一具空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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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英案

一、 简化一下的话,吴英案涉及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 第一是有没有罪的问题,转化一下就是民间金融的合法性问题,深入一点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前途问题; 第二是在假设她有罪的前提下,该不该判她死刑的问题,这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乎司法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法治问题。 但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人权。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与契约,而产权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同时,没有产权作为基础的契约是毫无意义,为什么在中国欺诈违约横行、合同仿似一纸空文,我觉得很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享有的产权是不完整的,我们无法获得产权的完整收益,也就时刻想逃避由产权带来的责任,以至于严守契约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无法抵消违约、造假形成的风险收益差,所以契约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产权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受到保护的私人产权就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石。 如果换个角度,我们也会发现对产权争取和保护产权制度的产生其实是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以中国为例,保护私产入宪、《物权法》出台其实都是推行市场经济(虽然仅只是不完善甚至被扭曲的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发生在拆迁、征地中的抗争为什么越来越普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了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另一方面,死刑问题就是人权问题,对死刑的态度也是反映一个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的重要维度。举个很五毛的例子,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逐步减少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这些限制死刑、增加人权的措施其实都证实了中国政治体制相对于30年前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远远低于预期,但它确实发生了。 这也说明,人权与政治体制的进步是互为因果的,人权(即公民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民主政治的推进又将促进人权的提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韩三篇”,就会发现“素质论”其实是个陷阱,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民众都是愚蠢的(至少是相对是愚蠢的),差别不在于思想、文化、科学知识这些东西,而是权利的意识。杨佳、钱云会、钱明奇等等,他们未必有多高的“素质”,但他们都知道去要一个说法。 回到吴英案,张维迎先生曾经发问“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我想吴英案意味着执政者对个人权利的又一次压制。说到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集体本位的传统社会,虽然中国从这样的传统社会向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过渡的进程是不可逆的,但这需要更多人的努力。今天为吴英要一个说法,其实也就是给自己要一个说法。 二、 关于吴英案的讨论发生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之时,或许是个巧合。 同样巧合的是,无论对吴英案的讨论,还是对小平南巡的纪念,绝大部分的声音都来自民间。如果说对吴英案的静默只是延续了官方处理类似热点事件的一贯做法,那么官方对南巡20周年的“冷纪念”则再一次证实了官方改革动力的丧失,虽然正是诞生于南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在事实上构成这个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共识的说法是,在改革的初期,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深受旧体制之苦,所以尽管中国的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计划步骤(摸着石头过河),但由于大家在告别旧体制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初期的改革是极其顺利而高速的。 但问题是,随着改革的推进,特别是经济改革的单方面推进,公平特别是起点公平的问题被严重忽视了,被扭曲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权利的恶性结合造成了扭曲的社会分配,巨大的经济成就背后却是再一次的社会失败,如果说文革是社会总溃败的话。 但现行的体制却特别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更多地撅起利益,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而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对普罗大众最有利的制度安排,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保护权利,但不容忍特权,这显然是靠特权获得政治、经济利益的既得利益者无法容忍的。 另一方面,在既得利益者内部,利益同样是分化的,哪怕是有限度的改革也难以达成共识,换而言之,他们对推动改革的兴趣已被对利益的争夺取代。所以当前中国的一个现实就是,不仅政治改革被搁置,经济改革也趋于停滞,但社会的生态却在不断地恶化。 回到对吴英案的讨论,也包括近年来围绕其它热点事件的争论,就会发现,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停止之时,民间的力量却从没有放弃过对改革的推动,尽管这种力量相对于官方的力量而言不值一提,但却绝不是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未来中国的进步,其希望早就不在官方,而在越来越自觉的民间。 三、 在《柳传志的背影》这篇博客里面,讲到中国民营企业时,我曾经写到: 一方面他们要搞清楚权利和权利下的潜规则以求得生存,另一方面他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挑战现有规则、建立新的规则才可以求得真正的发展。但这两者间的平衡是极难把握的,前者的利益谁敢轻言放弃,后者的风险谁又敢随意藐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当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那往往也就是这个社会的局限性。 后来我发现,我仍然过于乐观了,因为比起挑战现有规则,依附权力几乎就是中国企业的本能。 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的序言中说,中国两千年的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但读完整本书,我觉得吴晓波把中国古代企业的地位抬得过高了,在政府面前,中国企业根本谈不上博弈,事实上,历代有名的企业家在权利面前,除了依附就是被抛弃,中国只有“红顶商人”的传统,而没有“企业家”的传统。 回到吴英,实际上,我个人并不认为吴英是出色的企业家,这只要从她涉足那么多行业就可以探知一二。当然,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吴英走的其实也是“红顶商人”的路子,她对权利的态度依然是依附,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先有官员联名保她、后又有官员联名“做她”的“奇观”,而这种先“保”后“做”和历朝政权对商人的“始乱终弃”又有什么分别? 命运真正可叹的地方在于,吴英从没有去触碰依附政府这条经商的潜规则,却因为相信了“坦白从宽”、“戴罪立功”,违反了那条一人扛下所有罪责保住其它人尤其是当权者的潜规则,并由此招致了杀身之祸,这其实才是整个吴英案中最为诡异的地方。 吴英的获罪,再一次证明了当权者已经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民间发起、官方确认”的改革模式已经失效。吴英的获罪,也再次证明没有企业家精神的成长,不摆脱“依附”,中国企业就无法摆脱随历史的“治乱循环”而呈现的“兴衰更替”,换句话说,能让中国企业获得长久发展的不是权力,而恰恰是企业家自己,尽管这要求企业家有更多的勇气、坚毅、隐忍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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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伟的《江城》

读完《寻路中国》再读《江城》,我是有些失望的,就像吃过山珍海味俱全的主菜之后,再回头去吃餐前的小碟。《寻路中国》立下的标准太高了,相比之下,《江城》就显得稚嫩了。 《江城》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书中描写的涪陵,也是他“寻路中国”的起点。作为一个西方人,刚到中国的何伟也无可避免地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我想这并非偏见,更非环球体所指的“别有用心”,一个相对封闭、权利又高度集中的专制国家,在其它正常国家的公众眼中,除了愚昧和所谓的神秘,剩下的当然就只有政治,这就和我们谈论朝鲜时一模一样。何况在这个政治依然无孔不入的国家,要发现那些因政治而荒谬的东西其实并不难。 何伟关注到了在中国无处不在的标语,在他学习中文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留心去看这些标语,甚至以看懂多少标语来检验他的中文水平。但当他终于看懂了这些标语的时候,他竟毫无满足感,因为他发现这些遍布大街小巷的东西不过是些极端空洞、甚至有些伪善的政治口号。 何伟也留意到了和口号一样充斥着政治的活动或事件,有像邓小平逝世和香港回归这样的大事件,也有其支教的学校里其它大大小小的校园活动,他发现在这些事件里面,学生和老师的表现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符合官方的要求,但又不像刻意的扮演。当然如果碰上大事件,官方更会大张旗鼓的组织各类只有政治的活动,何伟详细记录了学校组织的“重走长征路”,他不无调侃的说,一个纪念艰苦长征的活动,却拿着烟厂的赞助,更有趣的是,学生代表终于从涪陵走到了延安,却因花光了钱而不得不由学校派出救援队才保证了学生的返回,这当然是讽刺,现实的讽刺。 何伟还发现了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当他在课堂上比较中国和西方,甚至仅仅是讲美国存在些什么问题时,学生们都总会说“中国是好的,不存在那些问题”;在香港回归时,他发现,尽管他的学生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似乎是在渡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更让他惊讶的是,学校组织篮球赛,当他和另一个支教老师亚当代表英语系参加学校篮球赛时,普通的比赛带上了“爱国”的性质,连裁判的判罚标准都开始倾斜,但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样无可厚非;而在他个人参加的涪陵长跑比赛里面,因为他的夺冠,甚至让被赋予了“爱国”意义的长跑比赛都变得尴尬。其实正如何伟在书中所说,全世界的爱国主义虽然披着高尚的外衣,但骨子里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无知和恐惧。 何伟最不能忍受的是政治对教育的极端控制,他发现不只是给学生的教材全是政治宣传,连他学习中文的教材也全是宣传,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填鸭式,为此他和他的汉语老师甚至爆发了“鸦片战争”。不过中国教育的真正问题还并非教材,何伟观察到,中国学生机械式的学习,他们毫无思考,只要老师说了,就完全相信。他们跟随范本甚至到了抄袭的地步,而相互抄袭更是普遍,他布置一个题目,然后在学生的作业里收到几分一模一样的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按教材,对毛太祖的功过评价为“七三开”,有次他故意说,毛的功有67%,立马就有学生纠正,他说少了3%。 我很佩服何伟对细节的观察、分析、组织能力,零散的材料到了他的手里往往会被梳理的清晰而有条理,《寻路中国》如此,《江城》也如此,但《江城》却远没有达到《寻路中国》的深度。尽管写《江城》时,何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两年,但我想他对中国仍然是不够了解的,《江城》被局限在政治,而并未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里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写他的中文老师,这位廖老师在教何伟中文的两年里一直因教育方法和政治观点同何伟摩擦不断,但在何伟的送行宴上,当学校外办的领导取消何伟的中文时,廖老师竟然出何伟意料地很严肃地指出了外办领导的错误,何伟感到了温暖,也许也感到了迷惑,那个宴会上的廖老师和平常的廖老师实在差异太大。 让何伟迷惑的恰恰就是中国社会最不可言说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有人称为“文化”,也有人叫它“哲学”。当时的何伟可能还不知道“八面玲珑”、“外圆内方”这些词,在当时也许他也不知道,廖老师与他的争辩时的态度仅仅是因为“老师”这个头衔;他或许也不知道,当他的学生申请入党时,压根可能没想过什么是共产主义,而仅仅只是为了现实的功利。很多时候,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知道不代表要说出来,说不说、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已不仅仅只是利益的机变,甚至成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些必须穿越政治才能真正看得清楚。 好在何伟是一个真正有探索精神的人,《江城》获得了很大的赞誉,他却携妻子再度来到了中国,并一住七年。他本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惊人的洞察力,当他用了足够多的时间在足够大的空间上观察了中国,写出《寻路中国》这样的杰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最后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英文书,在理解上肯定有非常多不到位的地方,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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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日和哈维尔

“伟光正”的金正日同志或许没想到,他竟然和绝对的“反动派”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前后脚去世,如果他和哈维尔在黄泉路上相逢,不知道他会不会感到一丝恐惧,毕竟以他的体型和智商,无论斗力还是斗智,都决不是哈维尔的对手。 金胖或许也没想到,他的死会让西朝鲜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我在微博上看到不少人叹息调侃金正日的声音掩盖了纪念哈维尔的,但对金正日的调侃并非幸灾乐祸,这种由戏弄引发的欢乐甚至不是针对金正日的,被唾弃、被嘲弄的是天朝的过去、是独裁与谎言,这和纪念哈维尔必然提到的自由、民主与真实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也让纪念哈维尔的那些文字成为了反思金家朝鲜和天朝帝国的言论中最有价值也最有力量的部分。 我特别留意了朝鲜电视台主持人的哭腔和朝鲜人集体的悲痛,我想不能用“真实”或者“虚假”来形容,那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机械的、强迫症般的生理反应(如果把这种反应称为“独裁病”的话,那么比起朝鲜人,我们仅仅只是病情轻了一些而已),是生活被“领袖”蹂躏后的结果。死了一个独裁者并不意味独裁的结束,而改变独裁的体制,断绝独裁的文化,都仍然需要一场“丝绒革命”或者再一次的“五四”。 独裁的领袖妄图绑架一切,而哈维尔不只是一个民主斗士,他还是洞察人性的艺术家,在《给胡萨克的公开信》中,哈维尔写到: 由于试图使生活瘫痪,当权者也令自己瘫痪,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将使得他们丧失令生活瘫痪的能力。换句话说,生活可能臣服于一个长时间的彻底的被强暴、令其衰弱和麻痹的过程。但是,她不可能永远地止步不前。尽管或多或少是隐蔽地和缓慢地,然而她在继续。尽管她一千次被疏远自身,但她总是能以某种方式使自身复原;不管怎样被粗暴地蹂躏,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这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是由于每一个“熵”的权威,其深刻的自相矛盾,它仅仅在有生活的情况下才能压抑生活,因此,说到底,为了它自己存在它要依赖生活,而生活不以任何方式依赖它。在这个星球上能真正毁坏生活的唯一力量是那种不知道妥协的力量:第二热力学定律的普遍效应。 的确,不需要任何理论,仅仅是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就可以突破权利、消灭独裁与专制。所以,尽管独裁者妄想封锁一切,却无法阻止一批又一批的“脱北者”;尽管独裁者可以以一国之力举行盛大的葬礼,却注定无法逃出日后被鞭尸的下场,而平静离开的哈维尔却可以轻易地赢得人们的尊重。 我是通过地下丝绒和宇宙塑料人认识哈维尔的,在多数时候,我熟悉的哈维尔不是作为捷克总统的哈维尔,而是热爱摇滚乐的艺术家哈维尔(当然金胖也号称艺术家),我想应该用一首他挚爱的地下丝绒或者老李的歌来悼念他,本来想选《Beilin》中的“Sad Song”,最后还是选了老李和捷克女高音Renée Fleming2009年在纪念丝绒革命20周年演唱会上合唱的“Perfect Day”,纪念一个伟大的人不需要哭哭啼啼的悲伤,哈维尔配得上“Perfect”这个词。 这首歌也顺便送给金胖,他的死毕竟让这个世界离完美又近了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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