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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是个大问题

(谨以此文向标题党致敬) 一、 我有一个亲戚,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分配进了政府机关,平平淡淡(也或许是血雨腥风)地工作了三十多年。 我的另一个亲戚,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分配进了一家工厂,三十多年过来,他的生活也平平淡淡,但他工作的工厂却经历了从承包制开始的每一轮企业改革,最终关停并转。接手这家工厂的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工厂的在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新式的小区,关于这家工厂,除了当年的老工人,已经没人再记得起。 我这两个亲戚都已经退休了,前者的退休工资差不多是后者的4倍,还不算差距更大的住房与医疗待遇,后者常常感叹,当年机关和工厂都差不多,哪知道现在差别那么大,要是进了机关该多好? 让他感叹的是“贫”与“富”的对比。 二、 我有一个朋友,做安利的,每天上课、见客,忙忙碌碌,她很早就得了传销强迫症,很多时候我都很怕和她吃饭、聊天,因为三句话一定回到安利。 我的另一个朋友,也是做安利的,也是传销强迫症患者,他每天也上课、见客,忙忙碌碌,我更怕见他,因为他每句话都是安利。 他们差不多时间开始做安利,现在前一个朋友已经换了房、买了车,而后面这个依然租住在狭小的旧式单元房里。一次聚会,后面这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多少有些沮丧地说,他考虑不再做安利了,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没有前面那个朋友办法多、路子活。 让他沮丧的是“贫”与“富”的对比。 三、 贫富差距往往被错误的理解,特别是在贫富差距被恶性拉大的社会。 一家私有企业不会刻意去缩小员工间的收入差距,如前文提到的安利,它不会为我那位业绩不佳的朋友建立补偿机制,相反它的提成制度是倾向于业绩优秀者的,它让绩优者获得“超额”的收益,从而鼓励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就是管理上常说的“绩效导向”。 “绩效导向”不仅适用于企业,同样适用于社会,为社会创造更大财富、把“蛋糕”做大的人,理应获得更多的收入。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不断地投入到创新性的工作中去,社会也才会保持活力。另一方面,创新者不仅增加了社会的财富,也带了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行的成本,事实上增加了所有人的收益。因此,创新带来的贫富差距不仅不可怕,反而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需要注意的是,创造财富的人不一定等同于占有财富的人,占有财富的人如果不继续进行创造性的工作,那么它财富的增加也将放缓甚至停滞,它占有的财富占整个社会财富的比例也会不断地下降。比如2000年以后的微软。 还需要注意的是,创新机制也包含了淘汰机制,缺乏创新能力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缺乏工作能力的员工会被企业淘汰。如果说对企业,重要的是淘汰机制的公平,那么对社会,则不能缺少合理的补偿机制。没有人希望生活在血腥的丛林社会,包括最具创新能力的那部分人。负责建立补偿机制的通常是政府,还包括被称为“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只是政府往往会刻意夸大补偿机制的有效性及政府在建立补偿机制中的作用,而且政府也更乐意采取财物等事后补偿的方式而非增加教育投入等有利于提升起点公平性的方式,因为政府总是希望干涉正常甚至主导收入分配。 四、 我并不赞同欧洲式的“高福利”,高福利不仅会削弱对创新的激励,也变向地鼓励了懒惰和保守,社会财富的增加会变得缓慢,社会的生态也将变得封闭。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证明,一个缺少创新的封闭市场将会导致资本向少数人集中,无论设置多高税率,都无法阻止这一趋势。高福利,这一看似平等的制度其实蕴含了极大的不平等因素。 如果说民主政治下的“高福利”虽然存在着创新枯竭、社会停滞的隐忧,但的确做到了前所未有的“均富”,那么专制制度下的“均贫富”不仅无法做到“均富”,甚至也不是“均贫”,而只会造成极少数特权阶层垄断绝大部分财富,而多数人贫穷的局面。 以中国的历史为例,当统治者发现贫富差距扩大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时,就会提出“均贫富”,但在落实过程中,根本不会触及占有最多财富的特权阶层,而只是打击民间的相对富裕者,“均贫富”往往变成特权集团对民间的抢劫,“均富”的结果是民间的“均贫”,同时还严重的损伤社会本就匮乏的创造力。 当统治者要避免社会因停滞而陷入崩溃时,就会把“均贫富”的理想放到一边,推行刺激经济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民间的动力,从而带动社会财富的增长,但传统经济的本质是权力经济,而权力获取收益的方式不是创造而是掠夺,权力经济的增长不是做大“蛋糕”,而是抢走别人的“蛋糕”。历史上的盐铁专营部门,今天的石油、电信等国企,都是权力经济损害民众与社会利益的生动范例,这类企业越强大,就意味着特权对民间掠夺越严重,社会的生态也就越扭曲。 事实上,权力体制下,做为手段的“均贫富”与“不均贫富”,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其目的不在于创造公平或推动发展,而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看似截然相反的“均贫富”与“不均贫富”实际上有着完全一致的内在逻辑,它们如“权力导向”分配体制的“一体两面”,联手制造了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难以弥合的贫富差距,求稳定而最终丧失稳定,它们的交替出现也成为了中国治乱循环中最典型的景象之一。 五、 “权力导向”的分配体制之所以只会造成恶性的贫富差距,原因在于“权力导向”不仅无法实现起点公平,也不可能做到过程的公正。由于权力垄断了资源、控制了规则,财富分配不是看谁更能为社会增加财富,而是看谁掌握权力,谁离权力更近。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两个亲戚,当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一样由统治者直接控制时,他们获得的收益是没有多少差别的,当国企民营化了,他们的收入便因离“权力”的远近迅速体现出了差别。 但有趣的是,和我在工厂工作的亲戚一样,我观察到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并不特别厌恶这个分配体制,因为相比在资源被垄断的市场里面创造,进入权力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或者说,相比进入权力后收益的可预期性,市场——无论是健全市场、还是跛脚的市场——的不可预知性让人却步。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导向”的分配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因而不具备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动力的创新,其实也是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创新不只是人类的自觉,更是人类的天性。 而创新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支持,不利于创新的制度不管占尽多少优势,也必然衰败,而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不论遭受多少误解,也会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自我完善,不断成长,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贫富差距并不总是可怕的,“权力导向”的分配制度产生的贫富差距扭曲社会,而“绩效导向”的分配制度产生贫富差距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却是社会的动力,自由市场必然取代权力经济,“绩效导向”的分配制度也必然取代“权力导向”的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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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说对了什么?

不久前,柳传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就跟外汇似的,砰一下拧过来,老百姓接受不了,就会出事。打比方说,我上次在中欧商学院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老柳的话一出口,便招来了如潮的恶评。但遗憾的是,除了那些简单地把柳传志划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的“愤怒”之言外,多数批柳的文章(或言论)也只是在讲民主(或现代民主)的好及老柳“否定”的民主的错,而甚少去回应老柳言论中隐藏的问题——民主不错,但如何实行? 和专制不同,专制,无论是极权专制,还是所谓的“开明”专制,都是个人的灾难,也都必然导致老柳所说的“万劫不复”。而民主,尽管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却并非有了民主就可以产生好的社会生态。民主的核心是权力的归属,但更重要的是权力的制衡,有了适当的制衡机制,一人一票的英美就成了是民主的典范;而缺少合理的制衡,一人一票的拉美就成了失败的标杆,而一人一票的俄罗斯则只能叫做“民主的专制”。 一人一票不难,但设计好的制衡机制却很难。事实上,制衡从来都不是设计出来的,制衡来源于不同利益群体(个人)的斗争,因此也可以说,民主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当政者的自觉,而更依赖于民间权利(非权力)意识的增长而产生的民间力量的增强,虽然民间不会是铁板一块,甚至会有巨大的冲突,但多元文化的冲突造成的往往不是灾难,而是“伟大的妥协”。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并非目的,而是手段。我们追求民主,是因为民主是最能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争取民主的实质就是争取人权。而离开了人权这个核心目的,民主将变成另一种掠夺权力、侵犯权利的工具。 因此,尽管我不同意柳传志“民主应该缓行”的观点,但我也不认为他对“一人一票”的担心是多余的,脱离的人权、忽略了制衡的民主是空洞的,就像没有产权保护、没有法制支持的市场经济只是一具空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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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阅读计划

近来对行为经济学这个领域十分感兴趣,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入门教材,后来发现了汪丁丁先生所著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以下简称《讲义》),又遭遇网店缺货、实体店断销,后来终于在京东买到,却发现京东玩的原来又是前台显示有货、下单后就转为预购的老伎俩,好在书有了着落,无非就是等而已。 今天中小学全面开学,我也收到了期待已久的《讲义》。 这本书是汪丁丁先生2010年为北大双学位本科生开设的《行为经济学》课程的讲义合集。全书正文610页,共分十讲,每讲又分两个部分,汪先生在北大授课时每次课讲一个部分,一共就是20次,正好够一个学期。 我的打算也是用相当于一个学期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完,不求快,但求精,具体的计划如下: 1、时间上:每周读一个部分,两周完成一讲; 2、内容上:除了《讲义》之外,书中涉及的相关材料、文献也要进行展开阅读,如果涉及内容过多,时间安排可以延后,总得原则还是要“精”; 3、作业上:针对每一讲至少会写一篇总结,整个阅读完成还要写一篇整体性的总结,合起来就是不少于十一篇的总结。 初步计划(但应该不会调整了),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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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浩荡两千年》

从两厚本的《激荡三十年》,到两薄本的《跌荡一百年》,再到只有一本的《浩荡两千年》,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叙述的时间跨度越来越长,篇幅却越来越短,这也恰恰反映了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不仅从来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商业传统,还在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中被压成了碎片,最终被历史遗忘。 限于有限的史料,《浩荡两千年》对中国古代企业与企业家的书写是碎片式的,对各朝特别是较早朝代的商业面貌描写是模糊的,但从整体上看,却又呈现了清晰的脉络,即春秋战国时期为商业体系、商业制度、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摸索期;至秦汉,以“重农抑商”和“国有专营”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尽管后世各朝多有针对经济的变法,但其核心直至清末都没有任何变化。中国古代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一样呈现了超稳定性,政治制度上的“汉承秦制”,到了经济与商业上便是“乱世思弘羊”,这种稳定性最大的结果却是停滞。 吴晓波对造成这种超稳定性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他的一个结论是:以郡县制、尊儒、科举和国有专营为支柱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事实上阻碍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与发展。郡县制收拢了权力,独尊儒术控制了思想,科举作为独特的激励制度,在将重要的资源——人才——吸引到权力当中的同时,还鼓励了民众自动接受思想的控制,而国有专营体制则为中央集权体制的维系提供了资金的来源。 从根本上说,传统经济只是维护中央集权体制运转的工具,传统经济运行的基础不是支撑现代经济的产权与契约,而是权力——无论是属于朝廷的“公权力”,还是属于权贵的“私权力”,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经济与商业行为其本质都是权力行为。但权力主导经济必然造成特权的泛滥并带来巨大的公平缺失,进而动摇统治的根基,但中国解决危机的方法却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结果却以更大的不公平来替代原有的不公平。所以,当中国的政治在集权的主导下走进了“治乱循环”,中国的商业阶层也丧失了制造“捕鼠器”的能力,彻底地沦为了“权力”的附属品。 我在读《浩荡两千年》时,经常想到所谓的中国模式,如果说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话,那么这个中国模式从秦汉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说黄亚生先生通过横向的比较在他的著作《“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论证了30年来的“中国奇迹”不仅不独特,反而处处印证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常识(无论是其成功还是失败的地方),那么《浩荡两千年》则证明了所谓的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只能导致“繁荣—崩溃”的历史再度上演。 吴晓波说中国的商业“早慧而晚熟”,“早慧”也许是对的,“晚熟”这个说法,却过于的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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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英案

一、 简化一下的话,吴英案涉及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 第一是有没有罪的问题,转化一下就是民间金融的合法性问题,深入一点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前途问题; 第二是在假设她有罪的前提下,该不该判她死刑的问题,这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乎司法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法治问题。 但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人权。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与契约,而产权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同时,没有产权作为基础的契约是毫无意义,为什么在中国欺诈违约横行、合同仿似一纸空文,我觉得很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享有的产权是不完整的,我们无法获得产权的完整收益,也就时刻想逃避由产权带来的责任,以至于严守契约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无法抵消违约、造假形成的风险收益差,所以契约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产权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受到保护的私人产权就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石。 如果换个角度,我们也会发现对产权争取和保护产权制度的产生其实是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以中国为例,保护私产入宪、《物权法》出台其实都是推行市场经济(虽然仅只是不完善甚至被扭曲的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发生在拆迁、征地中的抗争为什么越来越普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了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另一方面,死刑问题就是人权问题,对死刑的态度也是反映一个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的重要维度。举个很五毛的例子,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逐步减少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这些限制死刑、增加人权的措施其实都证实了中国政治体制相对于30年前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远远低于预期,但它确实发生了。 这也说明,人权与政治体制的进步是互为因果的,人权(即公民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民主政治的推进又将促进人权的提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韩三篇”,就会发现“素质论”其实是个陷阱,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民众都是愚蠢的(至少是相对是愚蠢的),差别不在于思想、文化、科学知识这些东西,而是权利的意识。杨佳、钱云会、钱明奇等等,他们未必有多高的“素质”,但他们都知道去要一个说法。 回到吴英案,张维迎先生曾经发问“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我想吴英案意味着执政者对个人权利的又一次压制。说到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集体本位的传统社会,虽然中国从这样的传统社会向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过渡的进程是不可逆的,但这需要更多人的努力。今天为吴英要一个说法,其实也就是给自己要一个说法。 二、 关于吴英案的讨论发生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之时,或许是个巧合。 同样巧合的是,无论对吴英案的讨论,还是对小平南巡的纪念,绝大部分的声音都来自民间。如果说对吴英案的静默只是延续了官方处理类似热点事件的一贯做法,那么官方对南巡20周年的“冷纪念”则再一次证实了官方改革动力的丧失,虽然正是诞生于南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在事实上构成这个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共识的说法是,在改革的初期,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深受旧体制之苦,所以尽管中国的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计划步骤(摸着石头过河),但由于大家在告别旧体制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初期的改革是极其顺利而高速的。 但问题是,随着改革的推进,特别是经济改革的单方面推进,公平特别是起点公平的问题被严重忽视了,被扭曲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权利的恶性结合造成了扭曲的社会分配,巨大的经济成就背后却是再一次的社会失败,如果说文革是社会总溃败的话。 但现行的体制却特别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更多地撅起利益,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而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对普罗大众最有利的制度安排,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保护权利,但不容忍特权,这显然是靠特权获得政治、经济利益的既得利益者无法容忍的。 另一方面,在既得利益者内部,利益同样是分化的,哪怕是有限度的改革也难以达成共识,换而言之,他们对推动改革的兴趣已被对利益的争夺取代。所以当前中国的一个现实就是,不仅政治改革被搁置,经济改革也趋于停滞,但社会的生态却在不断地恶化。 回到对吴英案的讨论,也包括近年来围绕其它热点事件的争论,就会发现,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停止之时,民间的力量却从没有放弃过对改革的推动,尽管这种力量相对于官方的力量而言不值一提,但却绝不是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未来中国的进步,其希望早就不在官方,而在越来越自觉的民间。 三、 在《柳传志的背影》这篇博客里面,讲到中国民营企业时,我曾经写到: 一方面他们要搞清楚权利和权利下的潜规则以求得生存,另一方面他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挑战现有规则、建立新的规则才可以求得真正的发展。但这两者间的平衡是极难把握的,前者的利益谁敢轻言放弃,后者的风险谁又敢随意藐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当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那往往也就是这个社会的局限性。 后来我发现,我仍然过于乐观了,因为比起挑战现有规则,依附权力几乎就是中国企业的本能。 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的序言中说,中国两千年的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但读完整本书,我觉得吴晓波把中国古代企业的地位抬得过高了,在政府面前,中国企业根本谈不上博弈,事实上,历代有名的企业家在权利面前,除了依附就是被抛弃,中国只有“红顶商人”的传统,而没有“企业家”的传统。 回到吴英,实际上,我个人并不认为吴英是出色的企业家,这只要从她涉足那么多行业就可以探知一二。当然,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吴英走的其实也是“红顶商人”的路子,她对权利的态度依然是依附,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先有官员联名保她、后又有官员联名“做她”的“奇观”,而这种先“保”后“做”和历朝政权对商人的“始乱终弃”又有什么分别? 命运真正可叹的地方在于,吴英从没有去触碰依附政府这条经商的潜规则,却因为相信了“坦白从宽”、“戴罪立功”,违反了那条一人扛下所有罪责保住其它人尤其是当权者的潜规则,并由此招致了杀身之祸,这其实才是整个吴英案中最为诡异的地方。 吴英的获罪,再一次证明了当权者已经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民间发起、官方确认”的改革模式已经失效。吴英的获罪,也再次证明没有企业家精神的成长,不摆脱“依附”,中国企业就无法摆脱随历史的“治乱循环”而呈现的“兴衰更替”,换句话说,能让中国企业获得长久发展的不是权力,而恰恰是企业家自己,尽管这要求企业家有更多的勇气、坚毅、隐忍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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