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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者的时代曲

段信军是老音乐人了,至少说,是资格特别老的职业乐手,他干歌厅出身,现在仍然靠卖唱酒吧夜总会为生。他很幸运,很早就加入了伟大的盘古,并协助敖博完成了「猪三部曲之圈」这样杰出的歌曲,但盘古终归是敖博一个人的乐队,除了因为和敖博同赴台湾参加228演唱会并就此流亡海外这一事件而偶被提起之外,段信军和其它进进出出盘古的几十个无名乐手一样,或许精彩,却泯然于众。

当然,我们可以提起盘古2010年的专辑《六四》,也可以提起收录于2008年专辑《少年》中的一曲纪念郑南榕的〈凤凰〉,段信军的创作在盘古数量庞大的作品中虽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却已清晰地勾勒出他的特质——对旋律敏感、对氛围敏感、精于编配,以及深沉而细腻的情感表达,如果把这些词换一个说法,我宁愿傲娇一点,把它称作「傲人的音乐才华」。所以,当我听说段信军离开盘古的消息,虽感惋惜,却也庆幸,段信军和敖博的音乐路数本有差异,一种精彩变做两种精彩,对乐迷而言,也是好事。

《台北叙事诗》是段信军的第一张个人唱片,也是他庞大的『人生五部曲』的开端。在这张唱片里,他令人意外的收起了高亢的嗓音,也不再如〈凤凰〉一样展示柔情的假声,但他刻意压低的嗓音反而成了整张唱片的支点——不是控诉,而是反思,不是愤怒,而是沉痛。他没有像盘古一样直接对现实政治发言,却在家国变幻和个人际遇的碰撞中,唱出了刻骨的痛感。

开场曲〈台湾有时是天堂〉要说的却是「自由有时是奢望」,这首歌写到了在台湾轰动一时的江国庆被冤杀案,把由两岸媒体公知共同制造的台湾天堂形象撕开了一个口子,「国庆的烟火秀刚刚落下,国庆的亡魂却在夜空游荡」。但段信军要写的不是「丑陋」的台湾,而是复杂的台湾,是「有时是天堂」,有时「让你快步上天堂」的台湾。

〈台北〉放大了这种复杂感,在这首低调的有些灰暗的歌曲里,生活、幻想、音乐、爱情、朋友、无奈、彷徨一幕幕节次上演,复杂的台湾延伸为歌者对台湾的复杂情感,热爱、疏离、感伤……,而这些或许又都来自不得不说的乡愁。

乡愁可能是台湾最大也最核心的文化主题。汉人来了、西班牙人来了、荷兰人人来了、郑成功来了、满清来了、日本人来了、国民党来了,几百年来台湾一直在动荡,原住民失去了土地,外省人回不了家乡,而城市化又让更多的人背井离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乡愁已经成了台湾人不断确认自身身份、不断明确自我归属的一个出口。所以,外省人余光中在写乡愁,本省人钟理和也在写乡愁,汉族人杨弦罗大佑在唱乡愁,原住民胡德夫陈建年也在唱乡愁,而李双泽,他一边写下了〈少年中国〉,一边又写出了〈美丽岛〉,这并非什么分裂或矛盾,这两首歌其实都是他对自我的凝望。

这种凝望段信军也有,我甚至觉得这才是他做『人生五部曲』的动力所在。他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却又是拿着外国护照四处漂泊的异乡人,他有着强烈的少年情结,恍然间却已年过四十,我想这可能也是他喜欢上另一位旅居台湾的流亡者王丹先生的诗歌〈那个人老了〉并谱曲演唱的原因。

他敏锐地把触角伸到了台湾生活的各个侧面,从写都市上班族的〈珮琦〉,写落魄妓女的〈剝皮寮進行曲〉,写原住民的〈卡古〉,到以通感手法写国共战争的〈南昌路〉,而唱片的最后一曲〈福尔摩沙〉,可能是所有故事、所有情绪的终点,但也更是起点,所有的期许、所有的眷恋都随海浪声起、随海浪声而不息。段信军说台湾改变了他的一生,而他却也在不经意间触及了台湾文化的根。

不得不提的还有〈台北姑娘〉,这是一首堪比〈鹿港小镇〉的时代曲,但却比〈鹿港小镇〉更开阔更复杂。漂泊台北的金门姑娘、到厦门做生意包了二奶的父亲,还有在家中以泪洗面的母亲,从罗大佑到段信军,时间不过30年,霓虹灯下的彷徨就已经变成了跨越台海两岸无可回避却又无法解决的透着「大時代荒唐」的痛楚。

唱片最重头的曲目可能是〈中华民国一百年〉,段信军把视野放宽到中国百年颠沛的历史,他收集了从溥仪孙中山到毛泽东蒋介石到马英九胡锦涛各色政治人物关于台湾关于中国的讲话录音作为歌曲的背景,但歌词没有像「南昌路」那样直述历史,而是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回望爷爷的一生。「他无奈于自己失落的一生」,这是爷爷的写照,但或许也是中华民国的写照,其实在关于台海两岸的一系列政治概念中,「中华民国」已渐渐变成处境最尴尬、位置也越来越无足重轻的一个。

虽然他对「中华民国」的讲述显的过于美好了,但这首歌的编配却异常精彩,工业音色的吉它和飘忽的弦乐,特别是变化多端的打击乐以及最后部分的重型敲击和中国大锣,一气呵成毫无滞涩。不只这一首,整张唱片的编曲、演奏和制作都极为精细,手法也丰富多彩,精彩的段落比比皆是,比如〈剝皮寮進行曲〉中行进式的鼓点、〈南昌路〉的和声编写,〈台北姑娘〉中拷秋勤的说唱,当然还有歌手朱躍在〈淡水河十九秋〉中让人震撼与痴迷的唯美女声。

但过度的铺张恰恰也是《台北叙事诗》最大的问题。听这张唱片时,我常常能感到段信军的急切,这可以理解,做音乐二十多年,第一次做自己的唱片,恨不得把所有的看家本领都拿出来,恨不得把所有掏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但急切的结果却是让唱片显的过满,如果那些环境采样可以去掉一点,或者手法更极端一些,如果「我们从小就爱偷听敌台广播」这样的故事可以讲得更精炼一些,整个唱片会更好。当然,我可能过于吹毛求疵了,《台北叙事诗》已经足够出色,至于这些缺点,反而给了我一个期待段信军下张唱片的理由。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在纪念六四的歌曲里面,Roger Waters 的 “Watching TV”是非常杰出的一首,但今天我更想放另外一首和六四没有关系的歌曲,Roger 在 Pink Floyd 时期写的“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1和2),在这首歌里 PF 批判了英国抹杀个性、控制思想的教育。

选择这首歌,完全是因为今天在推特上看到了太多白领精英的傻逼言论,这也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的教育是有多么的成功。

附歌词:

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
No dark sarcasm in the classroom
Teachers leave them kids alone
Hey! Teacher! Leave them kids alone!
All in all it's jus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All in all you're jus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A bunch of kids singing) 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 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
No dark sarcasm in the classroom
Teachers leave them kids alone
Hey! Teacher! Leave us kids alone!
All in all it's jus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All in all you're jus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四月随感

一阵瞎忙,博客也快荒了,随便写了三段,证明它还活着。

一、

几年前,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时,最深切的感受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弱势者自以为是、因袭守旧的可怕。我非常赞同茅先生的观点——虽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求古人,但也不能因前人所处的环境和必然存在的局限就放弃对其自以为是、无所作为的批评,不然,不但很难解释中日同遭列强叩门却自此路不同途的历史现象,也很难解释中国人身上混合了自大和自卑却唯缺自省的特殊基因。

胡适先生说「宽容比自由重要」,对中国人而言,这是句屁话,被中国人选择性宽容的往往都是最该被丢弃的那些东西。

二、

地域歧视是中国的传统,泛泛地说,大约和上千年来集权专制和等级制度造成的权力、财富、文化不均衡的分配格局有关,所以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上海人看不起乡下人、香港人也看不起内地人,更小一点,东城人看不起通州人、静安人看不起奉贤人、住中环的看不起深水埗的,就连我昆明人不也看不上地州人。

比地域歧视更糟糕的是中国人处理歧视的方式——接受(默认)比自己有权有钱有地位者的歧视,然后去歧视比自己更没权没钱没地位的人。但权势财富地位往往如浮云瞬息万变,今天得意明天失意是常事,而中国人的方式经常是,在得意变失意时近乎变态的压抑自己去卧薪尝胆,而由失意变得意后又少不了变本加厉的报复。用钱砸老板的脸、购遍全球享尽价差之后自诩拯救了他国经济、还有力挺「当街便溺」本质上都一样,要证明的无非是自己胳膊粗了、翅膀硬了、大国崛起了,但这种「我有我可以」般的无端自大暴露的其实只是已经深入骨髓的自卑。

所以胡适先生倡导「宽容」也是不错的,少了宽容、少了自省,「不卑不亢」往往就是「又卑又亢」。

三、

不喜欢《天注定》。

艺术要不要关注现实从来就不是问题,如何做现实才是挑战。中国的现实足够荒谬,给中国艺术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素材,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敢于去使用现实事件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作品,相反,由于现实事件是既定的、路人皆知的、人人可用的,对艺术家的趣味、眼光、才能和胆识反而有了更高的要求。

《天注定》的贾樟柯和《第七天》的余华一样,用罗列、拼凑现实事件替代了艺术家对现实的挖掘、提炼和升华。艺术家不是记者,也不是历史学家,还原现实只是手段(之一),而非使命。优秀艺术作品应该产生超越现实的震撼,或者对现实发出足够强大的回应。但在《天注定》中,震撼观众的不是电影,而是故事背后的现实事件。比起现实,身兼编剧导演二职的贾樟柯却遗憾地没有说出什么有力的东西。

联系《天注定》曾经过审的事实,阴谋论地说,贾樟柯对现实事件这种四平八稳的处理,多少透着些中国式的狡黠。何况现实的焦灼与现实题材的敏感,早已让「现实」成为一门利润客观的生意,使很多艺术家创作现实题材作品的动机变得可疑。当然《天注定》中还有诸如围观磕瓜子这样真正让人刺痛的片段,是这些片段让我宁愿相信《天注定》不过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而维持着对导演贾樟柯本人的信任。

角度

托马斯·佩恩写过本著名的小册子《常识》,他大概不会想到,两百多年以后,「常识」这个词会在中国如此流行,虽然很多热衷于谈论「常识」的人也都热衷于哀叹「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年代」。

我很怀疑这句话的可靠性,就像我也一直好奇,托马斯·佩恩的独立主张在他写就《常识》之前究竟是不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多数人的常识?我猜测那更多的是一种修辞,如果佩恩的主张已经成为常识,他大概就不用写了,启蒙之所以称之为启蒙,往往是因为多数人的蒙昧。

但「蒙昧」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准确,它过于高挑反而容易让人忽略掉基本的事实——你的常识未必是我的常识,哪怕从更大的范围、更长久的时间来看,就算你的常识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它不仅不一定适用,还往往会变成观察和认知的障碍。

比如很多国有企业都请来大牌的咨询公司制定了「激励性」的薪酬和考核制度,设置了高额的奖金和严格的KPI,但这些国企并没有因此就告别大锅饭,还增加了一个平均分钱的理由。我读过好几份这样的方案,必须承认,它们的质量都很高,但它们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相对于「平衡」、「稳定」和「人情」,被大家当做常识的「奖优惩劣」其实并不是国企的「常识」。不找出实际发生作用的「常识」,不分析支撑「常识」的环境,不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思想,而只一味推销所谓「普世」的常识,其结果只能是常识被束之高阁流于口头。

所以,我不得不称赞托马斯·佩恩的高明,他写《常识》时,不是直接抛出关于人的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的主张,而是先数落了英国政府的罪恶,他没有强行灌输自己的观点,却唤起了北美民众切身的感受,他借民众的常识宣传了自己的主张,还让他的主张变成了新的常识。看得清问题和拿得出办法是两回事情,看得清问题的人不少,拿得出办法的却不多,虽然两者之间只差了不多的角度。

这也是我佩服何伟的原因,他的《寻路中国》写的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故事,却因为视角的变幻而写出了一个我们见所未见的中国。当然,我们可以把这归功于他的外国人身份,但这只是给视角固化、思维固化找的借口,或者说是给我们自己的懒惰和骄傲找的借口。

认识到这些以后,我就常常提醒自己,想不清问题、说服不了别人、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后都起来走走,换个位置,也许可以发现自己的谬误,也许可以找到让别人理解我的途径,也许可以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也许仍然什么都找不到,那就再走走,站在原地,仍然只有原来的视野,不可能看到更多。

恒大和磁带

我是一个球迷,不管水平高低,什么球都会看上几眼的球迷,我不会特别去排斥中国队的比赛,哪怕在他们踢的最差的时候。这可能要归咎于我无可救药的地方情节,就像我最喜欢、最支持的球队一直是早已转卖不知踪影快10年的云南红塔。而且我常常幻想,如果昆明像伦敦一样拥有几十只球队,我可能会像北伦敦人支持阿森纳、纽汉区人支持西汉姆联队那样疯狂地拥护我自己居住地段的主队,比如五华区队、武成路队,或者再小一点,武成路下段队,即使它永远只能混迹在不入流的最低级别比赛。

所以,我也是广州恒大的粉丝,至少当他们参加亚冠的时候,我可以意淫它就是我的主队。我曾经打算买两件红衫,叫上我老爸,一起去广州看恒大的决赛。但票价实在太贵了,加上机票住宿,超出了我能接受的范围,我只好陪着老爸端坐电视机前,喝着啤酒磕着瓜子刷着推特聊着微信想象自己和许家印教授一起坐在价值8000的主席台上。比赛不无精彩,张扬已久的高潮如约而至,但相对赛前制造的无数噱头,一切显得那么仓促和平淡。

但既然高潮了,就有人会high,比赛刚一结束,『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就发了一条:

联赛职业化后的第一个亚洲冠军!除了优秀的球员和世界杯冠军级别的主教练,科学的管理和对足球规律的尊重不可或缺。希望今夜的胜利,能鼓舞更多孩子走上绿茵场。也希望一个月后,在世界俱乐杯赛场上,恒大再创佳绩!到时,我们再为恒大加油!

『东方早报』的一篇文章里也提到:

恒大的成功,首先在于拥有充足资金为背景,其次是把足球俱乐部当作正常的企业来经营,拿恒大在十多年商战中总结的经验来搞足球,将严谨、精细的管理模式引入俱乐部管理,将球队建设正式纳入现代企业化管理。

其实不只它们,我能看到的几乎所有媒体在评论恒大时都无一例外的称赞了它们的管理,而以「恒黑」自诩的球评人周文渊甚至早在两年前就在专栏里写到:

与以往单纯烧钱买人的足球暴发户有所不同,许家印还在俱乐部管理中植入了很多现代企业制度和理念,于是金元恒大成功地避免了“烧钱综合症”,在李家军中,只有明星而没有“球霸”,只有赏罚分明又执行坚决的管理机制而鲜见负面新闻。显然,恒大已为中国职业足球竖立了新标杆,一种人们呼唤多年却难以在现实中演绎的真正的职业足球模式。

但在另一篇同样是夸赞恒大管理的文章里,我却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恒大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浓重许家印色彩的企业,这种企业文化和管理机制被移植到了足球俱乐部之后,许家印要求以市场化手段和企业管理模式来运营俱乐部,以欧美成熟俱乐部的职业体制为标杆。许家印接手时就提出了要用铁腕治理、从严管理。恒大俱乐部实行董事长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禁止俱乐部高管干涉球队,如果谁触犯队规就要按照规章办事,没有任何情面。恒大只允许有一个“精神领袖”,就是许家印。

我不太懂什么是「欧美成熟的职业体制」,但我熟悉「铁腕管理」、「从严治理」和「个人崇拜」,我想应该还有「权谋厚黑」,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东西或许才是恒大管理的本质。这不奇怪,中国缺少支撑西方现代管理的环境和思想基础,却从不缺少极权与权术的土壤,大一统的思想控制和以「严」为要诀的管理举措依然不少企业家下意识的选择。这也无可指责,学习西方管理的渠道也有限,对相当部分的中国企业家,他们是读着「毛选」而非德鲁克来做生意的,如同毛泽东翻着三国指挥打仗一样。

我奇怪的是舆论一边倒地对恒大管理的吹捧,当中甚至包括了整天以传播普世价值为己任的公知,比如李承鹏,他还说恒大的胜利是市场的胜利,但他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在中国,足球和房地产都不是竞争性的市场,而是被政府和官僚资本控制的残缺的市场,听听恒大庆典上的那些红歌,许家印和薄熙来并没有多少不同。但李承鹏最大的错误还不在这里,而是他为了表达自己的结论牵强地处理事实,把事实简化甚至改造成自己需要的样子,有趣的是,这正是他经常批评的共产党最擅长的。

当然,这不是李承鹏一个人的问题,经过洗脑体制数十年如一日地不断驯化,不止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改变、固化了人的思维方式。胡平先生在『人的驯化、躲避及反叛』中论及50年代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态度时曾说「反对思想改造是一回事,反对整个极权统治又是一回事」,而如今的现实却是,认清极权的人越来越多,但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极权体制无异的人却依然稀少。我经常说一个比喻,洗脑流水线加工生产出的是磁带,洗掉上面的东西容易,录上一轨新的也容易,但磁带还是磁带,要成为一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真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