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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伟的《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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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寻路中国》再读《江城》,我是有些失望的,就像吃过山珍海味俱全的主菜之后,再回头去吃餐前的小碟。《寻路中国》立下的标准太高了,相比之下,《江城》就显得稚嫩了。

《江城》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书中描写的涪陵,也是他“寻路中国”的起点。作为一个西方人,刚到中国的何伟也无可避免地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我想这并非偏见,更非环球体所指的“别有用心”,一个相对封闭、权利又高度集中的专制国家,在其它正常国家的公众眼中,除了愚昧和所谓的神秘,剩下的当然就只有政治,这就和我们谈论朝鲜时一模一样。何况在这个政治依然无孔不入的国家,要发现那些因政治而荒谬的东西其实并不难。

何伟关注到了在中国无处不在的标语,在他学习中文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留心去看这些标语,甚至以看懂多少标语来检验他的中文水平。但当他终于看懂了这些标语的时候,他竟毫无满足感,因为他发现这些遍布大街小巷的东西不过是些极端空洞、甚至有些伪善的政治口号。

何伟也留意到了和口号一样充斥着政治的活动或事件,有像邓小平逝世和香港回归这样的大事件,也有其支教的学校里其它大大小小的校园活动,他发现在这些事件里面,学生和老师的表现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符合官方的要求,但又不像刻意的扮演。当然如果碰上大事件,官方更会大张旗鼓的组织各类只有政治的活动,何伟详细记录了学校组织的“重走长征路”,他不无调侃的说,一个纪念艰苦长征的活动,却拿着烟厂的赞助,更有趣的是,学生代表终于从涪陵走到了延安,却因花光了钱而不得不由学校派出救援队才保证了学生的返回,这当然是讽刺,现实的讽刺。

何伟还发现了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当他在课堂上比较中国和西方,甚至仅仅是讲美国存在些什么问题时,学生们都总会说“中国是好的,不存在那些问题”;在香港回归时,他发现,尽管他的学生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似乎是在渡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更让他惊讶的是,学校组织篮球赛,当他和另一个支教老师亚当代表英语系参加学校篮球赛时,普通的比赛带上了“爱国”的性质,连裁判的判罚标准都开始倾斜,但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样无可厚非;而在他个人参加的涪陵长跑比赛里面,因为他的夺冠,甚至让被赋予了“爱国”意义的长跑比赛都变得尴尬。其实正如何伟在书中所说,全世界的爱国主义虽然披着高尚的外衣,但骨子里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无知和恐惧。

何伟最不能忍受的是政治对教育的极端控制,他发现不只是给学生的教材全是政治宣传,连他学习中文的教材也全是宣传,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填鸭式,为此他和他的汉语老师甚至爆发了“鸦片战争”。不过中国教育的真正问题还并非教材,何伟观察到,中国学生机械式的学习,他们毫无思考,只要老师说了,就完全相信。他们跟随范本甚至到了抄袭的地步,而相互抄袭更是普遍,他布置一个题目,然后在学生的作业里收到几分一模一样的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按教材,对毛太祖的功过评价为“七三开”,有次他故意说,毛的功有67%,立马就有学生纠正,他说少了3%。

我很佩服何伟对细节的观察、分析、组织能力,零散的材料到了他的手里往往会被梳理的清晰而有条理,《寻路中国》如此,《江城》也如此,但《江城》却远没有达到《寻路中国》的深度。尽管写《江城》时,何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两年,但我想他对中国仍然是不够了解的,《江城》被局限在政治,而并未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里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写他的中文老师,这位廖老师在教何伟中文的两年里一直因教育方法和政治观点同何伟摩擦不断,但在何伟的送行宴上,当学校外办的领导取消何伟的中文时,廖老师竟然出何伟意料地很严肃地指出了外办领导的错误,何伟感到了温暖,也许也感到了迷惑,那个宴会上的廖老师和平常的廖老师实在差异太大。

让何伟迷惑的恰恰就是中国社会最不可言说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有人称为“文化”,也有人叫它“哲学”。当时的何伟可能还不知道“八面玲珑”、“外圆内方”这些词,在当时也许他也不知道,廖老师与他的争辩时的态度仅仅是因为“老师”这个头衔;他或许也不知道,当他的学生申请入党时,压根可能没想过什么是共产主义,而仅仅只是为了现实的功利。很多时候,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知道不代表要说出来,说不说、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已不仅仅只是利益的机变,甚至成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些必须穿越政治才能真正看得清楚。

好在何伟是一个真正有探索精神的人,《江城》获得了很大的赞誉,他却携妻子再度来到了中国,并一住七年。他本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惊人的洞察力,当他用了足够多的时间在足够大的空间上观察了中国,写出《寻路中国》这样的杰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最后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英文书,在理解上肯定有非常多不到位的地方,望见谅。

模糊的《中国在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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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把梁鸿写的《中国在梁庄》说成是一部不好的作品,毕竟它记录了最真实也是最荒谬的中国乡村故事,让那些由“亩产三万斤”式的神话装饰起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露出了底色。

但我也很难把这本书称为一部优秀之作,甚至我都不觉得它震撼了我,邓玉娇、钱云会、田喜……这些名字已经让我对这个国家的神奇不再陌生,《中国在梁庄》尽管远比不加糖的咖啡苦涩,却绝不是呛人的烈酒。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分裂感,我弄不清梁鸿究竟是在进行由田野调查、口述记录出发的非虚构写作,还是在写一篇基于现实与回忆的抒情散文,我觉得那些大而无当又频繁出现的抒情段落明显地冲击了叙事的力度,甚至让整本书显得啰嗦而拖沓。如果拿《中国在梁庄》和野夫先生的《江上的母亲》对比,同样是非虚构写作,同样是近距离观察,情感节制的《江上的母亲》产生了真正让人动容的力量,而情感泛滥的《梁庄》却似乎只有想把读者拉哭的作者自己在哭。

过度的强调感情也让全书缺少足够深入的理性分析。对比何伟的《寻路中国》,《寻》中事件的密度和复杂程度是要超过《梁庄》的,但读《寻路中国》时,并不会觉得凌乱,甚至会觉得所有的事件都是有机联系相互推进的,而在这些彼此联系的事件间何伟又都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让读者进入,这体现的不仅是何伟高超的写作技巧,也展现了何伟对问题思考的深度,尽管何伟和梁鸿一样,写书的立意不在找出结论,而是呈现现实。

让《中国在梁庄》深度与厚度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梁鸿谈了太多的问题,水、乡村工业、污染、打工者、留守儿童/老人、乡村政治、道德、伦理……,但却没有把哪一个问题真正分析到骨子里,比如那起82岁老太太被少年先杀后奸的离奇命案,本来一个故事就可以把乡村的道德、政治、宗族关系、打工者、守土者、少年问题、老年问题等等串起来,甚至以此描绘出一个乡村的基本脉络,就像野夫在《水生风起》中做的那样,但在《梁庄》中,它最终只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而整本《梁庄》也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里面表面化了,尽管它真实,也只是表面化了的真实。

当然,我对《中国在梁庄》过于的苛责了,因为中国的真相远比记录在《梁庄》中的模糊,这不仅由于官方对真相的刻意掩盖与修饰,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快,而这种变化也并不仅仅产生于30年前,也不是发生自49年,而是起始于1840年。整个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但到今天却依然没有找到一种合乎中国又不坏的新的社会运行模式,反而在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持续的过去与未知的未来间却产生了无数难解甚至无解的问题,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小的空间内厘清这些问题哪怕只是局部,依然可算是挑战人类极限的工作。

尽管不令人满意,但要了解中国,这依然是一本不容错过的书。

何伟《寻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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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昆明的一家大型书城的旅游书店买到美国人彼得·海勒斯(中文名何伟)的《寻路中国》的,和这本书放在同一个架子上的还有各色自驾指南和地图册。

这样的归类自然无可厚非,毕竟本书的副题就叫《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而在出版商给出的上架建议里面也包括了“旅行”,更何况作为旅行工具的汽车恰恰是这本书的书眼,何伟正是通过驾车游历来推进他对中国的观察,而他的思考与写作也正发生在汽车的走走停停间。

促使何伟上路的原因,我想他的妻子——另一位优秀的非虚构作家张彤禾的话可以作为注解。张彤禾曾说,外国记者对中国的看法通常都很一致,但何伟并不接受这种既定的看法。他(及张彤禾)认为,中国有着太多太快的变化,如果一下笔就谈中国未来会有是什么样,就会陷入一个因答案太大太不确定而难以回答的困境,比起宏大叙事,从细节看中国才有价值。

而对变化、对细节的观察,离不开空间的宽度和时间的深度,在何伟这里,就体现在了旅程中的走与停。《寻路中国》的第一部“城墙”就记录了何伟在行走中的观察。

应该说何伟选择长城作为他观察的出发点,其意图仍然是从时间着眼来进行观察,他在书中写到“长城的意义也颇具变色龙的性质,对他的阐释曾经随着时间和观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他希望的通过对作为中国政治、文化象征的长城的考察,从历史中找出中国变化的一个脉络来,但到最后他发现他的希望落空了,因为他发现现在的中国和这堵墙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比如何伟写到,在他沿长城进行的旅途中,经常遇到半路搭车的年轻女性,她们一般是在离家不远的城市里面打工的女孩,她们一般都不愿意提起她们在城里的工作,每次何伟问她们包裹里是什么的时候,她们的回答又总是“礼物”,她们身上都有劣质香水的味道,她们中的大多数没去过更远的地方,她们向往的地方就是北京,……,但这些女孩和她们家旁边的长城有什么关系?她们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尽管回溯历史的努力受阻,但在历史之外,他却看到很多真正有意思的东西。“城墙”的故事安排显然是何伟精心设计过的。在文章的开头部分,也就是他旅程的起点,他遇到这样一个事情,他开着租来的车经过雍和宫时,被一辆车从后面轻轻撞了一下,后面的司机下来后连开场白都没有就直接开价100块了事,何伟电话租车公司讲明情况,租车公司同样干脆”要两百“,最后很快就谈成150块了事。

而在结尾,何伟又记录到另一件事,他开车到了肃北一个据称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县城(沿路并没有任何标识与说明),然后被公安带到了派出所,经过一个繁琐的填表程序,当地公安宣布要对他进行处罚,并给他看了相关的政策,紧接着却说“根据法律规定,要罚500的,不过你是初犯,我们就罚你100”。当何伟把钱放到桌子上,却没有一个警察敢去拿,他们请示上级后,带何伟去了旁边的一家银行,让何伟把钱汇到派出所,尽管这样要两天以后才可以汇到,但警察依然很满意,“因为怕贪污,如果收了你的现金,没有人能证明,所以你得汇款”。

其实不仅仅是这两件事,在何伟记录的大部分事情里面(而这些事往往都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都可以发现中国人处理事情往往不按既定的规则,而是在规则之外建立另一种默契,并以这种默契来实现社会的运行;而中国人真正讲规则的地方,又往往只是一个事情里面不太主要的部分,而且那其实不是规则,而仅仅是原则,因为它经常缺乏明确有效的执行方法,灵活的中国人在那里变得机械刻板,甚至不惜牺牲基本的效率。

何伟还发现这种对待规则的态度其实并不是民间性的,它甚至也是官方意识的一部分,在书中何伟大量引用了中国驾驶员考试的笔试试题,他把这些有着荒谬选项的试题穿插在那些更荒谬的事实中间,更像是在为事实的荒谬寻找答案。

但何伟却并不急于下结论,或者说,他的目标也不是下结论,他要做的是呈现,把巨变中的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转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风俗文化……的基本脉络勾勒出来,他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对细节的观察,为此,他停下车,在长城脚下一个叫三岔村的地方租了一个房子,从2002年一直住到他2007年离开中国。

在《寻路中国》的第二部“村庄”里面,何伟记录的就是三岔村一个叫魏子淇的农民和他的家庭的变迁。这个部分是整本书里面何伟写的最动感情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关于魏子淇的儿子魏嘉。

上小学的魏嘉因血小板极低而满身淤青,为此何伟和他的朋友咪咪陪魏嘉的父母带魏嘉进城看病,结果医生只是简单的看看乡村医院的检查结果便开了点药了事。后来,魏嘉的病情加重,咪咪通过关系把魏嘉安排进了北京的大医院住院,魏嘉却仍然遭到了歧视农村病人的医生护士的区别对待。由于医院迟迟拿不出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何伟只得托朋友在美国找医生帮助诊断,当何伟把美国医生的诊断结论和治疗方法——输血提供给医院,却又被医生粗暴的拒绝。一个礼拜后,当医生同意输血,何伟要求医院提供所用血液的检测报告,又被医生拒绝;然后当何伟通过咪咪的关系找到了安全的血液,医院却拿出相关的规定拒绝使用,并宣称“根本不可能找到干净的血液”,这终于让何伟“气得发抖”。最后,通过关系,何伟确定了该医院的用血也很安全,才让魏嘉接受了输血。

在这个事情里面,我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比起激动、发怒的何伟,魏嘉的父母一直很平静,而这当然不是感情问题,对一切的不公,不仅是最底层的农民,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早已学会了逆来顺受。二是,何伟帮助魏嘉的过程中,采取的方法不是他一直在强调的规则,而恰恰是最典型的中国方式——关系。

关于“关系”,可以用来解读的维度太多,但必不可少的一个维度是“资源”,由于资源的稀缺,更由于获取资源渠道的被垄断,要从正常渠道获得必需的资源是极其困难的,拉关系认识拥有资源的人也就成了为数不多又真正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

当然,比起拉关系,还有一个办法更直接——成为拥有资源的那个人,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很容易理解“村庄”这一部分的真正主人公魏子淇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从政”这个事。

魏子淇本来是不热衷“政治”的,算命先生也曾警告过他“不要参与政治”,头脑灵活的他就一门心思做生意,他在三岔率先开办了农家乐,向城里人学会了做生意的秘诀“拉关系”,算是先富了起来。但要把生意做得更好,需要有更好的公路、银行的贷款,城里人感兴趣的景点(如仿制的长城)等等,而这些都不是靠魏子淇个人的力量能办成的。所以尽管从来没有和人提起过,他还是入了党,成为了三岔17名党员之一。虽然他向别人解释入党原因时总是说“为了给村里做点贡献”,但在他入党之后,他向银行申请的贷款也很快批下来了,而农民个人贷款是需要村里同意的。

不过魏子淇“从政”的经历仍然是以失败告终的。他参加了新一届村支书的竞选,尽管他利用关系和钱在村民里面做了不少工作,但镇党委书记在选举现场的出现和表态一下就打破了他的所有计划,原来的党支部书记没有悬念的留任了。这次竞选的失败其实很好理解,一个想争夺资源的人和一个已经拥有了资源的人的竞争,在现有的体制下,结果是唯一的。

其实和魏子淇的轰轰烈烈比起来,他媳妇曹春梅更让我感兴趣。作为一个传统的农村妇女,她对因农家乐带来的外界冲击感到很大的不适应,她表现出了很消极的态度。她也曾经尝试过用积极的方式去适应这些变化,比如她曾经考虑过自己做生意,买自己做的玉米粉,她也曾经像城里人一样的绝食减肥,她考虑过入党,因为党员每年有一次去外地旅行的机会,她也想学开车,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最终她开始信佛,用宗教来逃避现实里的所有挫败,尽管她可能并不真正了解佛教,但她说她“获得了一种平静”。

何伟说“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经常像两个不同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其实彼此联系,流动性很强,太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我在中国待得越久,就越确信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在《寻路中国》第三部分,何伟就把观察的焦点放在了这些“最重要的人”进城后工作、生活的所在——工厂。

在这个部分,何伟的观察手段更为娴熟,他选择了浙江丽水为驻地,又以丽水为中心,驾车走访了温州、金华等浙南小商品生产重镇,把空间的宽度与时间的深度结合到了一起,因为细节的充实,观察也变得更为厚实。

如果按标题党的做法,这一部分完全可以命名为“中国制造的真相”,何伟记录了工厂从筹建、设备购买、安装、员工招聘、生产、销售、迁址的全过程,记录了政府官员与工厂间与腐败有关及与腐败无关的各种复杂关系,他记录了洋垃圾的再加工,也记录了政府、企业主及打工者面对有毒有害产业的微妙态度,他甚至详细记录一个表演带点黄的民间演出团和中国移动的演出团为抢观众而进行的防范与交涉……。这些细节无不透着中国式的荒谬,以至于被何伟认作他最可信赖的技术专家罗师傅邀请他一起开工厂时,他拒绝的理由是,在中国没有他会做的生意。

何伟最关心的还是人,胸罩调节环工厂的故事,其实也就是高老板、王老板这样的私营业主、陶家这样的打工家族和罗师傅这样通过自学成为技术专家的打工者这三类典型人物的故事。他们,再加上“村庄”中的魏子淇、曹春梅,其实正代表了群体庞大、人员众多的中国底层——最传统的农民、不安于现状的农民、进城的农民、进城很久混出了名堂的农民及私营业主,他们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基础,但当这个模式被大肆吹嘘的时候,这个模式和身处这个模式里面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是无动于衷的,宏观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的人之间疏离了,他们不清楚未来,甚至不知道现在的意义。

何伟讲了一个看似与“工厂”无关的例子其实是别有深意的。有一次在从北京去温州的飞机上,他遇到了一个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无论何伟问他什么问题,哪怕只是涉及他私人的问题,他都只是用毛泽东的轶事来进行回答,他向何伟喋喋不休地讲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的故事,而他根本不知道,在美国的新闻教育里面,斯诺是(因为受蒙蔽而传播不实新闻)被当做反面典型来警示学生的。这个特型演员所讲的东西仅仅些宣传,与他自己、与何伟都毫无关系,人在这样的语境下被抽空了。

更典型例子是陶玉凤讲述她的工作,尽管她会因为工厂开始发加班工资,她每月的收入可以从900增加到1500而欣喜,但在她工作的时候,她总是什么也不想,十几个小时让脑子里空白一片,这样可以提高工作速度。这个场景,我是亲眼见过的,大学时去青岛的一家平板玻璃厂参观,在生产线的最后一个岗位,工人的所有劳动就是伸手在已经切割过的玻璃上轻轻按一下,把毛边按掉,我们的队伍经过这些工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毫无表情,甚至不会看任何人一眼,10来年过去了,他们眼里的木然、空洞甚至呆滞都还在我的脑袋里印得清清楚楚。

写到这里,这篇博客已经太过长了,但仍不足以反映这本书的全貌。和被何伟批评的中国地图不一样,《寻路中国》有着坚实而丰富的细节和开放的解读空间,任何的概括性的描述都是以牺牲同样精彩的细节为代价的,相反从书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入手,却都可以牵出一条了解中国的线索,尽管最终的答案可能仍不免是愤怒或者悲伤。

现实的中国之路并不像这本书的封面上那条路一样笔直平坦,尽管把书命名做《寻路中国》,但何伟提供的却不是一本指南或者攻略,它只是为中国的现实立起一面镜子,让还在赶路的人看清脚下的路。

死局——读野夫《水生风起》

关于《水生风起》,野夫先生自己说到“解剖一个乡村关于水的故事,骨子里是要借以揭示基层政权究竟是怎样维稳的。管中窥豹,足以看见这个体制面对诸如此类事故时的惯例动作”。

野夫选取的切片在地属四川都江堰灌溉区的安家镇长堤村六组,这个地方尽管属于岷江流域,却没有一条河经过,属于较缺水的地区。五十年代为扩大都江堰灌溉范围而由家家派工修的人民渠也仅从村边缘经过,而队里唯一的堰塘已经承包给了外来人养鱼。到每年5月插秧季节,如果雨水不盛,村民唯一的指望就是都江堰了。

不过由于都江堰灌溉的范围太大,如果一起开闸,水也是不够用的,因此水利局制订了一个时间表,各个县镇轮流开闸取水,但长提村六组在下游边缘地区,每年轮到他们取水提灌的时候,要么农时稍过,要么水量已经不足,再加上49年以后的一个新政策是每户都要按亩计算按年缴纳水费,这项在农业税废除之后仍然存在的税费尽管不高,却依然让村民产生了积怨——水不解燃眉,钱不少一分。

按中国人一贯的处事习惯,就算遇到很大的委屈,多数时候也是抱怨几句便吞到肚子里面了事。但这怨愤一旦爆发,就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由点而面,小问题往往引发一连串无解的问题(本文中我称为死局),最终变成触及根本的大事件,《水生风起》记述的发生在六组的张老汉抗水费便是这样一件事。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天干无水,张老汉心急如焚。但水未到,村组长却已经来收当年的水费,尽管张老汉只要为家里的5亩地交约200多元的水费,但一时火起,他决定不交,他还对组长说“水是岷山上流下来的,凭什么要农民出钱?”、“更何况这个人民渠还是我们自己以前挖的,那时也没给我们一分钱工资啊。再说都江堰也不是共产党修的,凭什么几千年都不收钱,现在反而还要我们人民来缴费呢?”

这句让组长无以作答、只能尴尬离开的话却牵出了一个死局——水费征收的合法性问题。用宪政的观点当然可以从委托代理关系、授权程序等诸多方面找出水费的破绽,但在中国,合法性的问题远远不止在水费,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现有体制下无解的问题。让这件事真正显得荒谬的是,向来视为压在农民头上大山的封建帝王,也从来没有从农民手里拿走过一毛水费,这是新社会的新政策。

不过曾经在村里做过会计的张老汉是个聪明人,他是不会把用来对付村长的话说到底的,一来他毕竟还是要用水的,二来水费毕竟是国家规定的,而且已经交了那么多年了,如果只有他一人不交,也是不行的。他的策略是转移话题,把矛头指向村里的堰塘。

作为村里唯一的水源,堰塘已经由村长代表全村承包给了外地人养鱼,但租金是几年前定下的,现在看来已经很低。这里面暗藏的一个死局是,堰塘如果不出租,那么村里还要出一笔钱进行清淤,这对于负债严重的乡村财政几乎是无法承受的,但出租的话,虽然可以省下这笔费用,还可以带来一点收益,而且作为管事人的村组长往往还可以得到一点额外的好处,不过因此产生的村民与组长间的矛盾就难以避免,还时时会成为村民发泄不满的一个借口。

张老汉不仅用了这个借口,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解决方案——用涨租金的钱来支付全组人的水费,这让张老汉很快得到了组里人的支持和响应。但他离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很远,首先他不能去政府或者纪委告组长,因为组长从出租堰塘上得到好处这个事是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很难确证的,何况组长这样的编制外职位本来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干,一旦不能查实,政府肯定是要支持组长的,到时减免水费的目的也就落空了;其次,他不能上法院,因为承包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无论是讲道理还是拼关系,都绝没有赢的可能。这就又引出了一个死局,对中国的底层,是没有什么合法有效的途径去参与社会博弈的,留给他们唯一的路就是上访,而上访本身恰恰又是死局一个。

野夫先生分析说,上访是国家制度的特别设计,其目的在监督基层,但却又强力规定严禁越级上访,并把控制越级上访列为一个政务考核的指标。这就造了一个很大的矛盾。以六组为例,按规定张老汉们只能在村两委反映问题,但一来村两委权力有限,二来村两委如果轻易推翻组长的权威就很难到人来做这个工作了,他们的决定当然会偏向组长,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违规,越级上访的发生却成为必然。而对于基层的政府部门,其实他们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来彻底的解决问题,但稳定是无条件的,为了维稳,妄为、乱为乃至做恶也就几乎成了必然。

野夫的一个观察是,今天的大部分县级信访机关,不再像过去那么官僚,面对这样群访事件,他们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甚至还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一方面,他们会马上在政法委的主持下,召开了镇、村、组负责人都参加的联席会议,集中分析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公安、国保也会快速行动,搞清发起人的背景、并及时安插线人,彻底杜绝下一次群访的发生;同时,相关的宣传部门也会去做记者的工作,防止消息的扩散;当然,还有一方面,六组所在镇的党委书记会很快接到县里打来的电话,被骂一顿之外,还得马上派车去把上访的村民接回去,劝说访民甚至已经成这了些基层干部必备的基本技能。

但单把访民送回去、消息封锁住是不行的,关键还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文中提到的意见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把问题限定在堰塘承包问题上来解决

方案1:维持现有承包合同,这相当于问题没有解决;

方案2:偏向访民,改变合同。但这个方案存在几个问题,首先,这不合法;其次,承包商也不是好惹的,他也很可能发动他的雇工来上访,而且他的渠道更多;更重要的,能出来混这碗饭的,往往都有各种关系,他背后的谁谁谁,都是得罪不起的,何况他还占着理;

结论:此路不通

二、回到水费这个根本问题上来解决

方案1:免除张老汉水费。如果是个案,这就是最好的方案,但水费是普遍的事情,如果免了张老汉,就得免全组,然后就是全村、全镇……,最终就是变相的废除水费,这个马蜂窝当然捅不起的;

方案2:孤立张老汉。这不难,只要去做工作,多数人是不会和官方为难的,他们不会再和张老汉一同去上访,但只要张老汉不交水费,他们也不会交,他们既不会主动去得罪政府,但也不会轻易放弃可能得到的利益。这仍然不足以解决问题;

方案3:不交水费就强制停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方案,一旦因为缺水而造成农民弃田不种导致颗粒无收的话,这将造成真正严重的问题。

方案4:把收缴水费的责任落实在组长,收不齐就从组长的补助工资中扣。这当然不行,收不齐水费的责任不在组长,这样做只能逼得他辞职,而且将不会再有人肯来接任,所以通常是一番撒娇式的博弈后,组长还是那个组长,水费也还是那笔水费;

方案5:组长的建议:用镇里欠队里的债务来抵消水费。野夫先生用一节的篇幅来详细解释了这笔由农村合作基金引发的乡镇对村组(实际上是全体村民)的欠款,简单的描述一下这笔欠款就是数额巨大(单安家镇就有3000多万,平均到各村组也在30万)、涉及范围广(几乎是全国)和几无可能清偿。组长的这个建议触到了县乡财政中无人愿意提起的死局,而且这无疑是一个任何局中人都无力也无胆解决,甚至不愿提起的死局。

结论:此路不仅不通,而且是大大的不通。

三、其他途径

野夫提到在现实情况下,被经常采用且成本低风险小的一个做法就是所谓的强制手段——送牵头人劳教或者强制精神治疗,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轻易采取强制手段的,何况张老汉的事件尽管复杂,却不恶劣,也没有直接触及任何层面的一个具体官员的利益,只要能掌握张老汉的动态,对他们而言就足够了。

在把各种可能的方案都梳理了一遍后,相关的干部发现,要以一种相对彻底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没有可能的(这似乎也是广泛存在于中国的一个死局),既然张老汉都知道水费是不能提的,那就还是回到堰塘上来,按很有中国味道的方式,由县里出面宴请承包商,说明县里的难处和维稳的安排,然后承包商立马调高了租金(也就是六组一年的水费),然后就是当承包商想再在其它地方承包一个河段,有了书记的电话,一切水到渠成……

这其实又是一个难以言清的死局——诡异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是互有钳制的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可以很直接,比如在《水生风起》的承包商拿钱提县政府买到了稳定,县政府回馈了其它的项目;也可以很隐蔽,比如蒙牛事件,在三聚氰胺门、恶意营销门之后,相关部门还肯替蒙牛顶雷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政府要稳定,他们不像蒙牛数量巨大的员工及数量更巨大的牧民因蒙牛的三长两短成为不稳定的因素(短时间内再扶持一个蒙牛这样规模的企业几乎不可能),这其中当然有可能存在蒙牛对政府官员的行贿行为,但那更接近于融洽政商关系的润滑剂,而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可参考另一篇博客《再说瘦肉精》)。比起个人腐败,直接涉及了政府本身利益的腐败要更加可怕,或许可以把这称为体制性腐败。

到这里,《水生风起》读完,我顿生一篇读罢头飞雪之感。野夫先生惊人的洞察力和坚实的笔力令人叹服,但这篇杰作的命运却令人唏嘘——作为新创刊的《天南》杂志创刊号的主打文章在送审时被拿掉。这当然不是奇怪的事情,和文中记述的事情汇在一起,却说出了死局背后真正的死局——禁止触碰问题的真正核心,只准在边缘抹平甚至遮盖问题,哪怕“那些微风掀起的波澜,以及任何一轮波澜都可能汹涌成潮的惊险……”。

 

附:野夫《水生风起》的原文地址: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32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