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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10年-谁将实现雄霸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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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读国际政治类的书,预言类的读得就更少,不过我挺喜欢这本乔治·弗里德曼所著的《未来10年-谁将实现雄霸梦?》。

判断一本“预言”类书籍的优劣,我觉得不在于其预言的准确性,而在于其方法。“错误方法正确结论”比“错误方法错误结论”要恐怖得多,因为后者还可以让人通过错误的结果去反思、修正方法,避免进一步的错误;而前者只会蒙蔽人的眼睛,制造真正致命的错误。

而《未来10年》正提供了一种可信赖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以弗里德曼深厚的国际政治、历史学养为基础,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透彻理解,在书中,弗里德曼写到:

理想与现实本来是权利这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纯粹为了争权夺利而追求权力是一种极其恐怖的做法,不仅不会获得任何长远持久的东西,而且还会不可避免地歪曲篡改美国的政体。然而,只讲理想不讲权力就会流于空谈,因为只有以行动能力作为后盾的理想才可能变为现实。所谓现实,就是要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但现实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为实现目标而应当在何处施展自己的权力。如果不懂得权力的宗旨所在而奢谈现实,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就成了凶相毕露的代名词,最终也会脱离实际。同样,单纯的理想主义往往是自以为是的代名词,这也是一种通病,只有完全懂得权力的意义所在,才能治愈;而毫无原则的现实主义又往往表现为固执己见,这其实是对色厉内荏、力不从心的一种掩饰。事实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不是非彼即此,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往往把美国的成功归结为以宪法为代表的美国制度,或多或少的忽略了以“美国梦”为代表的融合了现实与理想的美国性格。而事实上,美国的宪法、制度不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融一道的民族性格的结晶吗?

对我而言,这本书的另一看点是它提供了对中国的精准观察,试举两例:

1、关于中国的基本情况

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东部沿海约400英里范围内,那么,这个狭长岛屿的形象似乎更站得住脚了。这种人口的高度集中性主要归因于水源问题。地图中将整个版图一分为二的粗线是15英寸等降水量线,这也是维持大量人口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降水量。中国的西部因过于干旱贫瘠而难以承载大量人口,因此,超过10亿人口的实际居住面积仅相当于密西西比河以东、不包括新英格兰州在内的美国东部面积。这部分地域就是所谓的‘大汉’。 2、关于中国的崛起(下文出自弗里德曼的访谈,书中有意思相同但文字长得多的描述)

我对中国的评价是崩溃(collapse),而不是崛起(rise)。中国做得很好,但同时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困。6亿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亿人口的收入不到6美元。13亿人口中10亿以上过着像非洲一样的贫困生活。当然也有6000万人年收入达2万美元,但这些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的5%,这不是真正的中国。 我非常赞同弗里德曼对中国未来的判断——“先搞好自己的事”。归根到底,在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前,中国的问题不是强与弱的问题,而是算不算得上一个”现代国家“的问题。

这本书的缺憾在于,弗里德曼太过看轻互联网对未来的影响了。互联网已经远远超越了技术的范畴,它正在和即将融入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甚至已经开始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我想弗里德曼如果在”阿拉伯之春“后再写这本书,他或许会修正他的结论。

关于《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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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厚本的《激荡三十年》,到两薄本的《跌荡一百年》,再到只有一本的《浩荡两千年》,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叙述的时间跨度越来越长,篇幅却越来越短,这也恰恰反映了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不仅从来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商业传统,还在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中被压成了碎片,最终被历史遗忘。

限于有限的史料,《浩荡两千年》对中国古代企业与企业家的书写是碎片式的,对各朝特别是较早朝代的商业面貌描写是模糊的,但从整体上看,却又呈现了清晰的脉络,即春秋战国时期为商业体系、商业制度、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摸索期;至秦汉,以“重农抑商”和“国有专营”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尽管后世各朝多有针对经济的变法,但其核心直至清末都没有任何变化。中国古代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一样呈现了超稳定性,政治制度上的“汉承秦制”,到了经济与商业上便是“乱世思弘羊”,这种稳定性最大的结果却是停滞。

吴晓波对造成这种超稳定性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他的一个结论是:以郡县制、尊儒、科举和国有专营为支柱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事实上阻碍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与发展。郡县制收拢了权力,独尊儒术控制了思想,科举作为独特的激励制度,在将重要的资源——人才——吸引到权力当中的同时,还鼓励了民众自动接受思想的控制,而国有专营体制则为中央集权体制的维系提供了资金的来源。

从根本上说,传统经济只是维护中央集权体制运转的工具,传统经济运行的基础不是支撑现代经济的产权与契约,而是权力——无论是属于朝廷的“公权力”,还是属于权贵的“私权力”,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经济与商业行为其本质都是权力行为。但权力主导经济必然造成特权的泛滥并带来巨大的公平缺失,进而动摇统治的根基,但中国解决危机的方法却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结果却以更大的不公平来替代原有的不公平。所以,当中国的政治在集权的主导下走进了“治乱循环”,中国的商业阶层也丧失了制造“捕鼠器”的能力,彻底地沦为了“权力”的附属品。

我在读《浩荡两千年》时,经常想到所谓的中国模式,如果说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话,那么这个中国模式从秦汉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说黄亚生先生通过横向的比较在他的著作《“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论证了30年来的“中国奇迹”不仅不独特,反而处处印证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常识(无论是其成功还是失败的地方),那么《浩荡两千年》则证明了所谓的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只能导致“繁荣—崩溃”的历史再度上演。

吴晓波说中国的商业“早慧而晚熟”,“早慧”也许是对的,“晚熟”这个说法,却过于的乐观了。

关于《极简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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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赫斯特的《极简欧洲史》是一本极好的书,虽然它在亚马逊的售价(¥13 .4)比一个肯德基的汉堡还便宜。

这本书确实极简,从希腊到近代差不多3000年的历史,却只花了230来页,而且还是小开本。它不像多数通史性历史书那样靠事件来推动,它靠逻辑来推动整本书的结构,赫斯特在一开篇就说,欧洲的历史是希腊和罗马文明、基督教、对罗马帝国进行侵略的日耳曼战士文化三大元素的混合与变异,然后便顺着这三大元素发生、发展、斗争、融合的脉络把欧洲历史上的关键事件进行了梳理,呈现了一个异常清晰的历史的骨架。它像书中提到的“希腊灵感”一样,“答案简单,符合逻辑”,尽管历史无法用数学来表达,但这本书的叙述却也和F=ma、E=mc^2一样简洁、优雅。

这本书有非常多精彩的观点和极其准确的历史视角,但我从这本书中感受最深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学习的方法。

第一,这本书靠逻辑推动,但和国内中学教材那种“逻辑推动”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设定了一个逻辑框架,让所有的事件来适应这个逻辑框架,它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是正向的,它还原历史场景,然后从事件的推进中找出内在的联系,它的逻辑是归纳、推理、总结出来的,作为一种研究成果,它的逻辑是结论,而不是预设的。找到真实场景、假设、推论,然后结论,这其实正是最经典的学习方法。

第二,这本书在第一部分讲三大元素的混合这条“整”的主线,第二部分从战争、现代民主产生发展、语言、皇权与教权、百姓生活等多个“分”的支线切入,由整而分最后合于“结语”,讲清了欧洲文明成为“第一”的根本原因。由整而分再和,通过立体而又有层次的视角对同一对象进行分析研究,这也是学习最基本的方法。

最后想说的是,《极简欧洲史》其实是一本在澳大利亚和欧洲不少国家广为使用的教科书,一本把知识和方法结合的如此之好的教材,除了羡慕,还真有骂娘的冲动。

不存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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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已经记不起上一次读余华的作品是什么感受了,《活着》或者《许三观卖血记》,那时我年纪还小,也许《现实一种》、《鲜血梅花》这类的短篇给我的印象更深,血腥的暴力多少比残酷的现实更容易让一个少年震撼。

因为我对余华的陌生感,也因为我只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看做是一个职业小说家玩票式的散文作品,我看低了它,却被它震得眼泪直流。

在这本书里,余华写出了一种普遍的痛感,他写的是中国,却以他小说家特有的敏感,把宏大的国家主题融化进极其私人的个人际遇里。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是国家史、政治史,那么我相信以后的历史将越来越多的变成个人史,但个人,这个词太可怕了,它甚至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因此余华记录的他的个人经历比他写出的格言般的句子更动人心魄,他述说的每一个故事都直指这个国家掩饰不住的荒谬,尽管那些故事放在它们所处的年代里是如此的平淡,那些故事其实正是这个国家多数人的故事。

另外,我确实非常喜欢余华讲的那些小故事,尽管它们短的就像段子,却再一次证明了讲故事的能力对一个小说家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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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在吴法宪的名字前面可以加很多头衔,我觉得最恰当的一个是“重要历史事件的配角”,主角们都死了,要了解那段至今还被重重遮蔽的历史,配角的发言就显得更重要了。

不过作为一本被吹捧了多年的书,我对吴法宪的这本回忆录是很有些失望的。虽然任何自传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美化,但吴法宪的自我美化显然有些过度了,在不少他应该在场的历史场景里,他竟然都退到一旁成了一个无关的旁观者,丢失了细节甚至修改了细节的历史,其可信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当然,这本书被追捧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反思”,但把文革、大跃进都归罪于毛泽东是不是就足够深刻了?作为一个在政治斗争中走上人生的顶点,又因政治斗争锒铛入狱的高级干部,他的反思竟然只微微擦了体制的边而未深入其中,换句话说,60年代风光无限的吴法宪在21世纪的反思,其深度竟然远远不及60年代就已遇难的林昭、遇罗克,如果说吴法宪的反思在朝臣中已属激进,那么对朝廷的任何希望都终将变成绝望。

不过吴法宪的回忆录仍然透露一些真正有趣的信息,比如吴法宪在回忆斗垮罗瑞卿的过程时,提到叶群多次打电话给他,要求他按叶群拟好的罪状揭发罗瑞卿,叶群还暗示吴法宪,如果他不出头批斗,就将被划入罗瑞卿一党一起打倒,与罗瑞卿关系甚好的吴法宪不得已才挑头批判罗瑞卿。这其实不仅仅是体制、人品的问题,而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或者说文化的问题。

辛亥之后有五四,正说明把中国的问题简化为体制而忽略文化、忽略民族性实在太过简单、粗糙了,100年过去了,我们毫无进步,甚至还在那个历史轮回里。

关于《浪潮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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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浪潮之巅》里,吴军在讲述著名的博客服务商Blogger的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时曾写到:

几年前大家普遍认为Blogger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时机和运气,但是当埃文·威廉姆斯再次创业,两年后又搞出了风靡世界的Twitter时,大家回过头来看Blogger的创始人,才觉得他们在商业眼光技术方案时机把握上都是一流的。

而通读整部《浪潮之巅》,比起书中提到的诸如摩尔定律/反摩尔定律、70-20-10定律、基因决定论等规律,我觉得决定各家公司、各项技术、各个产品兴衰成败的诸多因素中最关键其实就是商业眼光、技术方案和时机把握这三要素。

在这三要素中最具决定性的是技术。电话成就了AT&T、大型计算机成就了IBM、PC成就了Inter和微软、互联网成就了思科、雅虎和Google,相反地,在基于模拟信号的第一代移动通信中独占鳌头的摩托罗拉,在向第二代移动通信的转型中行动迟缓,最终被Nokia超越,并逼至了生存的边缘。所谓的浪潮从根本上说就是技术的浪潮,没有AT&T也会有BT&T,把握技术发展的潮流甚至引领了技术的发展不一定可以成为伟大的公司,但偏离了潮流,则一定只能成为失败者。

好的技术离不开好的商业模式的支持,比如施乐最早开发出了交互式图形界面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但如果没有苹果和后起的Windows,命令行操作系统被替代的时间或许还要推迟很多年;又比如摩托罗拉拥有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但Inter通过强化产品的兼容性并与微软结盟等商业措施,最终以弱于摩托罗拉的产品在芯片领域击败摩托罗拉;当然最典型的例子是苹果与IBM-PC的竞争,80年代的麦金托什比同期的IBM-PC在技术上领先一代,但IBM开放兼容的策略促成了微软、Inter、DELL等的大发展,进而垄断了个人电脑市场,而坚守封闭策略的苹果,由于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等主要领域腹背受敌而每况愈下,微软最火红的90年代,恰恰是苹果最黯淡的10年。

时机也非常重要。比如书中提到的由甲骨文在90年代开发的Web PC,其设想类似于Google使用Chrome OS的笔记本,把运用、存储全放到云端,但在网速很忙、网费很贵、网上运用极其稀少的90年代,这个产品所包含的“云计算”的概念就显得过于超前了,同样命运的著名产品还有苹果在斯卡利时代推出的Newton PDA,他们都是不错的产品,也都预示了未来,但时机不对决定了它们只能是未来明星的铺路石。

不过比起技术和商业,时机其实是最难把握的一个部分,抛开无法言说的运气的成分,把握时机需要的其实是历史的眼光,而建立“历史的眼光”其实恰恰是我个人认为《浪潮之巅》最有意义的地方,吴军的写作并没有停留在分析案例阐述一般的技术规律、商业规律上,他借案例理清了整个信息产业发展的脉络,建立了一个从过去看现在、看未来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