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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Reader 终于要关闭了

大约从2006、07年开始,Google Reader就成了我每天打开电脑后最先打开的应用,它极大地提高了我阅读新闻获取资讯的效率,自从有了GR,我就很少访问新闻网站了,收藏夹里也不再存博客地址了;而一些内容网站,因为不提供RSS,就会让我感觉缺了什么,甚至影响到我对它的好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被称作生活的一部分,GR于我,算得上一个。

但今天Google宣布将关掉GR,我却并没有太吃惊,从GR取消"share"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总有Google要关闭GR的消息传出,而GR以前的产品经理Brian Shih今天在Quora上更是说,Google从2008年起已经三次计划解散GR团队,让GR并入Google的社交产品。GR今天才关闭,已经迟到了五年。

而且这几年,GR几乎停滞了,不仅没有任何发展,取消"share"、改UI还让GR的可用性大大下降,虽然它还是最好的RSS订阅工具,但也止于此了,如果没有OSX和IOS上的Reeder.app,随着大量博客停止更新,我可能也已离开GR了。

所以我觉得Instapaper的创始人Marco Arment的说法是对的:GR从问世就统治了RSS阅读,让其它阅读器很难生存,直到IOS的出现,才让新的应用有了空间,现在是10年来第一次,有可能看到RSS领域出现重大创新,无论在云端,还是客户端,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要重现一个如GR一样的RSS阅读器并不容易,功能、使用体验之外,对Google而言不大的成本开支,对其它公司可能就是无力承担的重压(比如有野心想接盘GR的Feedly今天便因流量激增而短暂宕机),对Google而言可以忽略的收入,对其它公司而言可能就是收入的全部,比起技术,商业模式也许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我很同意刘淼老师的看法:

阅读RSS在互联网上是一种非常小众的行为,针对如此少的用户提供的服务应该收费才对,所以不管是什么RSS Reader,只要没有收费版本,我觉得都难以持续下去。

进一步说,免费+广告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瓶颈越来越明显,除了幸运的Google,Twitter和Facebook不都为收入陷入了焦虑,相反依靠赞助的「公益」网站维基百科完成每年的捐款额度却越来越顺利,而Pinboard、app.net这类的收费互联网服务也不断涌现。不是说免费就不行了,而是应该更有想象力;不是说免费的午餐结束了,而是使用互联网的人都可以有所贡献,我想,捐上几美元给维基百科,买上几个靠谱的付费服务,也许比参加这个投票让Google留下GR要更好。

读泰勒

干了快10年的所谓「管理」工作,也自诩读了不少的管理书籍,但我却一直刻意地回避了「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所写的、被奉为现代管理学第一本经典著作的《科学管理原理》。

我很早就知道泰勒,甚至早于了解彼得·德鲁克、明茨伯格和爱德华兹·戴明。但我对泰勒却一直提不起兴趣, 除了天然对“Taylor”的读音缺乏好感之外,国内管理学教材对泰勒的介绍更是让我对他心存反感的主因。

我最初读到的几本管理学教材,大多把泰勒的「科学管理」改编成了「机械管理」——「机械」地分解工作步骤制定操作程序,「机械」地管理(监控)工人的工作生活,直至完全忽略他们的心智,把工人当做了机器,尽管提升了工作效率,却也抹杀了人性。虽然我对这些教材把泰勒比做资本家走狗的「天朝体」思维不屑一顾,但也就此丧失了对泰勒的兴趣。

诱使我拿起泰勒的是Eric Ries,在其大作《The Lean Startup》中,Ries反复论及了泰勒对他的影响,读Ries对泰勒的论述,我发现泰勒不仅不过时,他的思想、他的方法仍然极其实用,他不仅不反人性,甚至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祖宗。

《科学管理原理》很薄,它原为泰勒提交给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报告,总共不到100页,全书以如何创造财富、提升效率为着眼点,系统地论述工作分析、任务加激励系统、目标与计划系统、管理者责任、职能制等管理实践中最基本的问题,但全书最核心的、也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却浓缩在「科学」二字当中。

所谓科学,重点不是结论,而是方法。粗略地说,泰勒的「科学管理」,包括了测量、建模、检测、重复、改进这么几个过程,其要点在于以可测量的方式去认知工作,而不是依赖个人的经验;以可评估的方式去选择最合理的操作步骤,并通过重复的检验形成体系,而不是依赖个人的自我学习与调整,简单说,「科学管理」的关键就是要摒弃人的随意性,建立一套可以用客观标准衡量的体系。

「科学」成就了泰勒现代管理学开山鼻祖的江湖地位,却也给了他「反人性」的坏名声,但这恶名的产生根本是由于后人对泰勒的误读,摒弃人的随意性不等于忽略人的能动性,拒绝经验的误导不等于放弃人的智慧。如果通读全书,而不是道听途说几个主要的观点,那么可以发现泰勒所有的思想都基于对人性的深入考察,更何况在书的导言中,他早已开宗明义地写道:

过去,人是第一位的;未来,体系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伟大人物,恰恰相反,任何好体制的第一位目标必须是发掘第一流的人才,并在系统管理之下,使最佳人才比以前更有把握、更迅速地提升到管理岗位上来。

读泰勒,最大的感受是这么好的书,我却因偏见耽搁了这么多年才读,可见“选择性输入”之可怕,而RSS、Twitter更让“选择性输入”加剧,这是必须要警惕的。

最后,还要吐槽一下北理工出版的这个版本的翻译,虽然骂翻译已经成了一件上不得台面的事情,但这个版本的翻译的确烂出了水平、烂出了风格。不过这个版本我仍然是推荐的,因为它附上了书的英文原文,泰勒的行文,用词量不大,句式也大都简单直接,以我的烂英语,也读得很流畅。

多读原文,少读译本,这也是我给自己下的一个任务。

乔布斯懂技术吗?

(谨以此文纪念乔布斯逝世一周年)

iPhone 5和IOS 6的发布让苹果再一次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没有乔布斯,苹果还行不行“这一问题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但在大家盘点乔布斯留给世界的遗产时,往往更多的讨论乔布斯的理想主义、完美主义以及无可匹敌的创新能力、设计品味和营销能力,而很少提及乔布斯的技术能力,那么,乔布斯究竟懂不懂技术呢?

认为乔布斯不懂技术是对他最大的误解。

诚然,乔布斯不是斯蒂芬·沃兹尼亚克、比尔·盖茨、拉里·佩奇、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技术天才,但他却从另外一个维度展示了”懂技术“的含义,可以看以下几个例子:

  1. 1987年乔布斯被苹果扫地出门独自创办NeXT时,在几乎所有核心的技术上,他都做出了最优的选择,如操作系统选择Unix作为底层,开发语言选择了当时无人问津的Objective-C、浏览器内核选择了webkit……,尽管NeXT并不成功,但这些技术却随乔布斯一起回到苹果,成为了Mac、iPhone、iPad、IOS等最关键的技术基础,事实上,乔布斯在80年代末期就奠定了苹果在21世纪辉煌。可以说乔布斯不仅拥有最敏锐的技术辨别能力,而且这种辨别能力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人;
  2. 施乐公司的帕拉奥多研究中心早在70年代初期就开发出了计算机图形界面,但由于施乐对此项技术不敢兴趣,图形界面也就一直停留在实验阶段。而乔布斯在到施乐参观后,便立刻组织团队将图形界面商品化、工业化,于1983年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搭载图形界面的个人电脑Apple Lisa,而1984年发布的麦金塔更是把个人电脑代入了图形界面时代(而微软成熟的图形操作系统Windows 3.x直到1990年才发布),可以说乔布斯不仅有敏锐的技术判断力,更有超凡的把技术商品化的能力;
  3. 和同类产品相比,苹果的产品往往不是功能最多的(经常是最少的),乔布斯的一大特点是善于做减法,不完善的功能他宁可不要,不完善的产品他宁可放在实验室中打磨,最著名例子如iPad,iPad项目启动比iPhone早了两年,但推出却比iPhone晚了三年;另一个例子是液态金属,乔布斯早在几年前就收购了这项技术,但至今未见到它的实际运用,可以说乔布斯不仅有敏锐的技术眼光,也有足够的等待技术成熟的耐性,他是真正了解技术发展规律的人;
  4. 乔布斯认为用户只需要关注于产品的使用,其他的交给苹果就可以,因此苹果没有复杂的产品线,苹果的产品也是所有同类产品(无论时电脑、手机、平板、MP3播放器等)中学习成本最低的,而苹果的产品说明书、网站(甚至包括技术文档)、乔布斯的演讲都从不使用复杂的专业术语。但当我们周遭充斥着无数满嘴技术术语、复杂概念却讲不清楚任何问题的人时,可以说乔布斯的简单,恰恰体现他对技术极度深刻理解,他知道要给用户什么(不是用户要什么),更知道怎么给。 乔布斯不是杰出的工程师,也非顶级黑客,但他却完美地诠释了产品经理、销售总监、CEO应该具备的技术能力——技术辨别能力、对技术发展趋势的预见能力,技术商业化的能力和对技术(产品)的解释说明能力。他是真正懂技术的少数人。

(本文同发于商业与管理博客观昊视角,文章地址在此

关于《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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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厚本的《激荡三十年》,到两薄本的《跌荡一百年》,再到只有一本的《浩荡两千年》,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叙述的时间跨度越来越长,篇幅却越来越短,这也恰恰反映了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不仅从来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商业传统,还在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中被压成了碎片,最终被历史遗忘。

限于有限的史料,《浩荡两千年》对中国古代企业与企业家的书写是碎片式的,对各朝特别是较早朝代的商业面貌描写是模糊的,但从整体上看,却又呈现了清晰的脉络,即春秋战国时期为商业体系、商业制度、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摸索期;至秦汉,以“重农抑商”和“国有专营”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尽管后世各朝多有针对经济的变法,但其核心直至清末都没有任何变化。中国古代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一样呈现了超稳定性,政治制度上的“汉承秦制”,到了经济与商业上便是“乱世思弘羊”,这种稳定性最大的结果却是停滞。

吴晓波对造成这种超稳定性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他的一个结论是:以郡县制、尊儒、科举和国有专营为支柱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事实上阻碍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与发展。郡县制收拢了权力,独尊儒术控制了思想,科举作为独特的激励制度,在将重要的资源——人才——吸引到权力当中的同时,还鼓励了民众自动接受思想的控制,而国有专营体制则为中央集权体制的维系提供了资金的来源。

从根本上说,传统经济只是维护中央集权体制运转的工具,传统经济运行的基础不是支撑现代经济的产权与契约,而是权力——无论是属于朝廷的“公权力”,还是属于权贵的“私权力”,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经济与商业行为其本质都是权力行为。但权力主导经济必然造成特权的泛滥并带来巨大的公平缺失,进而动摇统治的根基,但中国解决危机的方法却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结果却以更大的不公平来替代原有的不公平。所以,当中国的政治在集权的主导下走进了“治乱循环”,中国的商业阶层也丧失了制造“捕鼠器”的能力,彻底地沦为了“权力”的附属品。

我在读《浩荡两千年》时,经常想到所谓的中国模式,如果说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话,那么这个中国模式从秦汉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说黄亚生先生通过横向的比较在他的著作《“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论证了30年来的“中国奇迹”不仅不独特,反而处处印证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常识(无论是其成功还是失败的地方),那么《浩荡两千年》则证明了所谓的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只能导致“繁荣—崩溃”的历史再度上演。

吴晓波说中国的商业“早慧而晚熟”,“早慧”也许是对的,“晚熟”这个说法,却过于的乐观了。

关于吴英案

一、

简化一下的话,吴英案涉及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

第一是有没有罪的问题,转化一下就是民间金融的合法性问题,深入一点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前途问题;

第二是在假设她有罪的前提下,该不该判她死刑的问题,这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乎司法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法治问题。 但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人权。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与契约,而产权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同时,没有产权作为基础的契约是毫无意义,为什么在中国欺诈违约横行、合同仿似一纸空文,我觉得很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享有的产权是不完整的,我们无法获得产权的完整收益,也就时刻想逃避由产权带来的责任,以至于严守契约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无法抵消违约、造假形成的风险收益差,所以契约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产权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受到保护的私人产权就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石。

如果换个角度,我们也会发现对产权争取和保护产权制度的产生其实是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以中国为例,保护私产入宪、《物权法》出台其实都是推行市场经济(虽然仅只是不完善甚至被扭曲的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发生在拆迁、征地中的抗争为什么越来越普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了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另一方面,死刑问题就是人权问题,对死刑的态度也是反映一个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的重要维度。举个很五毛的例子,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逐步减少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这些限制死刑、增加人权的措施其实都证实了中国政治体制相对于30年前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远远低于预期,但它确实发生了。

这也说明,人权与政治体制的进步是互为因果的,人权(即公民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民主政治的推进又将促进人权的提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韩三篇”,就会发现“素质论”其实是个陷阱,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民众都是愚蠢的(至少是相对是愚蠢的),差别不在于思想、文化、科学知识这些东西,而是权利的意识。杨佳、钱云会、钱明奇等等,他们未必有多高的“素质”,但他们都知道去要一个说法。

回到吴英案,张维迎先生曾经发问“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我想吴英案意味着执政者对个人权利的又一次压制。说到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集体本位的传统社会,虽然中国从这样的传统社会向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过渡的进程是不可逆的,但这需要更多人的努力。今天为吴英要一个说法,其实也就是给自己要一个说法。

二、

关于吴英案的讨论发生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之时,或许是个巧合。

同样巧合的是,无论对吴英案的讨论,还是对小平南巡的纪念,绝大部分的声音都来自民间。如果说对吴英案的静默只是延续了官方处理类似热点事件的一贯做法,那么官方对南巡20周年的“冷纪念”则再一次证实了官方改革动力的丧失,虽然正是诞生于南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在事实上构成这个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共识的说法是,在改革的初期,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深受旧体制之苦,所以尽管中国的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计划步骤(摸着石头过河),但由于大家在告别旧体制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初期的改革是极其顺利而高速的。

但问题是,随着改革的推进,特别是经济改革的单方面推进,公平特别是起点公平的问题被严重忽视了,被扭曲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权利的恶性结合造成了扭曲的社会分配,巨大的经济成就背后却是再一次的社会失败,如果说文革是社会总溃败的话。

但现行的体制却特别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更多地撅起利益,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而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对普罗大众最有利的制度安排,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保护权利,但不容忍特权,这显然是靠特权获得政治、经济利益的既得利益者无法容忍的。

另一方面,在既得利益者内部,利益同样是分化的,哪怕是有限度的改革也难以达成共识,换而言之,他们对推动改革的兴趣已被对利益的争夺取代。所以当前中国的一个现实就是,不仅政治改革被搁置,经济改革也趋于停滞,但社会的生态却在不断地恶化。

回到对吴英案的讨论,也包括近年来围绕其它热点事件的争论,就会发现,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停止之时,民间的力量却从没有放弃过对改革的推动,尽管这种力量相对于官方的力量而言不值一提,但却绝不是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未来中国的进步,其希望早就不在官方,而在越来越自觉的民间。

三、

在《柳传志的背影》这篇博客里面,讲到中国民营企业时,我曾经写到:

一方面他们要搞清楚权利和权利下的潜规则以求得生存,另一方面他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挑战现有规则、建立新的规则才可以求得真正的发展。但这两者间的平衡是极难把握的,前者的利益谁敢轻言放弃,后者的风险谁又敢随意藐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当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那往往也就是这个社会的局限性。 后来我发现,我仍然过于乐观了,因为比起挑战现有规则,依附权力几乎就是中国企业的本能。

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的序言中说,中国两千年的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但读完整本书,我觉得吴晓波把中国古代企业的地位抬得过高了,在政府面前,中国企业根本谈不上博弈,事实上,历代有名的企业家在权利面前,除了依附就是被抛弃,中国只有“红顶商人”的传统,而没有“企业家”的传统。

回到吴英,实际上,我个人并不认为吴英是出色的企业家,这只要从她涉足那么多行业就可以探知一二。当然,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吴英走的其实也是“红顶商人”的路子,她对权利的态度依然是依附,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先有官员联名保她、后又有官员联名“做她”的“奇观”,而这种先“保”后“做”和历朝政权对商人的“始乱终弃”又有什么分别?

命运真正可叹的地方在于,吴英从没有去触碰依附政府这条经商的潜规则,却因为相信了“坦白从宽”、“戴罪立功”,违反了那条一人扛下所有罪责保住其它人尤其是当权者的潜规则,并由此招致了杀身之祸,这其实才是整个吴英案中最为诡异的地方。

吴英的获罪,再一次证明了当权者已经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民间发起、官方确认”的改革模式已经失效。吴英的获罪,也再次证明没有企业家精神的成长,不摆脱“依附”,中国企业就无法摆脱随历史的“治乱循环”而呈现的“兴衰更替”,换句话说,能让中国企业获得长久发展的不是权力,而恰恰是企业家自己,尽管这要求企业家有更多的勇气、坚毅、隐忍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