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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团队的“成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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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是一本研究个体为什么“成功”的书,而不是一本教人如何才能“成功”的书。

比如书中讲述的比尔·盖茨的成功之路:一方面当然离不开他的天分(但拥有他天分的人其实并不少)和勤奋(用于编程的时间达到了10000个小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计算机数量稀少、体积庞大的年代,因为家庭和学校的关系,比尔·盖茨才有了足够的机会去接触计算机编写程序,从而积累起获得成功所需的10000个小时。对起与比尔·盖茨同时代的其它年轻人,他们也许不缺天分,也不缺勤奋,他们缺少的只是使用计算机的机会,但没有计算机,他们的天分和勤奋也就失去了转化为“成功”的载体,他们缺少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机遇——可以把天分通过勤奋转化为“成功”的机遇,而机遇恰恰是无法通过学习、模仿得到的。

这也是让想通过这本书找“成功”的读者最无奈的地方,因为成功的关键竟然是自己无法控制的“天时地利人和”,甚至连勤奋也是需要机遇的,要想成功,自己能做的实在有限。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是从作者预设的个人,而是从一个团队、一个组织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本书仍然是极其实用的——个人固然无法改变其所在的外部环境,但一个组织、一个团队是可以改变其内部生态来促进个人发展的,也就是说组织和团队可以为个人成功创造机遇和适当的环境,并进一步带动个人和组织的成功,这其实是一部写给团队的成功学。

书中讲到的一个例子是大韩航空,一家曾经事故频发的航空公司。后来经过研究,发现造成大韩航空事故频频的一个核心原因是飞行员间的“权力距离系数”(衡量特定文化中尊重和重视权威程度的指标)过高,这使得副架、工程师等下级不敢轻易向作为上级的机长提出反对意见,甚至是一般性的提议或者参考性的意见都要权衡再三才会用极为含蓄的方式进行表达,一旦遇到非常情况,往往就容易因意见沟通不充分而形成的盲区,进而引发事故。

但造成大韩航空“权力距离系数”高的原因其实在于韩国(东方)的文化传统,因为韩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极其讲究老幼尊卑的,如韩语里面的敬语,而要让某个飞行员独自去突破文化传统显然是不现实的。

大韩航空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它把英语确定为新的工作语言,一方面英语是航空界的国际语言,更重要的是使用英语使得大韩航空的机组成员在一个小范围内得到了转换身份、摆脱传统文化影响的机会,这个改革使得飞行员在进行交流时不必考虑尊卑和说话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更直接的表达。经过改革,大韩航空的飞行员变得自信又勇于承担责任,而大韩航空也由事故频发、不被信任的航空公司变成了世界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的曲棍球联赛,格拉德威尔发现加拿大优秀的曲棍球选手大多出生在1-3月,经果研究,这并非由于巧合或者天意,而是因为加拿大曲棍球联赛的注册日期是1月1日,这使得1-3月出生的选手从小就因年龄的优势比其他月份出生的同年选手可以多经历更高水平的训练和比赛,他们比其他球员更容易达到获得成功必经的10000个小时。由此,格拉德威尔甚至设想,如果加拿大改革联赛制度增设秋季联赛的话,那么加拿大顶尖水平的曲棍球选手就有可能增加一倍。

套用一个早已烂俗的说法,现在是一个团队的年代,我们也常常讨论团队成功与个人成功的关系,但这种讨论往往是以“团队优先”为前提的,很多的结论都是要个人为团队而变。而格拉德威尔的“成功学”给出了不一样的新思路,当我们思考团队发展的时候,是否可以优先考虑团队里每个人的发展,当我们要求团队成员适应团队文化与制度的时候,是否可以先想想什么样的文化和制度更能帮助每个人的发展。团队、组织的小改变或许就可以促成个人的大发展,而这或许才是所谓的“以人为本”。

关于《社交网络》的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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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后觉的看了《社交网络》,竟然看得热血沸腾,还一连看了两遍。在看第二遍的时候,随手写了几条关于电影的微博,不过由于这部电影涉及了太多我感兴趣的话题,而影片的节奏又远远超过发微博的速度,所以就就着已发的微博写了这篇绝非影评的微博体博客。

一、团队与合作伙伴

除了计算机,马克·扎克伯格另一个天才的地方是挑选合作伙伴,他总能在合适的时候挑中合适的人,无论爱德华多还是肖恩·帕克,当然,在他们失去作用后,他也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们。

扎克伯格该不该让爱德华多和肖恩·帕克退出?我觉得绝对应该,退出前的爱德华多和肖恩已经很难为Facebook再做出什么贡献了,甚至还产生了很大的负作用,而他们却拿着与贡献不相称的股权,这不是利益问题,更主要的是发言权与决策权。但扎克显然没有找到让他们退出的合适方法,这与陷害他们的人是不是扎克无关。

扎克、爱德华多和肖恩·帕克最终走不到一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目标差距太大,爱德华多想的是几百万,肖恩想的是10亿,而扎克的野心则远远超过了他的同伴。

关于爱德华多的退出,电影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风投向扎克询问占30%股份的爱德华多是什么人。其实是资本而不是扎克提出了让爱德华多退出,资本也许冷血,却展示了效率,也体现了公平,爱德华多对Facebook的贡献开始可能是30%,但到后来也许真只剩0.3%了。

但归根结底,导致爱德华多最终退出的是他自己,标志性的事件是对肖恩·帕克的态度及要不要去硅谷,而肖恩的方式、硅谷的土壤才是适合互联网公司的,爱德华多选择的纽约显然太“传统”了,用电影中扎克的话说就是“你已经落后的太多了”。

关于肖恩·帕克退出的原因,电影里借爱德华多的话来做铺垫的,尽管肖恩做了大名鼎鼎甚至堪称传奇的Napster和其他的几家公司,但这些公司的结局无一例外的都是关张。

二、抄袭与创新

尽管扎克有没有抄袭Winklevoss兄弟的哈佛关系网从法律上讲是一件难以辨别的事情,但我依然很难把这定义为抄袭,我想扎克确实借鉴了哈佛关系网的创意,但他做出的Facebook却是远远超出Winklevoss兄弟想象的产品,如同科学史上最著名的牛顿、莱布尼茨微积分创立权之争,很难说莱布尼茨就是因为看过了牛顿的零星手稿才完成了微积分,何况Winklevoss兄弟并没有做出和Facebook、哪怕是最初的Facebook一样好的产品。

如扎克所说,Winklevoss兄弟并不是因为扎克“偷”了他们的创意,而是因为他们一直顺利,这次却被远远超越。让他们越来越愤怒并最终决定起诉扎克的几件事都是因为Facebook影响力的扩大,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早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如果说赛艇他们只输了一点,那么做网站,他们甚至进不了赛场。

为什么Facebook借鉴哈佛关系网却可以被称为创新,人人、开心借鉴了Facebook却要被指为山寨呢?我觉得这恰恰体现了创新与山寨最大的区别:创新不是无中生有,创新也需要学习和借鉴,创新其实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发展;而山寨的最大特征除了简单的模仿,还有低质化。

让扎克付出6500万赔偿(付给Winklevoss兄弟)的法律是好的法律,它在最大限度上保护了一切创造者的利益,并给抄袭者甚至是疑似抄袭者以惩罚,它让创新而不是抄袭成为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选择。而在法律“宽松”的中国,抄不仅比创新容易,也比“买”便宜,因此在中国只有腾讯这样以抄为核心能力的巨无霸,而无法产生出千千万万个很酷的小作坊。

三、才能、态度及其他

光有好的创意,而没有把概念落实的能力,是不可能产生什么好的成果的,而创意也只会停留在它雏形的样子,就像Winklevoss兄弟干的那样。假设做出Facebook的不是扎克,而是和Winklevoss兄弟没产生过任何联系的人,他们的愤怒也许将被变成后悔。

Winklevoss兄弟既想要做网站,又要练习赛艇,还有学业、还有俱乐部……;爱德华多除了Facebook,还有凤凰俱乐部,还有他的课程;而扎克,只有Facebook。因为专注,所以他走得最远。

过程很重要,但只有结果导向的过程才有意义,因此在扎克和爱德华多分手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爱德华多讲尽他在纽约吃的苦、做出的努力,却经不起扎克简单的一句“那有什么成果”。

四、关于电影本身

吸引我连看两遍《社交网络》的,不是大卫·芬奇,而是马克·扎克伯格,尽管这是一部剧情片,而非纪录片。

我觉得《社交网络》就是一部以互联网、商业为背景的操蛋的青春史,就像《美国往事》是一部以黑帮为背景的青春史一样。

在谈论大卫·芬奇的时候千万别忘了Aaron Sorkin,影片开头那段扎克与女友多线索、跳跃式的对话真是神来之笔。

挺喜欢九寸钉做的配乐,特别是扎克写代码那一段充满80年代感觉的8位机电音,极度的黑客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