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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

很少有一个城市像澳门这样,让我觉得陌生。

我坐着赌场提供的免费大巴往来于码头、酒店和各个旅游景点,享受着迎宾小姐甜美的笑容和热情的招呼,却在闹市逛了三条街也没找到一个便利店或者珠三角常见的士多,满大街最耀眼的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当铺。

但我根本不需要便利店,渴了,随便进一个赌场,都有无限量免费取用的矿泉水;饿了,或者嘴馋,所有手信店的各色零食都可供试吃。网上有很多不花钱游澳门的攻略,但这不是共产主义福利社会,而是消费主义金钱帝国。

很多人都在说澳门的两面性,一面是华丽辉煌的赌场,一面是温情日常的大三巴市政厅老区。但大三巴和丽江古城、大理古城没有区别,一样是游人如织,一样被专事出售旅游商品的店铺填满,无非是大三巴几乎都是真正的古迹,而丽江大理充斥着仿古的新建筑;无非是大三巴可以看到Swarovski和SK-II,而丽江大理只有佐丹奴和班尼路。

我在玫瑰堂前拍照,我在钜记手信购物,我排队买了据说好吃的猪扒包和榴莲雪糕,但这些都是被定格了的旅游者的标准动作,和澳门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极度的商业化掩盖了真实的生活,和威尼斯人的人造天空一样,大三巴展示的日常也只是一种虚幻。澳门也许是两面的,但它的另一面被金钱和物质包裹起来,却和游客绝缘了。对游客,澳门提供的一切都是通往赌桌的路。

好吧,我终于也顺着这条路坐上了赌桌,在逛完了威尼斯人、金沙城、银河、新濠中心,双腿走到发麻之后。我玩的是21点,不到10分钟我就输掉了我的全部筹码,1000港币。我对赌缺少基本的兴趣,没有赢的快感,也没有搏一把的豪气,因为早就准备输掉这1000块,我甚至没有体会到输钱的失落与惆怅。

很多时候,人类的快乐和痛苦往往来自非理性的冲动与执着,而不是理性的算计和权衡。和我同住一层的四川老哥,他第一天输光随身携带的两千万之后,从国内转来两千万然后接着输光,他的朋友(也是赌客)斥责他「傻逼」、告诫他「挣钱不容易」,他却红着眼打算过几个月来翻本。

在某一刻,我很羡慕他,至少他融入过澳门,而我,只是彻底的匆匆过客,连到此一游的标记都没有留下。

(题图摄于新濠中心地下巴士站)

昆明

無標題

我经常会想起上海,我曾在那里读书,尽管大学四年所学我早已忘得只剩皮毛,对那里的人和事也渐渐淡漠,但我确实想念上海;我也会经常想起广州,为了糊口,这两年每年我总会在那里待上几个月,我喜欢西关的旧味道,也喜欢充盈在茶楼食肆的市井气,有时,我甚至刚刚坐上离开广州的飞机,便开始思念云吞面和蒸凤爪。

但我很少会想到我的故乡昆明,家毕竟是家,早已成了我肉体和精神的一部分,我不需要去想它,它也和我在一起。我被高原阳光晒得黝黑的皮肤很难再“漂白”,我讲不出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除了昆明话,我嘴里只有土得掉渣的“马普”(指昆明口音的普通话,以昆明西山区马街镇命名)。我还没有考虑过如何来记住这座城市,把它分割成风景、人物、美食或者器物,就显得太见外了,思念是游子的事情,而我从没有想过要离开它。

我分辨不出我对昆明究竟是爱还是恨,但比起爱与恨,这座我生活的城市现在给我更多的感觉却是陌生。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昆明的变化太快,我至今不熟悉北市区、也不熟悉南市区,更不了解最新的呈贡新城,我所熟悉的武成路、长春路、金碧路、东寺街、威远街……这些昆明曾经最热闹的老街早已经一条接一条的消失在高楼大厦与玻璃幕墙之间。新修的街道宽敞整洁,但却不再有昔日如梭的人流和市井的气息。

但新的城市却不妨碍人们过着旧的生活,事实上,在中国,最早种上法式梧桐的城市可能是昆明,最早普及了咖啡的城市也可能是昆明,中国最早的铁路至今还在昆明至河口间运行,而中国最早的水电站至今还在为昆明供电。昆明人总是很热情地接受新的事物,却又很少因为新而改变自己旧有的生活节奏。所以,当今天的时尚青年不屑老一辈的生活时,但他们会念起和昆明同一个纬度的普罗旺斯,却很少会向往纽约和东京,比起竞争激烈的大城市,更多的昆明人宁肯泡在翠湖边的茶室里发呆晒太阳。

在翠湖

翠湖对昆明人太重要了,老年人在那里唱歌、健身、聚会、打麻将,青年人去那里谈恋爱,到了冬天,如果不去翠湖看一看西伯利亚飞来的红嘴鸥,昆明人就会难受的像在夏天没有吃到每年只出一季的野生菌,而结婚的新人,如果婚车不到翠湖去绕一圈,也总会觉得婚礼差了点什么。虽然翠湖周围的房子早已经不是昆明最好的了,但翠湖周边的房价一直是昆明最高的,住到翠湖边上去,还是很多昆明人的念想。翠湖不大,却浓缩了昆明人的小。

昆明靠山便吃山,昆明邻着滇池便吃水。昆明的鲜花、蔬菜四季不败又四时不同。土生土长的昆明诗人于坚就常说,昆明的菜市有很多的玩场(昆明发言,意为好玩的东西),太多见所未见的花和菜看的人眼花缭乱,他从蔬菜、野菜和鲜花中找到了大地和泥土的味道。而我奶奶还活着的时候,也生怕错过最新鲜的好菜,每天总会跑三、四次菜场,有时带回半斤折耳根,有时买来一把杜鹃花。

昆明人太满足于滇池、坝子和好气候带来的自给自足了,昆明是云南的省会,但云南的人才却多出自穷山恶水的昭通、宣威、会泽等地,昆明历史上的几个大事件如护国运动、西南联大等也皆非昆明人所为,比起叱咤风云开时代之先河,昆明人还是更在意明天菜场会有什么时令的蔬菜,家里又可以插上哪一种刚刚上市的鲜花。

(本文已刊于《法治周末》)

所谓新昆明

有几个作家真是为了“不好处理”的1000块钱去抄“讲话”?又有多少作家想抄“讲话”而不得?不要用职业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良知(或者应该有良知),夸张的说,任何正常的思维对于体制、体制内的人和想混进体制的人都是不管用的。就算抄不了“讲话”,心向体制的作家也会用别的方式去献媚,比如女作家海男最近就出版了一部极度软文的《新昆明传》。

海男是我很熟悉的作家,虽然我对她的作品全无印象(我大约在90年代读过几首她的诗),但在雷平阳、李森、贾薇之前,云南有名的作家除了于坚,大约只有海男了,不得不承认,故乡认同这种毫无理性的坏毛病,在我身上也着实不轻。

和所有歌功颂德的吹捧文章一样,《新昆明传》也极尽阿谀之能事,但运作这本书的出版社的工作效率却显得太过低下,2011年5月出的书,到了2012年年中才出现在二级市场,这多少让在书中反复出现的“仇和书记”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毕竟昆明早在大半年前就由“个性仇和”时代进入了“平庸官僚”张田欣时代。

不过这本书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海男的语言,我实在没法想象一个具备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居然超不过高中生的平均水准,而几天前,她还在昆明一家报纸的读书版上大谈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我实在不知道她的书是怎么读的。

《新昆明传》很差,但我却觉得,这本书不仅没有对不起昆明,反而恰恰写出了现在的昆明。老于坚在《老昆明》里写过的那些地方,早就在旧城改造中消失了,老于笔下平和、恬淡的昆明小市民文化也早被挤压成了神话,当然,这些未必是问题,但关键是随着高楼、地铁、新机场出现的昆明是一个什么样的昆明?

其实不止昆明,整个中国遭人诟病的城市建设,其实都是在建体制的城市、阿谀的城市,而非市民的城市。

我非常喜欢广州的西关,没事的时候,我经常都会去那里逛逛,喝喝茶,吃几味老派的点心。因为西关,在天河,我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市民生活的味道,忙碌、拼搏和生活并不是矛盾的,妄图控制大众生活的那只手再一次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幸好,广州保留了西关,但遗憾的是,昆明却已经没有了昆明。

广州

又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跑茶楼。我生了一个传统而大众的胃,在昆明就是小锅米线、烧饵块,到上海就爱生煎小笼,而到了广州,凤爪肠粉叉烧烧鹅自然样样不能少。我最喜欢去的是上下九的陶陶居,既是冲着康圣人的名号,也因为只有在上下九还可以看到一些老广州的残影。

依我的传统口味,始终觉得如果在一个城市穿过三个街口都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那么这个城市,多少是有些乏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广州不仅有趣,简直可以叫做幸福。

在广州,不用上网查推荐、看点评,随便进一家顾客盈门的餐厅,都可以吃得酣畅淋漓、肚满肠肥;曾经有一个朋友教导我,到广州,要试一家食肆的水准,只需点一碟叉烧,它是马还是骡子,一试就知。在中国的几大菜系里面,真正把贵与贱都做到顶级的可能只有粤菜,所以在广州,你既可以忘形于燕窝鱼翅,也可以陶醉在路边摊、大排档,吃是没有等级的,重要的是真正的好口味。

广州人说,天下第一是个“鲜”字,无论哪个菜系都说自己也“鲜”,但只有粤菜把“鲜”作为终极目标来追求,所以无论你的胃出自川湘滇黔之辣、鲁京之咸或是江浙沪帮之甜,只要你不排斥“鲜”,你都会很快爱上粤菜。何况,广州人也善于利用和改造任何菜系并开发出新的口味,比如广州的过桥米线的花色之多、变化之妙,都远远超过云南。

比起北京、上海甚至我居住的城市昆明,广州的开放、对等级的淡薄,是真正让人羡慕的。

当然,和中国的其它事情一样,做比较一定要看范围,不然结果不是欺人就是自欺。还是说吃,香港的稻香在广州、深圳开分店已经有些年了,比起香港平民化的总店,广深的分店无论装修档次还是价位都要高出不少,但味道却要差了一截(而稻香在广州生意很好,在深圳更是声名显赫),而如果要吃最好最地道的顺德菜,或许不是去顺德,而是要到香港的凤城酒楼,“省城味道”对省城而言,也不过就是中断了的传统,而新的方式不过是某些人的自说自话。

武成路

武成路拆迁更名已经15年了,我30岁,却有一半的年纪在这条街上渡过。

我和我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这条街上的小孩,我们见面频繁,却总爱聊起武成路,如果有外人在,那几乎就是一种炫耀,却忘了7.8岁开始记事,到15、6岁搬走,我们知道的那点掌故,实在拿不出手,何况八、九十年代的少年,梦想的是单元楼房、阳台、煤气和家里的厕所,那些青石板、格子窗实在太过常见,在我的儿时生活里,它们太普通,没有那些作家写得那么沉重,也没有我们自己回忆里的那么亲切。

武成路上的房子留到今天的只有紧紧相邻的武成小学和三一圣堂了,它们却是以前的武成路上最新的建筑。

武成小学是我的母校,那里原来是旧昆明的武庙,后来却变成了学校。昆明也有文庙,后来里面开了茶馆、台球室、游戏厅,现在“庙”还在,还成为了文物要保护,但它的主要的功能却是停车场。实际上,对很多昆明人来说,文庙早已仅仅只是一个地名而已了。

因为扩路,武成小学现在的面积比我念书的小了差不多1/3,那颗百年的大槐树还在,以前高大光鲜的教学楼却早已显得破旧,它依然是昆明最好的小学之一,每天上学放学的时段,校门口门庭若市、接送小孩的车辆总是让6车道的人民中路(武成路拆迁改建后改名人民中路)短暂的堵死。尽管学校周围没多少住户,要想把你的孩子送进去念书,单有钱恐怕也还是不行的。这个想法仅仅是我的揣测,无非是早几年,一位我以前的老师曾告诉我,当时我们班上不少干部子弟,省长家的就当班长、市长家的就当学习委员、……、普通百姓家的就什么都不当,事情从来都那么复杂,而我总怀念那时的天真。

“天真”这个词早已烂俗的可以被归入郭敬明、余秋雨一类了。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从人性恶的角度来看待人和事,但我仍然觉得把我所知道的所有好词都用来赞美“天真”,也还远远不够。中国教育一个很恶劣的地方,是它为了强调精神的力量,就莫名其妙地把精神和物质对立了起来。八十年代,有几年的六一节,三一圣堂会给小朋友发小蛋糕,排队领取小蛋糕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之一,如果你以蛋糕是物质来批评我快乐的低下,我实在不知道你怎么为教堂不计物质传递福音的精神来唱颂歌,当然,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者。

武成路的拆迁,是当年昆明大规模旧城改造的一部分,长春路、金碧路、青年路……这些当年昆明最热闹的老街也一一消失,如今的这些街道,只剩宽阔的马路,不再有如潮的人流和昆明的味道。

被从城中心赶走的人们,却依然继续着往昔的生活。最多拆迁户居住的丰宁小区,很快的热闹了起来,卖报的、修表的、服装店、水果铺一家接着一家开业,各种吃食更是丰富,小吃、炒菜、烧烤、火锅家家人声鼎沸,伊天园、飞阳铁板烧这些昆明大的连锁餐饮起家的时候都是丰宁小区里的大排档。在丰宁的菜场你会碰到诗人于坚,他喜欢那里的丰富和带着泥土味的新鲜。在一个慢慢变快的昆明,丰宁小区却执拗的停在了那个吃吃喝喝、喝茶聊天晒太阳的昆明。

去年年初昆明拆防盗笼的时候,顺便把路边的菜市场也一起清理掉了;更早的时候,有生羊血买的羊肉一条街也在拆违章建筑的时候拆掉了;不少老人家去世了,他们的儿女卖掉或者租掉了丰宁的房子,搬去更新的小区了,新搬来的年轻人忙于工作,街边聊天的人也渐渐少了,或许有一天这里也将变的安静,脱掉不合时宜的市井气味。

我们这个时代对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好的定义实在是太单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