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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奥运

一、

奥运会是我最不喜欢看的体育比赛,因为一旦加进了中国队,话题也就从竞技和八卦转移到了其他,从而失去了体育本身的乐趣。作为专制的一部分,中国的体育太沉重了。

二、

如果说最好的奥运纪录片是德国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为1938年柏林奥运会拍摄的《奥林匹亚》,那么张艺谋导演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或许就是史上最好的奥运会开幕式,而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也不免让人联想起瑞芬斯塔尔代表作《意志的胜利》中那句曾“激励”了一代德国人的口号“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元首、同一个帝国”。

谈论瑞芬斯塔尔和她的美学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崔卫平老师把瑞芬斯塔尔和她的作品称为“迷人的谎言”是极贴切的,她创造的美、她对电影技术本能般地使用和埋藏在技术与美之下的恶是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分的,简单地以法西斯之恶抹煞美,或者因为美而忽略恶,都显得太过粗糙。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同样如此,我无法忽略它的宏大场面和精细的设计,它的视角效果是令人震撼的,把它贬低成“春晚”一类蹩脚货的说法近乎扯淡了,但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宏大的场面、不可计数的人力物力投入恰恰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堆出了又一曲极权主义的颂歌。或许还可以说,北京用了最多的人却排出了最没有人味的开幕式,这或许也是简单、粗糙的伦敦开幕式让人感到温暖、动情甚至流泪的原因。

三、

不止是奥运会开幕式,绝大多数中国的英雄叙事都可以称为“迷人的谎言”。

刘翔在伦敦的单脚跳注定将成为“经典”。我并不关心刘翔的单脚跳究竟是因为他对体育的赤诚,还是为了作秀,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重重黑幕之下,就算是赤诚也会变成了谎言的边角料,甚至成为谎言本身。

和同为上海人的姚明相比,刘翔少了点运气(姚通过进入NBA,在更大程度上脱离了体制),也欠了点精明,而刘翔的幕后团队比起姚明的,能力更差了十万八千里。当姚明保持着良好的声誉退役并坐上CCTV的评论席在伦敦指点江山时,同样受了重伤的刘翔却通过北京、伦敦两场闹剧输光了底裤。

还穿着底裤的人是李永波,但包揽五金只是一块破了的遮羞布。我不太相信在竞技体育中无限拔高所谓奥运精神、体育精神的论调,当意大利在欧洲杯上被北欧兄弟联手坐掉时,莫吉(还有没被揭出的莫拉蒂)正用手机操控着意甲,而2010年世界杯对荷兰一役上下半场判若两队的巴西是否想起12年前突然抽搐的罗纳尔多。因为商业、政治的介入,竞技体育早变成深不见底的黑水塘了,李永波和他的弟子不过是因彪悍而表现得过于低劣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永波的不服气可以理解,但李永波居然又一次拿出“国家荣誉”来说事,比起体育精神的空话,“国家荣誉”更是个屁。在谎言中出生、在谎言中长大、在谎言中制造新的谎言,离开了谎言,有的人就活不了,很多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四、

刘翔是举国体制的受害者,于洋/王晓理也是,但谁又不是呢?至少他们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不用拖着伤残的身体去桑拿给人搓背(绝无鄙视搓背工之意)。

把体制与刘翔、与于洋、与王晓理完全切割的说法是不靠谱的,但把刘翔等看作体制的化身打入十八层地狱也过于偏激,正如滕彪律师在《吴英的生命与你我有关》一文所写: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体制下。这个不道德的体制让每一个人都染上了不道德的病毒,极少有人能幸免。更进一步,这个体制经常置我们于于道德困境之中、甚至法律困境之中。稍有中国底层生活的经验,就不难理解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

在同一文中,滕彪还写到:

我们不能太过幼稚和势利,在吴英有钱的时候,我们仇富,在她落难的时候,不闻不问、幸灾乐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吴英。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吴英。我们都是从过去那个体制下的幸存者,我们都希望活到我们希望的那种体制实现的时候。我们都从他人的受难中获利,我们没有成为牺牲者,仅仅是出于偶然。“总有人牺牲,只要别轮到我头上。”这些人往往话音未落,灾难就已降临。幸存者得到制度变迁的好处,但没有谁幸运到每一次都是幸存者。

把滕彪文中的吴英换成刘翔、换成于洋、换成你或者我,其实都是可以的,面对体制,批评“刘翔”并无不可,但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牛根生常说的一句话我很喜欢,虽然他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人渣,但这句话确实很好:

要求别人难上难,改变自己最简单。

伦敦碗的青年文化狂欢

用有没有得过奥斯卡来比较Danny Boyle和张艺谋并不厚道,但他们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导演。

Boyle说,北京奥运开幕式已经把宏大玩到了极致,他终于不需要再去比大,得以去尝试另外的东西。我觉得这更像一个借口,以《猜火车》扬名、以《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登堂入室的博伊尔从来不是笼中物,看完由他导演的伦敦奥运的开幕式,再回想四年前同样由他策划的“伦敦8分钟”,或许他早就铁了心要把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变成一场摇滚乐主打的青年文化的狂欢。

不要怕,这岛上充满各种声音

在开幕式的开头,戏剧演员Kenneth Branagh读出了莎士比亚的名句“不要怕,这岛上充满各种声音“,这句话刻在了奥林匹克的大钟上,更飘荡在英伦三岛的每一个地方。

所以,伦敦奥运会没有回避工业制造的巨大噪音,也不会拒绝产业工人的底层心声;它既纪念老去的和故去的,也不忘歌唱现在的与未来的;伦敦打破惯例邀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古典音乐家巴伦博伊姆等非体育界人士担任奥运会会旗的护旗手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体育的内核是人的价值——每个人用自己的行动创造自己的价值。所以,当几乎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的拳王阿里再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我们依然被感动的热泪盈眶。

不要怕,这岛上充满各种声音。

因此,Brunel(工程师、英国西部铁路建造者)可以和伏地魔同台,Handel和Adele的音乐也可以先后在奥运的会场响起,而Boyle,他是配乐的天才,他的电影最让人称道的部分之一就是他对不同风格音乐的精准使用,而在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又一次把这个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他既找来了Simon Rattle和伦敦交响乐团,也终于把奥运会的开幕式变成了英国摇滚乐、流行乐的狂欢派对。

在开幕式演出的第五部分,从少女组合Sugababes的《Push the Button》和我挚爱的80年代New Wave乐队OMD的《Enola Gay》开始,在短短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面,Eric Clapton的《Wonderful Tonight》、the Who的《My Generation》、Rolling Stone的《(I can’t get no ) Satisfaction》、the Kinks的《All Day and all of the Night》、Beatles的《She Loves You》、Led Zeppelin的《Trampled under Foot》、David Bowie的《Starman》、Queen的《Bohemian Rhapsody》、Sex Pistol的《Pretty Vacant》、New Order《Blue Monday》、Eurythmics的《Sweet Dream》、Prodigy的《Firestarter》、Blur《Song 2》、……等20多首横跨不列颠入侵、节奏布鲁斯、朋克、艺术摇滚、New Wave、Brit-pop、说唱、流行等风格的经典歌曲如炙热的火焰,把现场的气氛煽到了顶点。

但30分钟的时间实在太短了,《Song 2》甚至只播了不到5秒,而那些缺席的名字——Animals、Brain Eno、Sting、Joy Division、Bauhaus、Depeche Mode、the Smith、the Cure、Stone Rose、Primal Scream、Suede……,哪一个不是开创了独特声音的杰出音乐家?还有那些更独立、离商业更远的艺术家,比如以Pixes、Dead can Dance为代表的4AD系,Coldcut领军的Ninja Tune军团,还有更多的独立厂牌如Mute、Warp等等,还有那些或许将永远埋藏于地下无人知晓的名字。是不同的歌而非同一首歌让英国音乐有了厚度,是众声喧哗让英国文化变得伟大,是不同的梦想让每一个人真正的有价值、有尊严。

看不到世界有多大,就不会知道自己有多渺小,央视某主持人对开幕式音乐选择过于小众的质疑显得过于的小众了。事实上,无论莎士比亚还是哈利波特,无论Boyle还是憨豆先生,无论古典作曲家Elgar还是朋克乱党Sex Pistol,这些出现在奥运开幕式上的人物,无论他们彼此间差异有多大,他们都在自由地表达着自己的声音,他们让“这岛”充满了各种声音,而这种群魔乱舞的自由却正是当今文化的根基,英国是当代音乐的基地、是现代体育的故乡,英国更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尽管在这些称号的后面或许都要加上“之一”二字,但这依然是值得骄傲的。自信的英国人配得上他们为英国代表团入场选择的曲子《Heros》,当然,是英国人David Bowie而非国人熟知的Maria Carey的那首。

英伦的音乐资源实在太丰富了,利用Chemical Brother、Underworld等电子乐队的音乐,Boyle轻易地编织出史上最具参与感的运动员入场式,或者说他把入场式变成了8万人参加的锐舞派对。也许多数国人仍然对这些音乐感到陌生,但至少可以把80年代叱咤风云的Synth-pop组合Pet Shop Boys的名曲《West End Girl》找来听听,正是在这首歌的歌声中,中国代表团走进了位于伦敦西区的奥运主赛场伦敦碗。不过我想现场的易建联并没有多少心情随着这首带着强烈末世情怀的歌曲起舞,和那些可人的美女旗手相比,他显得太过拘谨了,在NBA已三年的他,应该更放松、更自由、更快乐。

自由地创造,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不仅是奥运的开始,也是美好世界的起点。

我不满足

托奥运的福,歌唱无政府主义的Sex Pistol空前甚至绝后地登陆了央视一套,而伊丽莎白二世或许也早就不会为了诅咒般的Sex Pistol名曲《God Save the Queen》感到尴尬甚至愤怒了。在看电视转播时,我曾发了一条微博说“如果Sex Pistol真到奥运现场开唱的话,我多半要骂他们被招安了,虽然他们在10多年前为钱复出时,就已经被招安了”,但反抗终究是朋克的根,是摇滚的核,甚至是一切青年文化的命。

当Rolling Stone给自己的歌曲取名为“满足”时,Mick Jagger的大嘴叫嚣的实际上是“我不满足”;当the Who用《My Generation》为生活在60年代的一代青年命名时,他们的宣言却是“我希望在变老之前死去”;而David Bowie,他不仅是英国人的全民偶像,也是香港人黄家驹、黄耀明的偶像,但这个被称为“摇滚变色龙”的家伙总是不断地颠覆自己的形象和音乐的风格,他以操翻自己的方式来操翻这个世界;开创了重金属的Led Zeppelin和艺术摇滚的干将Queen刚刚创造出不同于60年代的新摇滚, 新一代的Sex Pistol、the Clash等便迫不及待的喊出了“干掉Led Zeppelin”的口号,并用三个和弦的粗糙在音乐上彻底站到了Led Zeppelin、Queen等华丽一代的反面。

但当所有这些名字都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更愿意把这场聚会看做是对反抗、对青年文化的颂歌,这不是什么承认或者加冕,和独立精神一样,反抗精神从来都是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没有颠覆,就没有创新,没有反抗,就没有未来。所以摇滚青年Danny Boyle会用近30首经典摇滚歌曲向发明万维网的Tim Berners-Lee先生致敬,和Steve Jobs、Bill Gates、Larry Page、Mark Zuckerberg以及所有伟大的黑客一样,Berners-Lee不满足于即成的世界,而凭空开创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台湾人把Punk翻译做“叛客”,我觉得这个翻译比“朋克”更好,每一个生而改变世界的人都是旧世界的叛客,Sex Pistol是叛客,唱着《She loves you》的Beatles也是,Berners-Lee是叛客,改变了英语戏剧、诗歌甚至英语本身的莎士比亚也是。那些批评伦敦开幕式缺少内在结构的论调可以停止了,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到工业革命到全民医疗体系,在摇滚和社交网络登场前,Boyle就已经在讲述这个世界是如何被改变的。至于女皇陛下是不是跳伞下来其实并不重要,就像憨豆先生出演的那个段落所表现的一样,重要的是梦想,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改变自己、改变世界梦想,每一个人都有创造新世界的权力,哪怕是在梦里,我想,这恰恰回应了奥林匹克的精神——

我不满足,才会有“更高、更快、更强”。

激励一代人

70岁的Paul McCartney童声依旧,当他带领着8万人再一次唱起《Hey Judy》,宛如回到了属于Beatles、属于蘑菇头的60年代,但让我念念不忘的却依然是John Lennon在这首歌最初版本中的胡喊八叫。如果Lennon还活着,他应该会来参加奥运的开幕式吧,他是爱热闹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在奥运现场演唱《Imagine》的场景,虽然我更希望他唱Beatles时期的《Revolution》。Bob Dylan曾经的女友、艺术家Suze Rotolo说“在自由的国家,不需要革命”,但想象力却需要不断地革命。

肯尼迪在他著名的就职演讲中曾经说“火炬传递到了新一代人手中”,但隔了50年,奥运的火炬才第一次传到了真正的年轻人手中。当7位无名的青年点燃204片铜花瓣组成的火炬,最适合的歌曲并不是McCartney为Lennon之子Judy而写的《Hey Judy》,而是Pink Floyd献给他们的前主唱Syd Barrett的《Wish You Were Here》,甚至不是“Wish You Were Here”,而是“Wish We Were Here”,在那一刻,我们每个人都在那里。

我很喜欢伦敦奥运会的口号“激励一代人”,但我更喜欢the Who的《My Generation》,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江湖,但the Who写给60年代的歌曲却是永恒的,“人们总是看不起我/我在他们眼里总是不安定/他们做的事情我总觉得太可怕/我想要在变老之前死去”,青春不止是希望与活力,青春还是失落、不堪和绝望。

Boyle在《猜火车》中拍过充斥着毒品、酒精与性乱的青春。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又讲述了底层贱民的青春,他要激励一代人,但他不会傻逼到板着脸孔去说教,我甚至觉得不需要再用《Hey Judy》来抚慰总是被认为脆弱的心灵,在伦敦的西区,不如来一首《London Calling》或者《London’s Burning》。

但哪一代都不会少了爱,当音乐剧的男女主角穿越几个时代的音乐终于相见,千万别忘了让他们得以找到对方的是无处不在的社交网络,没错,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本文已发于《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