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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工作者的杂记

这几天在读《双程心事—十二位中国性工作者记述》,一本记录了拿双程证赴香港从事性工作的内地妇女的书。从这本书我认识了紫藤社——已经有十多年历史的、专门从事性工作者权益保护的香港公益组织,也对香港关于卖淫的法律有了一点了解。

香港关于卖淫的法律是很有趣的,它没有说卖淫合法,却也没有说卖淫违法,说的学术一点就是“非罪化”,通俗一点就是“不犯法”。但香港又制定了很多法律来限制卖淫,比如它规定一个人卖淫是可以的(这直接催生了香港特色的“一楼一凤”),但两个人以上就不可以;比如性工作者在自己家卖淫是可以的,但如果她租了其它人的房子来做场地,房子的业主就可能受到10年刑期的惩罚;比如它还规定在家卖淫是可以的,但上街拉客就不可以。诸如此类的法律还有很多,通过这些法律,香港把“不犯法”的卖淫压制在了一个极小的空间(试想有几个性工作者可以在香港买得起房子),所以尽管卖淫不犯法,但在香港的电视里又经常可以听到“扫黄”的新闻。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把这些法律理解为限制的话,那么它们恰恰也体现了立法者对性工作者的保护。所有支持性工作合法化或者非罪化的理由都不能违反一个前提,即从事性工作必须出于本人的自愿。如何才能保证自愿性呢?当然是一个人独立的卖淫,两个人以上的卖淫群体、专门出租给性工作者的房子等等,都有可能变成有组织的、控制性的卖淫活动,而性工作者一旦被利益团体控制,不仅自愿将受到冲击,胁迫、暴力、诱骗这些必然侵害性工作者权益的犯罪行为也很能成为常态,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性工作者。

香港法律的逻辑是缜密的,但这种缜密却形成了一个悖论——不保护会造成损害,但保护本身就是损害。这种悖论也很深地影响着像紫藤这样的性工作者维权机构,紫藤的一个诉求是希望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加大对性工作者权益的保护,使他们免受强奸、暴力、抢劫等犯罪的困扰,但新的立法有可能会进一步限制性工作的空间。比如增加保护,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实行牌照制度,但香港现行的按摩牌照却也是被紫藤经常抨击的靶子。

这当然不是紫藤要面对的唯一悖论,我在看紫藤和其它一些性工作权益保护的资料时发现,这些组织经常把性工作美好化了,甚至举出不少女孩的例子,说她们很享受这份工等等。我当然相信有这样的人,但这个行业里更多的人考虑的却是早日上岸。在看这些资料时,我也经常会想起邱礼涛的《性工作者十日谈》中的一个镜头:一个性工作者权益组织的女干事在夜总会宣传性工作者的权益,朱茵扮演的妈咪只问了一句“做鸡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做”,女孩便无言以对了。

性工作当然没有现实道德认为的那么糟,但也绝对没有NGO宣传的那么好,把它放在不恰当的位置其实对所有的性工作从业者也是一种伤害,我个人觉得性工作至少就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首先,性工作吃的是青春饭,它对人而言是在消耗而不是积累,而且相比其它吃青春饭的行业,它转型的难度最大。

第二,从事性工作的人很少是因为自己喜欢性工作而进入这个行业的,很多人是为生活所迫,很多人是为了高额的收入,也有不少人是被骗、被胁迫,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但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是他们其实是不愿意从事性工作的,或者说从根本上他们仍然认为性不是可以拿来卖的。而当不可以卖的东西都变成了日常的交易,人就会变得功利,世界在他眼里也就只剩下残酷。

第三,这一点是第二点的延续。我想很少会有性工作者会把他真实的姓名、年龄、家庭这些情况告诉他的同伴和客人,当然他也不会相信同伴和客人告诉他的这些信息。也许仅仅是为了最低限度的自我保护,但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全是谎言的空间里,何况他们的工作让他们看到的多数是人的恶,背着妻子出来嫖的丈夫、嫖完不给钱的贱男、骗女孩钱的小白脸、收保护费的黑社会、各式虚伪的人⋯⋯。一个人看多了世间的恶,就算他不变恶,他的心也注定绝望。性工作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可能会伤害人的身体,而是它注定粉碎人对世界的认识。

我是特别的佩服紫藤社尤其是紫藤的核心吴雅姗女士的,但我并不认为吴女士和紫藤的工作可以解决上面这三个问题,何况所有选择性工作的人还随时可能受到道德问题的骚扰。

我当然不认为性工作者是不道德的,这在一定范围内已经是很主流的观点了,但问题是主流的观点同时又认为嫖是不道德的,全世界有无数维护性工作者权益的组织,但却很少听说有哪一个维护买春者权益的组织,哪怕在性交易合法的荷兰,对公众人物而言,嫖妓仍然是大的丑闻,对普通民众,嫖仍然被认为是不好的行为。这就引出了又一个悖论,为什么卖的一方是道德的而买的一方却不道德,如果买卖双方有一方是不道德的,那么作为买卖过程的性工作、性交易究竟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就道德讨论道德是无益的,何况道德本身就是可疑的,真正有意思的是道德背后的东西——人性和人权,让性工作产生那么多悖论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恰恰处在人性和人权的盲点上。

我相信性与爱是不可分割的,有爱的性必然比无爱的性要美好,促使性工作出现的根本原因不是经济,而是爱与性的不自由,但现有的道德观念、现实的婚姻制度恰恰决定了爱与性都是不那么自由的。从爱说,一个人究竟能不能同时爱上几个人?爱必须是专一的吗?爱可以是永恒的吗?爱可以在几个人间发生吗?比起婚姻制度,爱的问题其实是人性的问题,拓宽爱的自由实际是发掘人性深藏的秘密;从性说,让大部分国家决定卖淫不合法的,让几乎所有国家禁止活体器官移植的,其实不是表面的道德,而是人权——一个人究竟可以在多大尺度上使用自己的身体,这是最根本的人权问题,也是最前沿、还有待探索的人权问题。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篇博客里面,提到性工作者,我大部分用“他”指代,不是专指男性性工作者,也不是别字,仅只是因为“他”比“她”的性别指向性更小。

知心大姐的□□□

早几年,在牛根生还频频上镜指导青年创业的时候,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三聚氰胺事发,他不再在媒体露面,这句话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低。思想没有挺住,困惑却一如既往的多。

有困惑的人,就有解惑的主,在中国最有名解惑专家里面,有一位叫“知心大姐”。说起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她,记得中央广播电台少儿节目里除了“小铃铛”,最受欢迎的便是“知心姐姐”。她的影响也让当时几乎所有的少年儿童刊物都各自配上一位“知心姐姐”,甚至连小学的广播站里面也会有一位“知心姐姐”,虽然她们说过的话、答过的疑,我从来没有任何印象。不过,最有名的“知心大姐”或许还要算《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牛大姐,靠着朔爷的笔,这位姓“牛”的大姐把“知心大姐”这个行当的说教面孔展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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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知心大姐”不再叫“知心大姐”,卸去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沉重负担,话题也渐渐集中于爱情,随着播出时间的推晚,她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都市情感类夜谈”,现在这类节目虽然已经没有了90年代的火爆,但那个温柔、磁性又总企图安抚你灵魂的声音依然每个电台晚间节目最不缺少的部分。

不过,中国最出色、可能也是最有名的情感问题解惑人并不是大姐,也不在电台,而是厦门的写字猛男连岳。他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他在情感战场坚持战斗了数十年后依然不厌倦,还在一本接一本的制造《我爱问连岳》,更让人佩服的是那些还在孜孜不倦给他写信的读者,面对连岳的老虎凳、辣椒水,他们“不抛弃、不放弃”,实在比许三多还令人钦佩。

连岳之外,近来高速蹿红的爱情顾问是香港导演彭浩翔,他的专栏结集成书叫做《爱的地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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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少有才情的人一样,彭浩翔喜欢在边缘上干活,一部励志的青春片可以被他拍成充满荷尔蒙味道的《AV》,一出小清新的爱情故事在他手里也可以变成十八禁的《志明与春娇》,哪怕做起了“知心大姐”,《爱的地下教育》依然是在一片春光里来讨论爱情,真正让人意外的是这本书竟然高密度的用“□□□□□□“来替代文字,难免不让人恍惚,是不是拿错了书,抄起了近20年前的《废都》。

《爱的地下教育》的主题——爱与性,可谓是最私人的问题。对被称为隐私的爱与性,界限是必要的(所以彭浩翔开展的也是地下教育)。而当个人的隐私转化为大众的“隐公”,界限也就成为大众的禁忌。但正如“全民所有制”这个词里面的“全民所有”一样,“大众”本身太可疑,当公权被垄断,禁忌也往往就会变成了权力的工具,性与爱在不少时候不仅仅是情感、欢乐和繁殖,也是政治和权利。

![B0046ZSPPM_01_AMZN[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3/B0046ZSPPM_01_AMZN1.jpg)

但我并不觉得彭浩翔的文字触到了什么真正的禁忌,关于爱与性,彭浩翔所说得并不比连岳更出位,也远没有充斥各电视台的妇科、男科的医疗广告露骨,更不像李银河一样直指权利。可能我已经习惯了“阴谋论”,所以我总是觉得他的“□□□”意不在隐晦,而在营销,不然依天朝有关部门的一贯作风,剪了也就剪了,还会让你留条尾巴,做个经典的书签(见上面图片)?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彭浩翔为审批部门准备的一个玩笑,既然你可以用禁忌删爷的书、剪爷的电影,爷也可以靠禁忌现现你的底。

作为对读者的补偿,彭浩翔随书附赠了云南白药创可贴一枚用来疗伤,还公布了一个Gmail邮箱来供读者索取被删内容。但不幸的是,Gmail也是禁忌的一部分,当《爱的地下教育》开始在二级市场铺货的时候,Gmail也开始遭遇“掉包”,身体的禁忌和思想的禁忌终于混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