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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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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厚本的《激荡三十年》,到两薄本的《跌荡一百年》,再到只有一本的《浩荡两千年》,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叙述的时间跨度越来越长,篇幅却越来越短,这也恰恰反映了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不仅从来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商业传统,还在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中被压成了碎片,最终被历史遗忘。

限于有限的史料,《浩荡两千年》对中国古代企业与企业家的书写是碎片式的,对各朝特别是较早朝代的商业面貌描写是模糊的,但从整体上看,却又呈现了清晰的脉络,即春秋战国时期为商业体系、商业制度、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摸索期;至秦汉,以“重农抑商”和“国有专营”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尽管后世各朝多有针对经济的变法,但其核心直至清末都没有任何变化。中国古代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一样呈现了超稳定性,政治制度上的“汉承秦制”,到了经济与商业上便是“乱世思弘羊”,这种稳定性最大的结果却是停滞。

吴晓波对造成这种超稳定性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他的一个结论是:以郡县制、尊儒、科举和国有专营为支柱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事实上阻碍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与发展。郡县制收拢了权力,独尊儒术控制了思想,科举作为独特的激励制度,在将重要的资源——人才——吸引到权力当中的同时,还鼓励了民众自动接受思想的控制,而国有专营体制则为中央集权体制的维系提供了资金的来源。

从根本上说,传统经济只是维护中央集权体制运转的工具,传统经济运行的基础不是支撑现代经济的产权与契约,而是权力——无论是属于朝廷的“公权力”,还是属于权贵的“私权力”,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经济与商业行为其本质都是权力行为。但权力主导经济必然造成特权的泛滥并带来巨大的公平缺失,进而动摇统治的根基,但中国解决危机的方法却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结果却以更大的不公平来替代原有的不公平。所以,当中国的政治在集权的主导下走进了“治乱循环”,中国的商业阶层也丧失了制造“捕鼠器”的能力,彻底地沦为了“权力”的附属品。

我在读《浩荡两千年》时,经常想到所谓的中国模式,如果说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话,那么这个中国模式从秦汉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说黄亚生先生通过横向的比较在他的著作《“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论证了30年来的“中国奇迹”不仅不独特,反而处处印证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常识(无论是其成功还是失败的地方),那么《浩荡两千年》则证明了所谓的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只能导致“繁荣—崩溃”的历史再度上演。

吴晓波说中国的商业“早慧而晚熟”,“早慧”也许是对的,“晚熟”这个说法,却过于的乐观了。

关于吴英案

一、

简化一下的话,吴英案涉及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

第一是有没有罪的问题,转化一下就是民间金融的合法性问题,深入一点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前途问题;

第二是在假设她有罪的前提下,该不该判她死刑的问题,这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乎司法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法治问题。 但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人权。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与契约,而产权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同时,没有产权作为基础的契约是毫无意义,为什么在中国欺诈违约横行、合同仿似一纸空文,我觉得很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享有的产权是不完整的,我们无法获得产权的完整收益,也就时刻想逃避由产权带来的责任,以至于严守契约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无法抵消违约、造假形成的风险收益差,所以契约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产权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受到保护的私人产权就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石。

如果换个角度,我们也会发现对产权争取和保护产权制度的产生其实是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以中国为例,保护私产入宪、《物权法》出台其实都是推行市场经济(虽然仅只是不完善甚至被扭曲的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发生在拆迁、征地中的抗争为什么越来越普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了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另一方面,死刑问题就是人权问题,对死刑的态度也是反映一个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的重要维度。举个很五毛的例子,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逐步减少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这些限制死刑、增加人权的措施其实都证实了中国政治体制相对于30年前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远远低于预期,但它确实发生了。

这也说明,人权与政治体制的进步是互为因果的,人权(即公民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民主政治的推进又将促进人权的提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韩三篇”,就会发现“素质论”其实是个陷阱,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民众都是愚蠢的(至少是相对是愚蠢的),差别不在于思想、文化、科学知识这些东西,而是权利的意识。杨佳、钱云会、钱明奇等等,他们未必有多高的“素质”,但他们都知道去要一个说法。

回到吴英案,张维迎先生曾经发问“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我想吴英案意味着执政者对个人权利的又一次压制。说到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集体本位的传统社会,虽然中国从这样的传统社会向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过渡的进程是不可逆的,但这需要更多人的努力。今天为吴英要一个说法,其实也就是给自己要一个说法。

二、

关于吴英案的讨论发生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之时,或许是个巧合。

同样巧合的是,无论对吴英案的讨论,还是对小平南巡的纪念,绝大部分的声音都来自民间。如果说对吴英案的静默只是延续了官方处理类似热点事件的一贯做法,那么官方对南巡20周年的“冷纪念”则再一次证实了官方改革动力的丧失,虽然正是诞生于南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在事实上构成这个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共识的说法是,在改革的初期,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深受旧体制之苦,所以尽管中国的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计划步骤(摸着石头过河),但由于大家在告别旧体制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初期的改革是极其顺利而高速的。

但问题是,随着改革的推进,特别是经济改革的单方面推进,公平特别是起点公平的问题被严重忽视了,被扭曲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权利的恶性结合造成了扭曲的社会分配,巨大的经济成就背后却是再一次的社会失败,如果说文革是社会总溃败的话。

但现行的体制却特别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更多地撅起利益,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而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对普罗大众最有利的制度安排,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保护权利,但不容忍特权,这显然是靠特权获得政治、经济利益的既得利益者无法容忍的。

另一方面,在既得利益者内部,利益同样是分化的,哪怕是有限度的改革也难以达成共识,换而言之,他们对推动改革的兴趣已被对利益的争夺取代。所以当前中国的一个现实就是,不仅政治改革被搁置,经济改革也趋于停滞,但社会的生态却在不断地恶化。

回到对吴英案的讨论,也包括近年来围绕其它热点事件的争论,就会发现,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停止之时,民间的力量却从没有放弃过对改革的推动,尽管这种力量相对于官方的力量而言不值一提,但却绝不是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未来中国的进步,其希望早就不在官方,而在越来越自觉的民间。

三、

在《柳传志的背影》这篇博客里面,讲到中国民营企业时,我曾经写到:

一方面他们要搞清楚权利和权利下的潜规则以求得生存,另一方面他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挑战现有规则、建立新的规则才可以求得真正的发展。但这两者间的平衡是极难把握的,前者的利益谁敢轻言放弃,后者的风险谁又敢随意藐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当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那往往也就是这个社会的局限性。 后来我发现,我仍然过于乐观了,因为比起挑战现有规则,依附权力几乎就是中国企业的本能。

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的序言中说,中国两千年的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但读完整本书,我觉得吴晓波把中国古代企业的地位抬得过高了,在政府面前,中国企业根本谈不上博弈,事实上,历代有名的企业家在权利面前,除了依附就是被抛弃,中国只有“红顶商人”的传统,而没有“企业家”的传统。

回到吴英,实际上,我个人并不认为吴英是出色的企业家,这只要从她涉足那么多行业就可以探知一二。当然,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吴英走的其实也是“红顶商人”的路子,她对权利的态度依然是依附,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先有官员联名保她、后又有官员联名“做她”的“奇观”,而这种先“保”后“做”和历朝政权对商人的“始乱终弃”又有什么分别?

命运真正可叹的地方在于,吴英从没有去触碰依附政府这条经商的潜规则,却因为相信了“坦白从宽”、“戴罪立功”,违反了那条一人扛下所有罪责保住其它人尤其是当权者的潜规则,并由此招致了杀身之祸,这其实才是整个吴英案中最为诡异的地方。

吴英的获罪,再一次证明了当权者已经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民间发起、官方确认”的改革模式已经失效。吴英的获罪,也再次证明没有企业家精神的成长,不摆脱“依附”,中国企业就无法摆脱随历史的“治乱循环”而呈现的“兴衰更替”,换句话说,能让中国企业获得长久发展的不是权力,而恰恰是企业家自己,尽管这要求企业家有更多的勇气、坚毅、隐忍和智慧。

关于政商关系的吐槽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和一帮做生意的朋友一起吃饭、闲侃,如果不慎提到自由、民主、人权、政改这样的话题,总会有人跳起制止,并声称“我不关心政治,我只是做生意的,我关心的只是生意”。但往往其话音未落,席间便会热议起最新的朝中八卦,上至江太上皇的生死与18大阁位之争,下至当地某股级小科长的异动,甚至最基层公务员间或明或暗的恩怨情仇。

简而言之,生意人们或许真不热衷“政治”,但却绝对关心“权力”。

考虑中国的现实,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权贵又借“市场”之手瓜分了绝大部分生产之利,行政之手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却处处发威毫不松手,民营资本、民间企业的生存空间其实是由权力定制的,杨继绳先生为这种专制权威主义与残疾市场经济“恶性结合”的经济体制所起的名字——“权力市场经济”——也恰好形象地说明了这种体制下的生存法则:权力,第一位的是权力。

吴晓波在《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博弈》里说“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这其实是高抬了中国的民间企业,以专制权力之强大、“抑商”文化之根深,中国的民间企业是根本无力博弈的。从古至今,中国民间企业的生存状态无非就是在专制强权的阴影下苟且求生,权力放松控制扩大一点民间企业的生存边界时工商业便蓬勃兴盛,权力加强了控制、挤占压缩了民间企业的生存边界时,工商业也便急速滑落。

不用回溯更久远的历史,仅仅在几年前,中国社会还洋溢着向上的活力、涌动着创业的激情,其时最重要的经济与商业话题之一是“国退民进”中的正义性问题;而当公务员成为大学生的首先职业,当国资与权贵合奏出一曲“国进民退”的大红歌,曾经的活力与激情荡然无存,曾经的创业偶像马云甚至说出了一句“我愿意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由于商人“逐利”的天职与有产者(不论“产”的多寡)“求稳定”的天性,尽管商业的发展受制于体制、商人的利益遭到权力的掠夺,但反抗对商人阶层仍是下下之选,对待权力,整体力量弱小得多的中国商人阶层的选择往往是:要么“躲开”、“绕开”,要么“迎合”、“共谋”(这也恰恰是商人们更关心谁掌握权力而不追问自身“权利”的原因)。

当然,“躲开”与“迎合”其实并非两个选择,因为只“躲”是“躲不开”的,除非你永不做大以至于权力对你毫无兴趣。在更多的时候,“躲开”与“迎合”就是民间商人对待政府的“一体两面”,正如吴晓波描述的: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

典型者如史玉柱,作为其立足之本的保健品及网游行业尽管堪称暴利,却还只能算非关国计民生难入权贵法眼的“小生意”,这可谓“躲”;另一方面,他拼命唱“红”、卯足力气大拍体制马屁,还要拉上马云一起“爱国”,这可谓迎合,何况能让脑白金这类毫无保健作用的伪保健品以“礼品”的方式横行全国,除了天下无二的软文功夫,对中国“礼品文化”的深刻理解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而以“礼”为代表的利益输送不正是“迎合”权贵最重要的方式吗?

典型的行为如入仕,这也是自古的传统,以今天而言,实缺当然不可能,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工商联这类民主党派的挂名职务等等虚衔还是很容易弄到的,毕竟从政不是目的,求一“自己人”的身份才是核心,而权贵也极其乐意派发此类虚衔,正所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不过以利益输送为结合点、依靠商人的“躲开”与“迎合”形成的政商关系却无疑算不得一枚好果,比吴晓波说到的“经济成长丧失创新力”更严重的是行业往往会在如此的政商生态下走向扭曲,比如集中国之病于一体的房地产业;企业也会因自身境遇之苟且而行苟且之恶并导致全行业的道德崩溃,如瘦肉精、三聚氰胺、塑化剂笼罩下的食品行业。

但比起这些,伤得最深的,还将是商人自己。

一方面政商关系的维持全赖于献血般得持续的利益输送,而权利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如果支付宝变局的最终结果是马云真把支付宝献给了国家,我一点都不会惊奇,因为四大家族的逻辑、公私合营的逻辑、官倒的逻辑从来就没有终结过,反而早已发扬光大了。

另一方面商人的利益和能力都在经商而非弄权,以权利斗争的黑暗,陷得越深、死得越惨,一旦有风吹草动,首先被仍出来的往往就是这些依附者。史玉柱的鞋还是干的,黄光裕的却已经湿了,还好他淌到的水不算深,只是呛了几口水,也可算一幸运儿了,而郁知非、张荣坤诸位却再也没有明天了。

更糟的是,一旦权利体系崩溃,攀附权利的商人往往是最早也最大的受害者,比起无形的体制,他们是有形的发了“不义财”的有产者,比起在后面扯线的权利,他们是在台前为恶的木偶,比起还可以尊为政协委员的末代皇帝和国军将领,他们只是必须被打倒的地主和资本家。

这又是一个死局。

但从根本上说,依附“权力”不能全怪现实,争取“权利”也绝非自杀式的空想,“权力”与“权利”只是短期利益长远风险与现实风险长远利益的利益计算。

我突然想起《十月围城》中的李玉堂,这位虚构的企业家在体制下的境遇其实并不弱于今天不谈政治的同行,但他知道未来是什么,自己要什么,该做什么,比起马云辈,他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