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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昆明

有几个作家真是为了“不好处理”的1000块钱去抄“讲话”?又有多少作家想抄“讲话”而不得?不要用职业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良知(或者应该有良知),夸张的说,任何正常的思维对于体制、体制内的人和想混进体制的人都是不管用的。就算抄不了“讲话”,心向体制的作家也会用别的方式去献媚,比如女作家海男最近就出版了一部极度软文的《新昆明传》。

海男是我很熟悉的作家,虽然我对她的作品全无印象(我大约在90年代读过几首她的诗),但在雷平阳、李森、贾薇之前,云南有名的作家除了于坚,大约只有海男了,不得不承认,故乡认同这种毫无理性的坏毛病,在我身上也着实不轻。

和所有歌功颂德的吹捧文章一样,《新昆明传》也极尽阿谀之能事,但运作这本书的出版社的工作效率却显得太过低下,2011年5月出的书,到了2012年年中才出现在二级市场,这多少让在书中反复出现的“仇和书记”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毕竟昆明早在大半年前就由“个性仇和”时代进入了“平庸官僚”张田欣时代。

不过这本书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海男的语言,我实在没法想象一个具备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居然超不过高中生的平均水准,而几天前,她还在昆明一家报纸的读书版上大谈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我实在不知道她的书是怎么读的。

《新昆明传》很差,但我却觉得,这本书不仅没有对不起昆明,反而恰恰写出了现在的昆明。老于坚在《老昆明》里写过的那些地方,早就在旧城改造中消失了,老于笔下平和、恬淡的昆明小市民文化也早被挤压成了神话,当然,这些未必是问题,但关键是随着高楼、地铁、新机场出现的昆明是一个什么样的昆明?

其实不止昆明,整个中国遭人诟病的城市建设,其实都是在建体制的城市、阿谀的城市,而非市民的城市。

我非常喜欢广州的西关,没事的时候,我经常都会去那里逛逛,喝喝茶,吃几味老派的点心。因为西关,在天河,我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市民生活的味道,忙碌、拼搏和生活并不是矛盾的,妄图控制大众生活的那只手再一次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幸好,广州保留了西关,但遗憾的是,昆明却已经没有了昆明。

不存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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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已经记不起上一次读余华的作品是什么感受了,《活着》或者《许三观卖血记》,那时我年纪还小,也许《现实一种》、《鲜血梅花》这类的短篇给我的印象更深,血腥的暴力多少比残酷的现实更容易让一个少年震撼。

因为我对余华的陌生感,也因为我只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看做是一个职业小说家玩票式的散文作品,我看低了它,却被它震得眼泪直流。

在这本书里,余华写出了一种普遍的痛感,他写的是中国,却以他小说家特有的敏感,把宏大的国家主题融化进极其私人的个人际遇里。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是国家史、政治史,那么我相信以后的历史将越来越多的变成个人史,但个人,这个词太可怕了,它甚至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因此余华记录的他的个人经历比他写出的格言般的句子更动人心魄,他述说的每一个故事都直指这个国家掩饰不住的荒谬,尽管那些故事放在它们所处的年代里是如此的平淡,那些故事其实正是这个国家多数人的故事。

另外,我确实非常喜欢余华讲的那些小故事,尽管它们短的就像段子,却再一次证明了讲故事的能力对一个小说家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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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在吴法宪的名字前面可以加很多头衔,我觉得最恰当的一个是“重要历史事件的配角”,主角们都死了,要了解那段至今还被重重遮蔽的历史,配角的发言就显得更重要了。

不过作为一本被吹捧了多年的书,我对吴法宪的这本回忆录是很有些失望的。虽然任何自传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美化,但吴法宪的自我美化显然有些过度了,在不少他应该在场的历史场景里,他竟然都退到一旁成了一个无关的旁观者,丢失了细节甚至修改了细节的历史,其可信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当然,这本书被追捧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反思”,但把文革、大跃进都归罪于毛泽东是不是就足够深刻了?作为一个在政治斗争中走上人生的顶点,又因政治斗争锒铛入狱的高级干部,他的反思竟然只微微擦了体制的边而未深入其中,换句话说,60年代风光无限的吴法宪在21世纪的反思,其深度竟然远远不及60年代就已遇难的林昭、遇罗克,如果说吴法宪的反思在朝臣中已属激进,那么对朝廷的任何希望都终将变成绝望。

不过吴法宪的回忆录仍然透露一些真正有趣的信息,比如吴法宪在回忆斗垮罗瑞卿的过程时,提到叶群多次打电话给他,要求他按叶群拟好的罪状揭发罗瑞卿,叶群还暗示吴法宪,如果他不出头批斗,就将被划入罗瑞卿一党一起打倒,与罗瑞卿关系甚好的吴法宪不得已才挑头批判罗瑞卿。这其实不仅仅是体制、人品的问题,而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或者说文化的问题。

辛亥之后有五四,正说明把中国的问题简化为体制而忽略文化、忽略民族性实在太过简单、粗糙了,100年过去了,我们毫无进步,甚至还在那个历史轮回里。

知心大姐的□□□

早几年,在牛根生还频频上镜指导青年创业的时候,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三聚氰胺事发,他不再在媒体露面,这句话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低。思想没有挺住,困惑却一如既往的多。

有困惑的人,就有解惑的主,在中国最有名解惑专家里面,有一位叫“知心大姐”。说起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她,记得中央广播电台少儿节目里除了“小铃铛”,最受欢迎的便是“知心姐姐”。她的影响也让当时几乎所有的少年儿童刊物都各自配上一位“知心姐姐”,甚至连小学的广播站里面也会有一位“知心姐姐”,虽然她们说过的话、答过的疑,我从来没有任何印象。不过,最有名的“知心大姐”或许还要算《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牛大姐,靠着朔爷的笔,这位姓“牛”的大姐把“知心大姐”这个行当的说教面孔展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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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知心大姐”不再叫“知心大姐”,卸去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沉重负担,话题也渐渐集中于爱情,随着播出时间的推晚,她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都市情感类夜谈”,现在这类节目虽然已经没有了90年代的火爆,但那个温柔、磁性又总企图安抚你灵魂的声音依然每个电台晚间节目最不缺少的部分。

不过,中国最出色、可能也是最有名的情感问题解惑人并不是大姐,也不在电台,而是厦门的写字猛男连岳。他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他在情感战场坚持战斗了数十年后依然不厌倦,还在一本接一本的制造《我爱问连岳》,更让人佩服的是那些还在孜孜不倦给他写信的读者,面对连岳的老虎凳、辣椒水,他们“不抛弃、不放弃”,实在比许三多还令人钦佩。

连岳之外,近来高速蹿红的爱情顾问是香港导演彭浩翔,他的专栏结集成书叫做《爱的地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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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少有才情的人一样,彭浩翔喜欢在边缘上干活,一部励志的青春片可以被他拍成充满荷尔蒙味道的《AV》,一出小清新的爱情故事在他手里也可以变成十八禁的《志明与春娇》,哪怕做起了“知心大姐”,《爱的地下教育》依然是在一片春光里来讨论爱情,真正让人意外的是这本书竟然高密度的用“□□□□□□“来替代文字,难免不让人恍惚,是不是拿错了书,抄起了近20年前的《废都》。

《爱的地下教育》的主题——爱与性,可谓是最私人的问题。对被称为隐私的爱与性,界限是必要的(所以彭浩翔开展的也是地下教育)。而当个人的隐私转化为大众的“隐公”,界限也就成为大众的禁忌。但正如“全民所有制”这个词里面的“全民所有”一样,“大众”本身太可疑,当公权被垄断,禁忌也往往就会变成了权力的工具,性与爱在不少时候不仅仅是情感、欢乐和繁殖,也是政治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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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并不觉得彭浩翔的文字触到了什么真正的禁忌,关于爱与性,彭浩翔所说得并不比连岳更出位,也远没有充斥各电视台的妇科、男科的医疗广告露骨,更不像李银河一样直指权利。可能我已经习惯了“阴谋论”,所以我总是觉得他的“□□□”意不在隐晦,而在营销,不然依天朝有关部门的一贯作风,剪了也就剪了,还会让你留条尾巴,做个经典的书签(见上面图片)?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彭浩翔为审批部门准备的一个玩笑,既然你可以用禁忌删爷的书、剪爷的电影,爷也可以靠禁忌现现你的底。

作为对读者的补偿,彭浩翔随书附赠了云南白药创可贴一枚用来疗伤,还公布了一个Gmail邮箱来供读者索取被删内容。但不幸的是,Gmail也是禁忌的一部分,当《爱的地下教育》开始在二级市场铺货的时候,Gmail也开始遭遇“掉包”,身体的禁忌和思想的禁忌终于混合在了一起。

马世芳《昨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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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芳在他的新书《昨日书》(简体版)的扉页上写到“若非印行简体版,我大概不会意识到自己文字的‘台湾性’”。

而在这本书的新书发表会(台湾)上,作为嘉宾的陈升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左小祖咒到台湾,陈升、马世芳等人带他去花莲游览,住在昊恩的民宿,烤肉、喝酒、开唱。然后来一辆警车,跳下两个警察,左小大呼“公安来了”,他下意识的以为警察是来罚款的,结果穿着制服的原住民警察拿起吉他就弹就唱,而且弹唱俱佳。唱罢,警察说他们还在值班,不能喝酒,等他们半个钟头。然后是他们穿着便装骑着摩托回来,然后是都喝醉了,摩托车停在路旁,他们躺在小沟边。惊得惯见风雨的左小祖咒也连连感叹“真是牛逼啊”。

相比大陆,台湾有着太多的放松、宽容与平和。马世芳回忆他1989年正式进入广播这个行当的时候(其时解严两年),他参与录制的节目所在的电台“中广青春网”是台湾第一个锁定年轻听众,全天播放流行音乐的电台。更让人兴奋的是,当时的青春网首先打破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存在的“播音员国语”对广播的垄断,它集合了一批“台湾广播史上最放肆乖张、在老播音员耳里简直‘动摇国本’的年轻DJ”,这些DJ几乎没有谁再在乎标准的“播音员国语”,ABC腔、广东腔、台语腔、……一下子都出现在电台里面,但他们却一个个都是“活字典”级的厉害人物,在获取资讯还很不容易的年代,他们让青春网变成了不少乐迷眼里的普罗米修斯。而在大陆,连说球的黄健翔、做饭的刘仪伟在正统眼里都还属异类,普通话依然是电台里唯一合法的语言,像孙孟晋这样真正杰出的声音早已消失,电波里面除了念稿的,就几乎只剩下胸大无脑的。

放松与宽容也带来了了更多的可能性,对比台湾最知名的两位乐评人,政治学博士出身的张铁志关注着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联,探索着音乐对社会运动的作用;马世芳则自言“课室外的社会激腾动荡,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但这两位最爱的音乐家里面却又都包括bob dylan,马世芳甚至直接以迪伦的歌名命名他至今所出的两本文集(“地下乡愁蓝调”来自《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昨日书”来自《My Back Pages》),在《昨日书》的封面上他更印上了迪伦名曲《Desolation Row》的歌词。

马世芳也曾经两次亲历迪伦的现场。第一次是1997年在日本,一口气连看四场。这四场演出属于迪伦从88年开始至今没有的结束、人称“The never ending tour” 的超长巡演(今年4月迪伦在北京、上海的演出也属于这个没有结束计划巡演),这场“永不停歇”的巡演也早已经成了迪伦传奇的一部分。而在97年,魔岩带来的热潮还没有完全消退,我离听全迪伦的全部录音室唱片也还差得远,迪伦的现场如滚雷巡演、1966年在英国皇家阿伯特宫包括正在发生的“永不停歇”,对我而言完全就是传说。能够亲眼看着传说写成,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所以《昨日书》里面关于迪伦的几篇文章,毫不意外的到处写满了兴奋、激动和泪水。

如果把《昨日书》看做一本为青春而作的记忆之书,马世芳所说的“台湾性”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注脚,乡愁与记忆在台湾文化里面算得上一个最基本的命题,而《昨日书》里面最精彩的文章也恰恰都和已成为台湾记忆的那些音乐故事有关。

比如1976年12月3日在淡江文理学院的那场后来被称为“淡江事件”的民谣音乐会,我觉得那天顶替打架受伤的胡德夫、像扛扁担一样扛着吉他上台的邋遢胖子李双泽讲出的那句“我们应该唱自己的歌”,不仅是民歌时代最重要的一句话,也让这场在当时极普遍的校园音乐集会的意义一点不亚于10年后在工体那场因崔健唱出《一无所有》而成为一代人记忆的群星演唱会。但比起做了录像的群星演唱会,“淡江事件”却连一张照片、一段声音都没有留下来,所以马世芳写的《一九七六年那支可乐瓶》,因为记录了胡德夫、陶晓清两位当事人的回忆也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尽管在这篇文章里面马世芳说李双泽砸碎可乐瓶这个具有象征性的事情属于后人的添油加醋,但这丝毫无损李双泽的形象,比起人为的神话,真实才是最可贵的。

说到马世芳的母亲陶晓清,从民歌时代开始就一直是台湾流行音乐最重要的推手之一。马世芳写了很多和台湾流行音乐有关的人和事,却从来没有让陶晓清作为主角在他的文章里出现,我期待着马世芳能够写一本关于他母亲的书,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替他想好了书的名字,还是一首迪伦的歌——Mama, You Been On My Mind。

不寒窗”就是“食得人间烟火”

车前子有着大把的才情,作为诗人,他创作力惊人,玩的都是汉语针尖上的活儿;作为散文家,他剔除了49年以来政治暴力对汉语的伤害,自成一脉风骨,加上他水墨画家的身份,他有太多理由爆得大名,但他却不屑以才华去逐名利。在google、百度上,关于“车前子”,绝大部分词条都是那味据说可以利尿、止泻、镇咳的中药。他说他“写诗是业余,写散文是业余的业余”,他拿大把时间和才华去钻研各种奇技淫巧,还把这些雕虫小技玩到了最高级(诗歌、散文、水墨这些东西在他眼里何尝不又只是一件普通的雕虫小技?),他生于江南,早已浸透了江南的风骨。

车前子最新的散文集《不寒窗集》,如书名中“寒窗”所指,收录的大部分都是车前子关于读书的札记、书评和为他人所作的序言,但既在“寒窗”前加一“不”字,那这读书便少了很多“苦读”的味道,便如他在《熬粥读书记》中所写:

“这一锅紫米粥,一般要熬两小时,我守住灶台,几乎寸步不离。平时熬粥的时候,我会读一些旧书和新到的杂志。读旧书像遇老朋友,打个招呼就行。甚至不打招呼,点一点头,笑一笑,也行。读新到的杂志,仿佛在某些场合新认识的人,也不需要多说话,三言两语,或者一支烟一杯酒而已。” 在熬粥交友之间,读书没有了“苦味”,其实是没有了假道学画脸谱的故作清高,也没有了那些相传书中自有的黄金屋、颜如玉。抛开虚伪和功利,便接上了地气;有了趣味,便显出了真的性情。读书如此,作文犹是。如《郁达夫册页》一文,老车以性情着眼,以性情论文章,以性情写人生(很讨厌“人生”这个词,但写作“以性情写郁达夫人本身”又太拗口)。文章虽然以小标题分为了十多个部分,但读起来却一气呵成,无论激烈壮怀、愁苦忧伤,一性情变勘透了一命运。

车前子有着第一流的见识,却不卖弄见识。他只是很从容地把各类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发展成一种高级的修辞,或者说是新的玩意儿,比如在《金鱼与比目鱼》中,他放入的第一个意象就是张岱,“张岱的身世,与‘水泡眼’相差无几,‘水泡眼’刚孵出,眼睛也在两侧,水泡随着时间慢慢长大,把眼睛挤走。清朝‘水泡’把张岱长在两侧的眼睛挤走了。他的日常生活消失了,那是明朝灭亡后的事了”,这样的写法还接通了老车的诗歌写作,难度不全在于意象和修辞的繁复,而是你根本不具备构成老车意象的庞大的日常经验。

车前子的散文不拘泥于“形散而神不散”这类狗屁教条,他更看重文章本身的气韵,“好文章看得出作者的丹田之气”、“一篇文章的气不上浮,出自丹田、就沉得住气,往往是好文章”(《获麟与浣花》)。借用颜峻为车前子诗集所作序里的一个说法,车前子的底气不来源于要去”争一口气“,而只是在呼吸,他比任何人都来的安静平和,却无意间打通了生活与艺术的任督二脉,他仅仅是正常的呼吸,却已经玩的太高级。

说来车前子已经年近50,却活得比多数人要潇洒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