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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肉串的女孩

路人甲

颜峻写过太多著名的乐评和无数默默无闻的好诗,但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既不评价音乐也不出自诗歌,这个来自西北的夜游神曾说“云南是烧烤的故乡”。

云南的烧烤有很多门派,西双版纳的傣式、个旧的鸡脚和小肉串(我曾目睹朋友一人吃下100多串)、石屏和建水各有特色的豆腐、……,还有那些说不清来历猪脚、鸡腿、粉肠、生蚝、韭菜、茄子、小瓜和土豆,每一个烧烤摊主都有他独特的秘方,每一个灯光与油烟交织的地方都有飞溅的吐沫和咽下的口水。

我家楼下的烧烤店是地道的建水口味,老板本在建水开豆腐厂,为了儿子上学,这两年才搬到了昆明。店里面挂着一个“豆腐王”的金色奖状,老板说那是建水、石屏搞的一次豆腐比赛,他们家的豆腐是唯一的一个一等奖。对于老板的得意,我觉得并不夸张,他们家的豆腐确实不赖,甚至比我在建水吃过的那些还好。他们家的生意也好,从晚上7、8点开始,直到凌晨2、3点,店里面和外面人行道上,10多张小桌子,一般都坐的满满当当。

今天我晚饭没着落,便去得早,我和往常一样要了一份蛋炒饭、一个烤猪脚和10个烧豆腐,便坐到靠边的桌子旁看电视、玩手机。老板不在,他送儿子上补习班去了,店里只有两个年轻的女孩——一个忙着张罗吃食,除了我,还有两桌客人了,另一个还为晚上做着准备,她麻利地穿着肉串和板筋,时不时看一眼电视,文静而自然。

我拍了一张她的照片,发到了Path上,一个朋友回了我一句“迈进了婚姻的门槛,就只能看看,最多拍个照”。

修鞋匠

路人家

我有一条已经穿了5、6年的牛仔裤,前前后后破了6、7个洞,母亲手巧,补得很细腻,虽然每次看到新磨出的口子,她都要唠叨几句“扔了吧”、“同事不会笑吗”,不过我仍然一直喜欢这条裤子,模仿《圣斗士星矢》中的名句“伤疤是男人的勋章”,也可以说“破洞就是牛仔裤的标志”,何况真正穿出来的破洞远比手工做出来的口子要酷得多。

但以手工缝补制衣的裁缝早已不成为一个行业了,甚至只有在老式的社区和城市的边缘才能找到零零散散的几家。而没落的不只裁缝,磨剪刀补锅补碗的、修单车的也都消失了踪影,当然,还有修鞋的。

在昆明,修鞋已经成了擦鞋店业务的一部分,而少数的老式修鞋摊也再不听到地道的昆明口音,摊主大多来自四川或者重庆,他们是老张老王,但多数时候大家都只是叫他们一声“师傅”。师傅中少有年轻人,修鞋是一门手艺,需要时间来积累,但修鞋的收入却无法吸引年轻人投上大把的时间。

在我家附近一个工厂家属大院门口摆修鞋摊的师傅就是一个四川来的中年人,他的摊子不大,只有一辆可以放工具的小推车和一架看起来颇为陈旧的修鞋机。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坐在一个木制的小板凳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和一条蓝色的围腰。他干活的时候总是很认真,但和人讲话时又总面带着微笑。

他曾笑着说“我修过的鞋,没一双我可以买得起”,也曾微笑着说“我修一辈子的鞋,也永远穿不起一双好鞋”。但他不是爱抱怨的人,我曾见到拖着一只跛腿,一瘸一拐地走到菜市买菜,路上不断地同邻居、顾客打着招呼,微笑着。

所谓新昆明

有几个作家真是为了“不好处理”的1000块钱去抄“讲话”?又有多少作家想抄“讲话”而不得?不要用职业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良知(或者应该有良知),夸张的说,任何正常的思维对于体制、体制内的人和想混进体制的人都是不管用的。就算抄不了“讲话”,心向体制的作家也会用别的方式去献媚,比如女作家海男最近就出版了一部极度软文的《新昆明传》。

海男是我很熟悉的作家,虽然我对她的作品全无印象(我大约在90年代读过几首她的诗),但在雷平阳、李森、贾薇之前,云南有名的作家除了于坚,大约只有海男了,不得不承认,故乡认同这种毫无理性的坏毛病,在我身上也着实不轻。

和所有歌功颂德的吹捧文章一样,《新昆明传》也极尽阿谀之能事,但运作这本书的出版社的工作效率却显得太过低下,2011年5月出的书,到了2012年年中才出现在二级市场,这多少让在书中反复出现的“仇和书记”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毕竟昆明早在大半年前就由“个性仇和”时代进入了“平庸官僚”张田欣时代。

不过这本书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海男的语言,我实在没法想象一个具备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居然超不过高中生的平均水准,而几天前,她还在昆明一家报纸的读书版上大谈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我实在不知道她的书是怎么读的。

《新昆明传》很差,但我却觉得,这本书不仅没有对不起昆明,反而恰恰写出了现在的昆明。老于坚在《老昆明》里写过的那些地方,早就在旧城改造中消失了,老于笔下平和、恬淡的昆明小市民文化也早被挤压成了神话,当然,这些未必是问题,但关键是随着高楼、地铁、新机场出现的昆明是一个什么样的昆明?

其实不止昆明,整个中国遭人诟病的城市建设,其实都是在建体制的城市、阿谀的城市,而非市民的城市。

我非常喜欢广州的西关,没事的时候,我经常都会去那里逛逛,喝喝茶,吃几味老派的点心。因为西关,在天河,我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市民生活的味道,忙碌、拼搏和生活并不是矛盾的,妄图控制大众生活的那只手再一次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幸好,广州保留了西关,但遗憾的是,昆明却已经没有了昆明。

有感于环保部要求美国使领馆停止监测中国空气质量

(再一次向标题党致敬)

昆明的雨总是说来就来。

上周末,两位多年没见的故交到昆明,把酒言欢之后,我们在大雨中搭上一辆出租车,送他们回宾馆。

路上,我们聊起了中国民营企业中的“土皇帝”现象,也聊了另一熟人在昆明一家本地地产公司的遭遇,在说到云南民营企业时,我说了一句“云南还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民营企业”,然后我们又提起了褚时健,并相约找时间一同到新平去拜访这位真正牛逼的企业家。

朋友下车后,出租调头向我家的方向走,一直沉默的司机突然开口对我说:

“小伙子,我觉得嘛,云南人最好不要糟蹋云南人。”

我一怔,不禁细细大量了一下这位40多不到50岁的司机,他仿佛来了兴致,多少有些兴奋地说:

“我开车见过很多人,各种地方来的都有,交流以后嘛,我还是觉得云南、昆明最好。如果滇池没有污染,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和外面打交道,我们自己就可以过的比其它地方都好,⋯⋯”

我一直沉默地听他说,然后付钱、撑伞、下车。

我看着汽车的尾光灯消失在雨夜,司机大哥或许还在幻想那个自己自足、自己人不“糟蹋”自己人的天堂,在那里,没有一个外国的使领馆会去监测它的空气质量。

雨还在下。

盘点仇和

不知道昨天坐在主席台上的仇和是什么心情?是高兴,还是遗憾,或者五味杂陈、已经分辨不出味道。看新闻的时候,我妈说“仇和比刚来的时候老多了”,是啊,4年来,这个被冠以“最具争议市委书记”名号的官员,一心政绩、事必躬亲,他也许是昆明最忙、最操心的人,最终却没有如坊间传说的那样成为省委书记、省长或者调入中央,只略升了小半格,担任了排名“小三”的省委副书记,当然,这个职位在他眼里也真就只是“小三”。

尽管仇和还挂着昆明市委书记的头衔,尽管升职的仇和在未来几年也还将继续在云南,远远算不上离开,却也是时候回顾一下仇和07年底至今在昆明的执政历程了。

一、转折点

我觉得对仇和本人最重要的事不是滇池治污或者招商引资,也不是地铁建设、交通治堵或者城中村改造,甚至不是“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诈骗案,而是在昆明“创卫”过程的一件小事——拆除防盗笼,但这件事却堪称仇和在昆明执政生涯的分水岭。

在拆防盗笼之前,借着整肃政府作风、公开办公电话、各级领导进行公开承诺、推行限时办结制等举措,仇和以极短的时间就征服了昆明市民。记得09年曾出版过一本叫《仇和十年》的书,虽然明显是软文,但在昆明仍然销售火爆,当时仇和在昆明的声誉之隆,在我印象里,或许只有98年要趟“地雷阵”的朱镕基可比。

分析仇和的为官之道,其实和朱镕基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用高新、何频写的《朱镕基传》中的提法就是“讨好两头,得罪中间”。“讨好两头”就是上讨好中央,下讨好普通百姓;而得罪中间指的是得罪昆明的中层官员,虽然得罪人总归算不上好事,但这里面的利弊得失却是很容易计算的,得罪中层尽管可能带来麻烦,但如果不得罪这部分人,工作就无法开展,没有政绩,讨好中央就成了空话;不得罪这部分人,也无法迎合普通市民整肃官僚、拖沓、推诿、腐败的期望,讨好百姓也就成为了幻想。

应该说仇和的策略是成功的,他在普通百姓甚至基层公务员中获得了一边倒的赞誉,关于他升迁的小道消息在各级官员中广泛流传,最重要的,被他得罪的那些中层官员尽管怨声载道,却只能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干活。

但拆除防盗笼的政策恰恰破坏了这个策略,仇和的枪口竟然对准了他必须要讨好的普通百姓。在昆明,几乎所有90年代后期以前修建的房屋都装有防盗笼,对昆明这个治安极其一般的城市,防盗笼不仅是市民对安全的一种精神寄托,还有晾晒衣物、储存杂物等功能,拆除防盗笼不仅增加了不安全感,客观上还减小了住房的可用面积。这项直接损害了市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市民的政策几乎在出台的一瞬间,就点燃了市民的怒火。

因此,当拆除防盗笼的政策一出,形势立刻逆转,再加上拆临拆违、密植行道树、螺丝湾搬迁、城中村改造、地铁建设封路、华西诈骗案等引发民间激愤的事件接踵而至,仇和在市民中的声誉急转直下,由沸点瞬间降至冰点。如果说在09年底拆防盗笼之前,骂仇和会被市民看做腐败官员的同僚,是政治不正确的话,那么在拆防盗笼之后,称赞仇和,就成了新的政治不正确。

更糟的是,以前只在私下骂仇和的中层官员,尽管现在仍不会直接对抗,却也敢明目张胆地用曲解、推诿、拖延等方式应付仇和,甚至故意将他的要求执行偏以激起更大的民愤。比如种植行道树,对绿化糟糕的昆明本来是好事,但在窄窄的人行道上种两排行道树的结果是人行道没人走的地方,种两排树并非仇和的要求,但板子仍然打在了他身上。更多的时候,仇和不亲自检查的工作就没人行动,以前很多在局一级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都要等他签字,在一片骂声中,他真的很辛苦。

仇和真正忽略的是,支撑他仕途的除了人脉、政绩,民众的支持也是极其关键的,或者说民众的支持其实就是他政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朝廷甚少重用争议人物的情况下。丢掉了民声,仇和丢掉的其实是上位最大的砝码,考虑仇和透支式发展给未来昆明带来的巨大压力(甚至可以说是烂摊子),仇和没有被按死在昆明市委书记的位子上,还得以升了半格,他真该谢天谢地谢朝中人了。

二、仇和不是改革派

关于仇和最大的误会,是把他称为改革派。当然,这首先是因为“改革”概念的混乱。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改革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词汇被加上了无数美好的光环,政府、企业几乎言必称改革,除了经济改革、时断时续的行政体制改革和从未真正启动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等宏观的全局性的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养老改革、就业改革、住房改革、工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农业改革、金融改革……,几乎每个领域都在改革,这些改革触到了每一个国民的切身利益,无数人流泪甚至流血,当然,也有少数人获得了利益,真正的少数人。

对“改革”的迷恋甚至到了食堂使用餐盘代替饭盆可以叫伙食改革、公厕使用马桶代替蹲坑可以叫卫生改革的地步。“改革”代替了“革命”在中国的地位,却没有改掉“革命”后面文革般的狂热,而在狂热中,我们甚至忘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改革”。

在当下中国,真正的改革,其逻辑必然是由极权走向分权与制衡、由专制走向民主和自由、由封闭走向开放与融合。

但如果拿上面这三条来衡量仇和,就会发现仇和在昆明的所作所为和改革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仇和整肃官员,别说触碰体制,甚至没有真正引入监督,只是给他增添一个管理属下、制约属下的法宝,为他集中力量出政绩创造了条件;仇和行政,无论是滇池治污、招商引资、昆明创卫、地铁建设、城中村改造……,每一件都是集全社会之力办大事的典型,他的每一项重要举措几乎都是以“运动”的方式来推行的,政府不仅没有变小,甚至更大了。

这里还想讲两个小事:

一个是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的拆除防盗笼,可能是预料到了拆除的阻力,仇和当时的一个举措是要求昆明市各级公务员先行拆除,而且作为死任务下发到各部门,并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一人不拆,整个部门班子受累。但在消息曝光后,市政府又匆匆申明,从未发过类似的文件,从未开过类似的会议,所有的公务员拆防盗笼都是自愿行为。

另一个事是仇和的用人,在他刚到昆明时,为了给昆明官员足够的威慑,仇和在推行官员公开承诺的同时,面向社会招考、培训了100名科级以上的后备干部,他把这100人放到各县区、各部门,并直言,一旦哪个部门的领导被拿下,他不怕没人换了。用屁股都能想明白的是,这100人到岗后,尽管职务不低,却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被排挤、被闲置的待遇。当仇和度过了适应期,确定了他的核心人马之后,我想他甚至有可能忘了他曾经大张旗鼓地搞过这么一次公开招考。后来这拨被称为“仇100”中的部分人曾经联名给仇和写信,要求调整岗位、授予实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博士毕业、硕士毕业直接参加招考的,他们在几无社会经验的情况下,就进入了泥沼般的官场,我想他们仍然太不了解中国了。

讲这两个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说仇和同那个被塑造的“争议人物”是不完全一样的,他并没有那么的直率。机变与权谋,这些官员生存的基本技能,他都有,甚至还很强,他想打造一个高效的政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霸道的、无所不能的政府,他对公平、公正、公开却远没有他嘴上说的那么执着,从根本上说,他和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其他官员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可否认的是,仇和确实是实干家,我至今还记得他刚到昆明去视察高架桥建设时准确地说出了桥面产生裂纹的原因,去视察污水处理厂时对污水处理方法的熟悉,就算他是临时抱佛脚,现在又有几个领导肯去抱一抱呢?但问题是他的实干能给多少人带来幸福?他的实干产生的成效比那些混吃等死的官僚又多了多少?

如果不触碰体制,做任何事情要么是为过去查缺补漏,要么是沿着老路越走越偏,真正的机遇在未来,只盯着过去,不革新体制,流再多汗也将毫无成效。

真正吊诡的是,仇和成为“争议人物”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他的实干,他比别人干了更多的事。他再次证明了这个体制其实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革新的能力了,这个体制仅仅只是凭它的惯性在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