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法律

关于性工作者的杂记

这几天在读《双程心事—十二位中国性工作者记述》,一本记录了拿双程证赴香港从事性工作的内地妇女的书。从这本书我认识了紫藤社——已经有十多年历史的、专门从事性工作者权益保护的香港公益组织,也对香港关于卖淫的法律有了一点了解。

香港关于卖淫的法律是很有趣的,它没有说卖淫合法,却也没有说卖淫违法,说的学术一点就是“非罪化”,通俗一点就是“不犯法”。但香港又制定了很多法律来限制卖淫,比如它规定一个人卖淫是可以的(这直接催生了香港特色的“一楼一凤”),但两个人以上就不可以;比如性工作者在自己家卖淫是可以的,但如果她租了其它人的房子来做场地,房子的业主就可能受到10年刑期的惩罚;比如它还规定在家卖淫是可以的,但上街拉客就不可以。诸如此类的法律还有很多,通过这些法律,香港把“不犯法”的卖淫压制在了一个极小的空间(试想有几个性工作者可以在香港买得起房子),所以尽管卖淫不犯法,但在香港的电视里又经常可以听到“扫黄”的新闻。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把这些法律理解为限制的话,那么它们恰恰也体现了立法者对性工作者的保护。所有支持性工作合法化或者非罪化的理由都不能违反一个前提,即从事性工作必须出于本人的自愿。如何才能保证自愿性呢?当然是一个人独立的卖淫,两个人以上的卖淫群体、专门出租给性工作者的房子等等,都有可能变成有组织的、控制性的卖淫活动,而性工作者一旦被利益团体控制,不仅自愿将受到冲击,胁迫、暴力、诱骗这些必然侵害性工作者权益的犯罪行为也很能成为常态,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性工作者。

香港法律的逻辑是缜密的,但这种缜密却形成了一个悖论——不保护会造成损害,但保护本身就是损害。这种悖论也很深地影响着像紫藤这样的性工作者维权机构,紫藤的一个诉求是希望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加大对性工作者权益的保护,使他们免受强奸、暴力、抢劫等犯罪的困扰,但新的立法有可能会进一步限制性工作的空间。比如增加保护,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实行牌照制度,但香港现行的按摩牌照却也是被紫藤经常抨击的靶子。

这当然不是紫藤要面对的唯一悖论,我在看紫藤和其它一些性工作权益保护的资料时发现,这些组织经常把性工作美好化了,甚至举出不少女孩的例子,说她们很享受这份工等等。我当然相信有这样的人,但这个行业里更多的人考虑的却是早日上岸。在看这些资料时,我也经常会想起邱礼涛的《性工作者十日谈》中的一个镜头:一个性工作者权益组织的女干事在夜总会宣传性工作者的权益,朱茵扮演的妈咪只问了一句“做鸡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做”,女孩便无言以对了。

性工作当然没有现实道德认为的那么糟,但也绝对没有NGO宣传的那么好,把它放在不恰当的位置其实对所有的性工作从业者也是一种伤害,我个人觉得性工作至少就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首先,性工作吃的是青春饭,它对人而言是在消耗而不是积累,而且相比其它吃青春饭的行业,它转型的难度最大。

第二,从事性工作的人很少是因为自己喜欢性工作而进入这个行业的,很多人是为生活所迫,很多人是为了高额的收入,也有不少人是被骗、被胁迫,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但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是他们其实是不愿意从事性工作的,或者说从根本上他们仍然认为性不是可以拿来卖的。而当不可以卖的东西都变成了日常的交易,人就会变得功利,世界在他眼里也就只剩下残酷。

第三,这一点是第二点的延续。我想很少会有性工作者会把他真实的姓名、年龄、家庭这些情况告诉他的同伴和客人,当然他也不会相信同伴和客人告诉他的这些信息。也许仅仅是为了最低限度的自我保护,但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全是谎言的空间里,何况他们的工作让他们看到的多数是人的恶,背着妻子出来嫖的丈夫、嫖完不给钱的贱男、骗女孩钱的小白脸、收保护费的黑社会、各式虚伪的人⋯⋯。一个人看多了世间的恶,就算他不变恶,他的心也注定绝望。性工作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可能会伤害人的身体,而是它注定粉碎人对世界的认识。

我是特别的佩服紫藤社尤其是紫藤的核心吴雅姗女士的,但我并不认为吴女士和紫藤的工作可以解决上面这三个问题,何况所有选择性工作的人还随时可能受到道德问题的骚扰。

我当然不认为性工作者是不道德的,这在一定范围内已经是很主流的观点了,但问题是主流的观点同时又认为嫖是不道德的,全世界有无数维护性工作者权益的组织,但却很少听说有哪一个维护买春者权益的组织,哪怕在性交易合法的荷兰,对公众人物而言,嫖妓仍然是大的丑闻,对普通民众,嫖仍然被认为是不好的行为。这就引出了又一个悖论,为什么卖的一方是道德的而买的一方却不道德,如果买卖双方有一方是不道德的,那么作为买卖过程的性工作、性交易究竟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就道德讨论道德是无益的,何况道德本身就是可疑的,真正有意思的是道德背后的东西——人性和人权,让性工作产生那么多悖论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恰恰处在人性和人权的盲点上。

我相信性与爱是不可分割的,有爱的性必然比无爱的性要美好,促使性工作出现的根本原因不是经济,而是爱与性的不自由,但现有的道德观念、现实的婚姻制度恰恰决定了爱与性都是不那么自由的。从爱说,一个人究竟能不能同时爱上几个人?爱必须是专一的吗?爱可以是永恒的吗?爱可以在几个人间发生吗?比起婚姻制度,爱的问题其实是人性的问题,拓宽爱的自由实际是发掘人性深藏的秘密;从性说,让大部分国家决定卖淫不合法的,让几乎所有国家禁止活体器官移植的,其实不是表面的道德,而是人权——一个人究竟可以在多大尺度上使用自己的身体,这是最根本的人权问题,也是最前沿、还有待探索的人权问题。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篇博客里面,提到性工作者,我大部分用“他”指代,不是专指男性性工作者,也不是别字,仅只是因为“他”比“她”的性别指向性更小。

十一读书记

今年十一,遗憾地错过了和朋友去德钦徒步的旅行,只因为七天的假期,我家领导倒有六天要去学校上课。领导去受苦,我便猫在家,读书听歌看球上网,过起了黑白颠倒、昼伏夜也不出的宅男生活。

事实再一次证明我是一个眼大肚小的人,十一前我订了庞大的阅读计划,然后在京东、卓越进行了大采购。但我实在是高估了我的阅读能力,也把七天想象的太过漫长,再加上网络和足球的诱惑,还有必须要参加的家庭聚会,时间被分得七零八落后,大部头的东西一点没碰,只看完了“一厚两薄”三本相对轻量级的书,其他的存货要消化完看来要到春节了,冬春零售旺季,书商是很难从我这里赚到钱了。

读了的三本书,都和美国有关,虽然是“轻量级”,但作为美国政治、司法制度的入门性读物,却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书。

![s6519021[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10/s65190211.jpg)

小布什《抉择时刻》

尽管任何自传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美化,但小布什在《抉择时刻》中的自我美化比起真理部指挥下的中国舆论对他的刻意丑化显然更加诚实,至少那些把小布什当笨蛋的观点可以见鬼去了。

我很喜欢这本自传的体例,它不是循规蹈矩的按时间顺序来回顾他的一生,而是选取了14个关键的事件即所谓的“抉择时刻”来进行讲述。他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和各个事件有关的背景,清晰地描述了决策的过程和决策的动力,这不仅提供了一个个有价值的历史场景,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的能力——能把如此复杂情况讲得如此清晰的人会是一个无能之辈吗?决定行动的可是思维。

读这本书给我的另一个强烈感受是,拥有坚定的信仰对一个领导人是多么地重要,因为失去了信仰、甚至从来没有信仰的领导人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我们早已经习惯了。

![s6634406[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10/s66344061.jpg)

何帆译《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

如果要在简体中文出版物里面了解关于美国司法制度,就职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何帆法官已经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写的《大法官说了算》和翻译作品《九人》都已经被贴上了必读的标签。

这本《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的自传。这本书的重点是布莱克门整个大法官生涯最重要的案件——1972年的“罗伊诉韦德案”,这起堕胎案让布莱克门成为了美国“20世纪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大法官之一”(《时代》周刊语),而案件更成为检验美国政治家立场的试金石。

作为中国人,有时很难理解堕胎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甚至连小布什也在《抉择时刻》说,在他年幼的时候,“堕胎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我的一个理解是,人权的发展让堕胎议题越来越重要,在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涉及生命权、隐私权、健康与医疗权力的堕胎问题已经成为了探讨和进一步提升人权的关键领域,这个问题在天朝的无人问津,也从侧面证明了天朝基本人权的缺失。

![s6643899[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10/s66438991.jpg)

何帆译、安东尼·刘易斯著《批评官员的尺度》

何帆的另一本译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威刘易斯的作品,比《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要精彩不少。

这本书讲述的是美国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但本书并没有停留在对案件的记录,而是深入了案件的核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刘易斯在书中写到言论自由不是天然存在的,甚至时时都可能受到外力(尤其是政府)的侵扰,美国的言论自由可以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联邦法院大法官、律师、陪审团、政府、公民的合力,在不断地争论中一步步拓展落实这一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句拗口的话说,正是自由的言论实现了言论的自由。

而保护这种争论正常进行并最终达成有益结果正是宪法。美国宪法最可贵的不是它超强的稳定性,而是它建立在基础原则之上开放的可解释性。在怀疑政府、相互制约这一基础逻辑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通过其解释宪法的法定职责,不断创新“宪法”以适应国父们不可能预见的现代甚至未来的社会变迁。但推动创新的往往不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旧思想,而新思想的产生与去伪存真恰恰需要宽容的环境,禁锢思想最终只会导致社会的退步,终结错误思想的应该是思想的争论而不是会被滥用的行政暴力,宽容才是一个社会真正强大的标志,正如约翰·哈伦大法官所说“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