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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随感

一阵瞎忙,博客也快荒了,随便写了三段,证明它还活着。

一、

几年前,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时,最深切的感受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弱势者自以为是、因袭守旧的可怕。我非常赞同茅先生的观点——虽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求古人,但也不能因前人所处的环境和必然存在的局限就放弃对其自以为是、无所作为的批评,不然,不但很难解释中日同遭列强叩门却自此路不同途的历史现象,也很难解释中国人身上混合了自大和自卑却唯缺自省的特殊基因。

胡适先生说「宽容比自由重要」,对中国人而言,这是句屁话,被中国人选择性宽容的往往都是最该被丢弃的那些东西。

二、

地域歧视是中国的传统,泛泛地说,大约和上千年来集权专制和等级制度造成的权力、财富、文化不均衡的分配格局有关,所以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上海人看不起乡下人、香港人也看不起内地人,更小一点,东城人看不起通州人、静安人看不起奉贤人、住中环的看不起深水埗的,就连我昆明人不也看不上地州人。

比地域歧视更糟糕的是中国人处理歧视的方式——接受(默认)比自己有权有钱有地位者的歧视,然后去歧视比自己更没权没钱没地位的人。但权势财富地位往往如浮云瞬息万变,今天得意明天失意是常事,而中国人的方式经常是,在得意变失意时近乎变态的压抑自己去卧薪尝胆,而由失意变得意后又少不了变本加厉的报复。用钱砸老板的脸、购遍全球享尽价差之后自诩拯救了他国经济、还有力挺「当街便溺」本质上都一样,要证明的无非是自己胳膊粗了、翅膀硬了、大国崛起了,但这种「我有我可以」般的无端自大暴露的其实只是已经深入骨髓的自卑。

所以胡适先生倡导「宽容」也是不错的,少了宽容、少了自省,「不卑不亢」往往就是「又卑又亢」。

三、

不喜欢《天注定》。

艺术要不要关注现实从来就不是问题,如何做现实才是挑战。中国的现实足够荒谬,给中国艺术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素材,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敢于去使用现实事件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作品,相反,由于现实事件是既定的、路人皆知的、人人可用的,对艺术家的趣味、眼光、才能和胆识反而有了更高的要求。

《天注定》的贾樟柯和《第七天》的余华一样,用罗列、拼凑现实事件替代了艺术家对现实的挖掘、提炼和升华。艺术家不是记者,也不是历史学家,还原现实只是手段(之一),而非使命。优秀艺术作品应该产生超越现实的震撼,或者对现实发出足够强大的回应。但在《天注定》中,震撼观众的不是电影,而是故事背后的现实事件。比起现实,身兼编剧导演二职的贾樟柯却遗憾地没有说出什么有力的东西。

联系《天注定》曾经过审的事实,阴谋论地说,贾樟柯对现实事件这种四平八稳的处理,多少透着些中国式的狡黠。何况现实的焦灼与现实题材的敏感,早已让「现实」成为一门利润客观的生意,使很多艺术家创作现实题材作品的动机变得可疑。当然《天注定》中还有诸如围观磕瓜子这样真正让人刺痛的片段,是这些片段让我宁愿相信《天注定》不过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而维持着对导演贾樟柯本人的信任。

交界处

在小津安二郎的「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里面读到一段话:

看到一本优秀的小说会大受感动,但这感动并不会成为我将它搬上银幕的动机,因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只会把那份感动放在脑中试着重放为电影。文学和电影的差别,就在于把这种感动转化成不同的东西。

既然是不同的东西,就不必将那部小说电影化。那份感动产生的想像远比自己的印象更正确,感受也更轻松。至少我不需逞能。当然,无聊的小说另当别论。 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小说和电影是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交集也有区隔,更各有各不可突破的局限。小说给拍电影提供了便利,但用电影还原小说,或者用小说还原电影,仍是不讨好的差事。在我的印象里,我看过的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无论是先读了小说还是先看了电影,我都更喜欢小说,这不是导演编剧的过错,而是改编受限于小说和电影的交集,而这个交集的空间,实在太有限。

当然也有例外,像王家卫的「东邪西毒」,但它已经不能称为改编了,可以说是解构,也可以说是重构,或者还可以再套上几个新鲜的概念,反正它和金庸的关系,并不比「长胡子的蒙娜丽莎」之于「蒙娜丽莎」更多。彻底地抛弃了原著,不仅免去了「像」与「不像」的困扰,也走出了小说和电影的交集,它可以去触及更大的极限,精彩也才成为可能。

我曾发推说「用小说改编电影可能不如用诗歌,叙事诗写得再长留给导演的空间肯定也比小说大」,后来想想,这个说法很不准确,诗歌留给导演的空间更大,不是因为诗歌「空」,而是诗歌在形式上比小说更靠近「语言」,它和电影的交集远比小说小,小到在那个圈圈里面打不出什么转转。既然难以复制,抛开形式只关注的核心的创作就变得容易,或许也因如此,用诗歌改编和全新创作几无区别,用诗歌改编的电影反而非常稀少。

但用和文学(电影)交集可能更小的音乐来重写文学(或者反过来),却又非常普遍。特朗斯特罗姆写了首「舒伯特」向舒伯特致敬,萨克斯手Jan Garbarek又出了一张“It’s OK To Listen To The Gray Voice”来向特朗斯特罗姆致敬。我只听过很少的舒伯特,不喜欢Jan Garbarek甜腻的音色,但这不妨碍我喜欢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它们相关却又彼此独立,相互不可替代。

真苦的是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用一种语言还原另一种语言,最极端的「直译派」也只是接近,最激进的「意译派」也不可能彻底切割,它既难以完全传递原语种的特质,其目的也不在于探索本语言的极限,它不尴不尬的处境天然地限制了它的高度,戴望舒译的洛尔迦、黄灿然译的卡瓦菲斯都很好,但他们的译诗其实比不上他们的创作,我们却不能由此说戴望舒、黄灿然是比洛尔迦、卡瓦菲斯更出色的诗人,这是译者的悖论,也是我对译者总是多出几分敬意的原因——他们站在交界处,却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离开。

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交界处」的中译、英译及Jan Garbarek据诗创作的同题音乐,中译的译者是李笠,英译的译者是Robin Fulton。

交界处

冰风吹眼,星星 在泪的万花筒里跳舞,我 穿过跟随我依旧的大街,大街 冰岛的夏天在它的水塘里闪烁

我周围簇拥着大街那 无事可忆,无物所求的力量 地面深处,车辆底下 未出生的森林已静等了千年

我想到大街在看我 它混浊的目光把太阳化成黑色 宇宙里的一团灰线 但此刻我在闪耀!街在看我

The Crossing-Place

Ice-wind in my eyes and the suns dance in the kaleidoscope of tears as I cross the street that’s followed me so long, the street where Greenland-summer shines from puddles.

Around me the whole strength of the street swarms, power that remembers nothing, wants nothing. For a thousand years, in the earth deep under traffic the unborn forest quietly waits.

I get the idea that the street can see me. Its sight is so dim the sun itself is a grey ball in a black space. But right now I am shining! The street sees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