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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是个大问题

(谨以此文向标题党致敬)

一、

我有一个亲戚,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分配进了政府机关,平平淡淡(也或许是血雨腥风)地工作了三十多年。

我的另一个亲戚,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分配进了一家工厂,三十多年过来,他的生活也平平淡淡,但他工作的工厂却经历了从承包制开始的每一轮企业改革,最终关停并转。接手这家工厂的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工厂的在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新式的小区,关于这家工厂,除了当年的老工人,已经没人再记得起。

我这两个亲戚都已经退休了,前者的退休工资差不多是后者的4倍,还不算差距更大的住房与医疗待遇,后者常常感叹,当年机关和工厂都差不多,哪知道现在差别那么大,要是进了机关该多好?

让他感叹的是“贫”与“富”的对比。

二、

我有一个朋友,做安利的,每天上课、见客,忙忙碌碌,她很早就得了传销强迫症,很多时候我都很怕和她吃饭、聊天,因为三句话一定回到安利。

我的另一个朋友,也是做安利的,也是传销强迫症患者,他每天也上课、见客,忙忙碌碌,我更怕见他,因为他每句话都是安利。

他们差不多时间开始做安利,现在前一个朋友已经换了房、买了车,而后面这个依然租住在狭小的旧式单元房里。一次聚会,后面这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多少有些沮丧地说,他考虑不再做安利了,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没有前面那个朋友办法多、路子活。

让他沮丧的是“贫”与“富”的对比。

三、

贫富差距往往被错误的理解,特别是在贫富差距被恶性拉大的社会。

一家私有企业不会刻意去缩小员工间的收入差距,如前文提到的安利,它不会为我那位业绩不佳的朋友建立补偿机制,相反它的提成制度是倾向于业绩优秀者的,它让绩优者获得“超额”的收益,从而鼓励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就是管理上常说的“绩效导向”。

“绩效导向”不仅适用于企业,同样适用于社会,为社会创造更大财富、把“蛋糕”做大的人,理应获得更多的收入。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不断地投入到创新性的工作中去,社会也才会保持活力。另一方面,创新者不仅增加了社会的财富,也带了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行的成本,事实上增加了所有人的收益。因此,创新带来的贫富差距不仅不可怕,反而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需要注意的是,创造财富的人不一定等同于占有财富的人,占有财富的人如果不继续进行创造性的工作,那么它财富的增加也将放缓甚至停滞,它占有的财富占整个社会财富的比例也会不断地下降。比如2000年以后的微软。

还需要注意的是,创新机制也包含了淘汰机制,缺乏创新能力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缺乏工作能力的员工会被企业淘汰。如果说对企业,重要的是淘汰机制的公平,那么对社会,则不能缺少合理的补偿机制。没有人希望生活在血腥的丛林社会,包括最具创新能力的那部分人。负责建立补偿机制的通常是政府,还包括被称为“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只是政府往往会刻意夸大补偿机制的有效性及政府在建立补偿机制中的作用,而且政府也更乐意采取财物等事后补偿的方式而非增加教育投入等有利于提升起点公平性的方式,因为政府总是希望干涉正常甚至主导收入分配。

四、

我并不赞同欧洲式的“高福利”,高福利不仅会削弱对创新的激励,也变向地鼓励了懒惰和保守,社会财富的增加会变得缓慢,社会的生态也将变得封闭。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证明,一个缺少创新的封闭市场将会导致资本向少数人集中,无论设置多高税率,都无法阻止这一趋势。高福利,这一看似平等的制度其实蕴含了极大的不平等因素。

如果说民主政治下的“高福利”虽然存在着创新枯竭、社会停滞的隐忧,但的确做到了前所未有的“均富”,那么专制制度下的“均贫富”不仅无法做到“均富”,甚至也不是“均贫”,而只会造成极少数特权阶层垄断绝大部分财富,而多数人贫穷的局面。

以中国的历史为例,当统治者发现贫富差距扩大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时,就会提出“均贫富”,但在落实过程中,根本不会触及占有最多财富的特权阶层,而只是打击民间的相对富裕者,“均贫富”往往变成特权集团对民间的抢劫,“均富”的结果是民间的“均贫”,同时还严重的损伤社会本就匮乏的创造力。

当统治者要避免社会因停滞而陷入崩溃时,就会把“均贫富”的理想放到一边,推行刺激经济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民间的动力,从而带动社会财富的增长,但传统经济的本质是权力经济,而权力获取收益的方式不是创造而是掠夺,权力经济的增长不是做大“蛋糕”,而是抢走别人的“蛋糕”。历史上的盐铁专营部门,今天的石油、电信等国企,都是权力经济损害民众与社会利益的生动范例,这类企业越强大,就意味着特权对民间掠夺越严重,社会的生态也就越扭曲。

事实上,权力体制下,做为手段的“均贫富”与“不均贫富”,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其目的不在于创造公平或推动发展,而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看似截然相反的“均贫富”与“不均贫富”实际上有着完全一致的内在逻辑,它们如“权力导向”分配体制的“一体两面”,联手制造了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难以弥合的贫富差距,求稳定而最终丧失稳定,它们的交替出现也成为了中国治乱循环中最典型的景象之一。

五、

“权力导向”的分配体制之所以只会造成恶性的贫富差距,原因在于“权力导向”不仅无法实现起点公平,也不可能做到过程的公正。由于权力垄断了资源、控制了规则,财富分配不是看谁更能为社会增加财富,而是看谁掌握权力,谁离权力更近。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两个亲戚,当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一样由统治者直接控制时,他们获得的收益是没有多少差别的,当国企民营化了,他们的收入便因离“权力”的远近迅速体现出了差别。

但有趣的是,和我在工厂工作的亲戚一样,我观察到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并不特别厌恶这个分配体制,因为相比在资源被垄断的市场里面创造,进入权力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或者说,相比进入权力后收益的可预期性,市场——无论是健全市场、还是跛脚的市场——的不可预知性让人却步。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导向”的分配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因而不具备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动力的创新,其实也是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创新不只是人类的自觉,更是人类的天性。

而创新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支持,不利于创新的制度不管占尽多少优势,也必然衰败,而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不论遭受多少误解,也会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自我完善,不断成长,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贫富差距并不总是可怕的,“权力导向”的分配制度产生的贫富差距扭曲社会,而“绩效导向”的分配制度产生贫富差距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却是社会的动力,自由市场必然取代权力经济,“绩效导向”的分配制度也必然取代“权力导向”的分配制度。

又到一年讨薪时

2010年12月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人社部年终工作会议上发飙“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我希望今年不要在出现这个问题”;

2011年1月1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称,人社部11日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国资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督查组,分赴江苏、河南等地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专项督促检查;

……

而在另一边,仅仅在我生活的城市昆明:

2011年1月17日,近200名农民工高举着“回家过年”的标语试图冲进昆明江东地产销售中心,与保安发生肢体冲突,包工头廖氏夫妇在冲突中受轻伤。据称因江东地产拖欠施工款,工程队工人被拖欠工资每人至少有7、8000元,而江东地产是因开发昆明北市区而显赫一时的本地大地产公司;

1月20日,昆明拓东路拓东大厦遭民工包围,民工称是来向拓东大厦11楼的大地地产公司讨薪,据称欠款约为600万。大地公司在云南石屏、大理有多个住宅及旅游地产项目;

而相关的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工会等部门近期除了应付节前送礼的单位,其主要工作便是接待节前讨薪的职工,据称,已焦头烂额;

……

我并不诧异,最多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发生在最暴利的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

中国地产行业的暴利并不来源于产品的独特价值和经营的高效(同样利润很高,苹果可是被顶礼膜拜的榜样),而主要依靠土地供应垄断及强力行政审批带来的非市场化环境,进入地产行业的门槛不在于经营能力,甚至不是资金,至关重要的是“关系”。这就造成在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行业依靠自有资金进行开发的企业却寥寥,除了众所周知的银行贷款和预售款之外,拖欠工程款、以房抵款都是行业的常态。再加上在行业利润分配上,土地>开发商>工程施工(其中总包商>分包商),到了具体的施工企业,面对的就是低下的利润和往往被拖欠的收入。没有真正的市场化环境和由此产生行业运作方式的调整,加大追查欠薪的力度,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追查,只能是讨薪暴力的继续升级。

我并不诧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尹部长只批评拖欠工资的企业无德,而不直斥他们违法,尽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劳动合同法》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过一场儿戏。如果说95年《劳动法》开启了劳动用工由计划方式向市场化方式的过渡,并提供了恰当的规则,是一部好法,到了《劳动合同法》不仅没有继续改革的方向,反而为了应付黑砖窑事件匆忙出台,处处开倒车,忽略的恰恰是大部分中国企业早不是生产、社会一把抓的旧国企了。

曾掀起轩然大波的华为事件,后来印证不过是华为的反应过激,从08年到现在,有多少企业因欠薪被强制执行(更多是漫长的调解)?又有多少企业因不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被处罚?政府逃避责任,把员工就业、社会保障的责任简单的推给企业,而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更合理地规范政府、企业、员工的权利、利益与义务,这不但造成了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而且由于利益失衡,但政府严查企业的违法或越界的行为,或许就将逼的企业家破人亡,而这个烂摊子最终也要政府来收场。

我并不诧异,追查欠薪年年进行,民工讨薪却年年发生

已成为社会问题的大范围、日常化的欠薪其实不仅仅是企业有良心与否、违法与否甚至法律好坏与否的问题,其根本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却没有合理的渠道让民间分享,扩大内需的关键不是去挤压老百姓的钱袋子,而是如何让民间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总理讨薪固然让人感动,但总理的本职似乎更应关注宏观经济的调整、关注税制的改革,关注国进民退给创业和小企业发展带来的困境,真正去履行多年来一直在说的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的承诺。

这世上最可怜的就是中国的农民,交着繁重的杂费、种着便宜的粮食、享受着一片空白的社会保障、还时时存在着失地的风险;进城打工的备受歧视,工资微薄条件险恶,回家过年还得忍受春运的痛苦,能挤上火车的兄弟还算幸运,那些还在讨薪的哥们姐们,你们几时才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