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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说到马云,再次说到支付宝

一、有关契约

让我意外的是,在最近因支付宝股权重组引发的风波中,“挺马”的人居然有那么多。

我不知道那些“挺马”的朋友里面有多少是买过阿里巴巴(HKG 1688)股票的,现在还继续持有的人又有多少?作为一个曾经买过阿里巴巴股票的小小股民,我庆幸的是我早就抛掉了那些股票,这样至少我现在不用担心哪天马总再次先斩后奏像终止支付宝“控制协议”那样,祭起“国家安全”的大旗、拿出“100%合法”的原则把阿里巴巴1688的“控制协议”也终止掉,不然看着电脑上跳跃的数字瞬间归零,你说我是去搞条绳子、找把剪刀,还是去学杨佳、钱明奇那样磨菜刀、制炸弹,或者像史玉柱那样为马总的爱国行为唱上一首红歌?

这句话当然近乎玩笑了,理性的选择是先看看马云开出的补偿条件。相信和这次马云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与雅虎、孙正义间的补偿谈判一样,宣称要建立“新商业文明”的马云肯定也会给予所有股东包括中小股民补偿,但问题有二:一是一个甚至一群小股民怎么可能具备雅虎、孙正义那样的谈判实力,何况就算是雅虎、孙正义,不也被马云批评为自私自利,当他们不以“阿里巴巴大部分人的利益,也就是我(指马云)的利益”为根本来考虑问题时,一切的损失在马总眼里皆因自作孽;二是和拆迁类似,有房子在,或许还可以做“最牛钉子户”,假如房子已经被强拆了,掌握谈判主动权的只会是马云,何况他“不完美但是正确”的行为不仅“100%合法”,而且合乎国家安全。

当然补偿谈不拢,还可以上法庭,而理由也只肯定不外乎这一个——违反契约。

就像我相信人权高于主权一样,我也相信在经济和商业领域里契约与产权是高于其他东西的,契约与产权就是经济与商业的自然法。如果一个人违背了契约或者侵占了他人产权则必然违法(何况是以违背契约的方式侵占他人产权),如果一项法律或者一个政策(及其执行效果)与契约及产权的精神相冲突的话,那么要检讨和修正的不是契约与产权,而是法律与政策。

二、有关安全

在马云发给胡舒立的短信及他在媒体沟通会的发言里,他连篇累牍地讲了一个问题——“国家安全”,他甚至感叹到“我第一次对国家央行有对未来国家安全考虑而敬重”。

那么支付宝的支付数据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财新网的《支付宝考验》和易凯资本CEO王冉的《制度之责与马云之错》都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他们给出了一致的意见——影响不大。王冉还进一步假设,“就算支付宝真的掌握了关乎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的核心数据,那么这样的数据似乎应该交与政府掌管,而不应让一个由两个自然人发起设立的公司成为它们的实际拥有者”,当然,马云已经放出话来“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尽管这话听起来与善于言辞的马总说过的另一些话是一个味道。

而且从商业上我也很难理解马云的这些话,就算淘宝不考虑海外的拓展(其实已在开拓日本市场),阿里巴巴也是有大量海外客户的,现在马云宣布他的公司和某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那么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民众会怎么看待他的公司,如果说央企、华为的海外并购频遭抵制是因为他们不可改变的背景,那么马云就是在自己给自己的未来设置障碍。

对比一下联想吧,说爱国,老柳可真是发自内心的,“产业报国”在他那里可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但国际化了的联想却迅速将其使命“去国家化”而调整为了世界性的主题,比如“创造世界最优秀、最具创新性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获得更新、更好的技术”等等,主动融入世界的联想是不会被排斥的,所以它刚刚完成了对NEC的收购,就又顺利的并购了德国公司Medion,而所有的评论都只讨论联想的战略与竞争的格局,而未见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

回到安全,实际上安全并非不重要,反而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这里说的安全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个人安全。

和对国内邮箱、IM的态度一样,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支付宝能给我什么真正的安全,国家安全可以随意的查看一个人的邮件,也就可以随意利用一个人的支付信息,当一个企业和所谓的“国家安全”如此紧密的捆绑在一起,被国家安全掩盖了的个人安全,总会让人觉得那么的不安全。

如果把诚信和安全看做支付行业的两根支柱的话,那么马云这次不但一脚踢飞了其中一根,还顺带让本就不很结实的另一根看起来那么的摇摇欲坠。

三、有关VIE

由马云“爆料”而掀起的关于VIE的讨论多少有些不痛不痒。

VIE的支持者大多强调VIE结构对中国互联网及创新行业的巨大贡献,但却每每卡在马云讲到的“完全合法”,因为有没有作用和违不违法是两回事情,不管VIE产生了多少正面的作用,但它的本质就是绕开法律。

而反对者呢,除了举着“100%合法”的大旗在道德层面诈唬一下,又实在是提不出什么可行方案既代替VIE又维持相关行业的正常发展,如果用马云最新出炉的“合法、透明、健康发展”的商业三原则作为标准,那么有了“合法”,几乎就断送了“健康”。

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VIE的错与对,而是互联网、新闻、支付等领域外资究竟能不能进入。如果不行,那么VIE也不行,如果可以,其实又何必搞什么VIE。

现在的局面很类似1978年的小岗村,18个农民已经按了血手印把田分了,而事实又证明不分是不行的,那是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身份,确认分田到户有理,还是回到人民公社,挑开潜规则并不可怕,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才是关键,上一次选对了,这一次呢?

如谢文在微博上所说“这轮进攻已经触及改革开放的底线了。三十年努力可能毁于一旦,或者毁于一事”,但这已经不单单只是勇气与智慧的问题了,它涉及意识形态、涉及权贵利益、也起决于官方的改革动力,但这已经是任何人都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了。

比如VIE的支持者,明知问题的根源其实是外资禁入的政策和过度监管的体制,却只在VIE的合理性上进行争辩,《创业家》甚至在其《关于VIE的看法》中呼吁“不要引发政策之争”,在红歌高唱、国进民退整个政治经济都全面左转的当下,求得政府对现状的默认肯定是更安全的做法,一旦刨根问底不成,伤得最重的肯定是企业和它的用户。

又比如央行,从财新网在《支付宝考验》中提供的信息来看,在外资是否可入、VIE是否可行的问题上,央行又打起了其擅长的太极拳。央行相关人员给财新传递的信息——内资可拿牌照、外资可走国务院审批通道、VIE的事以前不了解现正在研究——以其说是央行给外资进入留出了空间,不如说是央行给自己留出了空间,因为现实是没有一家企业是以外资持股身份走特别申领牌照的,把这些关乎根本的问题搁置起来远比卷入漩涡要好,毕竟十八大在即又有稳定高于一切的天条,维持现状才是最好的选择。

真正尴尬的人是马云,在业内固然是千夫所指,送给央行的黑锅又被原包退还,而他提出的、或许可以促成又一轮开放的问题,却很可能随着时间被河蟹得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个故事——关于他为了私利而拍给体制的一个马屁。

四、有关马云的决策

在马云发给胡舒立的短信里有这样一句:“评论者注重的是评论本身,而当事人必须关心正确的方向和用正确的方法把事做完了才考虑参与评论。”

这句话的一个潜在意思是评论者评论完就完了,就算错了也只要承担评论错了的责任就可以,而当事人必须为事情的全部负责;评论者可以只在理论和道义上进行分析,而当事人必须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寻找可行的方法。

不少人说由于政策本身的模糊,VIE结构在国内的既成事实普遍存在,加上支付宝的规模,就算支付宝以VIE协议控制的模式申领牌照,央行也必将进行慎重的考虑,协议控制不会有问题。

但不可忽略的是中国政策的解释与执行往往又有很大的随意性,用老罗的话说,他可能10年不查你一次暂住证,也可能1天查你10次。除非你是红到牙齿的太子格格,不然谁又敢肯定自己对政策口径的把握100%准确,谁又敢拍胸脯肯定马云所说的央行明确告知支付宝要获取牌照就必须内资化而且不能存在协议控制不是事实?

批评马云容易,但把你我放到马云的位置上去,谁又会拿自己的企业去做政策的试金石?

中国的民营企业,包括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在内,面临的生存环境是残酷的,除了资源被政府高度垄断之外,还有诡异的政策环境——严厉的行业准入、过度的监管、不完善而又模糊的政策、随意的执行和深入骨髓的腐败。

诡异的政策环境让本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显得更加脆弱,市场规则受到漠视,短期利益被无限放大,而这些恰恰是企业理性决策的天敌,却也恰恰容易成为企业恶劣决策的促因。

马云错了,错不在目标与方向,无论是支付宝要取得牌照,还是要从雅虎手中夺回阿里巴巴的绝对控制权,而在于其借着政策环境之乱,只求利益而漠视基本规则的做法。

还是我在《从迪伦到支付宝》中写的那句话:

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如果只看到个体的恶而不去找体制的恶因,那么恶永远不会消除;但如果只是把所有的恶归咎于体制造成的环境,而不去追问自身的从恶、助恶、行恶,还把从恶、助恶、行恶视为现实的生存之道甚至称之为成熟,那么恶最终将让每个个体都成为无可救赎的受害者。

五、有关社会责任

关于马云之错,我觉得王冉的话讲的最到位:

“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他本来完全有机会选择通过捍卫公司治理的原则和底线从而推动监管部门对过度监管做出某种有利于中国产业和经济长期发展的局部修正,但实际上最后却选择了触碰这样的原则和底线同时还顺带把所有采用VIE结构的中国公司悬在了半空。”

马云是最爱讲“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之一(也可以说是把“社会责任”讲得最深刻的中国企业家之一),而企业、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较高的层级(也是当前中国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呼吁政治体制的改革、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但马云说他不关心政治。

谁他妈关心政治?

只有捧体制臭脚、给芝麻绿豆都贴上“国家安全”标签、口口声声理解了政府的苦心的人才他妈的关心政治。

蜘蛛侠说“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马云却做了相反的事,他曾经是我尊敬的创业偶像,也因此,我希望有一天他会后悔。

按马云的讲法,他们也可以说……

尽管我始终觉得马云既善于作秀,在价值观等问题上又很虚伪(参见《马云的公开信》),但他在4月27日由淘宝组织的媒体沟通会上的讲话还是又一次震撼了我,马总慷慨地说:

“淘宝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假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淘宝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假货了?我们只是一家公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一个骗子,我们明知道这家伙就是在造假,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把他投进监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按亲爱的马云同志的讲法,李彦宏也可以说:

“百度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盗版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百度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盗版了?我们只是一家公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一个小偷,我们明知道这家伙就是在盗版,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把他投进监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马云的好朋友牛根生也可以说:

“蒙牛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毒奶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蒙牛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蒙牛了?我们只是一家公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奶源,我们明知道这家伙就是在添加三聚氰胺,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把他投进监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甚至远在非洲的卡扎菲也可以说:

“利比亚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专制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利比亚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专制了?我们只是一个小国,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就是“五不搞”的结果,我们明知道这就是极权,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废掉,因为宪法没有给我们这个权利。”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

![900x600_6VBA2MQK00AP0001[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3/900x600_6VBA2MQK00AP00011.jpg)

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越来越像一个拜师红歌门下的行为艺术家了。

在结束日本“救人”、散钱之旅后,陈大师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在云南盈江地震中受灾最重的拉勐村发钱,在发钱过程中,他还要求拿到钱的灾民高举他发的200块钱,和他一起高喊“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解放军”。

但是,自称拥有50亿资产的陈光标却从来不像一个企业家。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听到陈大师认真地介绍过一下他公司的业务和产品。通过外界的只言片语,也只能大约猜测他口中“绿色环保”的业务大概和拆迁及大型建筑垃圾回收有关,这里姑且不论在中国这些和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业必备的那些“中国特色”,在网上关于他及他的公司有关的最多的一条新闻恰恰是他在台湾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亲口承认公司情况不妙,已多月没有业务。

比陈光标像企业家的人有牛根生(很不幸,连续在两篇博客里面写到了他),而且牛总也和陈大师一样热爱慈善(包括作秀),而且他不只是砸钱,还高喊着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口号。想当年,蒙牛在牛总的指挥下,高举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大旗捐钱、送奶,更喊出了“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这样的口号,全然一派国家兴亡系于一身的气势。可惜的是,三聚氰胺门、恶意营销门接踵而至,表面的“义”字再也掩盖不住骨子里真正的“不义”,蒙牛固然game over,社会责任也从玩物变成了笑话。

当然,把做慈善的陈光标和要履行社会责任的牛根生放在一起讨论并不完全合适,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尽管交集很大、相关性也很大,但它们的确不是一回事,不过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不仅在具体行为上的有重合,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着共同的起点——道德层面上的“善”,和共同的终点——实质意义上对社会的贡献,何况它们在当下中国又都被残疾化的理解成了“捐钱”两个字。

一个很流行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说以捐款为代表的慈善行为是企业社会责任最高级的形式,其它的都是基础。这个理论也许并不错,但太过机械,其实很多时候,能用钱来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拿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才真正复杂,什么事都想靠钱来解决只会把事情搞的扭曲。

比起捐钱,要做一个真正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实在有太多基础的事情要去做好,以我的理解,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以产品价值实现社会价值**

引用一句德鲁克的名言“经营企业唯一正确而有效的目的,就是创造顾客”。换句话说,企业的价值是通过顾客价值来实现的,其间的纽带就是产品。而不管这个产品的市场分的再细、客群范围再狭窄,它的客群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做好产品,实现顾客的价值其实也就是实现了企业的社会价值,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价值。

比如马云就曾经说阿里巴巴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帮助中小企业做好生意,淘宝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人通过淘宝平台解决就业问题(原话为淘宝要提供2亿个就业机会)。而帮助中小企业做生意的阿里平台、帮助个人做小生意的淘宝平台不正是阿里系最核心的产品?正是因为对社会有价值,企业自身也才有了价值,和做人一样,负责任的人有价值,不负责的人必被抛弃。

最近一个反例是出现在今年的315,使用瘦肉精的双汇和当年的三鹿、蒙牛并没有什么不同,当你损害了你顾客的价值,你承诺的社会责任也就化为泡影,被抛弃只是迟早的事了。

2、善待员工

我曾经供职过的一家大型企业,该公司的持有人同时运作着国内某著名慈善机构,并因推行多项改革措施,一时为国内慈善界得风云人物。但在他领导公司的多间劳动密集型的下属公司里面,不签劳动合同、不买社会保险的员工有之,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有之,甚至部分年纪偏大的员工得申请低保才能养家糊口。这不免让公司最爱喊的“履行社会责任”、“关注弱势群体”这类口号显得那么可笑。

如我在《你会送你的小孩去踢球吗?》一文里面提到的那样,我始终认为员工的本分就是干活拿钱,卧薪尝胆、舍身奉献等等从根本上说是老板、是股东的事情,一家不能让员工过上体面生活的企业难言优秀,一家让员工吃不饱饭的企业更只能称作恶劣,如果这些企业还大谈社会责任、大挥支票本,只能让人觉得虚伪。

和其它做起来最难的事情一样,善待员工说起来最容易。

3、诚信不伪

这可是真正的知易行难。

不夸张的说,当下中国的任何社会弊病都可以找到造成它的体制弊病,不诚信也不例外。

拿最典型的既不诚信又作伪的行为作假帐来说,对一家在劳动密集又低技术低毛利的行业里讨生活的小企业(这样的公司恐怕在中国是大多数),如果不准备上两套账,恐怕一个股级得税收管理员就可以让这家公司直接从盈利变为破产,这个说法尽管夸张,但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过高的实际税负的确是作伪的一个重要动因。

另一方面,诚信既是一种自律,更是实现交易成本最低的契约行为。但中国人做事讲人情,而不是凭契约。为人情要拉关系、讲门路,也要照顾脸面,为人情还要讲究心里明白,也就得假做含糊地处处法外施恩、手下留情,为人情也就可以破坏契约,没有了严格的契约,也就产生了不诚信的土壤。

诚信很难,特别是在一片诚信不受益、诚信很孤独的神奇土地上。但是不是也可以说,对任何一个企业(个人)而言,只要诚信做事,都是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试想,还有比这更大的社会责任吗?而且看看蒙牛、看看双汇,不诚信固有一时利益,但却是埋下了致命的种子。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真正想说得一句话其实是,无论做什么事情,还是回到逻辑的起点,用最简单的逻辑、最根本的方法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最靠谱,那些做给别人看的秀只是虚幻的一时荣耀,做不得数、当不得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