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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中文

5月10日昆明市政府(项目所在地政府)连同中石油云南公司(炼油项目责任方)、云天化(PX等配套项目责任方)等举行了关于昆明安宁炼油厂及PX项目的新闻发布会,前几天我只是在报纸电视上看了几个片段,今天我把发布会的视频翻出来完整的看了一遍,听到了一系列很有趣的说法:

例一:中石油云南石化公司总经理胡兢克女士解释在云南修建千万吨炼油厂的原因时说:

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目前云南是仅有的四个没有炼厂的省份之一。2012年云南省成品油销售量940万吨,全部依靠外省供应,云南自己没有能力生产一滴油,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本省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人民生活的提高。

在这段话里,胡女士首先强调了全国除云南、贵州、重庆、西藏之外的省份都有炼油厂,她要说却没明说的是,因为其它地方都有,所以云南不但可以有、甚至应该有一个炼油厂。这个逻辑我非常熟悉,因为每个省都有一个钢铁厂、每个地市一个机械厂、每个县都有一个棉纺厂、每个乡都要挖几个小煤矿的时代离我们并不远,各级政府表示避免重复建设、要关停并转、要抓大放小的话,也还在耳边。

接着胡女士提出了「云南成品油全靠外省供应,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观点,问题在于,制约经济发展的是成品油供应不足,还是自己没有炼油能力?云南不产石油,建炼油厂必须要进口原油,但从缅甸进口原油进行炼化面临的贸易风险不一定就低于直接进口成品油,考虑到环境、原料供应等因素,自己炼化的成本也未必就低于直接采购成品油。实际上,进口原油自主炼化最大的收益者就算不是胡女士供职的中石油,也绝轮不到昆明市民。如果说胡女士说的另外一个理由「丰富石油进口渠道」可认为是具有战略性的安排,那么上面这条理由就牵强的浑水摸鱼了。

例二:还是胡女士,在谈到云南炼油项目的生产工艺对环境的影响时她说:

云南炼厂是一个燃料型炼厂,由常减压蒸馏、重油催化裂化、渣油加氢脱硫、蜡油加氢裂化、硫磺回收等主要工艺装置及铁路、环保、消防、储运设施和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构成。产品全部进行加氢精制和改制,主要生产符合国V标准的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清洁燃料,产品硫含量将小于10PPm(超低硫)。2015年云南千万吨炼油项目产出后有望使云南的空气更为清新。

当大家都在等待她说明炼油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时,胡女士巧妙地转换了概念,她却告诉大家炼油厂的产品已经超过了国家当前规定的标准,非常环保,利国利民。但问题在于以一个新增的污染(炼油厂)来降低另一个已存在污染(汽车尾气),其前提是污染的总量要降低,但胡女士并为说明炼油厂的污染,大家也无从判断。何况,胡女士也提到国家对成品油标准提升的路线图是明确的,任何成品油在2024年以后都将使用国V标准,也就是说,无论昆明建不建炼油厂,昆明都将用上更清洁的汽油(只是时间会晚一点),「云南的空气都会更清新」。只强调产品的提前达标,不说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不仅是避重就轻,还多了几分欲盖弥彰的味道。

例三:昆明市市长李文荣先生的一段话,各大报刊集中报道的也是这句,算他的金句了:

市政府对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副产品配套项目上不上、上什么样的产品,将走民主决策的程序。待项目科研报告今年7月下旬完成后,市政府将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将充分尊重广大群众的意愿,将严格按照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办事。大多数群众说上,市政府就决定上;大多数群众说不上,市政府就决定不上。

首先,李市长对炼化项目进行了一个切割,就是炼油厂归炼油厂,PX等配套项目就归配套项目,他的言下之意是既然公众反对的是「PX」,那么炼油厂就没有任何问题,要说只说PX。

接着,是一连串经典的官话,李市长口中的「群众」是谁?是有昆明市户口或昆明市居住证的常住人口?还是「代表」这些常住人口的「人大代表」?还是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所说的「大多数群众说上」的「说」究竟要怎么说?是全民投票?还是「人大代表」投票?或者关起门叫上「倪萍」、「申纪兰」来搞个听证会?或者如5.4南屏街般大家上街?他没说,我想或许他也不清楚。

例四:李市长为了说明昆明市保护环境的决心,用了治理滇池的例子:

(昆明市)是咬着牙筹集资金,哪怕其它方面少用一点资金,都要用在环保上,都要用在滇池治理上。我给大家报个数字:我们2011年、2012年,两年,我们在滇池的投入上就投了137亿,我们十二五期间在滇池治理上计划要投420多亿,昆明的一般地方财政预算、去年还是最高的,才379亿,你看我们投在滇池治理上的有多少,政府怎么会不重视环境,一定是会把环境摆在重中之重的,这个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在这段话的后面,李市长还说,为了环保昆明淘汰了一批落后的产能如水泥、焦煤、铜冶炼,而在这段话的前面,李市长还说「保护也是发展」,但他似乎忘了造成滇池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为发展透支环境(这也是政府常常在说的),如果没有磷化工,没有铜冶炼,没有水泥,滇池会污染到如今这种状况吗?李市长报了很多数字,但我最想了解的一个数字是,当年这些污染的产业究竟创造了多少产值?

其实,我觉得李市长在报告这些数字时,不应该骄傲,反而应该感到耻辱,没有过去的失责失职,何须今天的巨大投入?李市长在发布会上信誓旦旦地说「谁污染了昆明的天空谁就是犯罪」,但遗憾的是,滇池被污染了快30年,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云南省和昆明政府官员出来负责,更没有人因此获罪。

例五:中石油工艺技术专家吴凯在解释炼油厂污染物时说:

废气这块,我们纯正的炼油厂废气的排放和我们汽车尾气的排放没有区别,主要的污染物就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现在很多网上说致癌什么的,主要是对这个方面不了解。因为它是通过加油燃烧以后产生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和汽车发动机燃烧造成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炼厂排出的废气只要达到国家排放的标准,和汽车尾气是没有区别的。

吴先生不断强调炼油厂废气和汽车尾气一样,却没有说云南炼油厂的废气排放量究竟有多大,相当于一辆夏利,还是百万辆路虎?而且他似乎忘了汽车尾气也是严重的大气污染物,不说帝都的雾霾,就在同一场发布会上,他的领导胡兢克女士还把云南炼油厂项目高标准低污染的汽柴油产品当做功绩来宣传了,若尾气低污染,何须强调新标准的环保?

……

在这场大肆张扬的发布会里,上面这样的糟点几乎每分钟、每段话都有,我却吐槽无力了,我更愿意去翻翻刘淼老师的博客『中文是一种极其模糊的语言』,我非常喜欢的一篇文章。

中文的确是模糊的,中文的所指与能指往往分离,一篇文章、一段文字、一句话常常不能只看它表面的意思,它也许「话里有话」、也许「正话反说」、也许「言外有意」、也许「指东打西」、也许「借力打力」……,到最后,也许你永远搞不清听到的、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但中国人喜欢中文的模糊,中国人热爱隐喻,使用隐喻意味着深沉,而解读隐喻意味着睿智,说模棱两可的话不仅不糊涂,还是难得糊涂。而且模糊的中文经常可以说出「各取所需」或者「说了白说」的话,它极其自然地塑造了中国官场的话语系统,还借「官话」模糊到了登峰造极。

但模糊的中文不止是官话,甚至还变成了「中国人智慧」的一部分,所以不但官场中人爱讲,普罗大众也爱讲,要建炼油厂的政府和企业在讲,反对修建的昆明市民也在讲,比如在昆明小有名气的网友霍泰安先生看完炼油厂项目新闻发布会后就发了下面这条微博

建议昆明市政府在真正尊重民意的同时,拿出态度,扛起责任。炼化PX企业拿出诚意,释放风险的同时,给予补偿利益。而昆明的公民们,则在理性抗争的同时,更加明确诉求,合理博弈。保护自己环境利益的同时,也不放弃维护他人权益。共同合力营造一个美丽的云南,骄傲的昆明。

我没读懂这句「公知范」、「面面光」的话,我不知道霍先生要昆明市政府拿出的究竟是什么态度,是强硬的还是暧昧的?我也不明白他要炼化PX企业释放的是什么风险,是环保的还是维稳的?他说在「不放弃维护他人权益」,但在炼油厂项目这个很具体的问题上,他人的权益又是些什么东西?霍先生说要「明确诉求」,我觉得他应该先写一些明确的话,让我和其它人先看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

当然,我还会追看霍先生的微博,里面还是有很多我想了解的信息,但我不会再去听官方的所谓「对话」了,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所谓的「诚意」,而是官话的惯性让他们就算真有诚意,也只能再次说出又一堆模糊的中文。

奥运,奥运

一、

奥运会是我最不喜欢看的体育比赛,因为一旦加进了中国队,话题也就从竞技和八卦转移到了其他,从而失去了体育本身的乐趣。作为专制的一部分,中国的体育太沉重了。

二、

如果说最好的奥运纪录片是德国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为1938年柏林奥运会拍摄的《奥林匹亚》,那么张艺谋导演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或许就是史上最好的奥运会开幕式,而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也不免让人联想起瑞芬斯塔尔代表作《意志的胜利》中那句曾“激励”了一代德国人的口号“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元首、同一个帝国”。

谈论瑞芬斯塔尔和她的美学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崔卫平老师把瑞芬斯塔尔和她的作品称为“迷人的谎言”是极贴切的,她创造的美、她对电影技术本能般地使用和埋藏在技术与美之下的恶是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分的,简单地以法西斯之恶抹煞美,或者因为美而忽略恶,都显得太过粗糙。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同样如此,我无法忽略它的宏大场面和精细的设计,它的视角效果是令人震撼的,把它贬低成“春晚”一类蹩脚货的说法近乎扯淡了,但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宏大的场面、不可计数的人力物力投入恰恰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堆出了又一曲极权主义的颂歌。或许还可以说,北京用了最多的人却排出了最没有人味的开幕式,这或许也是简单、粗糙的伦敦开幕式让人感到温暖、动情甚至流泪的原因。

三、

不止是奥运会开幕式,绝大多数中国的英雄叙事都可以称为“迷人的谎言”。

刘翔在伦敦的单脚跳注定将成为“经典”。我并不关心刘翔的单脚跳究竟是因为他对体育的赤诚,还是为了作秀,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重重黑幕之下,就算是赤诚也会变成了谎言的边角料,甚至成为谎言本身。

和同为上海人的姚明相比,刘翔少了点运气(姚通过进入NBA,在更大程度上脱离了体制),也欠了点精明,而刘翔的幕后团队比起姚明的,能力更差了十万八千里。当姚明保持着良好的声誉退役并坐上CCTV的评论席在伦敦指点江山时,同样受了重伤的刘翔却通过北京、伦敦两场闹剧输光了底裤。

还穿着底裤的人是李永波,但包揽五金只是一块破了的遮羞布。我不太相信在竞技体育中无限拔高所谓奥运精神、体育精神的论调,当意大利在欧洲杯上被北欧兄弟联手坐掉时,莫吉(还有没被揭出的莫拉蒂)正用手机操控着意甲,而2010年世界杯对荷兰一役上下半场判若两队的巴西是否想起12年前突然抽搐的罗纳尔多。因为商业、政治的介入,竞技体育早变成深不见底的黑水塘了,李永波和他的弟子不过是因彪悍而表现得过于低劣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永波的不服气可以理解,但李永波居然又一次拿出“国家荣誉”来说事,比起体育精神的空话,“国家荣誉”更是个屁。在谎言中出生、在谎言中长大、在谎言中制造新的谎言,离开了谎言,有的人就活不了,很多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四、

刘翔是举国体制的受害者,于洋/王晓理也是,但谁又不是呢?至少他们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不用拖着伤残的身体去桑拿给人搓背(绝无鄙视搓背工之意)。

把体制与刘翔、与于洋、与王晓理完全切割的说法是不靠谱的,但把刘翔等看作体制的化身打入十八层地狱也过于偏激,正如滕彪律师在《吴英的生命与你我有关》一文所写: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体制下。这个不道德的体制让每一个人都染上了不道德的病毒,极少有人能幸免。更进一步,这个体制经常置我们于于道德困境之中、甚至法律困境之中。稍有中国底层生活的经验,就不难理解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

在同一文中,滕彪还写到:

我们不能太过幼稚和势利,在吴英有钱的时候,我们仇富,在她落难的时候,不闻不问、幸灾乐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吴英。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吴英。我们都是从过去那个体制下的幸存者,我们都希望活到我们希望的那种体制实现的时候。我们都从他人的受难中获利,我们没有成为牺牲者,仅仅是出于偶然。“总有人牺牲,只要别轮到我头上。”这些人往往话音未落,灾难就已降临。幸存者得到制度变迁的好处,但没有谁幸运到每一次都是幸存者。

把滕彪文中的吴英换成刘翔、换成于洋、换成你或者我,其实都是可以的,面对体制,批评“刘翔”并无不可,但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牛根生常说的一句话我很喜欢,虽然他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人渣,但这句话确实很好:

要求别人难上难,改变自己最简单。

黑天鹅补记

黑天鹅事件最大的特性是突然性而非其带来的损失。

Sars、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黑天鹅事件,上海静安的火灾同样是黑天鹅事件,但相较而言,其影响力(影响的范围)和造成的损失就要次一级。而广义的说,平时成绩很好的学生高考落榜、钱包失窃等等都可以算是个人意义上的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的损失有多寡、影响的范围有大小,但他们的突发性和未知性却是一样的。

更何况,黑天鹅事件对不同对象、不同个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个体而言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许对局部而言反而恰恰是促进了增长;对局部而言是危机,也许对全局反而是重要的突破。

比如,前几天凯文·凯利在中国演讲时曾说:

打败IBM的不是一家硬件公司,而是软件公司微软;打败微软的不是软件公司,而是互联网公司谷歌;打败谷歌的不是另一家搜索,而是社交网站Facebook。 如果用黑天鹅的视角来解读KK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业兴起是IBM的黑天鹅,从此IBM和整个硬件制造业让出了IT行业的核心位置,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在这起黑天鹅事件中获益的不只是微软,还有所有的用户甚至可以说全人类,Google、Facebook的出现同样如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拨又一拨的黑天鹅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实际上,如果永远都只盯着过去和现在,那么黑天鹅就是灾难;如果有面向未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那么黑天鹅也许就是涅槃的凤凰。

归根结底,黑天鹅就是一把尺,它考验着我们面向未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总有一只黑天鹅

纳西姆·塔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是风行多年的畅销书,出自书中的“黑天鹅事件”一词我早已耳熟能详,但直到最近,我才把原书找来,不算认真地看了一遍。

《黑天鹅》和多数美国商业类畅销书一样,核心内容很精彩,但刻意通俗的写法却让整本书显得累赘,所谓的“轻阅读”并没有真正降低核心内容的阅读难度,反而制造了大量的废料,再加上略显生涩的翻译,读起来反而经常觉得无趣,实际上这本书如果把篇幅压缩到现在的一半甚至1/3,会更耐读。

塔勒布探讨的黑天鹅事件指得是人们很难预知的(或在发生前人们不以为意的)、发生后又通常可以造成很大损失的小概率事件,著名的例子很多,比如一战、20-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911、由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等等。

不可预见性、偶然性和损失巨大这些特性之外,黑天鹅事件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事件发生后会冒出无数事后诸葛亮,尽管我不认为这些事后的反思、评论是无益的,但这些反思、评论确实无法阻止另一起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面对黑天鹅事件,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

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获得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信息流通不畅时无法及时得到信息,而信息流通便捷后,如何捕捉、消化信息又成为新的瓶颈。何况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的了解依然是浅薄的,我们赖以判断、解释世界的基础其实无非是盲人摸象后的结果,以为自己了解了全部,往往是错误的开端。

比如曾经的黑天鹅——霍乱、鼠疫、伤寒等等,在现在已经不是黑天鹅了,但人类从霍乱、鼠疫、伤寒中得到的经验并没有阻止新的黑天鹅——Sars的出现,比起有知,人类的无知总是要更多一点。

所以,我很赞同霍炬的说法,面对黑天鹅事件,我们需要多一点想象力,或者说,我们需要多一点对未知的好奇心,我们认知、学习的基础是既往的知识和经验,但思考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尽管这依然无法避免下一只黑天鹅出现,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多几手准备,应对新的危机时多一些从容,甚至把黑天鹅变成新的契机。

事实上,黑天鹅事件的结果从来都不是毁灭,不然黑死病之后就没有欧洲了,20-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人类就退回农业时代了,90年代末互联网股灾之后就不会再有Facebook这些Web2.0的翘楚了。如果说增长是必然的,那么偶然的危机(黑天鹅)也是必然要发生的,黑天鹅正如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它的发生一方面帮助人们自我净化,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突破看不见的天花板,尽管很痛,但疼痛之后的收获却真正可观。


PS: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正和朋友讨论投资的问题,我觉得黑天鹅也是一个理解股市的好视角。如我前文所述,增长是必然的,危机是偶然的,因此最好的投资就是巴菲特说了一万遍的长期价值投资。问题的关键是很少有人可以像巴菲特那样选准可以带动大势增长的个股,这是知识,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而大家更掌握不了是坚持。

当然,短线或者说投机也是有机会的,因为有黑天鹅,增长的快速或缓慢很难预测,但黑天鹅式的危机总会发生的,因此短线的机会不是买涨而是买跌,短线高手索罗斯也好,《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也好,靠的都是做空。

至于中国的股市,因为黑幕与造假,你根本无法判断它是在增长还是停滞、衰退,在这种市场讲长期投资是有病,但中国股市又没有做空的机制,长线、短线实际上都是亏线,所以以其到处打探内幕,不如把这点精力拿去想办法到美国、香港、欧洲开个户,存钱养老也好、搏命豪赌也罢,只有在一个机制健全又透明的市场,才会有基本的安全感,至少死也知道是怎么死的。

关于财富

上一篇博客里面,我提到了收入分配中的“绩效导向”,即为社会创造了更多财富、把蛋糕做大的人,理应获得更多收入。

但在现实中,就算抛开权力对收入分配的干扰,我们也经常发现获得了高收入的人未必比没有获得那么高收入的人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比如早几年,煤老板、矿老板成为了国内最引人注意的高收入群体,虽然他们从未登上所谓的富豪榜,但煤老板群体的一夜暴富依然被指为不正常;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体育明星、影视歌星的收入也比科学家、哲学家要高不少,而同在音乐行业,地下丝绒、Sonic Youth能和那些在舞台上蹦蹦跳跳、不知所云的二货去比收入吗?这里我决没有贬低明星和煤老板的意思,但如果说他们获得了应该获得的收入,那么像科学家、哲学家是不是就在收入分配中吃亏了呢?

这首先和我们对绩效的评判有关,不仅评判绩效的标准有其时代性,评估绩效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就连我们对评估对象本身的认识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小甜甜的影响我们现在就看得透,而地下丝绒的魅力,经过几十年,才变得越来越清晰,过几年,可能知道小甜甜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而地下丝绒却依然可以源源不断地吸引新的歌迷。

但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和我们对财富的认识的有关。

我们经常把金钱视同为财富,但实际上金钱并非财富。财富可以是器物,像房子、田产、汽车、家具、瓶瓶罐罐等都是财富;财富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知识、思想、艺术等等,其实体育也是精神层面的财富,因为体育最大的作用是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财富发展的一个趋势是,精神财富的价值越来越超过器物财富。iPhone比山寨机更值钱不是因为iPhone的物料成本高,而是因为iPhone融入了更多的思想和技术,所以iPhone不仅比山寨机贵,利润率高的更多;在iPhone的生产链条里,苹果占了大头,提供关键原件的设备商占中头,而组装商富士康只能拿最小头,收益的递减其实也是知识投入的递减;而一个人买了iPhone,但放在家里不用,iPhone对他价值甚至不如一个使用中的山寨机,不用的iPhone仅仅只有不断贬值的器物的价值,只有使用才能唤醒它巨大的、远超其器物价值的精神价值。

财富的另一个特点在于,财富的意义不仅是拥有,还有交换——以我有的换我需要的,更准确的说是以别人需要的换我需要的。从根本上说,衡量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单是看他有多少财物或者多少思想,而是看他的财物、思想对其他人(社会)有多少价值,因此“创造价值”这个词天然地就包含了两层含义——创造的成果本身有价值,同时这个价值可以为其他人所用,并产生正向的作用。

再说说金钱,正是在交换规模扩大的过程中,金钱才得以产生——金钱,既是交换的媒介,又是价值衡量的标准,虽然名望、历史评价等等也都是衡量财富的标准,但它们都无法像金钱一样做到量化,也就无法替代金钱独特的作用。

但金钱这个标准也有其局限,它的缺陷在于金钱标准是即时的,它缺乏历史的时间性,再加上价值评判存在的局限性,仅以金钱做为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看到的只能是一个片面的价值。

比如贝利,他的踢球时工资、他转会纽约宇宙队的身价还比不上现在的一个三流球员,但他获得的历史地位、被赋予的历史影响,是今天100个三流球员加起来都无法仰视的;再比如卡夫卡,他生前没有享受过他的作品带来的一丁点好处,但他的作品从被发现那一天起就成了全人类的财富,现实也许亏欠了他,但历史没有。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创造(拥有)价值的总和总归会在历史面前变得公平。

过于看重金钱,把精力花在抱怨现实的分配不公对有志于创造的人来说是有害的,那只会让我们变得短视,让工作因急功近利而本末倒置,最终损害创造可能产生的价值,并让创造失去乐趣。

对富于创造力的人来说,创造价值远比占有金钱要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