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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结构、管理机制和人

和朋友聊起企业治理结构安排的问题,把以前发过的几条微博搜出来,略整理后,拟成下文:

治理结构、管理机制和人是推动组织发展的基本要素。

人,是组织的核心,也是组织能力和动力的根本;管理机制,协调并组合不同的人,放大单个人的力量,形成更强大的组织合力;而治理结构,明确了权力与义务,确定了决策、执行与回报的方式,没有合理的治理结构安排,再好的管理机制也无法让组织脱离“人治”。

在治理结构、管理机制和人三者间,治理结构是最为基础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只有在合理的治理结构下,管理机制才有足够空间稳定地发挥作用;而治理结构对领导者权利的限制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当组织出现杰出领导者时,授予高权限充分发挥其能力,而当领导者不够杰出时,则降低其权限,以更组织化的方式推动的企业的发展。

治理结构其实就是企业的民主制度,治理结构所依托的议事方式、授权方式、决策方式、执行方式都是民主的方式,这恰恰是治理结构在中国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再治理结构、人和管理机制三者中,真正创造杰出组织的是人,治理结构的作用不是限权,而是通过对权力的分配与博弈让对组织发展最有利的人发挥作用;管理机制也更类似于工具,它决定了人的能力可以发挥到什么地步。

好的领导者本身也应是好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的推动者。

黑天鹅补记

黑天鹅事件最大的特性是突然性而非其带来的损失。

Sars、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黑天鹅事件,上海静安的火灾同样是黑天鹅事件,但相较而言,其影响力(影响的范围)和造成的损失就要次一级。而广义的说,平时成绩很好的学生高考落榜、钱包失窃等等都可以算是个人意义上的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的损失有多寡、影响的范围有大小,但他们的突发性和未知性却是一样的。

更何况,黑天鹅事件对不同对象、不同个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个体而言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许对局部而言反而恰恰是促进了增长;对局部而言是危机,也许对全局反而是重要的突破。

比如,前几天凯文·凯利在中国演讲时曾说:

打败IBM的不是一家硬件公司,而是软件公司微软;打败微软的不是软件公司,而是互联网公司谷歌;打败谷歌的不是另一家搜索,而是社交网站Facebook。 如果用黑天鹅的视角来解读KK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业兴起是IBM的黑天鹅,从此IBM和整个硬件制造业让出了IT行业的核心位置,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在这起黑天鹅事件中获益的不只是微软,还有所有的用户甚至可以说全人类,Google、Facebook的出现同样如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拨又一拨的黑天鹅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实际上,如果永远都只盯着过去和现在,那么黑天鹅就是灾难;如果有面向未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那么黑天鹅也许就是涅槃的凤凰。

归根结底,黑天鹅就是一把尺,它考验着我们面向未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总有一只黑天鹅

纳西姆·塔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是风行多年的畅销书,出自书中的“黑天鹅事件”一词我早已耳熟能详,但直到最近,我才把原书找来,不算认真地看了一遍。

《黑天鹅》和多数美国商业类畅销书一样,核心内容很精彩,但刻意通俗的写法却让整本书显得累赘,所谓的“轻阅读”并没有真正降低核心内容的阅读难度,反而制造了大量的废料,再加上略显生涩的翻译,读起来反而经常觉得无趣,实际上这本书如果把篇幅压缩到现在的一半甚至1/3,会更耐读。

塔勒布探讨的黑天鹅事件指得是人们很难预知的(或在发生前人们不以为意的)、发生后又通常可以造成很大损失的小概率事件,著名的例子很多,比如一战、20-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911、由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等等。

不可预见性、偶然性和损失巨大这些特性之外,黑天鹅事件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事件发生后会冒出无数事后诸葛亮,尽管我不认为这些事后的反思、评论是无益的,但这些反思、评论确实无法阻止另一起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面对黑天鹅事件,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

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获得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信息流通不畅时无法及时得到信息,而信息流通便捷后,如何捕捉、消化信息又成为新的瓶颈。何况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的了解依然是浅薄的,我们赖以判断、解释世界的基础其实无非是盲人摸象后的结果,以为自己了解了全部,往往是错误的开端。

比如曾经的黑天鹅——霍乱、鼠疫、伤寒等等,在现在已经不是黑天鹅了,但人类从霍乱、鼠疫、伤寒中得到的经验并没有阻止新的黑天鹅——Sars的出现,比起有知,人类的无知总是要更多一点。

所以,我很赞同霍炬的说法,面对黑天鹅事件,我们需要多一点想象力,或者说,我们需要多一点对未知的好奇心,我们认知、学习的基础是既往的知识和经验,但思考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尽管这依然无法避免下一只黑天鹅出现,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多几手准备,应对新的危机时多一些从容,甚至把黑天鹅变成新的契机。

事实上,黑天鹅事件的结果从来都不是毁灭,不然黑死病之后就没有欧洲了,20-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人类就退回农业时代了,90年代末互联网股灾之后就不会再有Facebook这些Web2.0的翘楚了。如果说增长是必然的,那么偶然的危机(黑天鹅)也是必然要发生的,黑天鹅正如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它的发生一方面帮助人们自我净化,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突破看不见的天花板,尽管很痛,但疼痛之后的收获却真正可观。


PS: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正和朋友讨论投资的问题,我觉得黑天鹅也是一个理解股市的好视角。如我前文所述,增长是必然的,危机是偶然的,因此最好的投资就是巴菲特说了一万遍的长期价值投资。问题的关键是很少有人可以像巴菲特那样选准可以带动大势增长的个股,这是知识,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而大家更掌握不了是坚持。

当然,短线或者说投机也是有机会的,因为有黑天鹅,增长的快速或缓慢很难预测,但黑天鹅式的危机总会发生的,因此短线的机会不是买涨而是买跌,短线高手索罗斯也好,《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也好,靠的都是做空。

至于中国的股市,因为黑幕与造假,你根本无法判断它是在增长还是停滞、衰退,在这种市场讲长期投资是有病,但中国股市又没有做空的机制,长线、短线实际上都是亏线,所以以其到处打探内幕,不如把这点精力拿去想办法到美国、香港、欧洲开个户,存钱养老也好、搏命豪赌也罢,只有在一个机制健全又透明的市场,才会有基本的安全感,至少死也知道是怎么死的。

关于财富

上一篇博客里面,我提到了收入分配中的“绩效导向”,即为社会创造了更多财富、把蛋糕做大的人,理应获得更多收入。

但在现实中,就算抛开权力对收入分配的干扰,我们也经常发现获得了高收入的人未必比没有获得那么高收入的人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比如早几年,煤老板、矿老板成为了国内最引人注意的高收入群体,虽然他们从未登上所谓的富豪榜,但煤老板群体的一夜暴富依然被指为不正常;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体育明星、影视歌星的收入也比科学家、哲学家要高不少,而同在音乐行业,地下丝绒、Sonic Youth能和那些在舞台上蹦蹦跳跳、不知所云的二货去比收入吗?这里我决没有贬低明星和煤老板的意思,但如果说他们获得了应该获得的收入,那么像科学家、哲学家是不是就在收入分配中吃亏了呢?

这首先和我们对绩效的评判有关,不仅评判绩效的标准有其时代性,评估绩效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就连我们对评估对象本身的认识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小甜甜的影响我们现在就看得透,而地下丝绒的魅力,经过几十年,才变得越来越清晰,过几年,可能知道小甜甜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而地下丝绒却依然可以源源不断地吸引新的歌迷。

但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和我们对财富的认识的有关。

我们经常把金钱视同为财富,但实际上金钱并非财富。财富可以是器物,像房子、田产、汽车、家具、瓶瓶罐罐等都是财富;财富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知识、思想、艺术等等,其实体育也是精神层面的财富,因为体育最大的作用是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财富发展的一个趋势是,精神财富的价值越来越超过器物财富。iPhone比山寨机更值钱不是因为iPhone的物料成本高,而是因为iPhone融入了更多的思想和技术,所以iPhone不仅比山寨机贵,利润率高的更多;在iPhone的生产链条里,苹果占了大头,提供关键原件的设备商占中头,而组装商富士康只能拿最小头,收益的递减其实也是知识投入的递减;而一个人买了iPhone,但放在家里不用,iPhone对他价值甚至不如一个使用中的山寨机,不用的iPhone仅仅只有不断贬值的器物的价值,只有使用才能唤醒它巨大的、远超其器物价值的精神价值。

财富的另一个特点在于,财富的意义不仅是拥有,还有交换——以我有的换我需要的,更准确的说是以别人需要的换我需要的。从根本上说,衡量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单是看他有多少财物或者多少思想,而是看他的财物、思想对其他人(社会)有多少价值,因此“创造价值”这个词天然地就包含了两层含义——创造的成果本身有价值,同时这个价值可以为其他人所用,并产生正向的作用。

再说说金钱,正是在交换规模扩大的过程中,金钱才得以产生——金钱,既是交换的媒介,又是价值衡量的标准,虽然名望、历史评价等等也都是衡量财富的标准,但它们都无法像金钱一样做到量化,也就无法替代金钱独特的作用。

但金钱这个标准也有其局限,它的缺陷在于金钱标准是即时的,它缺乏历史的时间性,再加上价值评判存在的局限性,仅以金钱做为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看到的只能是一个片面的价值。

比如贝利,他的踢球时工资、他转会纽约宇宙队的身价还比不上现在的一个三流球员,但他获得的历史地位、被赋予的历史影响,是今天100个三流球员加起来都无法仰视的;再比如卡夫卡,他生前没有享受过他的作品带来的一丁点好处,但他的作品从被发现那一天起就成了全人类的财富,现实也许亏欠了他,但历史没有。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创造(拥有)价值的总和总归会在历史面前变得公平。

过于看重金钱,把精力花在抱怨现实的分配不公对有志于创造的人来说是有害的,那只会让我们变得短视,让工作因急功近利而本末倒置,最终损害创造可能产生的价值,并让创造失去乐趣。

对富于创造力的人来说,创造价值远比占有金钱要更快乐。

贫富差距是个大问题

(谨以此文向标题党致敬)

一、

我有一个亲戚,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分配进了政府机关,平平淡淡(也或许是血雨腥风)地工作了三十多年。

我的另一个亲戚,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分配进了一家工厂,三十多年过来,他的生活也平平淡淡,但他工作的工厂却经历了从承包制开始的每一轮企业改革,最终关停并转。接手这家工厂的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工厂的在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新式的小区,关于这家工厂,除了当年的老工人,已经没人再记得起。

我这两个亲戚都已经退休了,前者的退休工资差不多是后者的4倍,还不算差距更大的住房与医疗待遇,后者常常感叹,当年机关和工厂都差不多,哪知道现在差别那么大,要是进了机关该多好?

让他感叹的是“贫”与“富”的对比。

二、

我有一个朋友,做安利的,每天上课、见客,忙忙碌碌,她很早就得了传销强迫症,很多时候我都很怕和她吃饭、聊天,因为三句话一定回到安利。

我的另一个朋友,也是做安利的,也是传销强迫症患者,他每天也上课、见客,忙忙碌碌,我更怕见他,因为他每句话都是安利。

他们差不多时间开始做安利,现在前一个朋友已经换了房、买了车,而后面这个依然租住在狭小的旧式单元房里。一次聚会,后面这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多少有些沮丧地说,他考虑不再做安利了,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没有前面那个朋友办法多、路子活。

让他沮丧的是“贫”与“富”的对比。

三、

贫富差距往往被错误的理解,特别是在贫富差距被恶性拉大的社会。

一家私有企业不会刻意去缩小员工间的收入差距,如前文提到的安利,它不会为我那位业绩不佳的朋友建立补偿机制,相反它的提成制度是倾向于业绩优秀者的,它让绩优者获得“超额”的收益,从而鼓励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就是管理上常说的“绩效导向”。

“绩效导向”不仅适用于企业,同样适用于社会,为社会创造更大财富、把“蛋糕”做大的人,理应获得更多的收入。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不断地投入到创新性的工作中去,社会也才会保持活力。另一方面,创新者不仅增加了社会的财富,也带了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行的成本,事实上增加了所有人的收益。因此,创新带来的贫富差距不仅不可怕,反而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需要注意的是,创造财富的人不一定等同于占有财富的人,占有财富的人如果不继续进行创造性的工作,那么它财富的增加也将放缓甚至停滞,它占有的财富占整个社会财富的比例也会不断地下降。比如2000年以后的微软。

还需要注意的是,创新机制也包含了淘汰机制,缺乏创新能力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缺乏工作能力的员工会被企业淘汰。如果说对企业,重要的是淘汰机制的公平,那么对社会,则不能缺少合理的补偿机制。没有人希望生活在血腥的丛林社会,包括最具创新能力的那部分人。负责建立补偿机制的通常是政府,还包括被称为“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只是政府往往会刻意夸大补偿机制的有效性及政府在建立补偿机制中的作用,而且政府也更乐意采取财物等事后补偿的方式而非增加教育投入等有利于提升起点公平性的方式,因为政府总是希望干涉正常甚至主导收入分配。

四、

我并不赞同欧洲式的“高福利”,高福利不仅会削弱对创新的激励,也变向地鼓励了懒惰和保守,社会财富的增加会变得缓慢,社会的生态也将变得封闭。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证明,一个缺少创新的封闭市场将会导致资本向少数人集中,无论设置多高税率,都无法阻止这一趋势。高福利,这一看似平等的制度其实蕴含了极大的不平等因素。

如果说民主政治下的“高福利”虽然存在着创新枯竭、社会停滞的隐忧,但的确做到了前所未有的“均富”,那么专制制度下的“均贫富”不仅无法做到“均富”,甚至也不是“均贫”,而只会造成极少数特权阶层垄断绝大部分财富,而多数人贫穷的局面。

以中国的历史为例,当统治者发现贫富差距扩大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时,就会提出“均贫富”,但在落实过程中,根本不会触及占有最多财富的特权阶层,而只是打击民间的相对富裕者,“均贫富”往往变成特权集团对民间的抢劫,“均富”的结果是民间的“均贫”,同时还严重的损伤社会本就匮乏的创造力。

当统治者要避免社会因停滞而陷入崩溃时,就会把“均贫富”的理想放到一边,推行刺激经济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民间的动力,从而带动社会财富的增长,但传统经济的本质是权力经济,而权力获取收益的方式不是创造而是掠夺,权力经济的增长不是做大“蛋糕”,而是抢走别人的“蛋糕”。历史上的盐铁专营部门,今天的石油、电信等国企,都是权力经济损害民众与社会利益的生动范例,这类企业越强大,就意味着特权对民间掠夺越严重,社会的生态也就越扭曲。

事实上,权力体制下,做为手段的“均贫富”与“不均贫富”,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其目的不在于创造公平或推动发展,而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看似截然相反的“均贫富”与“不均贫富”实际上有着完全一致的内在逻辑,它们如“权力导向”分配体制的“一体两面”,联手制造了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难以弥合的贫富差距,求稳定而最终丧失稳定,它们的交替出现也成为了中国治乱循环中最典型的景象之一。

五、

“权力导向”的分配体制之所以只会造成恶性的贫富差距,原因在于“权力导向”不仅无法实现起点公平,也不可能做到过程的公正。由于权力垄断了资源、控制了规则,财富分配不是看谁更能为社会增加财富,而是看谁掌握权力,谁离权力更近。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两个亲戚,当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一样由统治者直接控制时,他们获得的收益是没有多少差别的,当国企民营化了,他们的收入便因离“权力”的远近迅速体现出了差别。

但有趣的是,和我在工厂工作的亲戚一样,我观察到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并不特别厌恶这个分配体制,因为相比在资源被垄断的市场里面创造,进入权力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或者说,相比进入权力后收益的可预期性,市场——无论是健全市场、还是跛脚的市场——的不可预知性让人却步。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导向”的分配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因而不具备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动力的创新,其实也是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创新不只是人类的自觉,更是人类的天性。

而创新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支持,不利于创新的制度不管占尽多少优势,也必然衰败,而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不论遭受多少误解,也会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自我完善,不断成长,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贫富差距并不总是可怕的,“权力导向”的分配制度产生的贫富差距扭曲社会,而“绩效导向”的分配制度产生贫富差距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却是社会的动力,自由市场必然取代权力经济,“绩效导向”的分配制度也必然取代“权力导向”的分配制度。